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明清时期哲学思想
在现有的汉文文献中关于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记录不在少数，目前研究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着力点都是从汉文文献中去寻找到相关材料（一些有文字的民族除外）来加以论证叙述。我国西南地区的大部分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由于没有本民族文字记载，大都是口耳相传，被记录下来且较为详细的就属元、明、清三代的文献。自民族识别调查开始，民族工作组在识别认定过程中收录了大量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为少数民族哲学研究锦上添花，提供了翔实的资料。而有关贵州畲族哲学思想的文献极其稀少，可以说是没有的，本文只在一些零碎的文献中找到一部分，因而，想要厘清贵州畲族的哲学思想史是十分困难的。
如果说“任何哲学都是以民族性的形式、时代性的内容、个体性的风格，探索人类性的问题”，那么哲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既体现了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共性，也反映出了不同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下的个性。 [1]
如前所述，贵州畲族历史很难考证，据文献记载，只能追溯至明朝，因此想要厘清畲族的哲学思想史是件困难的事，由于缺乏明以前的文史资料，只能从零星的口述资料中探知一二。
明清时期是贵州畲族哲学思想大融合发展时期，这个时候畲族刚踏入黔地与当地其他民族杂居在一起，他们相互影响，其中也包括对世界观、宇宙观、人生观的认识。
在贵州畲族聚居的村落，住房被大片的竹林围绕，房屋就建在竹林之中。畲族常把三到五株小金竹连根挖起，捆成一把，供在堂屋左角或右角，这就是“供竹王”。农历春节时，畲族每家每户都要打糯米粑，并在自己家竹林砍一根除去竹叶的柱子，将打好的糯米粑捏成拇指大小的丸子挂在竹枝上，称之为“妹娘粑”，据说这是为了供竹王。一些孩子出生以后，有经常生病的，畲族人怕孩子活不下去，于是把竹子连根挖起来，请“鬼师”将红黄绿纸系于竹枝上，“鬼师”做法事供竹子在床头，逢年过节烧香烧纸“供竹王”，祈求竹王保佑孩子健康成长。“鬼师”安置的这根竹子就叫“栽花树”。
从贵州畲族有关竹子的习俗来看，竹子是他们生活中最常见的物质，房前屋后全是竹子。然而竹子被畲族人民视为神灵一样供奉着，这是为什么呢？答案似乎只有万物有灵说得通，竹子就被赋予了灵性，把竹子拿来供着就意味着与神灵通话，希望神灵帮助消灾解难，这就披上了神秘色彩的原始宗教的外衣。这一方面反映了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缺乏对自然界各种现象与事物的本质的把握；另一方面在极其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下，人们寄希望于神灵以求神灵与祖先庇护身心，体现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迫切向往与追求。
伴随着人类的进化、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人的认识逐渐深化了，思维能力逐渐提高了。 [2]
贵州畲族《将给词》中描述了世界最早只有“抱哈（水雾）”，“抱哈（水雾）”象征女性，后来“抱哈（水雾）”与“也郎（雨水）”结合，生下“抱恰耶恰”之后才有了开天辟地的历史。
从《将给词》的描述来看，贵州畲族认为世界（这里说的世界不是指现代科学发展以后所指的宇宙、世界，而是那个时代人们对身边具体事物的认识与理解）最早只有“抱哈（水雾）”，也就是认为宇宙来源于“抱哈（水雾）”。水雾看起来就像是混沌的，后来“抱哈（水雾）”与异性结合才开天辟地，这种“抱哈”，也就是物质经演化后成人的说法，是以物质为本原的，可以说萌发着以物质为本原的朴素思想在内，换句话说早期的贵州畲族在认识世界时持的是从物质到物质的看法。这在我国少数民族的宇宙观中是普遍常见的。恩格斯曾说：“在希腊哲学家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某种从混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 [3]
在贵州畲族流传的古歌、神话和传说中，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占有较大的比重。不同的民族因为地理环境、历史传统、宗教渊源和科学技术水平发展的差异，对人类的起源有不同的看法。归结起来无外乎有神造人说、植物变人说、动物变人说、卵生说、兄妹婚配说等。贵州畲族先民对人类起源问题持的是兄妹成亲造人烟的观点。
《兄妹造人烟》 [4] 说的是“在远古的时候，世上只有两兄妹，哥哥叫‘约贵山’，妹妹叫‘娥给冋’。他们长大了要开亲，约贵山要妹妹娥给冋嫁给他，娥给冋坚决不同意，她说：‘我俩本是亲兄妹，怎么能开亲？要想开亲，只能去找别人。’不得已，兄妹俩只好外出找人开亲。他们先找到‘挂洞（葫芦）’，‘挂洞’说：‘亲不在我这里，亲就在你家！’他们又找到刺蓬树，找到栽秧萢，找了许许多多的事物询问亲在何处。结果回答都是‘亲在你家’。没有办法了，哥哥只好再央求妹妹开亲，终于说服妹妹嫁给他。兄妹结婚七年又六个月都没有生儿育女，约贵山就去杀牛祭祖。到了第九年，娥给冋终于生了，但生下的是一个没有鼻子、眼睛、嘴巴的肉坨坨，他们俩很生气，就去请鬼师来看。鬼师说这个肉坨坨就是后人，你们要请人把肉坨坨平均砍成十二坨，抛到山坡上，晒干了再拿火来烧，就会变成人。约贵山和娥给冋按鬼师的话请了一个老婆婆来帮他们砍肉坨坨，又拿去山坡上去晒，晒干了再用火烧，结果肉坨真的都会讲话了，真的都变成人了。约贵山和娥给冋把肉坨人分成对，可怎么都要剩下一个，原来是老婆婆在砍肉坨坨时算错了，把肉坨坨砍成了十三份。不得已就只能分成六对，组成六家，繁衍人类。这六家分别成了六个民族的祖先，其中一家就是贵州畲族‘嘎梦’的祖先。那永远配不上对的一个肉坨人，就变成了人间的寡婆鳏公。”
所谓兄妹婚配造人烟，正是各民族历史上曾经流行过的一种婚姻习俗或经历过的一种婚姻制度的曲折反映，即原始群婚制。这种婚姻制度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曾经历过。这种现象对于现代人来说，是有悖伦常的，但在远古时期的人看来，则是合乎自然的，没有什么奇怪的。人类婚姻史上出现的这种现象，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在“凤凰衣”上，蝶纹和鸟纹占据较大的空间，表明蝶和鸟在畲族生产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可能与某种崇拜有关。崇拜表现了人的思维、认识的幼稚性、原始性，没有完全把人与动、植物分开，没有认识到人为万物之灵的崇高地位，而把低于自己的自然物视为智能高于人的神灵、祖先来崇拜。但同时又标志着人类认识的巨大进步，人们开始探索、认识自己氏族的起源和血统关系，半人半动物神物的出现，正反映着人的地位在原始意识中不断地上升。这种上升就为唯物地解释人的产生初步创造了条件。 [5]
事实上，在其他各少数民族中，也普遍流行“万物有灵”的这种观念。这反映了人类早期对自然的认识的不足，因而依赖神灵，但也说明了人类在认识、利用、改造自然过程中，存在与身边事物和平共处、互惠共生的理念。
[1] 宝贵贞：《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民族报，2010年12月10日，第006版。
[2] 姜国柱：《中少数民族哲学的原始思维》，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3] 姜国柱：《中少数民族哲学的原始思维》，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4] 李平凡，严勇主编：《贵州世居民族迁徙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80页。
[5] 曾祥慧：《贵州畲族“凤凰衣”的文化考察》，《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