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主要哲学思想

贵州壮族文化是广西壮族文化的分支，是壮族母体文化的传承与延伸，这两种息息相关的文化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历经演变，最终形成根同枝异的文化事象。在文化的表现方式和结构上，贵州壮族文化可视为一个范例。这种复杂的文化构成体系，使得贵州与广西的壮族文化体现出文化对应的几个方面，即一致性、异质性、共同性和相异性。 ^[1] 贵州壮族哲学思想与广西相较，也存在这些特性。因此，从完整性上讲，要包括贵州壮族祖先的哲学思想观念，即宋元以前贵州壮族祖先的思想观念。然而，因缺乏详细的迁徙前后有关文化史料，确切的迁入时间也难以考证，且不同家族支系迁徙时间和来源也有差异，无法进行清晰的脉络梳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关于古老的宇宙观等是类同的，其中关于祖先的思想文化的继承也已经融入到了现今的族群思维之中。

哲学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是包含在这个民族“衣食住行”等生活常态中的思想认知和智慧结晶。但我们依然要从“哲学”这个概念中去理解、去区分一般文化与哲学的不同。我们在对贵州壮族主要哲学思想进行概括总结时，只能在史料、有关研究以及当下贵州壮族所展现出来的认知世界中去探索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判断。在上述的关于贵州壮族哲学思想的历史经纬中，结合有关资料和如今贵州壮族地区的综合情况看，贵州壮族的哲学思想观念主要体现在万物有灵思想、祖先崇拜观念、社会伦理观念、审美观念、斗争思想等方面，其中涉及了人与客观世界的联系问题、人类繁衍的问题、人与社会生活问题、人的主观世界的问题等，这是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本身的主体性问题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世界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等一些基本的人类哲学命题。尽管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不合理性，但这是壮族人民在生产生活之中不断感知和思索的结果，符合人类文化生成发展的一般规律，有其历史意义。

一、天地起源观

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对宇宙生成进行了一些思考，并形成一些自己的理解。这些理解往往以神话故事和英雄史诗等方式记述着。壮族先民也有自己关于宇宙、天地起源的一些认识。这些关于宇宙和天地起源的理解在贵州壮族社会中也有一些相关传承。壮族先民中关于宇宙或天地起源的比较典型的神话故事如下：

一个流传在广西右江、红河一带的神话又这样描述：

以上两个神话把宇宙的生成描述为“气”“石”的运动，这种宇宙生成观肯定了世界的物质性本原，属于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早期萌芽。壮族先民把自然界中常见的“气”和“石”作为宇宙生成的原生物，这是将某一特殊形态物体想象成无限多样来源的因由，是一种直观的经验思维。尽管从今天科学主义的角度看，属于比较简单的宇宙观，但这是壮族人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较为能“自圆其说”的一种理解，这是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初始形态。

贵州从江等壮族地区关于天地起源的故事则较为丰富且富有画面感，他们从天地起源延伸到世间万物的起源。如“接禾魂”词：

“接禾魂”词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壮族人民从天地生成开始到世界万物的形成的生动的社会生活画卷。从“接禾魂”词看，虽然没有把前面所述的“气”“石”等作为天地生成的物质性根源，但从“混沌”开始，讲述的都是可视性的物质概念，而非绝对神话意义上的起源。包括其中描述的壮族稻作文化的起源，他们也是通过自然界的各种动物作为想象媒介去加以建构的。当然，“接禾魂”词里描述的天地万物的生成和稻作文化的源起，说到底是一种想象，不符合实践唯物主义特征。因此，壮族人民关于天地宇宙的生产观念，我们可以总结为一种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二、万物有灵思想

万物有灵属于较为普遍存在的一种信仰类型，认为天下万物皆有灵魂或自然精神，并能影响或控制其他事物。贵州壮族与贵州其他世居民族一样，都具有典型的万物有灵思想。他们普遍认为人类生产活动中接触到的很多自然现象和社会事物都有灵魂存在，故而会赋予一些自然现象以鬼神而祀之。除了在一定层面上受到中国社会普遍的宗教文化观念影响之外，壮族宗教信仰的基本观念就是万物有灵思想，认为很多自然现象都有灵魂存在。由这种观念生出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文化是比较复杂的，这是一种多鬼神民间信仰体系，供奉神灵较多，也较为迷信。他们往往根据节日活动和生产劳作中体现出的问题，利用信仰仪式来丰富其内容。贵州的壮族，尤其是从江的壮族大多都有自然灵魂观念，认为人类、动物、植物以及日月星辰、河流山川、石头、土地，甚至金银财宝等事物都有灵魂。

