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廷瑶世家

高廷瑶

昔日贵阳民间流传着“高家的谷子，唐家的顶子，华家的银子”的顺口溜，形象地概括了贵阳三大世家各自的优势。那就是高家官僚地主，田粮大户；唐家官高权重，顶子（朝冠饰物）耀眼；华家工商巨子，富甲黔中。

高家先世系“江西吉安庐陵县竹牌人士”，明初入黔，落籍贵阳北衙，从事屯垦。在之后的四百年间，其家族以农为本，并在定番（今惠水）长顺等处扩置田产。清代乾隆后期，随着贵州经济的发展，高氏顺应历史潮流，将目光投向科举，以高廷瑶中举入仕为起点，逐步成为封建官僚兼地主的大家族。高氏定居贵阳后，在文笔街（旧称“大坝子”）修建大宅。经过几代的经营，这里成了远近闻名的封建官僚地主的大公馆、大花园。

高公馆占地约十余万平方尺，是一所四进四院的封建大宅，内有大小厅房六十余间，兼之种植的花草林木，铺地的青石板，显得雅致气派，雄伟壮观。大门内楣高挂金底黑字的“解元”匾牌，下衬两块同色“文魁”匾牌，凸显其科举立家的气场。在来往的行人中，这里是贵阳的豪门大户——文笔街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高廷瑶，字雪庐，又字青书，贵阳府贵筑县洪边里北衙（今贵阳市乌当区新天寨北衙）人。其父高大授，是当地有名的善人，母亲宋氏，亦被人们视为善于持家教子的贤妻良母。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高廷瑶从小养成了行善助人的品性，兼之自己喜读圣贤之书，从中慢慢领悟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深刻含意，从而铸就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抱负。

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高廷瑶中解元（第一名举人）。对一个普通的乡绅家庭来说，中举无疑是天大的喜事，是高家祖宗积善积德所致。然而对高廷瑶来说，自己的理想不仅于此——这仅是自己博取功名、扬名显亲的起步。为此，他焚膏继晷，面壁苦读。然而遗憾的是，他四赴京师参加会试，始终与金榜无缘……

高家有田产在定番（今惠水县），高廷瑶常来往于该地，因此认识不少定番、广顺（今长顺县广顺区）人。定番、广顺是黔南著名的产粮区，有贵阳“粮仓”之称。由于科场失意，苦闷彷徨，他常常踯躅于广顺的田间地头，想到自己多年来一直沉溺于功名之中，却碌碌无为，既苦了自己又累及家人，不禁为之黯然。一天，当他望着家门前的田畴时，突然灵光乍现，夕阳下的禾稻仿佛变成了黄金的海洋，金光闪耀，令人眩目。他呆呆望着，若有所悟，意识到自己的前途就在脚下，就在眼前的田间地头中。他想：如果长此以往，做一个默默无闻的穷书生，不如立足大地，用心经营，做一个富甲一方的田粮大户……

嘉庆五年（一八〇〇），为响应兴义布依族民众反抗官府暴政的起义，定番、广顺青苗纷纷起事。消息传到贵阳，省城官员坐卧不安，如临大敌。在这些官员心中，如果定番、广顺失守，贵阳的生命线就被切断，成了坐以待毙的孤城。为了安定产粮区，保证贵阳的粮食供给，鉴于高家在该地有田产，官府征召高廷瑶随军剿抚。出于自身财产的考量，高廷瑶积极投身于这场剿抚行动中。动乱平定之后，朝廷论功行赏，高廷瑶因功赏六品顶戴。

嘉庆六年（一八〇一），高廷瑶进京参加吏部考试，以“大挑一等”，分发安徽以通判用。按清制：举人三次会试（考进士）不中者，可以挑取一等的任命为知县，二等的为教谕（县学官）。这就是所谓的“大挑”。

高廷瑶先后任安徽庐州、凤阳通判，继而擢升凤阳同知、广西平乐知府。在安徽任职十年，高廷瑶勤于政事，办事认真，处理民事、刑事案件无数，平反疑难冤案多宗，因此深得上官信赖，赢得民众好评。

高廷瑶虽有“折狱高手”之誉，然而他并不以此虚名为荣。对其而言，勤于政事、清廉自守是自己的本份，德行操守则是其生命。有一年，一个叫龙头桥的小地方发生了命案，高廷瑶亲往调查。到该地后，他发现街上张贴着“官清民安”的标语，于是幽默地问身边小吏：本官初来乍到，百姓怎知我“清”？又有何“恩”可感？说到“民安”，更是笑话。这里出了杀人案件，说明治安不好，“民何以安”？说后，他命令小吏将街上的标语撕掉。案子办定后，高廷瑶被带入一所古刹，内设宴席，十分丰盛。问后才知是为其准备的宴席，他顿时感到人格受到侮辱，便对陪行的小吏说道：龙头桥仅五百余户，把他们的血汗钱用来“供官”吃喝和“以饱私囊”，难道你们心安吗？你们这样做，是叫本官剥削百姓，这个酒席我不能吃！说后，他下令将“里胥笞之四十”。

