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外感论治，六门三法最宜；新感、伏邪，只在辨证，识分六气-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王氏治学，上师仲景，不宗叶、薛，师古而不混古。尝曰：“读古人书，要全面领会，更要结合是临证，要活看不能死看。”其对外感论治，推崇张子和六门三法；论病重邪气，主张“攻病宜早，达邪务尽”；崇尚“伤寒温病一炉共冶”，提出“新感、伏邪在于辨证，定名不拘四对，识证须分清六气”的观点。

张从正，字子和，用药以寒、凉为多。以为风寒等是在天之邪气，雨露等是在地之邪气，最容易使人染病。饮食的酸、苦、甘、咸等是水的各种邪气，也是致病的原因。这些病因都不是人体内所应有的，一经致病，就应当祛除体外。祛除方法采用汗、下、吐三法为要，凡风寒痼冷等所致，疾病在下，可用下法；凡风痰宿食所致，可用吐法。

其《儒门事亲》，有说，有辩，有诫，有笺，有论，有疏，有十形三疗，还有六门三法等目。一般认为，张氏学术观秉承于金代刘完素。《儒门事亲》中，张氏多次提到“今代刘河间……真得黄庭之秘旨也”。子和阐发河间“六气皆能化火”论，尝有“风从火化，湿与燥兼”之说；其攻邪三法，深得河间“怫热郁结”“玄府结涩”等病理观的启迪，选方推崇河间所制双解、通圣、益元诸方，用药苦寒凉。《金史》认为“其法宗刘守真”。任应秋先生曾说“从正之学，远则取法乎《素问》《伤寒论》，近则独宗于刘完素”，径将其划归于“河间学派”。可见子和受河间之学影响颇深，从学术源流分析，似乎是河间之学的进一步发展。

但是，张子和的病邪理论、气血流通病机论、攻邪三法的治法与方药，与刘河间并不完全一致。以河间所倡“降心火，补肾水”之治法为例，子和治病亦每论及此法，实际上是用攻邪三法，攻逐火郁湿滞，以交通上下，达到既济心肾，虽提法相同而实质则异。所以任应秋认为：“是河间之学传至张从正，又为之一变矣。”显然张氏学术思想主脉，只是受河间影响较深。按一般思维习惯，对中医学术源流，人们往往会上溯至《黄帝内经》。纵观《儒门事亲》，子和多次引用《黄帝内经》原文以论证自己的学说，故《金史》云：“世传黄帝岐伯所为书也，从正用之最精。”

实际上，子和许多观点与《黄帝内经》并不完全合拍。与金元其他三家之学一出，众人嗡然从之大不相同，子和其道初行，即引起同行“其惊且骇”，继而“既不得其术，从而诬之”。以岐黄正统自居的世俗医者对其说纷然谤喙直至近代，甚至超出了一般学术争鸣，而把子和看做离经叛道的“山野无韵之人”。《黄帝内经》用阴阳对立统一、平衡失调来阐释疾病的病理变化，而协调阴阳就成为基本治则和最终目的。故《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张子和则力倡“六气从火从湿”，把疾病的病理归结为“百病生于郁滞”，将一部《黄帝内经》归纳为“惟气血流通为贵”。把“贵流不贵滞”放在“贵平不贵强”之先，显见其学术倾向之微妙不同。从小处观察，《素问·刺疟论》说：“凡治疟，先发如食顷，乃可以治，过之则失时也。”张氏则主张“正当发时，余刺其十指出血”。《素问·汤液醪醴论》论治水肿：“平治于权衡，去宛陈莝，微动四极，温衣，缪刺其处，以复其形。”张氏则主张“凡湿勿针，《内经》虽云缪刺其处，莫若以张长沙治伤寒法（指汗吐下）治之”。他以亲身经历禁戒，“又如治水肿者……有人于两足针之，水出如泉，水尽亦毙矣”，主张改用灸水分穴。

慰伯先生论病亦首重邪气。其云：“六淫外感，邪也；七情郁结，亦邪也；饮食内伤，亦邪也；气滞血瘀，亦邪也。攻病达郁之法多端，汗吐下其一也，解结开郁，消食导滞，行气活血，利水软坚，无一非攻邪之法，只在善用之耳。”并指出，医者必须善辨邪正虚实，方能正确施治。

