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肝胆火升，浮阳陡动，扰乱脑神经，此皆中风也-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张山雷，名寿颐，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本系前清诸生，精于朴学训诂，因其母亲多病，遂留意医学。甲午战争中，光绪帝主战。以后李鸿章“初败于牙山，继败于平壤。日本乘势内侵，连陷九连、凤凰诸城。大连、旅顺相继失守。复据威海卫、刘公岛。夺我兵舰，海军覆丧殆尽。于是议者交咎鸿章，褫其职。以王文韶代督直隶，命鸿章往日本议和”。时局不稳，《马关条约》一签，张山雷先生灰心仕途，乃弃儒习医。早年师从朱氏疡科传人朱阆仙先生，1920年，被聘为兰溪中医专门学校教务主任，从此其为近代中医教育奋斗了一生。

山雷先生的名著是《中风斠诠》，该著作阐发了《素问》“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与“血菀于上，使人薄厥”两条的意义，以为此乃今之所谓“中风”，正与西医“脑溢血”血冲脑筋说法符合，其学术水平一直为当世、后世所推崇。

现在说的中风，从近30余年来，其病因已明确，分为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斯病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高，多少年来就被列为威胁健康最大的疾病之一。中风，风乘虚而为病也。向来惟东垣主虚，而河间则主火，丹溪则主痰，似乎各异。所以徐大椿说：“今之患中风偏痹等病者，百无一愈，十死其九，非其症俱不治，皆医者误之也。凡古圣定病之名，必指其实。名曰中风，则其病属风可知。既为风病，则主病之方必以治风为本。故仲景侯氏黑散、风引汤、防己地黄汤，及唐人大小续命等方，皆多用风药，而因症增减。盖以风入经络，则内风与外风相煽，以致痰火一时壅塞，惟宜先驱其风，继清痰火，而后调其气血，则经脉可以渐通。”张山雷先生则强调“融洽西中”，这一观点，今天大家都已熟知，而在100多年前，可是有极其重要意义的见解。

《素问》中的“厥”病，张山雷先生认为即后世所说的中风病。这种病非由外感风邪所致，而是由于肝火内盛，化生内风，激其血气，并走于上，直冲犯脑，震扰神经，而表现为昏不知人，口眼斜，肢体不遂，语言不清等症。张山雷先生明确指出，今之中风病“皆是肝胆火升，浮阳陡动，扰乱脑神经，或为暴仆，或为偏枯，或为眩晕昏厥，或为耳鸣耳聋，或更瞤瘈疭，强直暴死，诸般病状，俱已历历如绘，此皆近世之所谓中风也”。言中医中风病证，借助于西医脑神经之说。在病机探讨上，中、西医理论结合，杂病之中风是以内风为主要病机，治疗时强调应以“潜镇摄纳”为总的治疗原则。

《中风斠诠》中，按中风病情，分为闭证、脱证两大类，并根据具体表现总结出治疗八法。譬如：开窍法，用于气窒声不出，牙关紧闭者，用通关散（细辛、牙皂为末，吹鼻中）以搐鼻取嚏，同时针刺水沟、合谷等穴；固脱法，用于中风病证中由于正气之散亡，无根之火暴动而见的脱证；潜镇法，用于中风发作之前，可以防患于未然，在已发作之后可以抑制病情的变化；开泄法，用于肝阳上扰，气火上升，同时夹痰浊上壅，阻塞气道，可用稀涎散、礞石滚痰丸（大黄、黄芩、礞石、沉香）、青州白丸子（白附子生用、半夏生用、南星生用、川乌生用）之类，体质虚弱者，则宜用平和之剂以化痰泄痰，如二陈汤或杏仁、枳实、贝母、竹茹之类，另外如胆南星、天竺黄、竹沥、荆沥之类，性最和平，可以重用。

此外，如顺降法，用于中风痰火上逆，气逆火升，气必然因之而逆，在临床上可兼见喘促之症，此时治疗，宜定其横逆，调其升降，顺达气机，可用匀气散（白术、乌药、人参、天麻、沉香、青皮、白芷、木瓜、紫苏、甘草、姜）、乌药顺气散（麻黄、橘皮、乌药、僵蚕、川芎、枳壳、炙甘草、白芷、桔梗、炮姜、生姜、大枣）；育阴养血法，用于怔忡惊悸、健忘恍惚，肝血不足，不能养心，心血亏虚之证，可用滋水清肝饮（山茱萸、熟地、山药、茯苓、泽泻、丹皮、当归身、白芍、柴胡、山栀、大枣）、一贯煎（沙参、麦冬、生地、当归身、枸杞子、川楝子）等；滋填肾阴法，用于肾水不足，不能制火，肝阳暴动而化风，可用六味丸之类；通经宣络法，用于半身不遂，手足不用以及疼痛瘫痪等证，可用独活寄生汤、桑枝煎、虎骨四斤丸（木瓜、天麻、牛膝、肉苁蓉）等。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张山雷先生的学术观点，主张中、西医融合，在对中风病的病因、病机、分类以及治疗的认识和总结上，结合自己的个人经验，为后人在中风病的辨证分型和治法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亦成为民国时期最有见解、最有卓识、最著名的医家，其所作出的贡献，青史标名矣。

医溪絮语：名中医治学心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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