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灿、陈田世家

陈田

道光年间，江西临川青年陈开基来到贵阳经商。在创业过程中，陈开基凭借聪颖豁达，吃苦耐劳的人格特质，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愈加兴隆。陈开基见贵阳经济活跃，有利于今后的发展，于是定居下来，成家立业。

陈开基自幼喜爱读书，早年曾得到塾师的器重，后因家贫辍学，但求知的欲望一直十分强烈。每当闲暇之时，他心无旁骛，手不释卷，在知识的海洋中寻求乐趣。陈开基爱购书，而其购书除了读书增长知识、扩大视野外；还有的目的则是为子女的前途着想，让他们通过刻苦学习，走上仕途，光宗耀祖。

父亲早年穷而辍学的苦痛及现在好学的精神给儿女们树立了好的榜样；家中丰富的典籍为他们渴求知识提供了最佳的条件；父亲的嘉言懿行对儿女们的健康成长及人格塑造激励着他们奋发向上。其子陈灿、陈田、陈馨不负所望，先后考中进士，“一门三进士”的骄人成绩，在崇尚科举的时代，可说是极为荣耀的大事。另一子陈矩，虽然科场失利，但才华出众，工诗善文，对国家及文化学术上有着巨大的贡献，因此与兄陈灿、陈田齐名，被人誉为“陈氏三杰”。

陈灿自幼聪慧，在父亲的教导下，涉猎经史子集。同治八年（一八六九），他与弟弟陈田参加乡试，双双中举，扬名士林。光绪三年（一八七七），他又与弟陈馨联袂中进士，称誉乡里。

登上仕途后，陈灿历任吏部主事、云南征江、楚雄、顺宁、云南四府知府、迤南、迤东、迤西粮储道道员和云南按察使（署布政使）。之后，他调任甘肃按察使，补布政使。宣统三年（一九一一），辛亥革命爆发，陈灿见清王朝气数已尽，立即返回贵阳。民国六年（一九一七），陈灿病故，时年七十。

陈灿一生为国为民做了许多好事。在云南任知府和道员时，鼓励民众积谷种桑，发展经济；重视教育，创建经正、道成、宏远三书院；续修《云南通志》二百四十余卷，用以保存地方文献；筹款扩修敬节堂，以此抚恤孤寡老人；严格训练团练，以维护地方治安；兴修水利，以消除征江水患……然而陈灿最被人钦佩的莫过于在中英会勘滇缅边界时力拒暴强，维护国权，保全了我国一千几百里的边境土地，“有大功于国家”。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英兵侵占了云南片马等地，激起了当地景颇、傈僳、汉、白等民族的反抗。

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中英勘定中缅边界。中方代表由云南提督刘天胜及迤南道道员陈灿担任；英方由司格德任勘界总办，觉罗智任会办。中英滇缅分界事宜，原先由中国驻英大臣薛福成与英外交大臣在伦敦订立条约，划定边界。两国本应遵守条约，然而英人欲借勘界之机制造事端，侵占我国更多的领土。

陈矩著作

陈灿接任后，迅速赶往猛阿，驻宿南卡江边，随后与英方会办觉罗智会面。两人首先订立禁令：“只许于附近边界线登山查勘，不准混入内地……”为了不让英方弄虚作假，浑水摸鱼，陈灿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亲自跋山涉水，与英方逐段勘绘定线，垒石竖木，一一标记。

勘界进行之际，发生了英方人员曹大林和医生被中缅边界缓冲区佧佤人杀死的事件。陈灿、刘天胜预感到英方将借此寻衅，立即赶去吊问。然而英总办司格德不肯罢休，欲借此要挟，企图迫使中方在边界划分时“通融些”。

面对司格德的传话人，陈灿义正词严地指出：“曹大林及医士到猛董（地名）赶街（赶场），既不听劝阻，又不准保护，复枪毙野佧（佧佤人），以至激怒众野佧将他戕害，一切始末情形，均已向司（格德）总办说明，于我们有何干涉？即令有干涉，也只是我与军门（指刘天胜）承担，断不能牵涉界务。这段界务，中间是野佧地方，这边是中国云南边界，那边是英国缅甸界。我们不能越野佧地方侵占英国缅甸界，请司总办也不要越野佧地方侵占中国云南边界，办理就平允了。”英方见陈灿态度强硬，加之自己理屈，只好大事化小。

然而英方不甘失败，于是歪曲事实，力争猛阿以下各村寨的地方。然而这些招数到陈灿处似乎不起作用。陈灿清楚对手的意图，坚持政府立场，以条约文本为依据，摆事实，讲道理，剖原因，辨是非，使对方大为光火。英会办觉罗智动辄要挟，大言恫吓，想将南哈河内混指为英界。为此，陈灿四处搜求证据，据理驳斥，经过舌敝唇焦的争议，最终达成定议：仍以南哈河分界。

