姚百万的兴衰-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关于姚百万的故事，在贵州省锦屏县及剑河县东部、黎平县西北部一带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老幼皆知，诸如《三魁告倒姚百万》《李荣魁智斗姚百万》《金贵塘》等等。姚百万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如何发迹成为“百万”之家的，后来又是怎样败落的，民间众说纷纭。笔者现将所收集的有关资料整理成文，请读者指正和补充。

姚百万其人其族

从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姚百万并非一个人，而是一个家族。其存在时间大约在清嘉庆年间至道光年间中期，经历两代，前后计约四十年。据保存的《姚氏族谱》记载，创业者姚继周，生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卒于道光元年（1821年）。前后娶杨、姜、陈三氏，共生九子一女。长子姚玉魁，生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嘉庆五年（1800年）考中庚申恩科武举，卒于道光十年（1830年），娶熊、姜二氏，生五子二女。次子姚玉泰，生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卒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娶一妻，生五子四女。三子姚玉坤，生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嘉庆六年（1801年）中辛酉科武举，卒年不详，先后娶李（黎平府城人）、叶（丹江人），黄、卢、何（均贵阳人），姜（瑶光姜志远之女）六氏，生八子一女。四子姚玉杰，生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卒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娶南嘉外委杨朝廷之女，生二子一女。五子姚玉佩，生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武庠生，卒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娶李、罗（丹江人）、邵（贵阳人）、王四氏，生五子。六子姚玉树，生于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卒年不详，娶瑶光姜志远之女，生一子。七子姚玉蟠，生于嘉庆五年（1800年），武庠生，卒年不详，娶黎平府城文庠赵文琮之女，生四子一女，其长子钟隽，又名廷祯，生于道光二年（1822年），武庠生，咸丰同治年间出任黎平府东北路下营总理。八子玉铭，生于嘉庆八年（1803年），廪膳生，卒年不详，娶李（洪州土司李之则之女）、张（镇远府城人）二氏，生一子一女。九子姚玉堂，生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卒年不详，娶一妻，生一女。

姚百万的发迹

关于姚百万的发迹，民间或传系姚继周从江西一富绅家里盗得一笔巨款潜逃至瑶光河口置办家产，或说姚家捡得官兵从上游运银下来时偷藏于河边草蓬间的几袋银子，或说姚家得一位地理先生指点在瑶光河口河滩边扎棚居住，发现一天然石漕，无论放进一点什么东西第二天即满，因而发家。然而，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姚家的发迹并不是遇到什么偶然的机会，更不是有什么神人帮助，而是他们积极投身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的结果。

锦屏等清水江中下游地区自古为林区，盛产杉树等优质木材。明代中后期，在江淮高度发达的封建商品经济的刺激下，锦屏等清水江中下游地区木材贸易兴起。入清以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明代中期萌芽于江浙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到湖广地区。清康熙年间以后，进入锦屏等地的木商人数大增。在锦屏等中下游地区，砍伐木材的“坎坎之声铿訇空谷，商贾络绎于道”（《黔南识略》），木材贸易空前繁荣。这时的锦屏等地不但成了商业资本逐利生息的理想地方，同时也成了湘赣等地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复苏和壮大家业的理想之地。湘赣等地破产者来到锦屏等地后，有的仍是从事其老本行做些手工艺或小本生意，但大多是委身给本地人当佃户开山栽种杉木。由于他们能吃苦耐劳，大多数在此地安家立业成为本地人，有的精明能干者还暴发成为盖过当地人的巨富。姚百万即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姚百万的创业者姚继周祖籍江西，其父姚克元于清雍正年间来到黎平谋生，乾隆前期又举家从黎平迁到今锦屏县的文斗河边，与文斗人摆渡并兼做些小买卖。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前后，姚继周在与本地杨姓女子成家后迁往上游谋生，经一番选择，最后选定在瑶光河口。这里是从南面黎平流下来的乌下江与从西面流下来的清水江的汇合之处。当时，乌下江和瑶光以上的清水江上游地区的木材资源都非常丰富。从乌下江放下的小挂子排到这里后更是要改扎成载量大得多的清江排，从清水江上游放下的木排到这里一般也都要停下歇气。瑶光河口便成了商机无限的发财之地。民间地理先生把河口姚家坪的地形看成是老虎扑猪。如果把精明的姚继周看成是老虎的话，那么通过两江源源而下的木材便是他要捕捉的猪了。初时，姚继周夫妇在两江入口的南岸河滩边扎几间杉皮棚居住，经营甜酒、粑粑、豆腐之类小吃，供应在此停脚的商人和工人。姚继周夫妇做生意讲求诚实信誉、和气生财，凡在此歇脚的人，无论是富商还是贫苦山民，他们都热情接待和帮助。