在壮家人的思想体系里面，认为一切事物没有魂，就不能产生、成长和发展变化，“魂”就像是种子、来路和本源的存在，所以壮语中的魂和种子、道路是同一词，叫“问”。与这种万物有灵思想观念相伴而生的，就是一系列祭祀仪式。其中“接魂”仪式最能体现壮族万物有灵的观念。接魂，主要是在有关人身和农事两个方面的活动中，有各类灵魂需要接引供奉，其中有综合性的大接魂仪式，也有针对具体事件的接魂仪式，比如壮年接魂就有综合性的概念，指接各类神灵。而针对人生病等接魂或者接禾谷魂、田魂等则是“一事一接”的方式。壮年接魂仪式最为典型。贵州从江壮乡大多以农历十二月为岁首过壮年，有的过春节，但不管是过壮年或是过春节，一般都会举行接魂仪式。过年的时候，要举行比较隆重的祭社王活动，祭完社王之后，各家各户分到各类祭祀用品后，备足仪式需要的东西到固定场所集中，摆放好供品，面朝村前插香于米碗中，然后众人静坐，开始聆听魔公诵念接魂咒语：

从以上咒语中可以看出，壮族人信奉的神灵非常多，有禾魂、金魂、银魂、鸡魂、鸭魂、猪魂、羊魂、黄牛魂、水牛魂、男魂、女魂等等。其涉及的神灵魂魄如此多，且都有明确称谓，这是典型的万物有灵思想。

壮家人通常还会在过壮年或春节时，于除夕午后集体宰猪敬社王（社神），称为“故霞”。壮族认为社王是管安宁和五谷之神，社王是贵州壮族普遍信奉的神祗。壮寨每年祭祀社王都要杀猪一头，这头祭祀用猪被称为“慕霞”，是由寨子中的各户轮流饲养。在“故霞”的过程中，人们必须虔诚，仪式的过程必须严格按照约定的程序进行，否则就容易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产生不良的宗教后果。虔诚祭祀社王后，生产生活就会得到保障。除“故霞”外，壮家人还祭祀其他多个神祗。如祭祀土地公，他们称为“故兹”，认为土地是捍卫村寨安全之神。古时候出寨面对战事要先敬土地公，平常出寨子尤其是集体活动都要祭祀土地公，祈求土地公庇佑，以期顺利平安。壮族还信奉龙拓公，视其为万能之神，凡占卜问卦，求神查鬼，起房造屋、修桥补路、人畜生养、消灾消难，必须请示龙拓公，否则都会得不到吉祥的结果。另外还信奉婆神、龙神等。壮族人把周围很多事物都看成是灵魂的存在，并由此衍生出敬奉各种神灵，他们把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吉凶未卜的事情都与各类神灵联系起来，某种程度上影响或支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行为。

很多民族的思想文化主要体现在其民族宗教信仰文化之中，这是人类思想领域最为典型的文化形式。从壮族人关于万物有灵的认知看，它们是以实际行为在表达，人与自然不是孤立的事物，而是有普遍联系的。人们与客观世界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他们敬各类神灵，同时也表达出神灵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人虽与神灵是不同的主体存在，但又通过种种神秘主义的方式衔接起来。尽管灵魂观念是有神论思想，壮族人通过唯心主义的观念，表达着“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这一哲学命题，有意或无意间触及了唯物辩证法的哲学范畴。

三、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是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由原始崇拜衍生而来的，这是亲缘意识升华成对本族始祖先人的敬拜思想。后来，经过阶级社会，尤其是受到封建宗法思想的影响，人们认为死去的祖先的灵魂仍然存在，仍然会影响到现世，并且对子孙的生存状态产生影响。贵州的壮族与其他很多民族一样有祖先崇拜思想，但他们在普遍性的基础上也存在一些特殊性。贵州壮族中有的宗族是有明确的迁徙历史的，他们能详细讲述自己祖公的来龙去脉，并带有一定的审美意识。在不忘祖先历史的基础上，人们利用节日和一些宗教仪式来表达自己对于祖先的敬仰，并祈望用虔诚的态度获得祖先的庇佑。在这个过程中，壮族人民有自己对于祖先崇拜的认识和理解。

贵州的壮族中存在的一些叙事歌和口头故事等记录着祖先的迁徙历史，其中以从江莫姓壮族最为典型。相传从江加榜乡莫姓的祖先是从广西南丹州迁来，其迁徙歌《比侯旁》用叙事歌的形式，具体而生动地叙述了他们迁徙的历史过程。《比侯旁》唱道：

