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澍、赵以炯世家

赵以炯

传说这首诗是明代刘基所作。作者在诗中预言五百年后，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贵州将有惊人的变化——超过美丽富饶的江南。岁月悠悠而过，皇朝发生更迭，五百年后，贵州碰巧发生了一件大事，人们认为这正好应验了刘基的预言。

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四月二十一日，丙戌科殿试大考在北京保和殿举行，贵州贡士赵以炯才压群英，大魁天下。赵以炯荣膺状元的消息传出后，天下为之震惊，中外视其为“异士”。在京时任监察御史的贵阳人李端棻，特撰联祝贺：

其一：“沐熙朝未有殊恩，听鸿胪初唱一声，九十人中，先将姓名宣阙下；岂吾黔久钟灵气，忆仙笔留题数语，五百年后，果然文物胜江南。”

其二：“游钓记芳踪，重看莲沼清波，君子高风同仰止；秀灵钟间气，为报杏林春满，状元得意正归来。”

遵义籍的外交家黎庶昌在其《拙尊园丛稿·赠赵殿撰序》中赞曰：“吾黔贵阳赵君仲莹始以状元及第魁天下，中外尤以为异。士在黔闻者，相与引觞称庆，有若荣宠被于身”。黎庶昌认为：在清代统治的二百余年间，有九十八人中状元，而西南地区数百年而无一人获此殊荣。赵以炯的大魁天下，打破了中原、江浙、湖湘、两广平分秋色的局面，为贵州争得了荣誉，可喜可贺。

梁启超把这种“地灵人杰”的史观又推进了一步。他认为：人民、地理环境与历史关系，“恰如肉体与灵魂相待以成人”一样的密切。这种观点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历史文化，什么样的地理环境，就造就出什么样的人才。因此笔者认为：要弄清赵以炯成才的原因，就必须了解他生长的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和家庭渊源，这样才能获得一个较为正确的结论。

我们先看看历史文化对赵以炯的影响：贵州山重水复，跬步皆山，自古被人视为“天末之地”、“蛮夷之邦”。明代以前，文教不兴，偶尔有几个士人走出大山参加科举考试而取得功名。至于状元，更是与贵州无缘。有明一代，为国家政治的需要，朱元璋把“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定为基本国策，要求驻黔官员“广教化，变土俗，使之同于中国”。在这种政策的指引下，贵州各地设学官，建文庙，办书院，大力提倡儒学，作养人才，文教有了起色。清王朝统一中国后，更加重视教化，在清初的百余年间，随着国家政治的稳定，经济的进一步的发展，贵州的文教亦随之勃兴，读书人应运而起，向科举发起一轮轮攻势，形成了“万马如龙出贵州”的大好局面。经过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的文教积淀，黔中大地终于有了惊天之举：

赵以炯墨迹

由于历史文化的熏染，青岩人对“学而优则仕”情有独钟，士人们面壁苦读，志在功名，试图以此荣登仕途，扬名显亲。清代康熙年间，青岩辖属的骑龙寨就出了两位称誉黔中、名扬海内的才俊：一是名满京华的大诗人周起渭（字渔璜），他被时流推崇为“力持风雅，领袖群彦”的文坛领袖，曾参与编纂《康熙字典》；一是曾任台湾诸罗县（今嘉义县）知县的周钟瑄，在其任上编了一部《诸罗县志》，为后世留下了一部宝贵的地方史乘。

赵以炯的生地青岩，地处贵阳近郊，距高原明珠花溪中心地区约十二公里。明代大旅行家徐弘祖在其《徐霞客游记》中称青岩为“南鄙要害”，是兵家必争之地。明洪武十一年（一三八七），官军在青岩一公里处设立青岩堡，驻军屯田，青岩因此得名。之后，明王朝为了拱卫贵州宣慰司城贵阳，在其周围设立卫所，又在卫所设立屯堡。青岩镇就是最早的屯堡，其功能就是保卫黔南至贵阳粮道的畅通和对付土司的反叛、少数民族的起义。由于驻军及其家属的涌入，为商贾提供了赚钱的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青岩也随之热闹起来。明清之际，这里已是商业繁荣、人文荟萃、寺庙林立、香客如织的热闹市镇。较之省城贵阳来说，青岩虽不及其繁华热闹，但麻雀虽小却肝胆俱全，四处洋溢着文化的氛围。

如果说是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孕育出赵以炯这样的人才的话，那么在他成才的道路上，其家庭起着关键作用。

赵以炯的父亲赵国澍，以镇压咸同贵州各族大起义和制造“青岩教案”而扬名黔中。赵国澍（字畏三），贵阳人，为躲避战乱，“以增生（秀才）居青岩，以其地扼定番（今惠水县）、广顺（今长顺县广顺区）之卫，为贵阳屏蔽，乃散家财城青岩为守备，复倡练民团，随官军剿贼”。