在奉行民族隔离政策的当时，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着互相歧视、互不信任的心理，加上文化的差异和语言的不通，互相之间是不可能直接做生意的，必须通过中间媒介。姚继周身为汉人，精通汉语汉文，又因久居苗族地区而且与苗族妇女结婚成家，熟悉苗族语言和风俗习惯，当中间媒介的条件是十分优越的。开始，姚继周利用接触人多、信息灵通的条件义务向下游木商和山间“山客”提供方便，即向木商提供木材信息，向“山客”提供可销木材的信息。时间长了，这里便成了“信息中心”和买卖木商聚会的地方，姚继周则成了买卖双方都依赖的中人。有的木商来到这里后，因一时找不到木材而又因不习惯山里艰苦的生活，则把银子交给姚继周代购木材。同样，一些办有“平水木”（砍伐并搬运到河边的木材）的“山客”因一时间找不到木商收购，又不愿费时看守，也往往把木材交给姚继周代找木商销售。依靠别人的信任，利用别人的资本，姚继周于是也做起了木材生意。姚继周做木材生意主要活动在乌下江流域地区，下起瑶光河口，上至今黎平县的孟彦等西北部地区，几乎各山场都有他的足迹。由于深得“山客”和木商的信任，加上他沉着谨慎，生意每每有成，其家业由是逐渐壮大。与当时的大多数中国农民一样，姚继周视土地如同生命。一旦生意有赚，总是迫不及待地将赚取的银子拿去购置山林，然后招佃户代栽杉木，收取山木两利。到了嘉庆年间中期，姚继周的家业已是如日中天，富冠清水江，号称“百万之家”。他家购置的山林田土遍及今锦屏、黎平、剑河三县，从瑶光河口溯乌下江至黎平孟彦五十多里，沿江两岸山林大多为其所买，持有的山林田土契约多达数十箱，原来的山主大多成为他家的佃户。这时，姚继周的哥哥继舜和两个弟弟继禹、继汤也相继搬来河口聚居，姚百万家族人口将近百人。

为显示他家的富有，在嘉庆年间中期，姚百万从湖南宝庆（今邵阳）请来木石工匠近三百人用十年左右时间，在瑶光河口原住河滩上建造堪称清水江流域古代最大规模私人建筑的豪宅群。他用从长滩（乌下江上游五里）运来的长方形青石垛子从河滩上依山形修建弯月形地基（后称“姚家坪”），地基外坎长270米，坎均高12米，最宽处进深20米。坎前修有两条成“V”形的阶梯，从坎头直伸河边，阶梯长26米，宽3.2米，右边有57级，左边有50级。两条阶梯在河滩的交汇处修有12级环形阶梯，称月亮阶。整个地基均用凿有防滑纹路的青石板镶铺，两条阶梯和整个地基外侧均修有石扶栏。因姚继周有九个儿子，所以在基坪上修建工艺考究的九幢木质豪宅。九幢豪宅中有八幢早已毁于水火灾害或因朽烂拆除，最后一幢作为锦屏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保存到2005年（后因三板溪电站水库淹没而拆除）。

姚家发迹后，作为创业者的姚继周深知创业的不易。为使家业能长盛不衰，姚继周一方面大力支持子孙们取得国家功名，先后有两个儿子玉魁和玉坤及两个孙子钟瑛、钟麟考中武举，一个儿子和三个孙子取得武庠生资格，姚继周本人和四个儿子取得国学生资格，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得廪膳生资格。当然，除了玉魁和玉坤、钟瑛外，其余功名不乏是花银两捐买来的。另一方面，姚继周凭借其雄厚的财力，让其子女广泛与周边及省内外的名人开展门当户对的联姻。瑶光寨姜志远是瑶光一带的巨富，其两个儿子姜吉兆、姜吉瑞先后考中文举，姜吉兆官任四川马边厅同知，姜吉瑞官任四川荣县知县，势力在姚家之上。姚家于是主动与姜家攀亲，三子玉坤和六子玉树先后娶姜志远两女为妻，随后又让三个孙子娶姜吉兆的三个女儿为妻。同时，姚家其他人的妻妾大多是贵州省城、黎平府、镇远府、柳霁县等文武官员和富绅之女，而姚家的女子也多嫁给官员或富绅子弟。

