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辅辰、黄彭年世家

清代咸同年间，贵阳黄辅辰、黄彭年父子活跃在神州的政治舞台上。他们以高尚的人格、出众的才华、卓著的政绩，赢得了朝野的普遍赞誉。湘楚名人刘蓉对黄辅辰的操守及治绩评价为“立身清廉”，“论事持大体，务尽纤微；计久远……”曾国藩则对黄彭年的才华识见大加称颂，誉其为“湘中后来之秀”。

嘉庆六年（一八一〇），黄辅辰诞生于贵筑（贵阳府辖属）。据郭嵩焘《黄琴坞先生墓表》所载：黄辅辰祖籍江西瑞安，之后黄氏一支迁至湖南醴陵。到了黄辅辰的父亲黄运裳时，其家定居贵筑。

黄辅辰早年家贫如洗，为改变命运，他矢志于学，通过不懈努力，十七岁时考中秀才。然而此时父亲病故，由于无钱安葬，他只得徒步走云南三千里，向亲戚借贷以葬。不久母亲又辞世，他三个哥哥又远游在外，面对家庭的困境，他多方筹措，最终办好了母亲的后事。自此，他已无牵挂，一心投入学习中，即令以屑糠和麦麸为食亦无所怨尤。黄辅辰贫不坠志，穷且愈坚的求学精神感动了儿时好友唐树义。得知黄辅辰求知欲强却无钱购置典籍时，他便携着小童背着书籍赶到黄家。在唐树义无私的帮助下，黄辅辰“得以博览经史，周知古今事变，慨然有志经世之学”。

黄彭年

黄辅辰

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黄辅辰中进士，先后在吏部文选、考功二司任职。由于这两个部门掌握着全国官员升迁进退之大权。因此一些不良官员在利益的驱使下，与谋求升迁及肥缺的候职官员沆瀣一气，借此中饱私囊。黄辅辰对此极为反感，为了打击这种官场恶习，他把一些未经审理的旧案公诸于吏部，使那些官员望而却步，不敢蒙蔽匿饰。当时正逢易州牧（州长）因受贿之事而案发，吏部何侍郎及其同年（同科进士）凭借手中的权力，徇私保护他。黄辅辰与易州牧亦是同年，然而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他坚持原则，铁面无私，义正词严地对同僚说：“如此，是乱法也！何惜一同年之纳贿者而执法而循之？”

之后，黄辅辰协助吏部陈文恪审部员张某之案。张某供词牵连到杨彤如，冯志沂二人。黄辅辰调查所知，杨、冯均系正派之人，而刑部因杨、冯两家没送钱财打点，便以“难保无”三字定案。这种荒谬的定案令辅辰十分不满，他从容地对陈文恪说道：“外间以‘难保无’对‘莫须有’。”意即秦桧诬陷岳飞的罪名一样，既无说服力，又荒谬绝伦。陈文恪一听，怵然心惊，倍感社会舆论的压力，于是改变初衷，调查取证。在黄辅辰的干预和陈文恪的秉公执法下，张某最终得以释放，杨、冯二人均无事。

黄辅辰清正廉洁的作风，刚正不阿的个性，常引起上司的不快。当时吏部尚书恩桂，欲在部属中树立自己的威望。黄辅辰对此大不以为然，因而常违背恩桂的旨意。恩柱心胸狭隘，睚眦必报，对黄辅辰的不敬大为恼怒，于是将其“冷冻”起来——九年不得升迁。然而这件事像一块压在恩桂心上的重石，长期使他痛苦难受。后来病危时，恩桂对好友陈文恪说道：“黄君贤者而久淹滞，此吾过也！”