咸丰十年（一八六〇）五月，石达开率二十万大军进入贵州，“陷广顺，进围定番，贵州大震”。为保卫家园，赵国澍带领民团丁壮数百人火速赶赴定番，与太平军战于城下。由于势单力薄，加之归路已断，他“力斗竟日”，仅匹马突围。回到青岩后，只见城内乱成一片，号哭惊恐之声不绝于耳，赵国澍见情势危急，向民众“晓以形势”，鼓舞斗志，见人心稍定后，他“登陴（城墙上小墙）坚守，贼亦引却”。

赵以炯墨迹

太平军围困定番已成定局后，派军进取贵阳，在经过青岩时，以优势兵力胁迫赵国澍投降，遭到拒绝后，“围之三日，不能下而去”。七月，太平军攻占定番，再次进围青岩。面对逆局，赵国澍避实就虚，沉着应战，“相持至冬，攻稍懈”，立即向贵州提督田兴恕求援。

田兴恕派其侄麒麟率军赶赴青岩。然而麒麟到青岩后，不仅不把安民防务为职志，相反纵容所部侵扰勒索商民，导致商铺关门，青岩如同鬼城。赵国澍见居民怨声载道，人心思变，担心为敌所趁。为消除隐患，安抚民心，他不顾后果，“执斩麒麟以徇（对众宣示）”。

在之后与太平军的周旋中，田兴恕采用赵国澍策略：“敛军清壁，障省城，面檄清镇、安平（今平坝县）、大定（今大方县）各路清野以待”，最终夺回了定番、广顺诸城。

自咸丰四年（一八五四）至咸丰十年（一八六〇）间，赵国澍一直活跃在征剿杀戮起义军的战场上，并且取得了“突出战功”。据《清史本传》所载：咸丰四年，“国澍捕葛老岩。五年（一八五五），剿杨隆喜及桐（梓）匪，有功定（番）广（顺）间，保训导。六年（一八五六），历剿平伐、摆金、平越（今福泉市）、瓮安等处，复修文等城，累功官至候选同知直隶州”。

由于赵国澍“平定苗乱”的功劳，田兴恕上其功，称其“毁家筑城，练团、当巨寇，受攻半载，卒创贼，全省会，非优奖不足激劝士民”。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朝廷下旨，赵国澍“以道员用，即选，并总办贵州团练事务”。

就在这一年，“青岩教案”爆发，从而把赵国澍推向了风口浪尖……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赵国澍秉承田兴恕的旨意，借青岩民众在“游百病”时与天主堂大修院习教人员发生冲突之事，率领兵勇包围了天主堂，逮捕了教方闹事人员。之后，他奉田兴恕之命，处决了四名闹事教徒，并捣毁了天主堂大修院。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青岩教案”。

“青岩教案”的爆发决绝非偶然，它是中外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强烈碰撞。对法国人而言，根据鸦片战争后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进入中国内地传教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的传教得到了清廷认可，是具有合法性的；对清朝各级政府官员来说，外国传教士深入内地，传播“异端邪说”，不仅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而且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虽然他们憋屈地接受了朝廷颁发的传教合法化的命令，然而多方抵制。如贵州巡抚何冠英在接待法国天主教贵阳教区主教胡缚理时冷淡地说：“汝等来此传教，可谓不逢其时，现在省内情况混乱……黔省教门已多，实无增加教门必要。”贵州提督田兴恕对胡缚理的拜访不仅不予接见，之后还派兵三次进入贵阳北天主堂驱赶教徒，查抄经像祭品，并没收胡缚理的书籍衣物。何冠英与田兴恕还联名向省内各级官员发了一份“秘密公函”，指斥天主教为“异端邪说”，要求各级官员，在其治地，“无论城乡，一体留心稽查，如有外来之人，不必直说系天主教，竟以外来匪人目之，不得容留。倘能藉故处之以法，尤为妥善。”为了与省城大员思想保持一致，赵国澍充当了他们的马前卒……

“青岩教案”引发了中法外交冲突，令清廷处境尴尬，头痛不已。为了平息列强的愤怒，后经两广总督劳崇光与法方交涉，最终清廷作出让步：田兴恕因阻遏外国传教士而“发往新疆，充当苦役”；何冠英因病逝，落得一个“业已病故，应毋庸议”的处理；对于教案的始作俑者，清廷“令赵国澍偿金厚葬”了事。然而不久开州教案又起，引发前案，在法国政府的一再抗议下，清廷于次年三月将赵国澍免官罢职。

同治二年（一八六二）四月，赵国澍复出，亲率练勇渡泡江河，进次百宜（贵阳城郊）时被红花会教军重重包围，“食尽援绝，力尽阵亡”，时年三十七。

虽然赵国澍忙于征战，然而他十分注重儿女的教育。其妻陈氏出身于贵阳书香人家，知书达理，贤淑能干。长女赵以兰，幼承母训，学识渊博，是清代贵州女才人之一。赵以兰后嫁举人寇宗华，随夫赴福建莆田、闽县任职。据寇宗华之孙寇述信回忆，当年其祖父在福建做官时，“文稿书翰多出自赵氏夫人手笔。赵以炯与其弟以煃同科考取进士，赵以炯更以殿试第一夺魁，都得力于其母的严格课读及其姊以兰的辅导”。