慰伯先生还极崇尚张子和“治病当用药攻，养生当用食补”的观点。对外感热病的论治，主张“攻病宜早，达邪务尽”，邪去则下复矣。其曰“邪盛则正衰，正胜则邪却”，此一定理也。邪气入侵，多由正气先虚，但正气虽虚，如无邪气入侵，虽虚未必病出；犹国之贫弱，如无敌寇之侵入，尚不致倾覆。病者亦然。慰伯先生认为，医者在学习《黄帝内经》“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理论的同时，必须了解“虚处受邪，其病则实”的含义。《素问·通评虚实论》云：“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慰伯先生认为，当邪气方侵，正气未夺之际，应及早攻病达邪，切勿坐失时机，善痛遗患。其云：“大病如大敌，必须集中兵力，挫其锐气。”对虚入感邪，主张先达邪后扶正，其云：“治病犹涤衣也，衣垢当用皂，衣敝当用浆，但必须先涤后浆，反之何能去垢。”他见有人喜服补药，每于邪未尽撤之际，即要求臣者用补，对之深为感叹，尝曰：“补剂误人，人之不觉，反颂医名，过去富贵之家，朝夕进补，岂能却病耶。”

慰伯先生虽主张有邪当早攻，邪去则正复，但并非滥用攻法。他用攻，并不废补。尝云：“攻邪要辨证精，又要掌握分寸，邪去即当安正。”凡温病汗后热不解，喑怖不透，虚烦不寐，脉见细软者，用栀豉汤加党参、小麦；胃家实正气虚者，用黄龙汤或调胃承气汤，下后即用参、术调之，人如厕，先啜稀粥以防其脱，温病前后都非常重视保存阴津。

慰伯先生认为，仲景《伤寒论》乃宗《黄帝内经》《难经》之旨，是总结汉以前外感热病治疗经验的专论，论中包含温病治疗的理法方药。温病学说是在《伤寒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二者虽证候不同，学派各异，但均属外感时邪。伤寒以六经分类，温病以卫气营血、三焦立论，然辨证用药，理法则一，可以互取所长，融会贯通。若能掌握各个阶段的主证，则理法方药有所遵循。故云：“伤寒、温病乃一炉共冶。”

要统一伤寒、温病学说，必先从外感热病的分类正名入手，主要根据六淫邪气所表现的证候来定名，不必拘泥于四时。但时令季节都有其一定的特点，可作为辨证用药的依据。吴鞠通《温病条辨》归纳温病为四类，以风温、温热、温毒、冬温为一类，暑温为一类，湿温为一类，秋燥为一类。将其归为五类：伤寒（感受寒邪为主，证候较重者），伤风（感受风邪为主，证候较轻者），风温（温病肺经证候为主），湿温（感受湿热之邪，肠胃证候为主），中暑（感受炎夏暑热之邪，发热骤急）。至于春温、冬温、伏暑、秋燥，其见症不出风温、湿温范畴。此外，疟疾、痢疾、白喉丹毒等，属外感热病范畴，但均已单独定名，不必牵入其中。这样分类，眉目清楚，纲举目张，符合由简到繁、由繁到简的规律。

慰伯先生认为，温病的新感与伏邪，是以临床证候为辨证用药依据的。二者的基本区别在于：一者感邪即发，一者感邪不即发。其发病，与感邪之深浅和正气之强弱有关。盖邪之入侵，或由正气先虚；或由邪气过盛；或由虚邪贼风，猝不及防；或由反复感受，正不胜邪。正虚者固易病，强者有时亦不免于病，一旦邪气入侵，正气必从而抗之。体实而感邪浅者，往往潜而不发，即使发病，其势亦轻；体实而感邪深者，每多邪伏而不即发，发则其势较甚，体虚之人每多随感即发。感不即发者为伏邪。伏邪之发，所以春、秋为多者，因暑必扶湿之故。温为黏腻之邪，中人往往不即发病，不同于风温中人而即病也。故云：“风温多新感，湿温多伏邪。”至于伏邪潜伏的部位，感自皮毛，蕴于腠理，恋于肠胃，发于肌表。盖伏邪以肠胃受病为多。至于新感和伏邪的发病情况，城市多新感，农村多伏邪。盖农民终年早出暮归，风雨寒暑劳动于田野，感邪较深。农忙季节暑湿元气正盛，感之者往往不即发病，一旦交秋复感新凉，引动伏邪内发，故农村伏邪多于城市。而城市劳苦大众的发病情况与农民相同，说明体质之藜藿与膏粱，在辨证施治上有重要意义。

医溪絮语：名中医治学心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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