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贵州壮族哲学思想的历史经纬
从贵州壮族的实际情况看，因缺乏民族哲学史料支撑，我们无法厘清其哲学思想史的历史脉络。事实上，关于贵州壮族的历史记述并不多，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进一步探讨其哲学思想史的问题显得尤为困难。然而，从贵州壮族迁徙史和贵州壮族文化生成发展两个方面探究，我们依然能够在史料匮乏的情况下，寻得其中的历史经纬，在这个大的历史线索中去窥见贵州壮族哲学存在的客观性和独特性。经过分析，我们认为，壮族的哲学思想史脉络与其民族社会历史的发展脉络是一致的，贵州壮族人民的思想文化在族体性的生成变化中，从宇宙万物到族群人伦，从自然系统到人的教化系统，从生命本体到社会载体的理解和阐释，逐渐形成了自己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经线：弥合迁徙的历史缝隙
结合贵州壮族迁徙史看，从时间上大致进行断代推理，贵州壮族所承袭的母体文化主要形成于宋朝时期，即尚未发生迁徙之前。之后贵州壮族先民携带着之前的文化基因，踏入了贵州境内，开始孕育其思想文化的个性。虽然从今天贵州壮族有关历史记忆和相关史料记载上已无法找到广西壮族思想文化观念与他们有必然联系的证据，但从历史的延续性上讲，从文化传承的潜移默化上加以分析，将贵州壮族大致分迁入贵州前和迁入贵州后两个阶段相比较来理解这个民族的哲学思想问题，即便不能实现耦合效应，却也算是弥合了民族迁徙的历史记忆，使贵州壮族的历史线索显得更完整，更能体现其民族共性。
贵州境内的壮族，自称“布壮” [1] ，从民族迁徙史和族源上看，应该在宋元明时期由广西以较传统的方式陆续迁徙而来。贵州壮族主要来自广西的南丹、环江、融水等地。事实上，贵州和广西地缘关系紧密，贵州建省以前，原属广西的荔波县就有壮族居住。《贵州通志》（明嘉靖）记载：“西山阳洞（今从江地区）接近广西地界，苗有生、熟苗及獞家之异。”《黎平府志》（清光绪）记载：“下江苗三种：洞苗住平坡及河上，高坡苗住山上，僮苗系由广西迁来，耕种为主。”《贵州通志》（民国）记载：“僮家者乃西山阳洞之土人，即广西溪洞僮蛮也。其语言饮食与柳州夷同。”
“宋元之际，广西西部和北部的壮族，尚处于亦农亦猎的阶段，农耕相当粗放……人们只在‘水泉冬夏常注’的地方开田，对地势较高、水源不足的地方‘共弃而不顾’，随着可耕土地不断开发和人丁的繁衍，逐渐扩大活动范围，于是从广西边缘向贵州的九万大山扩展” [2] ，继而慢慢定居下来，逐渐成为贵州的世居民族。贵州壮族有莫、韦、梁、黄、蒙、欧、廖、吴、卢、潘、覃、石、王、李、杨、刘、向、何、孟、蒋、贺等姓，以莫、韦、梁、黄四姓最多，其次是蒙、欧、吴、廖、潘、石等姓。各姓迁徙的时间、路线及原因不尽相同，但各大姓有其世代相传的祖先入乡歌，其内容中有关于本民族祖先来源和迁徙的记述。
贵州壮族基本认定从广西迁徙而来，那么在思想文化上自然承续其祖先的传统。从逻辑推理上看，其哲学启蒙应有一段“前贵州”的客观存在，有“中国壮族”的普遍共性。这是一条历史性的线索。哲学不是突然存在的，它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其哲学思想孕育的母体文化原型应该在其后来思想演变中有一定的承袭关系，只不过我们很难从清晰的思想史上去加以区分和界定。如果这种推理从理论上成立，那么我们就有必要从“历史完整性”上去考量贵州壮族哲学的存在，它不是简单碎片化的。因此，在这里谈贵州壮族哲学思想史的问题，有必要对贵州壮族迁入贵州之前的广西壮族（普遍意义上的壮族）的哲学思想史有一定了解。甚至可以说，这也是贵州壮族哲学思想史的一部分。
壮族作为中国南方民族，其社会历史发展与中国古代“中原民族”相比，文明历程略有差异，但大致也经历相同的社会形态，“可以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秦汉以前为远古时期，属原始社会阶段；秦汉至唐为奴隶社会时期；宋代至1840年为封建社会（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时期；1840年至1949年为近代时期，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49年以来为现当代新时期。” [3] 根据考古发现，在春秋晚期，壮族先民就已经较为普遍地使用青铜器，证明壮民族的文明由来已久。与大多数民族一样，在漫长的历史中，壮族人民也在不同时期中形成了极具时代特性的哲学思想观念。