“三魁”告倒姚百万

关于姚家的衰败则是民间流传姚百万故事的精华部分。民间流传姚百万衰败的原因，先是地理先生设计破坏其阴阳宅的有利势形，如姚家住处为虎形，于是先建议在地基外坎增修一条石板阶梯，与原有的一条构成V形，则为虎叉，叉住老虎下巴。后又建议从姚家坪到背后塘东姚家祖坟之间修一条弯曲的石板路，形成一巨链将虎身套住。猛虎被制，于是姚家渐渐衰弱。然后是以格翁范正魁兄弟、塘东姜朝魁、韶霭李荣魁为首，组织周边民众设计和利用种种计谋将姚家告垮。

清乾隆至道光年间，锦屏等清水江中下游地区处于民族大融合时期，由于木材贸易的发展和繁荣，锦屏等地成了湘赣等汉族地区破产人民的向往之所，大量移民进入。在奉行民族歧视政策的当时，苗侗等少数民族一方面被汉族人歧视，另一方面苗侗等少数民族对迁来的汉人也往往持鄙视的态度。对于新来的汉族移民，本地人多称之为“来人”，意为从外边进来一无所有的“讨食”之人，其社会地位十分低下。文斗、平鳌、加池等寨甚至不许他们进寨居住，只能在所佃山场起棚窝居。如果对贫困弱小的汉人尚能同情和包容的话，那么对于通过艰苦奋斗发迹的汉人，本地人的态度就不同了，一是嫉妒，二是抑制和打击。

在大量汉族移民进入的同时，一些流氓无产者也趁机混入这里，他们来到这里不是从事生意或林农业生产，而是从事骗抢等不法活动，最典型的是道光年间前期，“湖广恶匪号称‘草上飞’、‘落地飞’、‘独眼龙’、‘搜山豹’、‘红石岩’等数十人，占据平略、张化、南包地方，串穿沿河一带地棍，掳掠妇女，霸斫杉木，强放木排，劫寨拱屋，捆人索价，偷牛盗马。沿河一带受害者数百家，记赃数十万”（《三营记》）。

姚家作为外来汉人，经过二三十年艰苦奋斗创建了雄厚的家业。姚家发家后，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保住其得来不易的家业，因为周围各村的人们对他们家心存嫉妒，认为姚家的财富是霸抢他们而得的，再者他家也成了下游那些流氓无产者进攻的重要目标。于是姚家在追求国家功名和与周围及各级官绅搞好关系的同时，也崇尚武力保家，姚继周曾从湖南请来武师数人教授其子弟武艺，姚玉魁、姚玉坤等兄弟子侄考中武举后，不出去报国而回来保家也大概出于这样的原因。如果说创业者姚继周在前期讲求以诚创业、以德治家的话，那么到了后期随着家业的兴旺，也渐渐的滋生骄气、背弃前道，对周边村寨民众常是气指颐使，对子女们的行为也不那么严格约束了。道光元年（1821年）姚继周去世后，武举出身的长子姚玉魁接掌家政后情况就更加不同了。仗着雄厚的财力和自认为可恃的武力，姚家子弟霸气毕露，对周边村寨民众不屑一顾。他们用强制手段把韶霭、塘东两村包括水井在内的所有山林田土全部买光，两村民众全沦为其佃民，村民饮水和上山砍柴都被其限制，因而招致两村民众的怨恨。更加严重的是，姚家还暗中与被官府通缉的“草上飞”杨定龙、“落地飞”郭老晚等势力勾结，经常霸砍林木，强夺木材。道光九年（1829年）夏，姚家暗中指使“草上飞”、郭老晚等人组织人力将邻村格翁头人范文通家数万木材强砍，砍不到处则纵火焚烧，这样便导致了范文通、范金父子率先起来同姚家势力进行抗争。

范文通家资亦不薄，他本人也搏得国学生员功名，但只有一子范金，深感力量薄弱。为了能对抗姚家，范氏父子组织“斗姚同盟队伍”。先以一半家资为代价，请武生出身的侄子范正魁、侄孙范之齐二人为帮撑，然后又去请能言善辨的韶霭亲戚李荣魁和塘东武功出众的武生、亲戚姜朝魁，向姚家奋起反击。有了格翁范家的出头，忍气吞声日久的韶霭、塘东两村民众便纷纷响应。斗姚同盟军以范金父子为核心，并提供经济支持，范金负责书写告状书，李荣魁负责到官府投送状纸并与姚家应对，范正魁、范之齐、姜朝魁则负责武力防卫。对范家发起的的诉讼战役，姚家则以金银为主要武器进行抵挡，凡范家有可能投递诉状的地方，都事先给有关人员行贿，以致范家诉状屡投无效，开泰县、黎平府以种种理由拖着不理。