黄辅辰的为官之道及清刚雄直的个性得到朝野的普遍赞誉。有感于斯，昆明窦序为特刻“硬黄”一石印赠之。

咸丰三年（一八五三），黄辅辰以知府衔分发山西，这时传来贵州杨隆喜起事的消息。随着战火蔓延到贵州全境，黄辅辰的思乡之情愈加强烈，他立即请假回籍。返回贵阳后，针对严峻的局势，他立即与地方士绅恳谈，倡议开办团练，以求自保。得到支持后，他亲自察看形势，组织军民修筑碉堡，实行保甲，积粮备战，加固垣堞楼橹。黄辅辰认为：要想使贵阳免除战火，关键在于周边环境的安定，为此他亲赴清水江一带安抚苗民，消除各部落之间的怨仇和隔阂。之后清水江一带发生动乱，黄辅辰不敢怠慢，迅速率领团众赶往巴香平定动乱。事后，他劝谕商民捐谷，建义仓三十座，以备不测。鉴于黄辅辰在贵州“平乱”的出色表现，清廷擢升其道员，代理山西冀宁道。

到任后，黄辅辰曾为山西粮饷不足、省府企图“抽厘以济”的病民政策与上司据理力争。失败后，又因户部拟定在山西平定州设立宝泉分局铸造铁钱认为不妥而为之抗争。他的理由是：“京师用铁钱，以济铜币之乏也；山西铜币敷（足够）而用铁，故弗便。”他认为，决策者为了三万两向各州县摊派分销的息钱，而损失了“数百万正供”，这种因小失大的做法，可说是“利一而害百”。再则推行铁钱不仅破坏了金融秩序，而且还会造成另一恶果，那就是铸造私钱的不法之徒越来越多，对社会秩序的危害越来越大。统治者自然不愿看到动乱危及到自己政权，在衡量利弊之后，山西巡抚英桂采用了黄辅辰的建议，撤销了平定州宝泉分局。

在冀宁道兼任盐运使期间，一件棘手的案子进入了黄辅辰的视线：临汾县县令某滥刑，致使犯人弊命。然而其狡猾异常，使人无从查验。当时舆论汹汹，均认为该县令已移尸抵换，即令开棺启验也无济于事。黄辅辰认为此案大有玄机：而“案子的关键在于开棺启验。虽然案子已经定案具结，但如果尸体果然被掉换了，就可以追究换尸者的罪”。于是他遴选干练之员启棺验之。开棺之后，发现尸体并无掉换，但死者身上受刑时的杖伤宛在。铁证如山，无从抵赖，该县令只好认罪伏法。

咸丰九年（一八五九），英法美列强再起战端，六月下旬进攻大沽炮台时，遭到中国军队的奋勇还击。直隶总督恒福（前山西巡抚）以防务需要干员，特调黄辅辰赴直隶军营策划戎机。黄辅辰至大沽海口察勘形势，建议以重兵扼守北塘。其建议与郭嵩焘不谋而合，然而主帅僧格林沁刚愎自用，反而讥笑黄的建议陈旧不合时宜，最终造成了清军全线溃败和天津沦陷的恶果。

清政府与英法美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后，黄辅辰返回山西，巡抚英桂对其十分雅重。然而黄辅辰十分清楚，自己孤高刚直的性格和经世理念与污浊的官场格格不入，于是有了离开仕途、告老归林的打算。

是年黄辅辰六十五岁，以年老为由，坚辞官位，随后应川督骆秉章之邀，前往成都当其幕宾。不久，陕西中部回族民众反清斗争风起云涌，广大地区“地荒残，无耕者”，经济受到沉重的打击。陕西巡抚刘蓉试图以屯田来改变困境，由于黄辅辰贤德干练，便写信征询屯田事宜。黄辅辰为其陈述《屯田十二难》，又采录官私书，作《营田辑要》之卷，主张“用民而不用兵，与民兴利而不与民争利。言成法者十七，论积弊者十四，对于制田物土之宜，皆博采详说之论。于用人得失，尤三致意焉。”刘蓉阅后，十分赞同，于是奏调黄辅辰到陕，听候简用。

