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树义、唐炯世家

唐树义

（注： 成山老人—唐炯，字鄂生，贵州遵义人。清道光二十九年举人（1849年），以知县分发四川，官至知州。清光绪三年四川总督丁宝桢派唐炯办理滇黔边计官运盐务，光绪八年张之洞、张佩纶先后奏荐任云南布政使。中法战争事起，唐炯奉命督师进剿，于军中任云南巡抚。光绪三十一年谢病归贵阳府第“有待归草堂”（今贵阳十九中学）。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晋太子少保衔，同年12月29日去世，时年81岁。）

昔日贵阳唐姓世家，有“唐家的顶子”之称。所谓“唐家的顶子”，是指唐氏在清代官当得大，礼帽上的顶珠（代表官的等级）最为耀眼。

唐氏祖籍四川涪州，先世因避张献忠之难迁往遵义定居。据《遵义府志》及《续遵义府志》所载：自清康熙年间至光绪二百余年间，唐家诗礼传家，人才辈出，有功名者达二十余人，其中唐树义、唐炯父子，官拜巡抚——封疆大臣，正因为如此，遵义城流传着“要想唐家不当官，除非干断洗马滩”的民谣。

唐树义，字子方。其父唐源准，科举出身，曾任广东阳山县知县。唐树义少时胸怀大志，常自恨一事无成，于是磨砺心志，面壁苦读。随着时光的流逝，唐树义已出落成状貌魁伟、气盖当世、熟习经史诗词的青年士人。

嘉庆二十一年（一八一六），唐树义中举，道光六年（一八二六），以大挑一等分发湖北监利县任知县。初入仕途，唐树义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时值监利江堤崩决，洪水肆虐，民众流离失所，路道充斥着难民，流氓宵小之徒乘机剽掠，整个监利城笼罩着愁云惨雾，人们惶惶不可终日。唐树义下车伊始，立即整顿治安，严令擒治群盗。为了了解治地状况及落实灾情，他走出衙门，深入民间，把勤政为民作为第一要务，“乘单舸，涉洪涛”，核准灾民户口，然后向上级部门请求赈恤。

唐树义深知赈恤治标不治本，要想使百姓立身安命，首先得修筑堤防，给百姓一个安居的环境。鉴于五六里的江堤早已残破，如果不及时大修，汛期到来必定酿成灾难，尤其是尺八口地段江流湍急，堤防年年崩塌，经过调查研究，他决定退移改筑二千七百丈的堤防。为此，唐树义一面向上司申求拨款，一面募民筹款。待到资金凑足后，他审时度势，加紧施工。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劳动，堤防终于在汛期到来前完工。

汛期来临，洪水大至。当洪水涨至离堤顶仅三尺时，唐树义意识到如不能凝聚民心，保护堤防，监利城必将成为水乡泽国。危险迫于眉睫，唐树义顾不得自身安危，飞身上堤，带领吏民防堵缺口。此时西南风急，巨浪滔天，吏民惊恐失色，纷纷逃窜，这时他们发现唐树义独立水中，奉土负薪，身当其冲，处境十分危险。唐树义大无畏的精神感动了周围的吏民，人们停止奔逃，围聚在他周围，奋力抗洪。恰逢此时风向逆转，洪水反向南趋，水位立即减了两尺。吏民不禁欢声雷动，视树义为“神人”。

唐树义为官清正，极有个性，因此常常得罪上司。这一年，湖广总督卢坤巡阅监利，与唐树义商讨修堤之事时。由于意见相左，唐树义拂袖而去。卢坤恼怒之余，认为唐树义傲慢无礼，不敬上司，便想借检查堤防之机挫其锐气。检查之后，卢坤再次召见唐树义。令唐树义意外的是，卢坤一改骄矜之气，下阶迎接他，诚恳地说道：“贤父母（官）何得民若是（拥护）？！”