从江莫姓壮族对于自己祖先迁徙历史有详细的记录，并且其“祖公歌”不是随便传唱的，一般是在比较庄重的仪式性场合中，由家族中比较有地位或威望的人传唱。由此可以看出，人们认为对于自己的祖先历史的记录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他们对于各姓氏、各家族祖先的迁徙历史是十分重视的。他们详细记录着祖先迁徙的过程，并将祖先的故事加以一定的美化处理，用祖先迁徙过程中的千辛万苦来表达对祖先的怀念和崇敬，用祖先的优良品质来激励后人。这与我们一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祖先崇拜思想有一定的差异。各自祖公由来的清晰的历史脉络反映出他们对于祖先谱系的重视。

贵州壮族的祖先崇拜思想不仅停留在对于祖先或者说家族由来的记忆上，他们还会在现世的生活中，由当下的后人采取生活化的仪式来进行表达。他们的祖先崇拜行为是贯穿到整个社会生活之中的，许多人家设祖宗香火牌位，经常供奉。有些人家每顿饭都不忘用简单的仪式来纪念祖先，不忘恩德。他们通常会在动筷子吃饭前，先撒一滴酒或几粒饭在地下，口里念叨请祖先吃饭，之后才正式开饭。在遇到节日或者有重大事情不决的时候，一般都要敬供祖先，求祖宗保佑。壮家敬供祖宗一般都会杀鱼或宰牲，另有一些其他民族不常使用的蜂蛹、青蛙等，看上去比较丰盛。除了日常吃饭的简单敬供祖先外，遇有节日和重大事情的时候，敬供祖先都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仪式。通常由家里面的长者或户主代表家人祷告，从已亡父辈开始往上数起，提名点到某地请某公某奶回来吃饭。比较重要庄严的场合，还会请“摩公”（师公）来主持念咒词。咒词很长，如下：

摩公念咒完毕，最后斟一次酒，若是供鸡或鸭，就将其杂碎剪在酒杯里，全家每人吃一杯，叫“更搂约”，表示与祖先共宴。烧纸钱时，摩公念一句：“今日乃送公奶去，下次逢年过节又请你们来。” ^[7]

除了日常敬供祖先外，贵州壮族还会在清明节的诸多祭祀仪式上表达祖先崇拜思想。因受民族文化的影响，不少民族都有过清明节的节日习俗，时间上和汉族大同小异。清明节的主要内容就是祭祖。节日来临，各家各户清扫房子，理神龛，正祖位（一般是正中为某姓祖宗之位，上有横批，旁有对联）。家长用糯米饭（一般喜欢用黄花浸染）、酒肉等摆在神龛前，正对祖位，寓意给祖宗们享用，同时要烧香和纸钱，用以迎送祖先。清明节期间，节日的内容和程序是比较丰富的，一般在清明节前几天就会开始“扫墓”。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扫墓，壮族人民会割掉祖坟上的草，打扫一些盖在坟上的堆积物，给祖坟添土，将祖坟修葺好等。过节期间，经济条件好的就会杀猪宰鸡等，尽可能丰富供品，用于坟山祭奠，也用于招待客人或自己家族人员食用。经济拮据的家庭也会想办法置办比较简单的祭品。一般来说，清坟扫墓的过程，一家老小都会参加，还会有姻亲参与，人们带来糯米和酒肉等摆放在墓碑前供奉，放鞭炮和烧纸烧香等，并在坟头上挂纸，场面十分隆重。

尤其值得分析的是，壮族对于祖先的缅怀和崇拜至诚，他们通常会用古歌叙事或故事传承的方式记述祖先的历史，同时又在实际行动中进行仪式性的表达。一个历史的记忆和想象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感性意识逐渐上升到理性意识的过程。同时，壮家人并不是停留在对于祖先的“想象域”之中，而是在“现世域”中以仪式构建一个敬祖祈福的世俗思维世界，富有知行统一的哲学内涵。他们利用这种知行统一的仪式性理解来把久远的祖先世界与现实世界关联起来，一方面传递出他们对于“我从哪里来”的基本哲学话题的思考，一方面也对自我存在的“合法性”和未来存在的恒久性进行了必要的行为表达，实际上也反映着对人这一主体存在的合理性和延续性话题进行了独特的实践性抽象，符合人类哲学认识的发展规律。

四、社会伦理观

在几乎所有民族的生活中，除了对于世界神秘性的探讨、对于祖先历史的记忆之外，一个十分重要的事项是无法避开的，那就是关于其生活所在的社会载体问题。无论与外界形成的共性空间范围有多大，一个具有所谓社会性的思维都会在这个民族的文化中有所体现。壮族这个民族也不例外，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一些基本社会伦理观念。

