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联辉、华之鸿世家

华联辉

清代嘉道年间，盐政废坏，私盐泛滥，专商运销的制度日趋衰落，不仅给国家的税收带来了巨大损失，而且给日趋贫困的民众生活雪上加霜。咸丰初年，太平军定都南京，长江运道受阻，淮盐在两湖的销岸废置，导致“两湖人民尽苦淡食”。针对这种情况，作为一时权宜之计，湖广总督张亮基疏请以“川盐济楚”。之后，长江的航道畅通，朝野“禁川复淮”之议蜂起。同治光绪年间，国内动乱日趋平定，两江总督曾国藩为增加厘税收入，正式奏请恢复淮盐两湖市场。随后，两江总督沈葆桢再次奏请恢复淮盐两湖市场。

对四川总督而言：两湖市场不保，川盐销路日趋萎缩，势必危及四川财政的收入。为改变眼前的困境，丁宝桢把改革盐政作为治川的第一要务。时值唐炯以后补道滞留成都。丁宝桢了解唐炯大气磅礴、才堪大用，于是邀其共赴时艰。丁宝桢向唐炯谈及自己对本省财政及治安时，不无忧患地说：“四川财力只此，除京饷及本省开支，协济各省已虑不足，而沿江枭匪数十万，一旦事起，奈何？”

唐炯向丁宝桢分析了时局的有利因素和不利面，认为西南的动乱已经平定，驻防的军队随之会裁汰，这样每年可以节省四川开支数十万，这是有利因素；不利面是盐务废坏，产区无定销，销路无定岸，私盐泛滥，盐枭横行，奸商垄断，官吏插手其间以饱私囊，给国家及省内的财政带来了巨大破坏。惟有改革盐政，才能摆脱当前的困局。丁宝桢认为唐炯所言精辟中肯，于是全权令其放手改革盐政。

虽然唐炯击中了时弊，但对盐政改革毫无头绪，于是向丁宝桢推荐了自己的好友华联辉，表明要进行盐政改革，“将非其人不可。”接着他向丁宝桢详细介绍华联辉的生平事迹、学识人格及商业才干起来……

华联辉（字圣坞），出生于遵义一耕读之家，先世系江西临川人，清康熙年间来黔行医，落籍遵义南乡平水里（今团溪）。

华联辉自幼聪慧好学，求知欲强烈，就读私塾时，常与老师讨论学问，亦求教于乡中前辈。鉴于家乡文化落后，不能满足自己的文化追求，当得知乡前辈赵锡龄先生通晓程朱理学，他立即登门求教，拜之为师。

咸丰、同治年间，贵州爆发了各民族人民的大起义，遵义城多次被围困。为远离危险，给家人一个安定的环境，华联辉于同治元年（一八六二）举家迁往贵阳。落籍贵阳后，他一面读书一面经商，创立永隆裕盐号，经营盐巴生意。对其而言：要做好生意，使“货畅其流”，就必须使购销渠道畅通，成本核算必须精确；而要想让盐巴走进贫苦大众家廷，就必须降低盐价，做到薄利多销。由于经营有道，生意越做越好，十年后他已积攒了白银数万两，成了贵阳城中有名的盐商。

华联辉把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作为自己的人生理念。他曾说：“人者万物皆备于我，上当博施济众，充满乎仁圣立达之量；次亦宜存心利物，求有济于世。否则，虽富贵何益？”这并非是说大话，在其富裕后，便将自己的言语落实到现实中去，去接济与自己一同逃往贵阳的遵义乡亲。在许多贵阳人心中，华联辉仅是一个生财有道的商人，然而在唐炯眼中，其是个才学德识兼具的举人。

丁宝桢听后，认为华联辉经营盐业多年，对盐政的弊病有深刻的认识，加之其是体制外的盐业专才，改革盐政时可以毫无顾忌，放手大干……于是写信给华联辉，邀其前往成都晤谈。

赶赴成都总督衙门后，华联辉立即与丁宝桢晤谈。他首先以唐代中期刘晏改革盐政的事迹为例，阐述盐政改革的必要性。刘晏是著名的理财家，曾任吏部尚书和忠州刺史，他所管辖的范围远至长江上游以及岭南地区，亦是当时淮盐销售的覆盖区。为了使“国家获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刘晏对盐政进行改革，其办法是：减轻成本，免除苛税，使运销畅通，并且在边远地区存储官盐，以防涨价，所以民间供应不缺而政府收获余利。初期盐利不过四十万缗，末年增加至十几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其管辖区以外，盐价贵而国家获利少。华联辉对盐务的深切了解和过人的识见，给丁宝桢留下了深刻印象，使其发出了“果奇才也”的惊叹。丁宝桢欣喜之余，便将盐政“一以倚之”。

