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哲学思想的萌芽
回族哲学是回族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种总的看法或世界观。贵州回族哲学源于伊斯兰教哲学，萌芽于元代，形成于明代，清代和近代发展完善。其哲学主要体现在宇宙观、人生观、伦理观等方面。
唐代，回族入居中国，随之带来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一神论的宗教神学哲学思想成为回族哲学思想的开端。唐宋时期，他们以小群体聚居中国沿海及内地城市，在思想上继承和保持着比较纯正的伊斯兰教思想，即“六大信仰”和“五项功课”。但同时也受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
元初，一些回族随元军进入贵州并参与了乌撒乌蒙路和普定路屯田。贵州的回族在进行宗教活动及参与地方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逐步产生了自己的哲学观。元初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著名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是最早见于史料记载的一位懂得儒学的元代回族人。至元十一年（1274），他出任云南行省平章后，“创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赛典赤不仅熟悉孔孟之道，还提倡用儒学来教育子弟、提高文明风尚。他的这些举措也会影响同属云南行省今贵阳以西广大地区回族及其他民族。
明代，回族形成后，为了向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回族传播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学者开始探索用儒家思想来阐发伊斯兰教教义，推进了伊斯兰教宗教哲学思想发展。其中最具开拓性的就是“汉文译著”活动。这项活动推动了中国学者对伊斯兰教教义的研究，形成了以南京为主，山东、云南为辅的基地，出现了江苏南京人王岱舆、张中、刘智、江苏苏州人伍遵契、云南人马注、马德新等伊斯兰教学者。其中，王岱舆著有《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等。他在译著中“用儒文传西学”“原儒语以明其义”，大量吸收和借用儒学概念，丰富了伊斯兰教教义的内容。紧随其后的伊斯兰教学者多数都是从小就攻读儒经，不但通晓伊斯兰教教义，而且对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也很有研究，著述颇多。如刘智著有《天方典礼》《天方性理》《天方至圣实录》，马注著有《清真指南》，马德新著有《四典要会》《大化总归》《宝命真经直解》《天理命运说》《性命宗旨》，均以中国传统文化来对伊斯兰教教义进行选编和解释。他们在译著中注意“会同东西”，除了强调伊斯兰教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相通之处，使两者结合在一起之外，还将“孔圣”与“穆圣”相提并论，主张回族的宗教教义学要与“孔孟之言相印证”，使他们“并行不悖”“互为表里”的思想。从他们的译著中反映出他们把儒家人性论的说教作为立论的根据。他们说“性即圣，性本善也，命即主，习相远也”，“知性知命认主之道也”。在万物起源及构成的问题上，他们认为一切事物与人一样都是真主创造的，其思想与宋明理学唯心主义的宇宙发生论是基本一致的，从而使他们既坚持了伊斯兰教的教义，又摄取了儒者之学，形成了独特的创世理论。此外，在认主学上，他们采用了儒学“明德”之说和佛学“佛性”之说，丰富了伊斯兰教“真赐”的概念，认为真赐是真主先天赐于人的，人人都先天所固有之，人们正因有真赐才能体认真主，才能“明心见性”，以达到认识真主的目的。
清代伊斯兰教学者中，马注“曾历掌黔、蜀等省大学”，他的著作《清真指南》在滇、黔、川地区回族中有较大影响。威宁回族还保留有这部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