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六月，在卢坤的举荐下，唐树义调江夏县，十二月因办理堤防有功而赏知州衔，升汉阳同知。之后，经湖广总督林则徐及湖北巡抚裕泰举荐，唐树义入京觐见道光帝。因奏对得体，道光帝非常高兴，于是有“丞（州府副职）中几见此人！”之叹。

由于皇帝的垂青，唐树义升任兰州知府，晋兰州道。在甘肃任上，因进剿“西陵野番”有功，唐树义擢任陕西按察使，不久调任湖北布政使，代理巡抚。

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长江洪水大发，从荆州到黄州一千多里的地方，有州县三十一个、卫所九处均处于危险之中。唐树义见灾情严重，不敢掉以轻心，亲自巡视沿州两岸，返回省城后迅速向总督报告灾情，恳请迅速拨款救济灾民和修筑堤防。当总督敷衍塞责时，唐树义愤然说道：“尧舜在上，忍令吾民失所乎？即有严谴，请独当之。”在其据理力争多日后，最终迫使总督拨款救灾。

然而洪水比修筑堤防更快，很快淹入了武昌城，有的地方水深竟达数丈。为了活命，不少民众逃往城墙上露宿避难。令唐树义痛心的是，当武昌城身处苦难之时，总督仍居住华屋，每日“燕乐如常”，出则前呼后拥，对百姓的苦难置若罔闻。为表志节，唐树义乘坐竹舆，日夜看视灾民，嘘寒问暖，“挥泪抚慰”。

救济款项刚到，唐树义见发放命令迟迟未到，便擅自发放，从而使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百姓得以活命。有感于此，百姓将其比作宋代名相“富青州”。民众对唐树义的赞誉和拥戴，无形中置总督于极为尴尬的境地。总督恼怒之余，从此视唐树义为“眼中钉”。唐树义见上司处处刁难，于是有了退隐的念头。第二年冬天，他以病辞官，返回贵阳。

返里后，唐树义置义田，建宗祠，救恤故旧，慰荐孤寒，为友人出版诗文数十种，又出资出版遵义及全黔诗，整理和刊印了自己的诗文集《梦砚斋诗古文词》、《北征纪行》、《从戎日记》等。在筑期间，唐树义常与诗人郑珍、莫友芝饮酒赋诗，畅谈时政；而郑珍每至贵阳，必住唐家“待归草堂”……

唐炯贺丁宝桢寿诗

唐炯在《先君子行略》中对父亲为官之道有如是之言：“（先君）尝教僚属曰：‘见得爵位轻，自无作不好之官；见得货财轻，自无做不好之人’”。为此举了几个事例：一是湖北水患时，唐树义令龚、姚两观察前往荆安、武汉和黄州等地视察灾情，他俩的车船费、薪金及仆役费全由唐树义的薪俸中支取，从未累及僚属；二是，唐树义引退时，湖北的僚属和商人们赠送他数万两银子，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三是，唐树义为官二十多年，薪俸大都救济了同族中的贫困者、老疾者、不能嫁娶者和读书力行者。

咸丰三年（一八五三）正月，太平军攻占武昌城，清廷惊慌失措之余，突然征召唐树义入京候命，企图以其在湖北的威望来抵御太平军。唐树义时年六十一，得旨后赶往京城尽忠效命，到京城后受到士人的关注，“辇下知名人士争颈识面，为风流所宗尚如此。”

被朝廷任命湖北按察使后，唐树义风雨兼程赶到治地，立即投入到与太平军的残酷搏杀中。宋埠、鹅头山、辛家冲和马鞍山等役，他战绩卓著，力挫对手，击毙太平军三王，伤二王，擒斩千余人。之后，他又建“新功”，黄州一役，十日之内，大小十一战，均大胜。

咸丰五年（一八五五），战况逆转直下，清军一败再败。唐树义兵败金口。知事不可为，惟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必轰轰烈烈寻有死所”，最后他投江而死，时年六十三。