一是同族亲缘意识。贵州壮族除了祖先崇拜思想之外，还有对同族亲缘的一些认识。从壮族迁入贵州以来，直到清末民国初，几乎没有太多的流动，迁徙路线呈现的是自然迁徙的轨迹。实际上，“贵州壮族”这一表述应该是在贵州建省以后才存在的，贵州的壮族实际是为了生计从广西自然迁徙而来。直至民国初年，这些壮族还主要生活在两省区的边界，居住的空间位移不大。后来因为抗日战争等原因，有部分人口流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政策性和经济性因素又导致了部分壮族分布到各地形成“散杂居民族”。农村的壮族主要还是传统的居住格局，大多聚族、聚姓而居，形成相对稳定的民族村落形式。在这种聚族、聚姓而居的格局中，壮家人之间形成良好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反映出壮族人同族同宗思想观念的存在。同时，从江壮族地区，普遍都过“壮年”和六月十四。农历十二月初一是从江地区壮族过壮年的日子，壮语叫“更将”，汉意为“吃年”或“过年”的意思，也叫“将雅依”，即壮族年节。壮族为什么以农历十二月初一为年节，以六月十四为中元节呢？据民间传说，很久以前，他们的祖公从广西迁来贵州谋生以后，遵照广西老祖公的吩咐，每逢春节，分居两地的骨肉兄弟都要回老家团聚一堂。后来因人口繁多，每逢大节，两地亲人来往团聚就很难周全相顾。于是，在贵州的祖公们就商议自定每年两大节日要提前一个月过节，以便于分隔两地的亲人互相走访团聚。因此，壮族民间还有一首歌相传下来，汉意是“兄弟分居各一方，千朝万代莫遗忘。过年十四应走亲，骨肉恩情永久长”。 ^[8] 这些历史的记忆和对祖先同源的认可，反映出贵州壮族与广西壮族的渊源。另外，从江一带的壮族被称为“黑壮”，广西壮族为“蓝壮”。从江壮族中有歌句唱道：“遇到蓝壮不要骂，我们祖公那里来。” ^[9] 可见，壮族的宗族意识是十分明显的。

综上并结合贵州壮族普遍存在的从广西迁徙而来的历史的集体记忆，特别是从过节时间调整的故事来看，贵州壮族十分注重同族亲情关系，这是一种广义上的宗族社会意识的核心形态。同时，集体祭祀行为也反映出的同族亲缘思维的存在。尽管贵州壮族人的宗族观念不是十分强烈，但同一民族的集体性心理是十分明显的。从他们共同祭祀的“社王”就能反映出来。通常，贵州壮族人会在过年的时候祭祀社王，这是他们十分重视的神祗。一般壮族人以村寨为基本单位，用共同饲养的猪到特定地点进行祭祀活动，祭祀完后各家将分得的肉食带回家祭祖。这种集体的祭祀行为，事实上是一种同族亲缘意识的客观反映，也是一种社会群体生活的表现。

二是家庭伦理观念。壮族人家庭普遍实行一夫一妻制，旧时有个别富裕人家或是为官者有纳妾等现象。壮家人有分家习俗，通常在子女结婚有小孩后就分家。在家庭中，主要由父亲作为一家之主，也有部分人家是由母亲当家，但大多都是男子治外，女子治内。儿子对年老父母须尽赡养义务，如有遗弃父母者，必受家庭和村众谴责，甚至以违反乡规论罪。兄弟分居，仍有互助，双亲死后，兄长为家主，同时还负有为弟妹完成婚嫁之责。家庭财产继承权，历来男子优先，有女无男，女儿继承财产可以招婿上门。 ^[10] 如果是绝户，其财产则由近亲继承。这些家庭秩序的建立体现出壮族人家的家庭伦理观念。他们从家庭的建立到家庭角色担当的确定以及权利义务的划分等，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定，这是比较健全的家庭伦理体系。