考古资料显示，壮族文明可能与距今7000多年的河姆渡文化有关，但具体起源时间说法不一。壮族祖先在先秦以前应为原始社会，在原始社会中，主要围绕神话、史诗、原始宗教等开始自己民族哲学思想的萌芽。神话的出现是一种普遍现象，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这是人类童年的产物。在这些神话中，关于创世英雄的史诗往往也在其中。尽管这是早期人类在生活中对外在世界的一种朴素甚至是幼稚的理解，但其中已经蕴含了认识客观世界的思想观念，这本身是那个阶段人们对客观世界所反映的现象进行思想加工的结果。远古的壮族先民具备人类探索大自然的基因，积极探索所见所闻的自然现象，并试图进行解释。壮族先民在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逐渐依靠直观性、感知性等对宇宙生成和人类起源等进行了构想和猜测。这就是早期的人类朴素自然观或原始神秘主义自然观。
关于宇宙天地到底是怎么来的，壮族先民有自己的思考，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他们的神话史诗中。壮族神话传说很多，而流传较深广的有《开天辟地歌》《人神分家》《妹洛甲》《布洛陀》《妈勒访天边》《特康射太阳》《布伯的故事》《铜鼓的传说》等。这些神话故事讲的内容大致是天地生成说、人定胜天的思想、天空的有边和无边、人类的起源等。这些神话里比较典型的就是壮族的“气”和“石”本源说，其中蕴含着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同时，壮族先民还会对自然界展现的肉眼可观的现实情况进行想象与猜测，把宇宙分为上中下三界，认为天盖着地，地大天小等，也就是对天地之边界问题进行了一些初级探索。
在对宇宙生成问题有自己的探索的基础上，壮族先民还会通过英雄史诗的形式记录下对于自然现象和人类生活问题的理解。《布洛陀》中说，“古时人们不会用火，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经常有人受寒、冻死。偶见熊熊的野火，避之犹恐不及，惟布洛陀一人向前。当他接近大火时，感到暖烘烘的，便将火种带回，添柴加草，让其经久不息。从此，人们才懂得用火取暖，用火照明，用火驱赶野兽，用火煮烤鱼肉。此外，人们还在采集和渔猎生产过程中，逐渐懂得挖塘养鱼，驯养家畜，造田造地，春播秋收，种植五谷，除草施肥，保证丰收。” [4]
这是在思考宇宙生成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人类生活本身，是一种劳动创造世界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当然，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壮族先民与其他族群一样，不可能对宇宙万物乃至于人类本身接触的种种自然现象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对于世界万物的多样性统一及其发展规律也不可能有深刻的认识，因此唯心主义的观念也较多，这是很多族群在原始时代的共性思维。在原始时代，人类的有关哲学的思想观念最主要就是围绕以上论及的宇宙生成及有关自然现象和人类活动的一些理解，也会有一些原始的巫术思想通过原始崇拜的方式贯穿其中，这是早期的哲学思想启蒙。