由此可见，一个人之所以能成大器，一方面是由于他天资聪慧，勤学好问；另一方面，则得助于良好的家庭教育。正是在其母与姐姐的严格课读及悉心辅导下，赵以炯兄弟四人矢志于学，相互砥砺，以自己的才华学识，向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输送了三个进士、一个经魁。赵氏兄弟在科举场上骄人的成绩，不仅是家族的荣耀，亦是贵州人民的骄傲；它不仅激励了黔中士人向学之风，而且破除了中原士人心目中贵州是“蛮烟飏僰土”、“文化沙漠”的传统偏见。

赵以炯，字仲莹，咸丰六年（一八五六）生于青岩。据史册所载：赵以炯从小就显露其不同凡俗的个性及过人的才华。在其《咏刺梨》诗中，他这么写道：“生在山间不入盆，擅妍不肯进朱门。却和龙井酿成酒，贡上唐朝承圣恩。”

光绪五年（一八七九）赵以炯中举，八年（一八八二）与其侄赵沅香赴京会试，落榜而归。这次文场失意并没有使他消沉，相反坚定了他奋发图强的决心。从他自吟诗中可看出其雄心壮志。其诗云：“一上上到赵家楼，目击江翰气横秋。眼前若无三山堵，看破江南十二州。”

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赵以炯北上京师，再战文场，以廷试第一的成绩，成为贵州历史上第一个文状元。据说在保和殿殿试时，光绪帝曾出楹联以考贡士的才华。其上联为“东津明，西长庚，南箕北斗，谁能为摘星汉？”赵以炯所对的下联是“春牡丹，夏芍药，秋菊冬梅，臣原作探花郎。”由此可见其蝉宫折桂、文魁必得的自信心。在其后的策对中，赵以炯更以其博闻强识，出众的才华，精辟独到的见解，无可争辩地赢得了状元。《历代状元殿试策对观止》对这位来自西南地区的状元的策对有如是评价：“今读赵状元策对，其博学多识，理密慎思，文笔流畅之处，的确不亚于别的状元策。”

赵以炯入仕后，先后任翰林院修撰、四川乡试副考官、广西学政及会试同考官。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其母病逝，赵以炯回乡奔丧，一度曾主讲于贵阳学古书院。服阕后，于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入京供职，因感到仕途艰难，而告归返里，在青岩讲学授徒。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八月，赵以炯病故于贵阳，时年五十。

赵以炯平生工文善诗，书法亦佳，惜传世不多。为使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位黔中文魁，现将其为同乡好友颜嗣徽《乔梓联吟诗集》的题词恭录如下，以展现其旷世的才华：

“墨化烟霞笔化仙，家庭韵事共流传。骚情洒落风敲竹，佳句清新雨洗莲。嗣响君能承旧学，论交我欲订忘年。合当远绍三苏美，漫谓前贤胜后贤。”

“银鞍白马锦丝鞭，裘带翩翩美少年。觅句携囊逢李贺，醉书濡额有张颠。云山经过千余里，诗卷集成百数篇。他日连床风雨夜，长途为我写吟笺。”

赵以炯的长兄赵以焕，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进士。十九年（一八九三）任江苏丹阳知县，有政声。在任上，兴修水利，重视文教，打击盗匪、惩治奸商，不遗余力，最终竟以积劳病卒。士民爱戴这个勤政爱民的父母官，对他的逝世痛悼不已。

赵以炯大弟赵以炳，光绪八年（一八八二）举人，经魁（乡试中每科从五经所取的第一名）。二弟赵以煃，与赵以炯同榜进士，官内阁中书。

《清代贵州名贤像传》对赵氏家族的崛起有如是说：“科举时代，本以此为殊荣，一门竞爽，彪炳当世，而炯竟以状元及第，大魁天下，为贵州前此所未有，举国尤为惊异云。”

由于历史的变迁和人为的破坏，一些宗教色彩浓厚具有艺术价值的人文景观从青岩镇上消失了，然而尽管时代易主，江山变色，所幸的是，赵以炯状元故居、清太常寺卿世袭骑都尉赵国澍专祠、赵理伦百岁坊，却在历史的风雨中存留下来。今天，当你漫步于青岩古镇时，你可曾想到，这里的一砖一瓦一石一木，都与赵氏家族的荣枯盛衰有着密切关系；你可曾想到，赵氏家族的流风余韵，至今仍影响着青岩的现在和未来。

附录赵氏功名录：

赵国澍：增生（秀才），官至即用道员。

赵以炯：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丙戌科状元，官至会考同考官。

赵以煃：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丙戌科进士。

赵以焕，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进士。十九年（一八九三）任江苏丹阳知县。

赵以炳，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壬午科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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