三是社会组织观念。壮族村寨一般有一定的组织结构，由“村公”、乡老等主事，并由此形成一个对外相对较为明显的区域性和民族性边界。这种约定俗成的自发性组织行为，时至今日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与宗族组织情况相比较，壮族村寨组织较为严密。村有“村公”（壮语称“包挽”）而无族长制，村寨联盟之主为乡老（叫“包傍”），分别管理一村一乡的公共事务，联盟内容为共同维持本区域内社会秩序、调解内部纠纷、抵御外侮、保护公私财产和资源。公议的乡规民约是村民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几个村寨联合共议的规约叫“联款”。如从江刚边、板田、敖洞和广西阴洞诸邻村寨联款，于清朝年间曾立“断血碑”于阴洞，碑上铭刻联款规约，共同遵守。凡外地客户迁入，须得“村公”或“乡老”许可，还须备酒肉香纸到社王棚前敬供社王，宣誓遵守本村寨规约和习惯等。此种规定，古严今松。 ^[11] 壮族多聚族而居，地名多以户数来命名，如在从江的壮族，按河段将壮族村寨划分为不同大小的联盟组织，以刚边寨为中心的平正河为外围地带，以宰便为中心的宰便河为内区，外围又按河段分，由岩角至塘洞（上段）因该村寨有240户人家，该地就称为“二百四”，这个村寨有7位村公主持事务。由宰便到板良（中段）称为“三百”，有4位村公管理。由平正至归林（下段）称为“六十”，传说只有1位村公褒匀绕管理村寨事物。内区宰便河一带称为“内一百二”，有6位村公做主。 ^[12] 依位置来划分，按户数来命名，根据所在范围自然结合为村寨联盟，形成相应的地方管理机构，各个村寨由村公来主持做主，村寨联盟由乡老管理事务，这些反映出了壮族乡村社会组织形式的严密性。

四是生命伦理观。壮族人重生死，主要表现在其对新生婴儿的迎接和对死者的祭奠等仪式中。壮族媳妇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无论男女要第一时间告诉外婆家，外婆家要备糯米、鸡仔送给婴儿母亲。婴儿出生第三天要举行“满三朝”。首先，在这天的早上天亮前，爷爷会叫上寨子里的几个公公拿着母鸡到寨子外的神树下敬“奶娃拎”（传说中的送孩子来的观音菩萨）并祈求她保佑孩子健康成长。娘家及亲戚中的中老年妇女会每人带着一筒米或一只母鸡来探望，主人家请师公为婴儿写八字，用婴儿的生辰八字推算孩子命运，如推算有难则需在满月前为孩子“禳解”，使孩子能逢凶化吉，一生平安。接生婆也要在办完“满三朝”后才能离开。在婴儿满月时还要办满月酒。 ^[13] 从这一系列的仪式中可以看出壮族人对新生命的看重。壮族人家老人去世时要举行仪式，宰牲生祭祀，咏诵“文之歌”（“文”是壮族古代传说中的孝子）以悼念父母养育之恩，同时该歌还起到教育子女要孝敬老人的作用。壮族的丧葬形式为棺木土葬，但是，杀死、缢死、病死、毒死或是夭折等非正常死亡的逝者不葬入祖坟，而是焚尸火化或是随便乱葬。 ^[14] 壮族对不同死因和不同年龄死者有不同的葬俗和禁忌，体现出丰富的死亡观念，折射出壮民族对生命不同阶段的理解。

五、审美观念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对世间万物的理解和认识，在与客观世界的接触中，通过一系列的形式和方法将其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进行转化，构建起自我的主观审视世界，最终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审美意趣。贵州壮族从其广西的母体文化中脱胎出来，在与贵州元素的涵合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观念。审美作为人类理解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包含着对世界的认知和价值性评判，其内容十分宽泛，但就此处论及壮族审美观念而言，主要选取有代表性的民族根性美学事象。

一是以自由精神为美。壮族崇尚自由，在《新唐书·西南蛮》中就记载了当时的壮族各部结盟，形成强大的部族，设置官吏，与当时的中央王朝分庭抗礼的故事，充分体现出了壮族人不畏强权、崇尚自由的精神。此外，壮族对自由的推崇还特别表现在他们对婚姻的态度方面。贵州壮族的婚姻缔结，一般有父母包办、媒人做媒和自由对歌恋爱。在过去，包办婚姻是主要形式，但壮族青年男女中不乏反抗这种婚姻形式而追求自由婚恋者。其中，流传的典型故事有从江一带的“梳头岩”和“培信坡”故事，它们折射出壮族青年自由恋爱的孜孜追求。