进入阶级社会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不断提高，哲学思想在原始社会时期萌芽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地丰富和发展。从秦、汉到唐末，壮族处于奴隶社会的历史阶段。唐末以后，壮族进入封建社会 [5] 。在传统的阶级社会时期，在哲学领域中，宗教唯心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比如，流传于民间的《开天辟地歌》，就认为是盘古这个神创造了天。又如神话故事《布伯》把布伯说成是神化了的人。当他为民求雨不得，要上天和雷王斗时，是这样写的：“布伯喷出三口气，腾云驾雾上天空。”此外，还有一些宗教唯心主义色彩更浓的诗歌也流传于民间，如长篇叙事诗《毛红玉音》宣传“姻缘天定”；《要得吉利进庙堂》宣传“宿命论”。 [6] 同时，在阶级社会里，壮族先民由于经历奴隶制的时期比中原大地上的民族群体经历的时间要长，受到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时间更长，人们在面对各种压迫的过程中，反抗斗争难以奏效，于是只能诉诸宗教的解脱和慰藉。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也常常利用宗教迷信等钳制人民的思想，于是在这种阶级社会里，壮族人民不可能在科学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很快，这一时期宗教唯心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由于南方民族的生产空间相对分散，加之自然生物的多样性，以及土司相对独立管理等原因，壮族没有形成统一的宗教，而是形成了多神崇拜体系。其中以雷神最受敬畏，被视为天神。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天神条”说：
从上述描述可以看出雷神祭祀十分隆重。这一时期巫觋流行，壮族的“巫公”“巫婆”很多，他们常常采取占卜问卦、符咒治病等手段。他们认为万物有灵，相信世界上有神秘的力量存在，并决定着人们的生活。但与有神论相对的是，无神论思想也在壮族地区有所发展，他们通过讲各种破除迷信的故事来反映巫神的不存在。当然受到当时的生产力的影响，他们的无神思想也是有限的。在漫长的历史河流中，壮族人民虽然受到阶级压迫和思想钳制，但劳动人民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在壮族社会发展过程中，壮族社会伦理思想也逐渐生成和发展，产生了自己的伦理哲学经典——《传扬歌》。这部伦理哲学经典约形成于宋明时期，主要流传于红水河流域的壮族地区。它用质朴的民歌语言，全面地唱说了壮族劳动人民的基本伦理思想，以及从社会到家庭各个不同层次的道德规范。 [8]
从宋元时期开始，广西部分壮族逐渐迁徙进入贵州境内九万大山一带。之后，在历经社会形态的变更中，在与生存环境和周围族群的相互影响中，逐渐从母体思想中孕育出新的思想文化观念。尽管总体社会背景大致相同，但九万大山地区毕竟属于当时人们自然开垦之地，与外界的接触相对较少，与贵州当地的苗族、侗族的先民接触增多。于是，这部分壮族人民一方面继承着广西境内祖先们的文化基因，保持着自身的文化特点，另一方面与贵州其他民族交流交往，逐渐使自身文化发生变迁，部分改变自身习俗和吸收周边民族的文化元素，形成了独特的、有壮族共性又出现“贵州”个性的贵州壮族文化。从一般意义上讲，真正让我们能够在有关研究中捕捉到的贵州壮族哲学思想观念，主要依据的历史就是该民族陆续迁入贵州繁衍生息之后的这段历史。为更加具体的总结贵州壮族主要哲学思想，我们在后面的章节进行详细分析。
二、纬线：在文化认知中发掘思想
我们试图用“经线”把贵州壮族先民迁入贵州前后的历史衔接起来，试图从完整的历史生态中去探索其哲学思想观念。这显然是寻找到了一个的思路，但面对关于贵州壮族哲学思想研究十分匮乏的情况，我们依然还需要寻找，要在一个历时的“纬线”下去探寻其共时层面的东西。这个“纬线”就是以本民族文化绘制出来的，即围绕壮族文化去发掘其哲学思想。哲学不是孤立存在的事物，它有其必然的历史积淀过程，它必须要依赖于一定的族群性集体意识而存在。往往这种集体意识的呈现，就是这个族群的文化表达。我们不能说所有文化都是哲学，但所有的哲学都是文化的一部分。伍雄武教授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论证了少数民族哲学的存在，他认为，“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只要她战斗过，拼搏过，生存发展至今，她就一定有自己民族精神的精华——哲学思想”，哲学是“整合、建构、贯穿各种文化形式中的深层、普遍、核心的思想观念” [9]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文化体现出持有者的思想观念，经过文化传承的方式，不断积淀成文化精神或民族精神。它们包含有这个民族对外界事物的感知和理解，其中比较有系统性的思想观念就逐渐形成了哲学思想。
