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中医内涵的扩展，就在于辨证论治与西医辨病相结合-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邵长荣先生是上海名医，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主任医师。多年从事临床工作，在教学和科研中坚持运用中医中药的理论和经验，结合现代医学知识，对肺部常见的肺结核、支气管哮喘、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肺气肿以及职业病矽肺等进行临床验证和探索，先后获得了多项科技进步奖。

在中国古代传统科学技术中，最能充分体现传统系统思维特色的就是中医学。中医一开始就将人视为天、地、人大环境中的一个子系统，将人体本身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看成是与天地自然相感应的小环境、小宇宙，这是符合人体生命实质的。西方将人看成是机器，18世纪法国惟物主义的开创者J.O.拉美特里即明确提出“人是机器”。西医学以原子论、还原论为思维方法，中医学以元气论、整体论为思维方法。在谈到中医的思维方式时，美国当代著名的物理学家卡普拉也认为：“中医把身体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各个部分相互联系的系统的概念，显然比古典的笛卡儿模式更加接近现代系统方法。”从科学角度看，中医学虽然不是现代科学，但却是一种传统科学。科学的形态应是多样的，有传统科学形态，也有现代科学形态。中医学不是那种建立在结构论、形态学基础之上的科学，却是一种建立在生成论、功能学基础之上的科学；中医学不是公理论、原型论科学，而是模型论科学。此外，要注意的是科学的形态不等于科学性，中医学不是现代科学，但不等于中医学不科学。

中医药能够发展延续至今，正是把握住了人与外在环境密切相联系的规律，从生理、心理、社会、环境等多因素出发，整体、全面地把握人与自然的联系，揭示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保护生命，维护健康，防治疾病，提高生存质量。中医以人为本，尊重生命、尊重人、保护人，以德为先，治病的同时将人作为活生生的个体来看待，注重人文因素在发病过程中的影响，将治病与医人融洽地结合起来，德、术并重，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巧妙结合，在西方工具理性的科学之外，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具有东方特色的科学范式的典型；迥异于西方科学的“气—阴阳—五行”思维及理论工具，为科学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个鲜明的注脚。

长荣先生认为，西医近二百年来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寻找疾病发生的原因，从器官到组织、细胞，又从细胞进入了亚细胞结构、基因、分子的超威结构水平，从生物物理到生物化学，详尽地探知了人体的生理和病理机制，因此西医对大多数疾病的发生和发展都有客观的认识。

西医是以对任何一种疾病都须尽力弄清病原（体）、病位及病理改变，并以杀灭病原体，消除致病因素，纠正病理改变的“因果决定论”为治疗主导思想的。它认为任何疾病都是由一定原因引起的，相同的病因必然引起相同的疾病，治疗则是针对不同的病因采取不同的特殊方法。如咳嗽，或确诊为大叶性肺炎引起的，则用青霉素等抗生素治疗；若确诊为肺结核引起的，则用雷米封等抗结核药物治疗；若确诊为肺肿瘤引起的，则用手术或抗肿瘤药物治疗。诚然，西医的诊疗思想有诊断与治疗一体化、规范化，且重复性强等优点，但是，由于现代还有许多属于个体医学多脏器疾病，病因复杂、隐匿，疾病的发生和变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牵制，涉及脏器广泛，因此用固定的、规范的生物医学模式的诊治方法往往难以取得成效。同时，这种方法又往往容易忽视人体自身的防卫抗病能力和自我修复的主动性。人体是一个复杂的、有着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所以单纯地依靠因果决定论来认识它，并以此来治疗疾病，是有一定局限的。

西医学之短，恰恰是中医学之长。中医的理论核心是整体观和辨证论治。“整体观”将人体视为一个开放着（与自然界相统一）的、进行着有序的生理活动的整体功能系统。人体的五脏六腑不是独立存在的结构单位，而是通过经络气血与全身各部的器官、组织联系在一起的，互相协调，互相制约，发挥着生理功能。“辨证论治”是指一旦由于人体内在或外部原因，诸如气候、地理乃至社会活动等各种因素对人体本身，包括心理、体质，以及脏腑的影响，出现整体不协调的一系列症状和体征即“证”，通过辨识“证”，然后采用中药或其他手段调整整体的不协调，动员人体自身的抗病机制，恢复脏腑间的调控能力，最终达到“证”的改善。

辨证论治，不同于“对症治疗”，以及现代医学所说的“辨病治疗”。疾病的不同阶段可出现不同的证候，不同的疾病，也可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同样的证候。因此，同一疾病的不同证候，则治疗方法有异，如水肿（肾炎）患者，初期发热，恶寒，浮肿，小便不利等为“风水证”，治宜宣肺发汗，利水退肿；后期见腰酸，肢冷，畏寒，面白，浮肿等为“肾阳虚衰证”，治当温肾扶阳。不同的疾病只要证候相同，便可以采用相同的治法，如脱肛、胃下垂、子宫脱垂等病，均属中气下陷所致，皆可用益气升阳的方法治疗。这就是中医学常说的“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医学检测仪器的不断发达，一些疾病往往在毫无自觉症状时的初萌阶段就被发现，或有一些疾病经过治疗后临床症状得以缓解，但是客观检测指标仍然显示异常。如果一味地囿于辨证，难免误诊或漏诊，所以中医的医学模式就此来说，也是有其局限性的。