“梳头岩”的故事流传于从江县刚边壮族乡。一般有悲喜两个版本，但其本质都是反映壮族姑娘争取自由的勇气。梳头岩，又叫嫌夫岩或拒夫岩，在从江刚边村孖底河边，那是一处悬崖顶上凸起的岩石。悬崖有近百米高，岩石湿滑陡峭。相传在从江“三百河”一带，以前流行包办婚姻，特别是比较盛行姑舅表婚，但一直以来也有坚强勇敢的姑娘敢于挑战传统。为了防止这种拒夫情况的发生，寨老们商量办法，选择了“梳头岩”这个陡峭之地，要求不接纳传统婚俗的姑娘，要爬上“梳头岩”最陡峭的地方，将自己的发髻接下来，用梳子梳30下，再将头发按照原样挽上。如此连续三次后，若从崖上安然返回，就可获得赦免，任凭姑娘找如意郎君，自由改嫁，任何人不得干涉。若姑娘因害怕不慎掉落悬崖，粉身碎骨，则属咎由自取，其娘家和夫家不能因此事为由引起争执。 ^[15] 有个姑娘叫卯妹，为了反对嫁给“憨包”表哥，拒绝父母包办的婚事，其舅家就请寨老们执行前人规矩，要求卯妹去爬梳头岩。卯妹为了获得自己的婚姻自由选择了接受挑战，后因山崖实在陡峭，又由于阴雨湿滑，摔下山崖死了，留下了一个凄美的故事。但也有其他故事讲述道，有的姑娘为了反对与表哥的不幸婚姻，改嫁给心仪的对象，仍然不畏艰险，毅然选择爬梳头岩梳头，最终获得了成功，与心上人喜结连理。

“培信坡”的故事发生在从江县雍里村。据说这个“培信坡”原来不叫这个名字，后来为了祭祀一个叫“培信”的姑娘而改成了“培信坡”。培信为了反对舅舅家的这门亲事，无论舅舅怎么威逼利诱，培信就是不肯。后来舅舅就出难题，说我家有块几十挑的大田，你要是不同意这门亲事，就要一口气插完大田的秧，期间不能抬头和伸腰。培信为了自己的婚姻自由，答应了舅舅。一连三天三夜不抬头、不伸腰，终于插完了秧，但由于太累了，腰也断了，培信当场死在了田里。与她相依为命的母亲看到自己的姑娘累死了，痛不欲生。母亲把培信埋在了累死的地里，并诅咒舅家：“我姑娘被你们害死了，以后你家有人来种这块大田，如果不祭祀我家姑娘，禾苗就长不好。”据说，从此之后不管谁来种田，都要事先祭祀培信。久而久之，寨子里和周围的人们就把这个原来叫归为坡的地方改叫做培信坡了。

以上故事或悲或喜，但其反映的内容是一致的，都讲述了壮族姑娘们为了获得自己的婚恋自由，为了找到自己的心上人，不惜以命相搏的感人故事。其实，在壮族社会流传的很多传说故事都反映出他们反对封建权力、反对舅权伦理等精神。也正是这种追求自由的精神，让这个民族在很早的时候就存在男女自由社交活动，以“坐姑娘”的形式较普遍。他们通过弹唱、对歌、趣谈等，表达着相互的感情，如果双方心仪，便谈婚论嫁。以这种方式缔结良缘的情况在壮族地区较为普遍。

二是以善为美。善为人性之美，也是壮族人所追求的美好品质，壮族的很多民族民间故事和传说中，都体现出了对善的尊崇。如《孝子文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名叫文的孝子的故事；《龙妮和汉庞的故事》讲述了勤劳勇敢、心里善良的汉庞与美丽的螺蛳姑娘龙妮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这些故事中都宣扬人之善，表达着人们行孝、行善带来美好生活的愿景，讲述着善最终能战胜恶的故事，反映了壮族人以善为美的审美思想。这是宗教伦理范畴的“善”的思想。同时，贵州壮族的“善”还体现在与邻为善和与人为善上。壮家村落间关系较为和睦，与族内、族外并不会呈现出对抗性的社会关系状态。行走在壮乡之间，感觉到的都是一种有很明显的传统烙印的淳朴民风。壮家人十分热情好客，常用糯米饭、酒、香猪肉等美食待客。“家家糯米是主粮，鱼鲊腌肉四季藏；秋后重阳酿窖酒，热天饭菜配酸汤；客来邻舍皆陪伴，还带酒肉敬客尝。”这一壮家民间打油诗，描述了他们的主要饮食特点和热情好客的美德，体现了与人为善的本真。