这次交锋，英方没占到多少便宜，却领略到陈灿的厉害，但他们仍想伺机侵占我国领土。其后，陈灿与觉罗智会勘南段界务，觉罗智见孟连一带“田坝纵横数十里，南腊河灌溉膏腴”，侵占之意蓦地涌起。他欺陈灿是文官，不习惯跋山涉水，故意要其一同登山指线。陈灿毫不退缩，亲自与其遍历险阻之地，确定边界线，使其无计可施，一无所获。会勘至打洛时，英方忽然提出“照会”，声称南卡江以东镇边、孟连等地驻有中国军队，说按《中英缅甸条约》，这些地方应属英方管辖。陈灿根据薛福成与英方签订的条约界图，当面向其指出：这些地方在中国的红线界内，中国驻军理所当然，毋庸置疑。

陈灿就此“照会”英方，表明中方的严正立场。然而英方不顾事实，志在必得，坚持中方撤军。陈灿斩钉截铁地对英方所派文案说道：“今日即觉罗智亲持手枪向我轰击，亦决不撤兵！”

司格德见文案无功而返，于是亲自进行恫吓，但陈灿始终坚持条约规定，毫不退让。在回复司格德的“照会”中，他严正表明“本国沿边分驻之兵，均在本界内，并未越界，决无退回之理”的立场。面对陈灿强硬的对手，英方的各种伎俩和图谋都一一被挫败，从而使中国的大片河山得以保全。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四月，中英勘界委员梁宇皋、张祖荫途经孟连所属的孟马时，前往凭吊清勘界大臣刘天胜及迤南道员陈灿，“因感激两公不屈不挠之精神，及保疆土之决心”，在孟马路旁树碑纪念。碑高二丈四尺，上方镌刻“气壮山河”四个大字，以此彰显陈灿雄直清刚之气及维护国权的高尚品质。

时人对陈灿一生的事功及个性人格有如下评论：“生平具雄直清刚之气，大节凛然不可犯，经济文章复兼有之，故所至有声。”

陈田字崧山，同治八年（一八六九）乡试解元（第一名举人）。光绪丙戌（一八八六）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在京任职期间，陈田不干谒权贵，不附势趋炎，长年闭门著书，潜心治学，“殚十七年之精力，编辑《明诗纪略》一书，录诗凡四千家，成书凡二百卷，搜罗宏富，采择精详，足补朱彝尊《明诗综》之阙而正其误，为数百年来选明诗者所未有。后传证《黔诗纪略后编》三十卷、《纪略补》三卷”，对传统文化及贵州文献的保存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田热心政治，关心国事，在任御史及给事中（谏官）的期间，他直言进谏，持正不阿，所上奏疏，皆关系国家安危。然而当时政治黑暗，权奸当道，兼之内忧外患，清王朝危机四伏，朝不保夕。陈田痛感现实之严峻，将矛头直指祸国擅政的庆亲王奕劻及权倾一时的袁世凯。

庆亲王奕劻，是一位凭借满清皇室而出掌国家军政大权的朝廷重臣，亦是一位贪污腐败、卖官纳贿的无能权贵。在其担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和全权大臣时，曾与八国联军议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他任外务部总理大臣、兼管陆军部时，与袁世凯狼狈为奸，结成同盟。

陈矩诗集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中野心勃勃的阴谋家。早年他凭借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而起家，从而成为清王朝的实力人物。之后，他出卖戊戌变法中出卖光绪皇帝和维新派人士，从而赢得了慈禧的信任，仕途扶摇直上，成为封建统治集团倚重的军机大臣——北洋军阀的首领及权倾朝野的大人物。然而袁世凯志不在此，他在加强自己实力的同时，大力培植自己的党羽，并通过贪婪昏庸的奕劻实际上掌握了朝廷大权，以达到篡政的野心。

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至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正是奕劻、袁世凯“威焰炎隆，举国无敢撄其锋者”之时。然而陈田就是不买他们的账，两次上疏朝廷，矛头直指这两位祸国殃民的权奸。前一疏指斥袁世凯“飞扬跋扈，敢作敢为”，“密布心腹于枢密，通贿赂于亲信之亲王，而后可为其所欲为”。揭发其以万金巨贿买通奕劻，安插亲信于军机处及各督府衙门，并阴谋改革官制，争当总理。陈田认为：袁世凯“以疆臣之权，而变动朝廷大臣，惟汉之董卓、唐之朱温敢为之……其自为授官，不由京中诠授者，惟唐之跋扈藩镇有之，不谓圣朝有此变”。

第二次上疏时，袁世凯任军机大臣已一年，正是其踌躇满志、雄视天下之际。在奏疏中，陈田讥刺袁世凯有“枭桀之才，机诈之谋。揽权独工，冒进无等”，揭发“其在北洋，遥持朝权，枢臣由之进退，九列多其腹心”。自袁任军机大臣之后，“惟事揽权，布置私人”，在全国各地安插私党，掌控军政大权。为其阴谋篡政奠定了基础。

