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赶年
土家人过年比其他民族要提前一两天。俗规农历腊月大，二十九过年，腊月小，则二十八过年，称为过“赶年”。
关于“赶年”的来历，说法不一。一说是当年客家兵攻打土家族，时值年关临近，土家人便提前过年后上山躲避。等客家兵占领山寨后欢庆时，土王令土兵于鸡鸣时分杀回山寨并大获全胜。因公鸡报晓有功，故过“赶年”不准杀鸡。
二说是古代贫穷的土家人负债累累，财主每届年关便来逼债，于是便提前过年后上山躲债。
三说是土家族先民贫困，年三十还得给富人家做小工，便提前一天过年，以便一家人能团聚。这些说法，似与古代土家族的遭遇相关。
另有说是明朝嘉靖年间，土家族士兵奉旨调浙东沿海随胡宗宪、俞大猷征剿日本倭寇，因军令紧急，便提前过年后出征剿倭，土家军士作战勇敢，立下剿倭奇功，土家人为纪念此次出征，便形成过“赶年”习俗。
在近些年的许多民族文化研究中，不少专家学者倾向于“剿倭”之说，并在《明史》《明实录类纂》中找到相关的记载：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俞大猷出任浙江总兵官征剿沿海倭寇之乱。当时浙西的倭寇已被打得逃遁出海，而宁波舟山的倭寇倚仗地势险要难以攻克。朝廷征调川、贵麻寮、大剌、镇溪、桑植的6000兵前往剿倭，“而简麻寮、桑植二司杀手九百人隶总兵俞大猷，令经营舟山之贼”（《明实录类纂·军事史料卷》）。俞大猷乘十二月二十夜间下大雪，令官兵及桑、麻二司兵从四面围攻舟山倭寇，一举全歼倭寇。
从中可知，土家人奉旨剿倭应是史实。“桑、麻二司”应是指两族土司，而地处湘西的桑植县迄今土家族人口仍占59.6%，在当年更是土家族人较集中的聚居地，参与舟山剿倭的桑植兵员系土家族人无疑，且征剿时间恰好临近年关，正好与传说中的时间相吻合。由此看来，土家族人过“赶年”，是为了纪念祖先们“为国抗倭”！
其实，不管是这四种传说中的哪一种，人们都可以感受到，土家族过年的特色在这个“赶”字。土家人为什么过年提前一天，就是他们认为自己地处高山峻岭，生活环境差一些，要繁衍生存，就应该比别人早一天行动、早一天干活。土家人豪爽、痛快的民族气质的形成与发展，与其历史进程中曾经饱经患难、备受欺压，几度被迫举族（氏族或部族）迁徙却能泰然处之的历史分不开。因而，同其先辈楚民族一样，养成了念祖、怀旧、齐心、尚武的强烈民族精神，这些都在土家族过“赶年”的风俗与传说里鲜明地体现出来。
因此，除了过年的时间提前以外，在土家人过年的许多风俗中，我们都能处处看到这个“赶”字的踪影。
土家族人过“赶年”，会在堂屋里用青布围遮一角，象征军营；在神龛上插梅花松枝，寓意是在郊野里过年；桌上则放一竹篓筷子，表示征战的箭。吃团年饭时，桌子只坐三方，靠大门的一方空着，是为观察敌情。这一切仿佛是昔年土家族士兵征倭前过“赶年”场景的再现。
土家族人过“赶年”，家家桌上都有一道“合菜”。当年土家族人给出征的子弟兵饯行，来不及置办宴席，就将猪肉大坨大坨砍开，与香菇、粉条、豆腐、萝卜、白菜、大蒜等数十种菜，混合煮成一大锅名曰“合菜”。之后，便习以为俗，沿袭至今。这“合菜”因诸味相互渗透，吃起来别有一番滋味。喝酒则是喝“咂酒”，当年连酒都来不及一碗碗倒，而是直接在酒坛上插上竹管喝，名曰“咂酒”。
土家族人过“赶年”，桌上少不了大块的熟肉。据传是当年过“赶年”时为防一旦有战事，便可拿上一块肉边行边吃，在行军打仗中随时充饥。这熟肉名曰“过桥猪肉”，每块大小都盖过了碗口，犹如搭桥。而每碗肉堆叠二层，相互错列，形似莲花瓣，故又称“莲花碗”。
“过赶年”的晚上，寨上烧起冲天大火，调年旗高高飘扬，男男女女围着旺火跳摆手舞，唱调年歌，舞“毛古斯”。这种“过赶年”的爽快朴野、红火亢奋，别有一番情调。从过赶年的第一天开始到正月十四土家人过“尾巴年”，不管男女老少，或是居家的主，或是拜年走亲的客，都是在白天上山赶肉、晚上在神堂摆手中度过的。那是一年最“忙”、最“闲”的日子，也是一年最狂、最醉的日子。
新中国成立前，湘鄂川黔的土家人普遍都过赶年。现在，仍有部分土家族聚居区传承着过“赶年”的习俗。它是传承土家人古代文明和祖德的伦理道德教育；是土家族饮食文化的一次集中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