三是以曲折为美。壮族迁徙歌以及传说故事就体现出了这种婉转曲折的审美意趣。莫姓壮族迁徙歌《比侯旁》记载了其先祖历经艰难险阻最终获得幸福生活的传说，记述和表达了壮族人面对困苦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向往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其中曲折婉转的唱词为这个故事增添了更多的美感。如今，传唱祖先迁徙歌的氛围已经没有传统那样浓厚了，但作为一种历史素材已经深刻渗透到壮族人民的文化基因之中，记录着他们祖先跋山涉水、开疆扩土的坎坷迁徙路，那种迂回艰辛却又美好的结果，每每谈及，皆津津乐道。除了迁徙歌，壮族青年的情歌唱词中也充满了曲折的情节感。另外，从壮族人缔结婚姻的情况来看，也是充满这种“曲折美”的。他们从提亲、定亲到结婚，其间有各种仪式规定，而且结婚后还有长长的“走新娘路”。这是壮族“不落夫家”的习俗。结婚仪式举行过后，并不代表新的“两小口”日子的开始，而是要经过短则一年半载，长则七八年不等的等待，一般直至圆房怀孕之后其婚姻生活才正式开始。当然，壮族人一般缔结婚姻关系较早，当事人较年少，真正婚姻生活往往正是经过不落夫家之后成年之时。实际上，壮族人生活中仪式性讲究很多，一定程度切合曲折意境。

四是以隐喻含蓄为美。壮族人讲究隐喻之美，在壮族的传说及日常语言中有很多包含隐喻的现象。如“下楼梯”一词，不只是字面意义上的从楼梯上下来的意思，它还包含了另一个含义。如若有人问壮族姑娘“下楼梯”了没，则是表示问姑娘出嫁了没。在壮族情歌歌词和叙事歌中也有许多包含深层含义的隐喻词句，如姑娘有意于小伙子时，会唱歌暗示：“一丘梯田在高山，梯田弯弯秧未栽。哪位有心年轻仔，上得山来把秧栽。小路曲曲山坡陡，没有人走也为难。一丘梯田在高山，梯田弯弯秧未栽。秀丽高山春风吹，有山有水又有柴。哪位有心年轻仔，上得山来把秧栽。”

小伙子担心姑娘已订有“娃娃亲”，会唱歌试探：“三月清明下谷种，四月匆忙把秧栽。阿妹大田已安排，早有人栽苗转青。遗憾自己迟几秒，别人行早骑蛟龙。三月清明下谷种，四月匆忙把秧栽。坐个通宵谁莫走，同席喝酒心开怀。阿妹大田已安排，早有人栽苗转青。” ^[16] 男女青年如此反复对唱，其唱词中未谈情说爱，但确字字句句都表意抒怀。这种委婉的表达方式，一方面体现了壮族人的聪明才智，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壮族人内敛的性格和以隐喻为美的审美思想。

再比如，上述梳头岩故事中也有表达这种含蓄隐喻的地方。主角卯妹要爬岩之前，知道自己生死未卜，便提前与发小姐妹们诀别，他们用春夏秋冬作叙述的线索，唱四季歌以表达自己对命运的不满和无奈：“春季姐妹摘桃花，开遍树丫花不长。携手走游河堤上，裙带飘扬似浪花。天然水色配手镯，喜鹊唱歌高声夸。春季姐妹摘桃花，开遍树丫花不长。姐妹梳妆桃树下，面胜桃花更芬芳。携手走游河堤上，裙带飘扬似浪花。夏季姐妹摘杨梅，汗水湿背雨淋头。姑娘摘梅用背篓，小伙空手梅山游。秀山脚下山水连，罗汉划船如箭飞。夏季姐妹摘杨梅，汗水湿背雨淋头。太阳作色天作美，同船戏水乐悠悠。姑娘摘梅用背篓，小伙空手梅山游。秋季姐妹家务忙，慢点起床爹娘催。喂猪做饭又担水，料理弟妹更无闲。春播秋收赶气节，披星戴月寝食忘。秋季姐妹家务忙，慢点起床爹娘催。喂猪做饭缝衣服，姐妹活路一大堆。喂猪做饭又担水，料理弟妹更无闲。冬季姐妹稍微闲，集中纺棉最喜欢。每早舂米脚劲软，又去河沿收鸭回。金枝玉叶值万两，婚姻反抗苦无边。冬季姐妹稍微闲，集中纺棉最喜欢。过年几天才有空，姐妹集中诉情缘。每早舂米脚劲软，又去河沿收鸭回。 ^[17] ”这些歌曲唱的似乎只是一年四季中姑娘们做的事情，实际上春夏秋冬已如姑娘们的一生。她们成长的每个时段，就像这春夏秋冬的特点一般。姑娘们用四季的特点和人生情景结合，唱出的四季歌曲唯美而忧郁，虽没有直叙欢喜悲苦，却让人听来无限思量。