面对可能存在的贵州壮族有没有哲学思想的质疑，我们完全可以因该民族有比较系统的文化而变得自信。我们先看看贵州壮族的母体文化。在民俗文化方面，其主要体现在壮族人民的“衣食住行”之中。首先，壮族的服饰文化非常丰富，壮族的传统服饰主要由自织的青、蓝、黑布做成，男女服饰样式不一，男子有对襟上衣、吊裆宽边长裤等。最有特点的主要是女子服饰，总体均端庄得体，朴素大方，一般的服饰是一身蓝黑，裤脚稍宽，头上包着彩色印花或提花毛巾，腰间系着精致的围裙。上衣着藏青或深蓝色短领右衽偏襟上衣（有的在颈口、袖口、襟底均绣有彩色花边），分为对襟和偏襟两种，有无领和有领之别，她们特别喜欢在鞋、帽、胸兜上用五色丝线绣上人物、鸟兽、花卉等花纹，类型五花八门，色彩斑斓。在饮食文化方面，壮族以稻米为主食，辅以其他农作物，逢年过节喜欢做糯食品，再配以其他家禽肉类和酒，样式丰富，极富特色。在居住文化方面，壮族喜欢依山傍水选择住址，通常选择南方山谷丘陵地带水土厚实的地方居住，实行稻作农耕。传统的壮族房屋一般以干栏式建筑为主。在修建房屋的过程中，伴随有较为复杂的仪式。在婚丧嫁娶习俗方面，壮族与其他杂居民族有一些共有的文化特点，也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现象。壮族的婚姻，有包办婚姻，也有对歌择偶的自由婚姻。婚俗仪式各地繁简不一，共性中体现有差异。壮族的丧葬，大多与汉民族等相似，采用棺木土葬。丧葬习俗仪式十分复杂，对不同死因和不同年龄死者都有不同的葬俗和禁忌。在节日文化方面，壮族主要有“春社节”“花炮节”“花王节”、三月三歌会、尝新节、“送灶节”等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壮族还在文学艺术、科技以及文娱活动方面有着较为丰富的文化成果。
贵州壮族先民迁入贵州定居后，不断繁衍生息，经过时间的沉淀，与周边自然社会因素不断耦合，与杂居民族相互影响，在思想文化上逐渐发生变迁，形成一些具有“贵州壮族”的特殊个性。贵州壮族有着丰富多彩的民族社会历史文化。壮寨村寨多是依山傍水，多楼居，属干栏式建筑。房屋构造形式有二，在黔东南地区，壮家房类似于侗族模式，木质结构，多为四列三间搭偏厦。黔南荔波、独山一带，壮家房屋模式与毗邻布依族和桂北壮家相同。 [10] 壮乡一般多以农业生产为主，传统的生计方式主要是自然经济，以粮食生产为主。贵州壮族大多热情好客，无论是族内还是族外，都善于搞好团结，讲求和睦友好。作为农耕民族的壮族，主要以稻米为主食，喜欢糯米、酸汤、喝酒，食红肉也较为普遍。服饰文化上与周边布依族等相似，受到侗族、苗族等周边民族影响，主要尚青黑色，故有“黑壮”之称。壮乡节日活动，多与文娱或迷信活动相结合，传统节日有壮年、牛神节、六月十四或七月十四节等。在婚丧嫁娶等方面，虽与周边部分民族有相似之处，但也有自身特点。
值得一提的是，歌谣是壮族民间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喜庆节日、红白喜事、迎宴宾客、谈情说爱、文娱活动等，多以歌谣表达感情和助兴。不论男女老少，壮族人几乎人人会唱歌。有的地方还会举行歌圩，大一点的歌圩，一般周围临近村寨都会有人参与，而且一般都是即兴填词演唱，极富智慧。歌谣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多彩，有古歌、酒歌、情歌、苦歌、赞歌、盘歌、孝歌、山歌等。歌谣格律形式，有短歌、勒脚歌、俳鉴和叙事长诗等。其韵律都是腰脚押韵，有别于汉族诗歌押韵，这是壮族诗歌特点。所谓腰脚押韵，不管五言四句或七言四句，都是第一句末字脚与第二句中间一字（也可前移）押韵，第二句末字第三句末字押韵，第三句末字与第四句中间字（也可前移）押韵。即“一句脚押二句腰，二三两句脚押脚。三句脚押四句腰，脚腰押韵自相合”。民间传说故事，多兼有歌谣表述，增加了生动性。这种说诵唱结合的文学形式在壮族地区普遍流行。
