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起渭、周钟瑄世家

周起渭

清代大诗人周起渭（字渔璜）的故乡贵阳青岩骑龙，是一个群山环抱、翠林碧水的地方。从贵阳出发，经花溪、青岩，过黔陶、赵司，一小时后就到了骑龙寨。

穿过山村的小路，来到周起渭的故居，几间农舍，普通平常，看不出昔日的荣华富贵，然而整齐的条石宅基，仿佛告诉人们这里昔日有过的辉煌。自古以来，历史就是这样无情，“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正如辛弃疾在《京口北固楼怀古》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的千古佳句，将“江山依旧，人世沧桑”的人生哲理更加具体化。

从周起渭的旧居前行约半公里路，就到了他童年就读的“桐野书屋”。书屋傍着青青的石谱山麓，山前环绕着碧绿的小河。桥上架着石桥，上有一块“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二月初八日立”的“龙山碑记”。由此可见，这块“龙山碑记”的石碑，是周起渭逝世六十四年后所立。儿时的周起渭读书时这里只有一座木板浮桥，想来他是踏着木浮桥而进入桐野书屋的。石谱山上原有龙标寺，早年香火鼎盛，香客不断。如今残垣断壁，荒草藤蔓，令人看后感伤不已。据当地人说，桐野书屋在“文革”前仅存几间破屋，还办过小学，如今的桐野书屋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重修的。

桐野书屋为穿斗式，是山顶二重檐砖木结构，小青瓦屋面，占地约三百平方米，由三间开重檐的山顶正房，三间开穿斗式是山顶右厢房、观景亭和石铺院坝所组成。步入院前的观景亭，可以凭栏观赏着山野的景致。远山含黛，近山滴翠，骑龙寨遥遥在望。一条小河从远处蜿蜒而来，穿过石谱桥，流向远方。在阳光的映照下，小河波光粼粼，几只白鸭在水中嬉戏游曳，荡起层层涟漪。河岸上柳丝轻飏，两个牧牛童子骑在牛背上哼着山歌。不远的田畴稻浪飘香，不时惊起几只扑棱棱的秧鸡，接着又飞落到不远处的稻田中。此情此景，令人赏心悦目，情性怡然。正是这种自然之美，触动了童年周起渭的灵性与潜质，陶冶了他的情怀节操，使他从中获取诗意与美感。

桐野书屋是周氏家族教育儿孙的处所。当年这里书声琅琅，声声入耳；屋外雨声、鸟声、蝉声、蛙声、蟋蟀声此起彼伏，伴着儿时的周起渭度过了一个个春花秋月、杜鹃白雪。

周起渭的先祖本是江西庐陵人，于明洪武年间随军入黔，因军功被封为白纳长官司长官，世代相袭。自清初推行“改土归流”之后，周氏权势随之削弱，具体是什么时候迁到青岩骑龙寨来的，我们无从知晓。

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周起渭在骑龙寨诞生。据史册所载：周起渭自幼聪慧，在父亲的严格课读下完成启蒙教育，十四岁作《灯花诗》，在士林中传诵一时。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周起渭中乡试“解元”，七年后再试文场，考中进士。

周起渭进入仕途后，先后任翰林院检讨、侍读、侍讲学士、浙江乡试正考官、提督顺天学政和詹事府詹事，并受命为钦差大臣，奉旨祭祀过禹陵和明太祖陵、巡阅江浙两省驻军。

周起渭当年名噪京华时，仍虚心地师事文坛泰斗王士祯和朱彝尊，并与名流田雯、查慎行、查嗣瑮、宋荦等时相往来，谈文论艺，相互砥砺。因其才华卓越、道德高尚，被时流推崇为“力持风雅，领导群彦”的文坛领袖。

周起渭一生中提携和选拔了不少贤才，如浙江乡试“亚元”方婺如，其人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和诗文家，与方苞、方舟齐名，时称“三方”。周起渭唯才是举的官风，颇为浙中人士赞许。

周起渭为康熙年间诗歌大家，擅长山水纪游之作。人谓其诗作继承了王士祯的“神韵”之说，讲究画境的清丽秀逸和诗意幽远淳和的理想境界，艺术性极高。然而周诗中也不乏具有深刻现实意义以古喻今的佳作。值得一提的是，周起渭的诗歌风格对清末贵州诗人郑珍、莫友芝及陈田影响甚大。他们都视周起渭为清初黔中诗界的先驱而尊崇。咸同年间，莫友芝对周渔璜的诗歌有以下的评价。其诗云：