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刘蓉密奏黄辅辰“心术正大，吏事精能”，朝廷遂授其凤邠盐法道，负责西安、同州、凤翔、延安、乾州、邠州、鄜州七属营田之事。针对关中土旷人少的现实情况，黄辅辰招来外省民众到陕西开荒，供给他们耕牛、种子、农具、房舍，鼓励其垦荒，并薄收其租，保证其继承权。由于措施于民有利，仅一年就垦田十八万亩。这项举措不仅改善了陕西的经济面貌，还为清军围剿回族义军及捻军提供了充足的军粮。

在陕期间，黄辅辰在维护社会治安的同时，关心社会公益事业：他捐廉倡导修复因战乱毁坏的四所义学，并亲临义学鼓励学生读书；他拨出公产给关中书院、育婴堂、种痘局，主持修堤筑坝等水利工程。由于殚精竭虑、积劳成疾，黄辅辰于同治九年（一八七〇）病故，时年七十。

刘蓉因其政绩卓著，遗爱在民，列上其事。朝廷准奏，黄辅辰入祀陕西各官祠，并将政绩编入国史循吏传。

黄彭年，字子寿，号陶楼，晚号更生，黄辅辰次子。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黄彭年参加顺天乡试中举，四年后荣膺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后授编修。

咸丰二年（一八五二），黄彭年乞假侍奉母亲，归黔后，随父办理团练。恰逢此时贵州各族人民反清大起义，黔中大地烽烟四起，“几无完土”。得知长寨及清水江下游一带苗民、汉民猜怨尤深不能相处的情况后，黄彭年预感到长此以往，势必酿成祸患。为消弭动乱隐患，他亲入苗寨。每到一处，先调查苗、汉矛盾的缘由，然后找出解决的办法：对那些普通的民族矛盾，他劝解疏导；对那些侵扰、欺侮苗民的汉人，则予以打击。由于处置得当，加之公正严明，在其感召下，苗、汉民众最终和睦相处。

在筑期间，黄彭年与“西南巨儒”郑珍、莫友芝交游唱和，情谊深笃。郑珍诗有“黄九读中秘，归来日朝三。摊书忘轩冕，穿穴如蠹蟫”之句，对黄彭年苦学精神尤为赞许。

黄彭年虽然亲历“平定”贵州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然而对借着“剿贼”之名、诛杀无辜以报功的督抚大人则嗤之以鼻。在其《黔西道旁碑》一诗中，他痛斥大小官吏扰民坑民、敲骨吸髓的丑恶行径，以及他们恬不知耻树立“功德碑”的拙劣伎俩。由此可见黄彭年秉持儒家“民本”理念，爱民恤民。

同治元年（一八六一），黄彭年入川督骆秉章幕府，为其出谋划策，因平定石达开之役，赞划有功，而被保荐。然而此时他无意功名，辞掉幕府的工作后，应陕西巡抚刘蓉之聘到西安关中书院任主讲。关中书院的状况亦令人堪忧：战乱之后、就读的学子大都学业荒废、废学厌学。对此黄彭年十分忧虑。为了扭转这种状况，他在关中书院“讲明实学，广置书籍，严定课程”，在他不懈的努力下，书院逐渐有了起色，勤学苦读之风悄然兴起，“学者渐盛”起来……

不久，直隶总督李鸿章聘彭年主纂《畿辅通志》。为不负所望，黄彭年“网罗才俊”，开局省城，《畿辅通志》成书三百卷，分纪、表、略、录、传五大类。该志考证精确，补旧志所未备。值得一提的是，《畿辅通志》被时人誉为“通志巨擘”。