为了不辜负丁宝桢的重托和唐炯的期许，华联辉“竭诚赞画，巨细躬亲”，“稽案牍，考成法，延请官商之熟于盐务利弊者”，对盐政改革建言献策，反复咨询讨论，然后集思广益，历时五月之久，最终制定了《官运商销法》。

《官运商销法》章程共十六条，其要旨如下：建立机构，组织官运引盐（食盐的专卖运销凭证）的采购、运输和批发业务。盐务总局设在泸州，总揽盐政，于盐井产地设厂局收购食盐，并复设仁怀、綦江、涪陵、叙永盐岸管理外销，一切购运分配大权，收归盐务总局，课厘金计入成本。同时增设裕济仓抑物价，建大盈库以调剂各岸资金，派人驻各岸协调盐务，安驻兵勇以防横暴。

《官运商销法》实施后，丁宝桢首先革职查办了一批贪赃枉法、民愤极大的盐务官员，随后对那些“贿结官府、垄断盐利、侵欺偷漏、肆其横暴”的豪富盐商重拳出击，致使盐枭、奸商无法横行，官吏不得插手中饱，盐运为之畅销，偷税漏税、拦路抢劫等不法行为亦很少发生。然而在实施《官运商销法》中并不顺利，由于损害了那些从盐务中大获其利的人，招致州县胥吏、富商、豪贾的多方抵制。他们造谣惑众，多方掣肘，意欲破坏盐务的推行。在谣言的影响下，那些首鼠两端的商人亦坐以观望，不肯领运川盐。更令人忧心的是公家运盐的经费需要五十万两白银，而向外省借贷仅得八万。

面对各方阻力，华联辉信心十足地告诉丁宝桢：这次盐政改革，对国家的税收、商人的利益及百姓的生活都有好处，又符合经济规律。而借贷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商情未达，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打消商人们的顾虑。他表示愿意亲赴各岸（运销食盐的区域），向商人们“开说利弊”，沟通思想。在之后的游说活动中，华联辉果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各岸领运的商家缴纳本金四十余万两，从而使官运大行其道。

然而利益集团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造谣毁谤，对《官运商销法》猛烈攻击，甚至贿赂朝臣，弹劾丁宝桢。光绪帝对情况也不大了解，于是派员赴川查办。面对逆流，丁宝桢大义凛然，据理力争，恳请朝廷勿为浮言所动，坚持官运商销的政策，势必最终能打开川盐销路的局面。通过调查和权衡国家利益后，清廷最终否定了投诉。

果然不出丁宝桢所料，《官运商销法》施行后，每年为国家增收白银二百余万两，大大地缓解了四川的财政危机，并有裕民生。由此华联辉声名鹊起，西南商界无不闻其大名。

华联辉深谙急流勇退之道。面对朝廷嘉奖——“以知府衔留四川补用”的任命，他毫不动心。由于思念家人，他告别丁宝桢与唐炯，返回贵阳重新经营盐业。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这位盐政改革家在贵阳病逝，享年五十二。

华联辉之子华之鸿，继承了父亲的聪明才智和理想抱负，并将其事业推向了新的高峰，使其家成为为贵阳的豪门巨富，“华家的银子”之说由此而起。

华之鸿，十四岁时父亲溘然逝世，靠母亲和叔父华国英抚育成人。华之鸿二十六岁以附贡生被选用为仁怀厅儒学训导。任教期间，他常“通函合江、重庆，购阅报章，留心时事”，接受维新思想。

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因母亲病故，华之鸿辞去教职，返回贵阳，重整家业，集中心力经营永隆裕盐号。华之鸿具有商业才干，加之勤奋实干，生意随之兴隆起来，其经销的袋装盐逐渐占领了贵阳盐业市场，分店遍布贵州各州县，家财随之膨胀起来。

虽然忙于商务，但华之鸿始终关心时局的发展和家乡的文化。在其看来，“贵州地处边陲，交通阻塞，新兴知识传播至黔，每每旷日持久，长此以往，则贵州文化将永远落后于全国各省以后。而欲传播新兴知识，惟依赖书籍。不如利用盐业所积资金，创办一所规模较大的书局，则可继续先祖未尽之遗志，又可发展贵州之工业与文化……”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创办书局，以“文以载道，通达心灵”之意，将书局命名为“文通书局”。

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时值戊戌变法时期，在国家改革形势的鼓舞下，华之鸿委托友人田庆霖率学员二人赴日本采购印刷机械。在东京采购了全套铅印设备后，田庆霖将其用船运回国。待铅印设备安装完毕和运行成功后，华之鸿又派田庆霖率工人赴日本购买一套石印设备及两部石油动力引擎。

一九一一年秋，耗银二十万两的文通书局正式对外营业。该书局是贵州第一家使用动力机械的新式印刷企业，亦是贵州近代工业民营的成功代表。是年十月十四日，华之鸿在《贵州公报》公布了文通书局的创办宗旨与业务范围，在这篇近代贵州民营印刷企业诞生的宣言中，他谈及将以“促进文明，开通风气为宗旨”，将以最新的设备，最佳的服务，务求成物精良，客户满意。