得知父亲噩耗，唐炯千里赴楚，得父尸骸后，运回故里，葬于贵阳东北五十里之成山。

唐炯，字鄂生，唐树义第四子，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己丑科举人。唐炯自幼好学不倦，喜读《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于历史政事得失、治乱兴衰、古名臣出处和事迹，无不反复讨论，了然于心。由于识见高远，具备经世伟略，兼之生性倜傥，傲岸不群，有大丈夫襟怀，诗词古文颇有造诣，因此深得士林推崇。诗人郑珍十分欣赏唐炯的才学德识，便集李白、韩愈诗撰联赠之曰：“天生我材必有用，神纵欲福难为功。”

咸丰四年（一八五四），贵州桐梓杨隆喜揭竿而起，揭开了贵州咸同起义的大幕。唐炯见此，创立“忠孝团”，与织金进士丁宝桢遥相呼应，对起义军形成夹击之势。

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唐炯任四川南溪知县，下车伊始，立即组织地方绅耆办理团甲，严禁窝藏盗匪，重惩差役敲诈勒索，永革地方规费，清理多年积案；无定期、无定地巡视民间，访贫问苦，劝勉其子弟辛勤耕作……对其而言：为政者要心系地方，爱惜民财，使民安居乐业；不能逼民造反。这种尽职尽责的官风感动了治地民众。数月之后，南溪民气和乐，地方大治。

唐炯与其父一样，能文能武，在镇压“犯上作乱”的“暴民”时，从不手软，以“强悍”著称，处处显示出不俗的军事才干。在南溪、叙州、富南、犍为、绵州及白鹿场等战役中，唐炯身经数十战，曾以百千士卒与数万义军相抗衡，往往出奇制胜，大败对手。义军见其作战英勇，不顾死活，因此称其为“唐拼命”，遇则视为煞星，迅速闪避，不与争锋。

同治元年（一八六一），石达开率部由湖北入川，攻占石柱厅，进围涪州。唐炯尾随其军，围追堵截，见其突围而去，便追至綦江。石达开不敢恋战，率部入黔。川督骆秉章用唐炯之计，在大渡河设防，最终迫使石达开束手被擒。

同治二年（一八六二）正月，唐炯升任绥州知府，闻知达渠、大竹两县差役凶横恶暴、欺压百姓、民众常联合控告差役、但地方官员却拿他们无可奈何的情况后，他立即派人四处张贴告示，劝告百姓不要聚众抗官，如有冤屈可直接向官府申理。由于唐炯公正廉明，违法犯律的差役日趋减少。与此同时，唐炯在郡城设立了两所书院，并在八十一区及四乡建立社学，聘请学养俱优的士人充当教职，教育辖境子弟读书。第二年后，绥州大治，吏尽守法，民安其生。

同治五年（一八六六），贵州苗民因不堪忍受苛捐杂税而暴动，波及湖南沅州一带，随后都匀、麻江、独山的白莲教军继起，思州又因官府征粮过重而激起民变，思南、石阡的黄白号军随之起应，贵州全境陷入瘫痪。川督崇实急令唐炯统师援黔。

到黔后，唐炯严禁官军骚扰百姓，并四处潜伏探子收集情报，采用各种手段去招抚降众，数月之间便瓦解黔境的“骚乱”。鉴于唐炯平定黔乱之功，清廷赏其二品顶戴和“法克精阿巴图鲁”的称号。

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四川总督丁宝桢欲改革盐政，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由于深知唐炯“大气磅礴，足任事”，便极力延揽其共赴时艰。唐炯到成都后，丁宝桢向其通报了四川的省情：财力薄弱，除了上交国库和省内的开支外，无钱帮助邻省，加上长江两岸的盐枭土霸聚众达几十万人，一旦动乱起来，其后果不堪设想。