道光十年（1830年），姚玉魁病故，姚家家政遂由暴烈寡谋的姚玉坤接掌。为挫败范家同盟，姚家采取擒贼先擒王的策略，向范家进行重点攻击。道光十二年（1832年）秋，湖南赵金龙兄弟率一小支造反队伍活动到锦屏等清水江一带，姚家遂暗中指使人以赵金龙名义向范文通写信，要求借银充军饷，然后通知镇远府柳霁县和瑶光塘兵到范家抄寻“反书”。李荣魁则用计策反知晓“反书”内幕的瑶光塘兵张灿谟，不久张灿谟瘁死于贵筑县狱中，于是张灿谟的儿子张开元也加入了告姚的队伍。范氏队伍为了斗败姚家，除了总指挥、贡生范金不断书写文风犀利的状词投送各级官府外，还用尽所能想到的办法。传说李荣魁为从内部打击姚家，收买该村一个聪明伶俐的龙姓女子（名金贵）送给姚家作侍女。取得姚家信任后，金贵在六月六晒契约（锦屏地方习俗，每年农历六月初六要将契约文书拿到太阳下暴晒）时，用计将姚家的山林契约大多烧毁，然后投乌下江自尽（其自尽处后称“金贵塘”），李荣魁则以奸杀妇女罪名状告姚家。在开泰县、黎平府投诉无效后，李荣魁、范正魁于是长驻省城贵阳，采取向制台、臬台等主要官员拦轿递状的办法，将状纸送达省级有关官员。在只见省官员批示“严办”而久不见实际行动的情况下，李荣魁等便直接上访至设在云南昆明的云贵总督府，向总督投状纸。为了能接近总督，传说李荣魁等侦知总督儿子喜好斗画眉，遂回乡用重金买得一只珍稀的白画眉鸟去贿送，遂顺利将状纸呈至总督案前。最后，在总督的过问下，贵州省的制、臬两台责成古州道和黎平府速办此案。

此时，由于“草上飞”等“恶匪”的“无法无天”（《三营记》），引起清水江沿河各村寨民众的极大愤恨，道光十三年（1833年），瑶光下边的文斗、加池、平鳌、岩湾四寨集资组织民团自卫，同时也不断的向黎平府和古州道请求派兵缉拿“恶匪”。道光十六年（1836年）贵东道和黎平府派兵“协同四寨团丁出至平略严拿，杀死三人，生拴十余人，得歃血名簿一本、色线号钱数千，捆至城枭首，余党远窜，始得安然”（《三营记》）。因与“草上飞”等有牵连，加上确积民愤，告之者众，姚家顶梁柱姚玉坤于同年被革去举人名号，发配黑龙江（一说广东）充军。姚玉坤倒后，姚家势力顿时衰弱，无力也无心再与“三魁”争斗。

连续七年的争讼，在范家经济基本告罄的同时，姚家的财力也在极大地消耗。常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姚家虽然被民众和官府联合打垮，但在当时当地一般民众眼里仍是望之莫及的大户。咸丰年间，为抵抗台拱张秀眉、天柱姜应芳等苗侗族农民起义军，在黎平府的催促下，下起平略，上至瑶光一带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组建地方团练三营，姚家于是首当其中，成了捐派粮款的重要对象。到了同治年间后期清水江一带战事平息，与这一带所有富户一样，姚家也只剩下空名了。姚家势衰后，周边村寨民众对其家人亦未再加以打击。加上咸丰六年姚玉蟠的长子姚廷祯被黎平府委任为东北路三营中的下营总理，率平略等下营团丁与上中两营一道数解黎平府之围，为黎平府依重，姚家社会地位有所复苏。自道光十七年（1837年）家道衰弱以后，姚家子弟便开始外迁，即使是已经光宗耀祖的姚廷祯卸甲后也未回瑶光河口，而是在平略定居。姚家最后住在姚家坪的两户也于2005年搬迁至锦屏县城和敦寨镇。

不管怎样，姚百万毕竟是锦屏等清水江中下游地区林业经济培养和造就出来的第一代富商。清代中期，清水江中下游地区处于民族关系的整合时期。姚百万的兴衰，实际上是这时期此地区林业经济和民族关系发展变化的缩影。

注：此文摘自王宗勋著《清水江历史文化探微》，云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出版，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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