上述的壮族文化已经涉及壮族人民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表明了他们有自己对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不同认知与理解，他们有自己的独特的审美，有独特的追求及意义表达等。只不过在研究发掘相对不够以及文化传承过程中的自觉性认知不够等情况下，我们无法进行更为微观的哲学式解读。
壮族进入贵州后，文化习俗方面并非完全同于贵州其他族群，而是有承袭也有变化。但是，毕竟贵州壮族迁来贵州的时间较长，在文化特征上已经越来越与广西壮族相异，更多地体现出与贵州相邻民族文化的特征。这是一种文化变迁的结果。如今，贵州的壮族在居住、饮食、服饰、巫术、民俗文化现象等方面都与广西有所不同，而基本类同于贵州当地侗族、苗族、布依族等，其中节日文化与广西相比迥异更大。从节日的内容和时间来看，从江县的壮族过的节日与广西的壮族有一定差别，他们不过三月三、端午节、七月十四等。但与当地的苗族习俗文化没有多大差别，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民族文化融合的表现，也说明壮族受地方民俗的影响是比较深的。 [11]
伴随文化的变迁，贵州壮族人民在面对这些变迁所形成的独特的思维角度和思想观念又会引起哲学思想的变化和生成，其对于世界、人类本身乃至生产、生活的思想观念也会发生变化，体现在哲学思想层面也自然随之变化。壮族入黔以来，其思想观念变化在于对贵州九万大山地区的理解和与周边民族的杂居相处上，在不断磨合的民族关系中，体现出了民族思想观念的相互影响。其中，最难能可贵的是民族和谐共生思维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从贵州壮族体现在文化事象上的认识看，它与周边杂居民族的特征类同，面对同样的文化环境，他们在思维上就会趋于相对统一。生活中你来我往，文化上相互涵化，互有嵌入。这符合中华民族发展的实际。中华民族无论是从原始的宇宙生成观或是普遍的社会伦理观上看，都会有类同的一些体现，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客观事实。贵州壮族入黔以来，就是在这种“多元一体”格局中形成了具有普遍共性又存在一定个性差异的哲学思想。
[1]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民族志》，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798页。
[2] 李平凡、颜勇：《贵州世居民族迁徙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47页。
[3] 萧万源等：《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17页。
[4] 覃彩銮：《壮族古代哲学思想初探》，广西民族研究1988（3）年版，第114-115页。
[5] 萧万源等：《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2页。
[6] 雷崇照：《对壮族奴隶制时期哲学思想的探索》，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4）版。
[7] 萧万源等：《.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3页。
[8] 岑贤安：《从《传扬歌》看壮族道德哲学》，学术论坛1992（5）版，第95页。
[9] 伍雄武：《略论少数民族哲学及其意义》，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3）版。
[10]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民族志》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825页。
[11] 李平凡，颜勇：《贵州世居民族迁徙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51-6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