中医要发展，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中医的辨证论治要与西医的辨病相结合。这是因为，由于人的体质不同，发病时的脏腑功能状态不同，无疑整体的外在反应会不同，因此，中医的“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反映了疾病的“个体”；而西医“病”的确立，是以客观的临床病因病理学为基础的，所以，它反映了疾病的某些“共性”。辨“证”和辨“病”的结合，实际上是“个性”和“共性”的结合，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衷中参西，扩展了中医的传统内涵，使中医更具生命力。譬如在治疗肺结核病时发现，慢性纤维增殖型肺结核，由于病灶内有干酪样坏死，外有增殖纤维包裹，造成血液淋巴运行受阻，仅按辨证论治治疗难以取得全效。因此，参照西医的病理，结合中医“祛瘀生新”的理论，在原有的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加入了具有活血化瘀作用的药物——丹参，使疗效得到明显的提高。

在治疗慢性阻塞性肺气肿中，患者由于长期的呼吸困难，气道阻力逐渐增加，心脏负荷加重使静脉回流受阻，出现下肢和面目等部浮肿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患者的肺间质和气管黏膜水肿存在，而肺内的水肿势必加重呼吸机能的减退，用温阳化饮，利水消肿的中药不仅可以消看得见的颜面、肢体浮肿，也可以利外表看不到的肺中之水饮，使得水清饮除，肺野清轻，气道通畅，从而可以减轻心脏的负担，改善血液循环，缓解慢性阻塞性肺气肿的临床症状。可见中、西医结合不是单纯的简单组合，而是有机地将西医的理论洋为中用，使传统的中医辨证论治内涵更具有现实意义，提高了中医的疗效，对中医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中医历代门派纷起，各派治法随机，有“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上病下取”“下病上治”“阴中求阳”“阳中求阴”等治病方法，而其玄妙就在于中医的整体辨证思维。

长荣先生经常告诫后学说：“整体观是中医的灵魂，人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脏器之间、局部和整体之间维系紧密。临证思维只有以此为基点，才可以多方位地进取，广开思路，左右逢源，而不至于穷途末路，束手无策。”如肺科临床常遇到这样的病例：患者是支气管扩张病人，平时反复咯血，来诊时又诉受寒感冒。由于肺热盛于内，寒邪迫于外，因此患者往往呈现外寒内热的病证，治疗较为棘手，若用温散寒邪之法则有助内热之忧，而用苦寒清肺之品则有更伤卫阳之虑。以整体辨证的思维，随机取巧地采用祛风宣肺，疏肝泄热的方法，以“荆防败毒散”加平地木、丹皮、芍药等治疗。因为“风乃百病之长”，六淫皆随风和，方中荆芥、防风、羌活、独活之类乃温而不烈的轻扬之品，长于祛散风邪，可俾寒随风而去；又因支气管扩张患者肺热的原因大多属久咳伤肺，气郁化火所致，而肺与肝同主气机，方中柴胡、枳壳、前胡、桔梗肝肺同治，使气机升降有序，肺之郁热得以疏散；且肝为风木之脏，主动主升，最易受风火相煽而升发太过，导致“木火刑金”，丹皮、芍药、平地木则可凉血，柔肝，降火；诸药相伍，则祛寒而热不扬，泄热而寒不盛。从肝治肺的观点在临床上运用颇为广泛，如用疏肝理气的“金铃子散”治疗慢性咽喉炎，用平肝清肺法治疗痰热壅盛的支气管扩张、慢性支气管炎继发感染等，用清肺养肝益肾法治疗慢性阻塞性肺气肿的“喘咳”，如此等等，均体现脏腑间的整体协调作用。

另外，“治病用药应当眷眷以正气为念”，也是长荣先生学术观点之一。《黄帝内经》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按现代医学语言解释：正气是人体的抗御病邪，维持正常生命活动的物质，包括自身的调节功能和既病之后的康复能力。机体的防卫机能、组织修复、机能代偿、免疫功能等，都属中医正气的范畴。

人体疾病的发生和早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机体正气的虚衰。正气旺盛，是人体阴阳协调，气血充盈，脏腑经络功能正常，卫外固密的象征，是人体健壮的根本所在。因此，历代医家和养生家都非常重视护养人体正气，如《寿亲养老新书》所概括的：“一者少言语，养内气；二者戒色欲，养精气；三者薄滋味，养血气：四者咽津液，养脏气；五者莫嗔怒，养肝气；六者美饮食，养胃气；七者少思虑，养心气……”人体诸气得养，脏腑功能协调，使机体按一定规律生生化化，则正气旺盛，人之精力充沛，健康长寿；正气虚弱，则精神不振，多病早衰。一旦人体生理活动的动力源泉断绝，生命运动也就停止了。因此，保养正气乃是延年益寿之根本大法。

医溪絮语：名中医治学心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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