嘉庆七年（一八〇二）十二月，安徽宿州以王潮名为首的白莲教民众造反，袭击并攻占宿州城，戕杀官吏，抢掠商铺、焚烧街道，给州城民众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动乱刚刚平定，巡抚衙门特委派高廷瑶前往代理宿州政事，又令其征收本年度百姓应交纳的四万两白银的钱粮税。高廷瑶对比非常反感，认为百姓已经困苦到了极点，如若再横征暴敛，无疑将逼他们铤而走险，暴动造反。为此，他为民请命，向巡抚慷慨陈词，再三表明：百姓不是不肯交纳钱粮，只是因为“宿州春夏遭水，继以兵乱，（民众）逃亡不能耕作，今虽逃者渐归，而已失时，补种不足，当奏请豁免，不则缓征，以纾民力。”见巡抚大人仍然犹豫不决，他进而言之：“与其追呼无益，毋宁广施恩泽。”高廷瑶声如洪钟，正气凛人，言之有据，析理清晰，加之其恤民保民的高尚情怀，使巡抚为之动容，钦佩不已。为防止动乱再次发生，巡抚立即奏请朝廷，免除宿州钱粮。不久，朝廷下诏免征。

动乱导致昔日商铺林立、街市热闹的宿州城内残垣颓壁，一片焦土。看到居民缺吃少穿、无处栖身十分可怜的情景，高廷瑶心中十分难受。作为宿州的父母官，他感到自己有责任解除民众的困境。为此，他亲往抚慰，送给居民口粮，给他们盖棚居住。在查核每家的人口后，他又对灾民的安置经费等各项工作进行详细的调查与核算，估计尚需五千余两白银，于是他命下属如实上报。几位幕客乘机劝说他多申报一些款项，挪为他用。高廷瑶听后，大不以为然，他正言厉色地说道：“吾百姓疮痍未起，即实心实政犹恐不逮，更因以为利，何以上告君父，下对黎庶也？”其爱民恤民的情怀，清廉正派的作风，使幕客面有赧色，顿生敬意。

在宿州任上，一天夜晚，高廷瑶独坐书斋，突然外边传来白莲教军逼近的消息，城外的居民闻讯后，在夜幕的掩护下仓皇出逃，哭喊声震耳欲聋，令人胆寒。消息迅速传遍城内的大街小巷。居民惊惧不已，预料即将有大灾难降临。高廷瑶见状，知是奸人兴风作浪，制造混乱，企图浑水摸鱼。于是他招集下属，镇定地说道：“好巡（逻防）守，吾卧耳。”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一早，人们发现“四境寂然”，原来是一场虚惊。从这件事上，可看出高廷瑶处乱不惊，见识超人。

徽州乃安徽历史名城，以产纸、墨、砚而闻名于世。然而在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下，徽州及属下的休宁地区民众的生活十分困苦，城镇的边缘布满了棚户区。嘉庆十三年（一八〇八），谣传徽州地区“棚户结连匪徒，聚众称乱”。清廷为防患于未然，立即命文武大员率兵察访此事。安徽巡抚不敢怠慢，下令徽州府派兵四百协助剿捕。

高廷瑶知道这是坏人作祟，陷害无辜棚户，于是向巡抚请求驻兵县城。当是时，由于担心官军镇压，棚户纷纷逃往山中。为弄清缘由，高廷瑶单骑驰往山中，查清实情，并与棚户商讨遣散回籍的办法。鉴于省内棚户高达二十万，如果同时驱遣棚民，誓必酿成动乱。经过深思熟虑，他向上司提出十二年内分批遣散回家的解决方案。之后，安徽巡抚将此方案上奏朝廷，最终成为了定例。这样一来，既变通执行了上司的指令，又保护了棚户。高廷瑶任凤阳同知不久，升任广西平乐府知府。

在安徽百姓心中，高廷瑶是一位亲民、爱民、恤民、保民的好官。他调任后，民众仍然对其德政念念不忘。十余年过后，每当安徽人见到贵州人时，执礼之余，向其询问高廷瑶的饮食起居，以示关怀和敬意。

自古官场多凶险，高廷瑶在广西平乐任职时，突因安徽旧案处理不当而降级离任。闻知消息后，两广总督蒋某知高廷瑶廉洁能干，可资大用，便特奏请朝廷恢复其原职，调广东任用。到广东后，高廷瑶历任肇庆、广州知府，署肇罗道。由于明理守法、清廉公正，办案认真，勤于调查，注重证据，平反冤狱，与过去那些贪官、昏官截然不同，百姓对之深为爱戴。正因为如此，高廷瑶所至之处，吏畏民怀，上司对其十分倚重，视为国士。

在广州任上，正值东莞发生匪患，村民不堪其扰，纷纷前往惠州告急。巡抚令高廷瑶带兵清剿。高廷瑶驻军县城，在大街张贴告示，责令居民合力擒贼，勿使其混迹。又促县令重赏擒拿为首者。有人对此大为不满，指责高廷瑶手软。高廷瑶反驳道：“贼闻官军来，已远扬；如君言是，必按户搜索矣。夫良民以畏贼，故求救于有司，有司复不为剪除，而更累民，是不死于贼而死于官也！”之后，随着社会秩序的渐趋好转，他力请撤兵。过了几天，形势逆转，为首的“林狗尾等九十余人悉就擒”。在处理胁从者的问题上，高廷瑶均以“解散无论”。这样的处理方法，赢得了民众的拥护。粤东人对此评价甚高，认为高廷瑶在广西平乐平冤狱，“活人多矣”，他来到粤东，是当地百姓的大幸。