唐炯针对以上问题，提出：盐是国家大利之所在，要解决四川财政困难，首先要革除盐政弊制，开源节流。他说：“现在边境无事，防军宜裁汰，每年可以省饷数十万。盐为国大利，数十年来，官吏绅商因缘为奸，致利上不归国，下不归民，只归中饱。今若整理，可为国岁增巨款，私枭隐患可藉以消弭。但一办理，风起云涌，谤议随之。公能始终主持则办，否则不如其已。”

唐炯精辟的见解致使丁宝桢毅然改革盐政，并授命其全权办理，放手大干。唐炯知同乡华联辉有经济之才，于是与其共同筹划，“稽案牍，考成法”，向熟悉盐务利弊的官员商人请教咨询并加以讨论，从而制定了著名的“官运商销法”。该法推行后，不仅为国家每年增加库银数百万两，缓解了四川财力不足的困境，而且为贵州民众提供了价廉的食盐。

光绪八年（一八八二）七月，经张之洞举荐，唐炯擢任云南布政使。在任期间，他改革弊政，“并厘卡，清田粮，减冗员，恤民困”，政绩十分突出。时值法国侵占越南南部，窥视着北部的中国边境。为了保卫南部边境，清廷责令唐炯率兵出镇南关防卫。

唐炯出关后，认为归顺清廷的黑旗军领袖刘永福熟悉边境事务，有能力制服法人，于是委之重任。九月，唐炯升任云南巡抚，云南总督岑毓英写信催促他赶快回省城视事。鉴于此时中法议和，边境形势趋于缓和，唐炯立即赶回昆明主持政务。

一年后，法军进攻越南北宁和太原，两地相继失守。为此，清廷将广西巡抚徐延旭革职拿问。唐炯亦受牵连被逮捕下狱，被定为“斩监候”。换言之，随时都可以被杀头。在拘禁的两年中，唐炯自认无愧国家，每日观书写字，寄情诗文。在其所写的诗中，有一首最能体现他此时的心境：“已空万念仍忧国，未了残生且读书。惭愧东坡老居士，乌台也许赋诗篇。”此诗被士人传诵后，无不认为唐炯冤枉。为此，朝廷重臣左宗棠、李鸿章和丁宝桢先后上表为唐炯求情。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唐炯被释，发往云南差遣，以巡抚衔督办云南矿务，于四月抵达昆明任事。

考虑到云南财政困难，人民生活贫困，唯有开采本省的矿产才能改变以上问题。于是唐炯偕日本技师亲至各矿厂调查，主张建立公司，招商开采矿场，然后由官府购买。这个建议很快被朝廷采纳，云南的采铜业由此发展起来。云南铜矿公司开办十八年，铸铜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城，满足了国内的需求，同时增加了本省财力，解决了不少靠铜矿业谋生的穷苦民众的生活问题。唐炯以滇铜在昆明西山修建了一个“金殿”，以资纪念。

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七十八岁的唐炯辞官返回贵阳，两年后，病故于贵阳家中，葬于成山坟地。

附录唐氏功名表：

唐廉：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壬子科举人，官知县。

唐羲伯：唐廉子，拔贡，官四川广元教谕。

唐惟钦，羲伯子，拔贡，官普安教谕。

唐惟明：羲伯子，雍正元年（一七二三）癸卯科举人，官知县。

唐惟安：羲伯子，雍正四年（一七二六）丙午科举人，官知县。

唐惟克：羲叔子，乾隆（一七四一）辛酉科举人，官至宜昌知府。

唐金：惟安子，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戊子科举人，官黔南学正。

唐源泽：惟明孙，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甲午科举人。

唐铢：惟安子，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甲午科举人。

唐錞：惟被子，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甲午科举人，官知州。

唐锡：惟格子，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丙午科举人。

唐源准：惟格孙，嘉庆三年（一七九八）戊午科举人，官知县。

唐树义：嘉庆二十一年（一八一六）丙子科举人，官至湖北按察使，署巡抚。

唐炯：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己丑科举人，官至云南巡抚。

唐尔镛：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丁酉科举人，宣统年间贵州宪政派代表人物，贵州教育总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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