曾任学部代理大臣劳乃宣，晚年回忆纂修《畿辅通志》时，对黄彭年有如下评价：“李文忠（鸿章）为直隶总督，奏修《畿辅通志》，聘贵筑黄子寿彭年先生为总纂，开局于省城古莲池，网罗才俊，一时文士辐辏。是冬，承延聘为襄纂。予究心义理之学有年，见举世胥（相）尚通脱，以道学为诟病，意谓古道不能行于今世，内颇自馁。及见黄先生，言行一出于正，毅然无所挠，始知今年内之世，犹有不随流俗者，气为之壮，益用自励焉。后所成就，得力于此者为不少矣！”由此可见，黄彭年的学识言行对劳乃宣一生产生了不小影响。

在修志的同时，黄彭年还到保定莲池书院担任院长。莲池书院为清代直隶省最高文化教育中心，百余年来入主书院的均系名儒硕学。黄彭年主持期间，一是扩建书院规模，为诸生肄业古学之所；二是广储书籍，使士子们“博观而约取之”；三是明立章程，在传统的学科外增设“朴学课”，使之“经世致用”。李鸿章对黄彭年在莲池书院的改革十分支持，并对其才干十分欣赏。经其荐举，黄彭年出任京师大学堂副总监。

光绪八年（一八八二），清廷授黄彭年湖北安襄郧荆道。襄郧界连陕西、河南，这时会党和捻军在清廷的镇压下失去了昔日的声势，但一部分会党和捻军仍坚持斗争。黄彭年上任后，首以除暴安良为治政之要务，惩办首恶，宽大胁从，劝诱自新。政策推行后，社会日趋安定，流民纷纷返回家园，安居乐业。为提升治地文教，黄彭年购书数万卷，储之鹿门书院，公务之暇辄与学子谈文论艺，以此为乐。

光绪九年（一八八三），黄彭年升迁湖北按察使。为整饬官场陋习，树立廉洁官风，他拒绝属僚馈赠，取消额外指派税项和官员自设的关税津贴，废除新关津贴，停止工程局摊捐等。另处理积案数百件，平反重大冤案四十余起，惩罚贪官污吏，设立戒烟局……其除旧布新的作风赢得民众的赞誉，政声由此鹊起。

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黄彭年调陕西按察使。时陕西治安混乱已久，兵匪勾结，危害地方。黄彭年到任后，镇压与教化同时并举，他创办博学斋，延聘博学鸿儒主持教席，购买补充关中书院书籍；捕杀巨匪数十人，实施连坐之法，摘录律令中民间易犯各条公示，防患于未然。以上举措，效果明显，社会动乱因素就此消弭。

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秋，长安县西北马营寨等六十余村寨因澧水、渭水决堤淹没了四十余里，毁坏大片田地和无数民宅，给民众带来了巨大损失。闻知消息后，黄彭年“捐廉集款，赈抚修复，民赖以安。”

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夏，黄彭年擢江苏布政使。是年江苏旱涝并至，米价暴长。面对困局，黄彭年又一次施展了自己的治政才能：他降低漕运水脚钱，平抑粮价，筹款赈灾，治理水患，将蕴藻滨、淞江、白茆河开浚通航，使民众顺利度过灾荒。其政绩不仅于此，在江苏期间，他以兴学育才为职志，兴文教，创立学古堂，集高材之士研求经史实学，躬亲讲授；在护理江苏巡抚期间，他严厉惩治贪官污吏，大力提倡朴俭风气，自此，官场风气为之一变。

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黄彭年奉调湖北布政使，抵鄂不久病逝，时年六十七。

黄彭年生平博学多才，工于诗文，长于史志，公务之暇，潜心著述。其遗著有《陶楼诗文集》、《东三省边防考略》、《历代关隘津梁考存》、《铜运考略》等。

附录黄氏进士表：

黄辅辰：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乙未科进士，官至陕西凤邠盐法道。

黄辅相，辅辰三哥，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乙巳恩科进士，官至广西右江道。

黄彭年：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丁未科进士，官至湖北布政使。

黄国瑾：彭年子，光绪二年（一八七六）丙子恩科进士，官翰林院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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