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有是证用是药，其失在有偏有颇-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章次公（1903～1959），名成之，号之庵，江苏镇江丹徒人。师从孟河名医丁甘仁及经方大家曹颖甫，又问学于国学大师章太炎。精研医书经典及诸家学说，于伤寒学造诣尤深。临诊主张运用中医之四诊、八纲、辨证论治，兼采现代科学诊断手段，“双重诊断，一重治疗”，博采众方，无论经方、单方、验方乃至草药，兼收并蓄。

次公先生1925年毕业后在上海开业行医，并任职于广益中医院，曾执教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中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苏州国医专科学校；1955年冬任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卫生部中医顾问。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髓，其基本精神就体现在仲景的《伤寒论》中。古往今来的大多数著名医家，无不对《伤寒论》的研究痛下功夫。譬如在清代，“以方类证”研究《伤寒论》之风崛起，以柯韵伯著《伤寒来苏集》为肇端，徐大椿继之于后，所著的《伤寒论类方》着重从方证入手，阐明《伤寒论》辨证论治的方法，颇便于临床应用。而不善学者，乐其简易，认为只要因证求方，对证发药，即可应病。风气所及，因有“有是证用是药”之说。仅仅从字面上分析，“有是证用是药”并无不妥，但在错综复杂的临床实际中检验就会发现，有时真会感到失之偏颇。

辨证论治的整个过程中，缜密和科学的方法，是应详审症状、去伪存真，应当格外注意“病期”“辨病”环节。章次公先生说过：如果仅重视“症状”而忽视“病期”，就会把辨证论治简化为“对症疗法”，这是因为得病的“时间”和病程的“经过”是辨证不可或缺的环节。在《伤寒论》中，“无不重视症状出现的时日，因为临床上症状虽或相同，而因出现的时间不同，其用药施治也不能同一处理”。症状出现的“时机”，反映了正邪消长的内在变化，审时方能度势，“时间”是辨证之要素。此外，“时间”还可用来识别不同的病证。“尤其急性传染病的发病和痊愈转归都有一定的时间，就时间来认识病证异同，更有必要。”这就是说，“时间”也具有诊断与鉴别诊断的意义。

在章次公先生的医案中，有一湿温病案，记得是治孔姓男子，其患病湿温匝月，苔灰腻，脉濡数，扪其肌肤，不甚润泽而热。与人问答，有意识者半，不知所云者半，合目则谵语频作，不更衣十日许。邪气尚未肃清，而正气虚已是吃紧之极。章先生治以软柴胡4.5克，制川朴4.5克，生苍术4.5克，黄芩9克，全栝楼12克，杭白芍9克，生枳实9克，连皮槟榔9克，山楂肉12克，莱菔英9克，六神丸30粒（分3次吞）。另：参须15克，浓煎代茶。此人午后服药，至翌晨3时许，得垢腻之大便甚畅，热减神清。后从此方加减，凡十日许而病瘥。

这个病人，为湿温重症，病已“匝月”，正气大伤，“神衰”与“神糊”兼见，虽“不更衣十日许”，热结阳明，仍当通腑泄浊与扶正强心兼进，药后果收佳效。在这里，病发谵语神糊，一般人会认定祛邪为急，或以清阳明为主，或以开痰窍为主，不会用人参须，而实践证明，扶正以祛邪，重视“症状”与“病期”，两方面都来不得半点忽视。

许多人在临床上片面强调症状，有时容易忽视“识病”。这一点，次公先生指出：“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从历史惟物论来观察，特别对多数以发热而起的传染病，在古人的知识不可能严格地予以鉴别，尚不能由‘辨证’而发展到‘识病’的阶段，是时代条件的限制。”

临证之际，仅仅重视症状是不够的，还必须识病。喻嘉言在《寓意草》中说：“治病必先识病，然后议药。”他讲的是识中医所说的“病”，而次公先生认为，还必须识西医所说的“病”，才能认识病证的特异性，并确定病灶，使治疗更具有针对性。次公先生指出：“不问病灶，不究病源，纯凭辨证用药，仲景天士俱有得失。”

细究之下，可以发现，“有是证用是药”的观点，失之于狭隘刻板，并不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方药的现代应用。前人遗留下来的大量方剂，包括《伤寒论》《金匮要略》里的方药，至今仍有研究的价值，但绝不能一成不变，按图索骥。其研究，“并不一定限于原有条文中的病证，也就是说以现代的观点来看某一方剂也许应用在原有病证上不很适合，但是临床上移治别一疾患，有时却非常有效，这是扩大仲景药治范围”。

次公先生早年受了曹颖甫先生的影响，对叶氏学说不敢苟同，后来才明白叶氏治病不仅以轻灵取胜，且能上穷古法，以意化裁，多所创获，如应用虫类药物，即其一端。后人景仰叶氏，如果仅仅效法他轻灵的一面，犹未能尽得叶氏之长。次公先生的这个论证，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常用蜈蚣、全蝎等治头风痛，用蕲蛇、露蜂房等治风痹走注，用蝼蛄、蜣螂、蟋蟀等治积聚肿胀，效果甚好。特别是用蜈蚣、全蝎治头风，疗效非常突出，经治后有不少患者从未复发。根据历来使用蜈蚣、全蝎的经验，不仅有镇痉之效，而镇痛之力特强，用之得法，有立竿见影之妙。又川乌与当归同用，镇痛之力亦殊不弱，若再配合蜈蚣、全蝎，可以相得益彰。

古方今病往往枘凿不入，当知变通论治。随着人们实践的深化和科学研究手段的应用，一些方药的新的功用正被发掘出来，这一点，次公先生给我们留下了榜样。从次公先生留下的医案中，可以看出他的处方广泛汲取了“新知”和民间医疗经验，对传统的方式进行了大量的革新。正如章先生指出的那样：“中国医学的特点是综合整体性的疗法，一种方剂并不限定医治某一病证。”狭隘的主张“有是证用是药”，看来，确实是比较单纯的观点。

医溪絮语：名中医治学心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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