道光七年（一八二七），高廷瑶因病辞职还乡。返回贵阳后，他广置田地之余，不忘建义塾，育人才。为解决贫困学子食宿之苦，他每年为学子提供束修数十石（粮食）；对那些鳏夫寡妇孤儿伤残的族人，他尤为关心，“日给酒肉，月给粮米，养赡之，至衣食棺椁，悉为备，使无顾虑”。

高廷瑶从政近三十年，多年担任知府，还当过广东最富裕的广州知府。虽然他为官清正，但他对土地有着深厚感情，他的薪俸大多用在家乡产粮区定番县和贵筑县北衙两地购置田产上。据史料记载，经过高家几代人的经营，到了清末，仅北衙十三寨年收租谷就有两千多担，约二三十万斤。“高家谷子”之称即由此而来。

高廷瑶有四子，大儿二儿早逝。三子高以廉，四子高以庄。

贵州咸同贵州农民族起义期间，高以廉，高以庄兄弟卷入了阶级搏杀中，出于阶级本能和维护家庭利益，他们变卖家产以供军需，在省城贵阳兴办民团，筹办城守，建碉积粟，维护地方社会治安，与进围省城的义军相抗衡……

然而高以廉乐善好施，有乃父遗风。据史料所载：黔乱时期，凡颠流离失所饥寒交迫者，“争走其门，公（以廉）衣之食之，病者医药之，死则殡葬之，不足则多方称贷以应，必求达其心之所安而后已”。高以廉曾对朋友表明自己人生理想，说：“君子居上，则道济天下；居下，则善及一方。”动乱平定后，高以廉因功补道员，加布政使衔。

高以庄早年就读于省城贵山书院，有“才子”之名，被清代名儒、贵州巡抚贺长龄所器重。咸同年间，高以庄与兄以廉在贵阳办团练，因征剿农民起义有功而升任知县，后转战陕西、四川，围剿过石达开领导的太平军。在陕西云阳任职期间，他“锄强暴，去猾蠧胥吏，案无停牍；重修云安书院”，支持地方文教；开仓设粥厂，救济饥民；设置医药局，为民治病。颇有政声，深得百姓爱戴。

高以庄之子高培谷，字怡楼，弱冠入县学，因战乱乡试停考，不能走科举之路，乃致力于经世之学，后纳资捐官，以知县分发四川，历任南充、绵竹、大邑、巴县知县，所到之处，事必躬亲，兴学劝农，长于治“盗”，又善治狱，因此被川督丁宝桢誉为“循吏第一”。

光绪五年（一八七九），高培谷补资州，见当地文教不兴，立即拿出俸禄，并倡导士绅捐资助学，创立艺风书院，聘请名师任教。为扩展学子的视野，他广储书籍，资助贫寒士人。与此同时，他裁除官场陋规陋习，严禁社会不良风气；增办育婴堂，创立牛痘局、医局，声名由此大振，川东、川西尽传“高资州”之名。

值得一提的是，高培谷就任资州的第二年，为培养人才，专程赴成都尊经学院聘请杨锐（戊戌六君子之一）到资州襄办教育。杨锐慧眼识人，在艺风书院发现了文才出众十七岁学子骆成骧，于是向高培谷推荐。高培谷阅过骆成骧的文章，果然文思敏捷，识见不俗，于是将其试卷列为第一。之后，他又送骆成骧到成都尊经学院深造。骆成骧不负所望，潜心攻读，修成正果，于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大魁天下，成为清代四川惟一文状元。

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高培谷病逝，享年六十。著名学者俞樾为其撰写墓志铭，称其为官“所至民乐，所去民思，有非才吏所可及，此其所以为循吏（明理守法的官吏）欤！”骆成骧曾《代资州五县绅士为故州前牧高培谷建专祠呈》文，盛赞高培谷在资州的文教建设，“闻风兴起者数千百人，朴塞之风，为之丕变，资州地方教育，渐声扬巴蜀……”恳请朝廷为其建专祠以彰事功。

民国三年（一九二四），资州绅耆骆成骧等呈文，由四川巡按使陈廷杰呈请，奉大总统袁世凯令，将高培谷事功宣付清史馆立传。

随着时代的变迁，昔日的高家大宅已不复存在，“高家的谷子”亦成为陈年旧话。然而，当人们缅怀过去，仍可从高廷瑶子孙三代的立身处世、乐善好施的人格魅力中得到启示。他们为政以廉，治民以爱的良吏作风，我们仍可从中获取教益……

附录高氏功名表：

高廷瑶：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丙午科举人，官至广州知府。

高以廉：官至补用道，加布政使衔。

高以庄：官四川云阳、合江知县，加同知衔。

高培谷：官至四川资州知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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