莫友芝认为周起渭是继朱彝尊和王士祯之后崛起的诗坛骄子，并对这位生长在“天末”的贵州诗人孤身与京华名家互竞雄长的豪情十分钦佩。诗中的“明祖华严铣，苏亭赤壁风”，是指周起渭的咏史诗《万寿寺大钟歌》和感怀诗《赤壁避风登苏公亭放歌》。前者通过北京万寿寺（今觉生寺）的永乐大钟的铸造原委，引出了明成祖朱棣为了夺取皇位而骨肉相残的史实，以及其后皇族步其后踵争夺权力而酿成的苦果，造成了帝王子孙无处所”的悲剧，从而揭露，血溅长陵一抔士了封建统治者凶残暴虐的本性；后者从逆向思维的角度着笔，叙说宋代文学大家苏轼贬谪黄州的不幸遭遇，认为其贬谪在政治上是不幸的，但在艺术创作上却是坏事变好事。正是由于奸佞的迫害，才使苏轼成了黄州赤壁的“风月主”，写下了千古绝唱的前后《赤壁赋》。

周起渭对中华文化的另一重大贡献，是他在京都翰林院时参与编纂的《康熙字典》。这部文字学的巨著传世已有三百多年，世代读书人都视为瑰宝，并从中得益。

周起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住在北京，虽然身在京城却心系故乡。康熙五十三年（一七一四），他病危时，便向老父留下遗愿：一是将自己在北京樱桃胡同的住宅捐献为“贵州会馆”，为来京的黔中人士提供憩息之所；二是献出自己多年来的积蓄，嘱托家人重修桐野书屋，让骑龙寨的农家子弟读书上进；三是要求父亲和弟弟修建一座骑龙到青岩马路之间的高车桥，以利山乡与城镇的交通；四是希望家人在骑龙设立义仓，以便灾年时救济家乡父老。这种心系桑梓体恤民困的高尚情怀，真令人感动不已。

周起渭的族叔周钟瑄，康熙十年（一六七一）诞生于骑龙寨中。早年丧母失父，就养于叔父，从堂兄读书，弱冠（男子二十岁）即有文名。贵州巡抚卫既齐、督学道华志章皆奇其文，于是拔置省城贵阳府学深造。

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四），周钟瑄中举，次年北上京都，再试文场，结果会试败北。返乡后，周钟飏闭门苦读，研习经史。为前途考虑，他北上谋生，先后入山西督学高其倬、江南督学张志尹与顺天督学周起渭幕府，从事校阅文稿工作。其才高学博，识见宏远，所交名儒硕学，无不为之赞赏。

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周钟瑄补官出任福建邵武知县。在任期间，他注重地方文物景观之建设，捐银购买民房与空地扩建文庙，修葺宋代名臣李纲的祠堂；废除旧弊陋规，颇受民众赞许。

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清军攻占台湾，基于台湾经济落后、许多地方没有政权机构、大片的地区还未开发和岛上住着以高山族为主的原住民的考量，朝廷于康熙五十三年（一七一四）选拔了一批有经验的官员赴台进行政权建设，周钟瑄奉调台湾任诸罗知县。

诸罗县治原设在诸罗山下的里兴堡，后移至嘉义（今嘉义市）。该县地僻人稀，既无城郭，亦无衙署，新任知县办公的地方仅是三间破屋，居民也不过三十户。上任之初，周钟瑄看到辖境荒凉原始的景象，有所感触，决心建设一个新诸罗。经过深谋远虑和仔细的计划后，他带领官民顶着烈日，“建学宫，修城隍，筑木城”，在昔日荆棘遍地、杂草丛生的地方矗立起一座新城。新城初具规模后，棘手问题又摆在他的面前。

诸罗是新开辟的县治，辖区十八社皆高山族同胞。这里文教不兴，生产落后，治民以种植粟米或捕鹿为生。经过多方调查，周钟瑄得知前任官员对这些生活贫困的民众不仅不关怀，相反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每年治民除正供朝廷的六万五千石粮食外，各社还须缴纳课银一百二十两至六百两不等。而通事（翻译）及胥吏还要在这些可怜的民众中抹油剥削，逼得治民难以生存。为了使治民安居乐业，周钟瑄悉摒陋规，通令全县官民，只取正供上缴国库，加一成损耗作县衙公费，其余不准妄取。为严正法纪，他勒石立于县衙，永为定例。

作为父母官，周钟瑄对诸罗经济落后深为关切，经过仔细分析，他认为高山族民众生产方式过于原始，对开垦土地毫无认识，更不懂得水利建设的重要性。为此，他教导民众耕作，发给其耕牛、农具、种子，带领他们“辟阡陌，广田畴，开沟渠，筑塘堰”。数年之后，昔日的荒地都成了良田沃土。农业发展了，民众的生活亦逐步改善，无人不对周钟瑄感恩戴德，颂其善政。

民众的温饱有了改善，周钟瑄又将目光移向教化上。为此，他在乡间设立义学，延师课读，教高山族同胞学习官话，挑选俊秀之才入学就读。在他的关怀下，诸罗文教渐渐兴起。

周钟瑄深悟“远人不服，则宣文德以来之”的深刻内涵。作为一个地方官，他把辖区内的民族团结作为治政的要务，认为与其以武力征服，不如施以怀柔；要增进民族的了解，首先要搞好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关系。