由此可见，陈田已预感到袁世凯有计划、有步骤地为其篡政作准备，如果再让其留在军机，势必酿成大祸，因此他提醒朝廷以“王莽之祸”、“董卓之乱”为鉴，将袁世凯赶出军机……

疏入，犹如当头棒喝惊得奕劻、袁世凯惊惶失措，乱了方寸。然而遗憾的是，这两次奏疏始终没有送至病重的慈禧和光绪手中。陈田之举震撼了朝野，一时间，其刚直之声震撼天下，深受士人景仰，时人对其有“朝阳鸣凤”之誉，将其比作明代弹劾奸相严嵩的杨继盛。海外闻其名节者，绘其像而返其所住国，以示钦佩之情。袁世凯迫于舆论的压力，转而亲近陈田，多方笼络。然而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陈田是“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洁之士，自然不为所动。由于痛感自己的力量改变不了严峻的现实，陈田洁身引退，闭门著述，以诗文自遣。在此期间，他著有《周渔璜先生年谱》、《陈给谏遗诗》。

陈田的预言果然应验。三年后清王朝覆亡，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一九一六年元旦袁世凯复辟帝制，当了八十三天“洪宪皇帝”，不久在中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忧惧而死。庆亲王奕劻的处境也不太妙。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所作所为酿成的苦果——清王朝灭亡。一九一八年，奕劻病死天津。陈田亲眼看到袁世凯可耻的下场和奕劻可悲的晚年。一九二二年，陈田病逝于北京，享年七十。

陈矩，字衡山。在父兄的影响下，陈矩幼时读遍了家中的典籍。年事稍长，他的爱好转移到诗文中，对贵州名儒郑珍、莫友芝十分雅慕，尤其对两人的道德文章推崇备至。然而在科举道路上，陈矩一直不顺利，两度乡试失败后，他对科举选士制度产生了厌恶和不满，由此转向学术研究，“大而经史百家之书，细而金石图画之属”。

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陈矩以监生资格前去报考实录馆誊录，考中后随黎庶昌出使日本。在日期间，陈矩襄以黎庶昌幕事，为其整理文案，参与与日本文人的文酒之会，以其诗才赢得了日人的赞誉，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

陈矩还为中日文化的交流做了一件令人称颂的事，在日期间，他搜集到该国金石、遗文四千余种、遗书百余卷，中国宋元椠本（用木削成用以作书写的版片）书二百余卷，以及古代、近代未刊行者五百余卷，写成了《灵峰草堂丛书》数百卷，填补了黎庶昌《古逸丛书》所未备者。

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黎庶昌任满归国，出任四川川东道道员，陈矩随其离开了生活了三年的日本。返国后，他前往云南探望时任兵备道的兄长陈灿。在滇时期，恰逢边疆少数民族叛乱，陈矩为兄赞画军事，平乱有功，而被上官荐擢知县。

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陈矩奉调四川，历任台州、石全、三合、天全、井研、犍为诸州县长官，一度在四川官书局任事。在蜀二十余年，“清廉惠慈，循声溢流”，尤以天全州任上为民寻找水源、捐资兴修水渠的政绩，为其赢得了“蜀西名吏”的称誉。

清朝覆亡后，陈矩于民国二年（一九一三）返回贵阳，被大汉贵州军政府聘为国学讲习所所长及贵州省立图书馆馆长。在其后的岁月中，陈矩主要从事地方文化学术研究，民国八年（一九一九）任民国《贵州通志》分纂。次年受聘主纂《都匀县志》。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出任《修文县志》总纂。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他已八十五岁，然而精力旺盛，“神明不衰”，被聘为贵州文献征辑馆专任编审，继续担任《贵州通志》的编纂工作。三年后，这位“孜孜不倦，老而弥笃”的诗人、学者病逝家中……

陈矩一生“往来南北，驰驱海外，历水陆数万里，所至必登览其山川，搜访其图书古迹，与其贤士大夫游，已著之篇什”。陈矩不仅工于诗文，长于史志，对钟鼎金石有着很深的研究，在经学研究上亦有成就。人谓其诗“如太史公文，往往有奇气”，“沈雄学韩（愈）杜（甫），绮丽近温（庭筠）李（商隐）……其流传之远，则类乎香山（白居易）”；其著述宏富，有“南学巨子”之称。

附录陈氏功名表：

陈灿：光绪三年（一八七七）丁丑科进士，官至云南布政使。

陈馨：光绪三年（一八七七）丁丑科进士，官户部主事。

陈田：光绪十二年（一八七七）丙戌科进士，官至户科掌印给事中。

陈矩，字衡山，国子监生，官四川天全州知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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