文通书局初期，职工约百人，拥有当时贵州最先进的机器设备及印刷技术，能印五彩博物图、地图、古今书籍、学堂凭照、银票、商标、广告，能承接洋式书籍装订、自制电镀铜膜、花边字钉，凸版、玻璃板，以及照相放大等业务。其印刷彩色广告之精良，在国内也是罕见的。而他出版的图书，不仅占有省内市场，还远销邻近省市，营业额亦逐年递增，一九二一年竟达三十万元之巨。

据白寿彝《中国通史·近代前编》所言：中国近代出版企业的龙头商务印书馆创建于一八九七年，十二年后文通书局继起，之后才有中华、大东、世界、开明等著名书局相继问世。由此可见，华之鸿眼光独具，思想超前，有敢为人先之魄力。

为了保证书局印刷用纸之需要，华之鸿决定创办造纸厂，第一次筹银五万，没想到被军阀作为军费强行掠夺。之后，他又筹银数万两，派田庆霖赴日本购置造纸机器设备。一九一九年，前后耗资六十万银元的永丰抄纸厂正式投产。在田庆霖的主持下，经过不断探索与试验，纸厂不仅生产出上乘的“抄贡”“抄光”与“混同”纸，还造出洁白光泽、韧性好的“庆霖纸”。

刘学洙先生在《华家银子沧桑》一文中有如是之言：“如果把文通书局、永丰抄纸厂的投资，与全国同期民族工业企业的投资进行横向比较，更可以看出华氏的气概。据最新美国学者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与官督商办企业》一书介绍，中国近代著名的民族企业家投资于盛氏纺织业的资金，初期也不过百万两左右。贵州作为有名的穷省，华氏民营企业资金几乎接近中国早期大工业企业家盛氏纺织业的投资，这不能不是‘惊人之伟举’。”

一九一五年年底，护国运动兴起，华之鸿出任贵州都督府参赞并续任贵州银行总理，一九一七年退出政界，专门经营工商业。一九三一年，他将书局、纸厂、酒厂、盐号、农场等全部交给儿子华问渠经营，皈依佛教，不问世事。一九三四年，华之鸿病逝，享年六十。

华之鸿与乃父一样，是一个乐善好施、热心公益的人。据史料记载：清末华之鸿捐银六万两赈济四川灾民，捐银七千两救济皖北灾民，捐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七两银子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修建新校址。民国初年，他又捐资五万两疏通乌江航道。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贵阳受灾，饿殍遍地，华之鸿见状，出资办粥厂，凡是灾民，可排队领粥；又发米条，灾民凭条领米。以上善举，照华之鸿的话来说，就是“钱财乃天地间公物，用之当，则为福；用之不当，则为祸，祸福当擅自选择”。

华氏家族的第三代传人华问渠亦是出类拔萃之辈，自他接手父亲的事业后，向政府索回“征为军用”的永丰纸厂，将其改名为“西南造纸厂”，一九四三年又将该厂与四川“中元造纸厂”、《大通书局》合作，改组为“黔元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抗战军兴，狼烟四起，为了有力地支持了抗战，华问渠变卖田产和房产，扩大《文通书局》，成立编辑所，聘请著名学者马忠荣、谢六逸为正副所长，特聘竺可桢、张孝骞、张奚若、苏步青等一百余位著名学者为编审委员。书局先后出版了文学、史地、天文、数学等二百余种书籍，并出版《文讯》月刊，参加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所组成的“国本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并在昆明、重庆、成都、长沙、上海设立分局，使之跻身于全国七大书局之列。

一九四四年成义酒厂失火后，华问渠筹款扩建，使茅台酒的年产量提升到两万公斤，创历史新高。在此期间，他又将目光投向煤炭业，在贵阳开办“大成煤矿公司”，开采林东等地的煤矿。

新中国成立后，华问渠先后出任贵州省财经、工商、工业方面的要职，一九七九年病逝，享年八十五。

自清末至新中国建立，华家三代奇才，商界精英，为国家和民族及贵州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今天贵阳城东屹立的华家阁楼，尽管历史的风霜雨雪将其铅华洗尽，然而古雅依旧，风骨犹存，仿佛向贵阳人诉说着昔日的光彩和荣耀。

附录华氏事功表：

华联辉：光绪元年（一八七五）乙亥科举人，创办永裕隆、永昌公、永发祥等盐号，为贵州首屈一指的大盐商。又创办成义酒厂，生产“回沙茅台”。

华国英：联辉弟，同治六年（一八六七）丁卯科举人，官至道员。

华之鸿：清末贵州“宪政派”重要人物，文通书局、永丰抄纸厂创办人。

华问渠：文通书局继承人。抗战期间，将文通书局经营成全国七大书局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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