地处诸罗县城北边的大古柏山区，是一个地僻路遥、山深林箐、面临大海的地方，自古以来，这里聚居着高山族同胞，由于交通不便，少与外界接触，因此他们过着“民不火食，以草蒙首，以麂皮蔽身，无所谓衣冠”原始闭塞的生活。然而，当高山族同胞得知周钟瑄一心为民后，在部落“阿莫”（大头目）的率领下，于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徒步来到县城，请求内附。周钟瑄见状，非常高兴，亲自接见阿莫，以酒肉款待，并授予衣冠，对其再三抚慰。如此礼遇，令阿莫大为感动。之后，阿莫陆续将其部三千人迁往县城近郊居住。对此，周钟瑄亦用心为移民选择平地予以安置，授田土，给农具，教以耕作技术，使其安居乐业。事后，周钟瑄还特意将这件事记录下来，写成《生番归化记》，载入《诸罗县志》中。

周钟瑄对诸罗的建置沿革、历史文化、地理环境、民族人口、经济交通等方面十分留意。为了替后人留下一部宝贵的地方历史文献，他政务之暇，纂修成《诸罗县志》十二卷。《中国地方志词典》对此书有如是言：“清代官修的台湾地方志，以《诸罗县志》最为学人推重。”

周钟瑄治理诸罗三年，劳苦功高，政绩卓著。他以胆识过人的开拓精神，带领官民在荒原上开拓和建设了一个新的诸罗县城；他把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引进了诸罗，使高山族同胞从原始的猎人时代一跃而为农耕时代；他重教化，治礼义，遵循儒家“谨庠序之教，申之于孝悌之义”的理念，加强高山族民众对汉民族文化、道德、法治的了解和认同，从而增进了民族和睦和团结；他关心地方文献的保存，其所纂修的《诸罗县志》，为地方留下了一部宝贵的史乘，对后人了解台湾开发史亦大有裨益。因此在其离任后，士民为其立祠塑像，每逢其生辰则演剧庆贺，盛赞“周公”恩德。

离开台湾后，周钟瑄于康熙五十六年至五十九年（一七一七——一七二〇）先后升任山东高唐州知州、吏部员外郎。其所到之处，惠政甚多，如办书院，起人文，得到士民好评。

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台湾乱事又起，以朱一贵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席卷台湾大部分地区。清廷惊恐之余，慌忙从福建、浙江调军队镇压。动乱平定后，总督满宝、巡抚黄国材认为周钟瑄治台有术，在人民心中有一定威望，于是向朝廷荐举他。清廷准其奏，下旨命周钟瑄以员外郎管理台湾知县事务。

重返台湾后，周钟瑄看到的是社会混乱，粮价飙升，于是他带头捐款，平抑粮价，修废革弊，安定民心。然而这时满宝正对逃亡的朱一贵及其八十名追随者耿耿于怀，想通过大肆搜捕，再将其斩尽杀绝。但周钟瑄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恳切地告诉满宝，朱一贵等“俱属良民”，他们之所以造反，纯属官府逼迫所致。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保持社会的安定，搜捕行动必将扰乱民众的生活，为新的动乱埋下了伏机。在他再三的劝导下，满宝最终打消了搜捕的念头。之后，黄国材又主张重新丈量土地，清查隐匿田亩，以增赋税。周钟瑄认为此举不可，强调“台湾居海外，宜宽以柔之，未可操切”。黄国材觉得有理，亦不再坚持。在周钟瑄儒家理念的治理下，台湾渐有开发。之后，他建议修建台湾木城，获准施行。

然而一位正直的官员在污浊的官场是难以生存的。时巡按御史禅济布纵容其手下在台湾为非作歹，周钟瑄下令将为奸者抓捕并拷打。禅济布对此怀恨在心，上疏诬陷和弹劾周钟瑄。康熙帝下令严查，查无实证后，案子就搁置下来。雍正六年（一七二八），周钟瑄改任荆州知府，革除当地陋规，捐输充实仓廪，平反冤女案，受到民众好评，然而遭到上官的嫉恨。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他因“怠误堤工”被弹劾，留职察看。到了乾隆八年（一七四三），他又因“荆关税务耗米”被议处，结果被发往军台（在新疆或蒙古）效力。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其子德明以父年老为由，请求代父效力。朝廷允准后，周钟瑄才得以返回故乡。

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这位开发台湾的有功之臣与世长辞，享年九十二。

周钟瑄少怀奇才，工于诗文。据道光《贵阳府志》所载：“康熙间贵阳之能诗者，（潘）驯、（江）闿而外，唯钟瑄能与周起渭颉颃（不相上下）。”周钟瑄一生著有《读史摘要》、《遏云斋诗集》及《松亭诗集》二卷。

附录周氏功名表：

周起渭：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甲戌科进士，官至提督顺天学政，詹事府詹事。

周钟瑄：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丙子科举人，官至荆州知府。

周德明：钟瑄子，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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