六、民族共生思想

中国西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生区域，在历史、地域和日常生活交集等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和谐共生的状态。壮族居住的地方，基本上连接成一片，大部分聚居，也有相当一部分和汉族、瑶族、苗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水族等族杂居。现今贵州壮族的分布格局，在清代时大体形成，之后没有出现大范围的迁移，只有局部的移动。在迁徙过程中由于民族通婚等原因，出现了民族融合现象，形成了与周边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关系。实际上，这与他们一直以来在感恩与相容的生活态度中形成的民族共生思想是分不开的。

贵州壮族的民族共生思想表现在壮族人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中。贵州壮族是从广西迁徙而来的民族，因为这里不是祖居地，他们就面临着如何融入当地生活的问题。如何和当地族群相处的问题关系到如何在此繁衍生息。从壮族的一些迁徙歌可以看出其祖先从广西迁徙入贵州的艰辛过程。秀塘壮族老人们回忆，在壮族迁入前，秀塘是苗族同胞的居住地，后来汉族迁入，与苗族发生纠纷，双方离开此地，田地逐渐荒芜。壮族人民因生活所迫，逃荒到此，见荒无人烟，便开山辟地，在这里定居下来。在贵州定居下来后，壮族人民与周边民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据传，贵州壮族比较集中的从江县，尤其是从江宰便镇蒙姓壮族的生活区域，因为过去是苗族的地盘，所以他们的祖先秉承着与其他民族和睦相处的理念，按照“先到为主”的原则，在河边附近开辟了一块大田作为跳芦笙的场地，每三年会邀请附近的苗族前来跳芦笙。其间壮族人家会备好糯米饭、米酒、肉款待苗族同胞，表示感恩之情，也示民族团结友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还在此地跳芦笙，如今已改种庄稼。

还有就是平正乡宰船寨一带的苗族过去因受封建官吏压迫，反抗失败被迫迁走后，造成田地荒芜。壮族陆续迁到此地开垦种植。为了表示对原居住在此的苗族的感谢，壮族人在过壮年的时候，会打糯米糍粑送给附近加六寨的苗族同胞，逢年过节也会送礼表示感谢。也有人说此地原系苗族领地，后来壮族迁入，经苗族同意住下，但须改苗姓、穿苗服等。如不穿苗族的服装，出门要被老虎咬。故此地的壮族服装，多为黑色，底襟往左，大襟斜往右下腋直扣腰际；在领口、襟边及袖口均镶有花边；打有绑褪至膝盖，绑腿结打在两腿外侧，头发不辫，向右梳成大髻，用梳子卡牢；脖子挂项圈，视家境而定，一至三五个不等。由于他们受当地的苗族影响较大（就服装而言），广西的壮族叫他们为“黑壮”。从服装的变化来说，壮族在此地居住的时间应当不短。其实，不管他们是才定居下来的生活的感恩，还是他们为了繁衍生息“改姓易服”，表达的都是壮族先民的生存智慧，也是民族共生思想的萌芽。

贵州壮族人这种感恩与相容的生活态度造就的民族共生思想在今天的民族关系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贵州壮族乡村地处黔桂交界山区，壮家内部讲壮话，对外用汉语，多兼通侗语或苗语。在从江一带的壮族还存在说壮语唱侗歌的特殊现象。从江县平正乡的刚边、古矮、宰弄、宰牙几个寨子的壮族人在与周边的侗族同胞的相互交往、交流中，形成了爱唱侗歌的习俗，当地的壮族人依然讲自己的语言，但他们却对侗族歌曲感兴趣，虽然不尽知词意，但是唱歌时却是唱的侗歌，其服饰、饮食和风俗习惯也与当地的侗族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壮族与周边民族关系和睦、交往密切，充分体现出了壮族的民族共生思想。

总之，哲学源于人们对客观世界和生活实践的思考。面对少数民族哲学话题，如果我们简单机械式套用“西洋哲学”或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理解模式和概念框架，按照世界观、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等构成要素和一般传统教科书中的哲学知识对少数民族哲学做出简单化、教条化判断，似乎容易背离哲学存在于生活的意义本身。贵州壮族在与自然、社会和其他各民族的接触交往中，构成了认知客观世界、认知祖先历史、认知社会存在，以及认知自我审美等思想发展脉络，形成了壮族哲学思想的自我理性和独特的表达方式。这些思想观念体现出存在的客观性、自觉的非系统性，以及实践性和碎片化的特点，从现实生活表现上看，更多是一种实践哲学，在行为与意识的表达上会出现矛盾，有时是辩证和非辩证并存、唯物与唯心相结合的产物。然而，尽管贵州壮族哲学思想不太具系统性，但是由他们的主观世界所折射出的社会生活又是条理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