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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图书出版物的种类
一是佛教经书。
佛教于汉明帝时传入中国之后，佛经被大量翻译，当时翻译的众多佛经分散于各地，无统一的编目，因此不清楚已翻译的佛经都是哪些，共有多少部、多少卷。所以需要将各地翻译的佛教经典，进行收集，整理，编纂成目录。这样编辑而成的经典通常叫做“大藏经”，“大藏经”的含义就是容纳收藏了大量的佛教经典著述，将一切佛教典籍汇编在一起的总集，是佛教文化及其思想理论的总汇。“大藏经”还有一种名称叫做“三藏”，含经、律、论三部分，经、律、论所包含的内容分别是：“经”是佛教经典及佛的言论与故事；“律”是出家人应遵守的戒律；“论”是佛门弟子对佛教教义的阐述。精通“三藏”也就是精通了佛教经典，在佛教中精通“三藏”的高僧为数甚少，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是佛教界的佼佼者，因而被尊称为“三藏法师”，世人皆知的唐代高僧玄奘就是一位精通“三藏”的高僧，他被尊称为“三藏法师”或“唐三藏”。
在我国历史上，佛教对社会有着重大深远的影响，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儒道并尊的三大宗教的一个重要流派。它既是一种宗教，也是一种哲学。佛教哲学对中国哲学、中国思想文化有着重大的影响，研究中国哲学必须研究佛教哲学，两者之间有着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一种密切关系。所以，历代都很重视佛教经典的刊刻。在印刷术尚未发明和成熟之前，佛经的传播一是靠手写流传，二是靠石刻保存。在印刷术发明和逐步推行之后，率先以雕版印刷大藏经的是北宋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这是第一部印刷的“大藏经”，命名为《宋开宝刊蜀本大藏经》（简称《开宝藏》），“开宝”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年号，“蜀本”是这部大藏经刊刻于四川益州（成都），四川简称“蜀”，故称蜀本。
此后，辽、金、元、明、清都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雕造藏经。现存的官私刊印的“大藏经”达17种之多。
二是科举用书。
科举制度是古代中国人最为骄傲的一套人才选拔制度，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打破了中国自古在选拔官员时对出身的要求，使得如魏晋时“上品无寒族，下品无士族”这样的由门阀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在中国几乎消失。同时科举制也催生了一个影响中国千余年的群体——“士大夫”。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在这一千三百多年里，学校和科举的存在，导致当时社会上对教材及科举用书的需求非常旺盛。科举用书一是以四书五经及其注疏为主的教材，二是《战国策》《国语》《史记》《资治通鉴》以及其他历代的正史等必读书，三是各类应用范文及写作技巧类的图书。这一情形，对于熟悉当今出版行业的人来说不难理解：当今的出版业，出版量最大的便是中小学生的教辅图书。
科举考试需要大量的考试试卷和备考用书，而这些文本书籍都要通过印刷刊刻寻求解决。精明的书商从中看到了商机，于是他们刊刻市场上急需的各类图书，以获取高额的利润。由于拥有巨大且亟待供应的书籍市场，印刷从一开始就在为满足书籍需求而运作，由此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推力，其带来的推动和影响均与书籍制作、消费相关。
其情形或可简略示意如下：社会读书藏书风气、士人和科举地位的提升等（多源头因素影响）→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增加→社会书籍需求量增加→刺激书籍产量提高→刺激先进书籍生产技术采用（雕版、活字印刷术，譬如木活字、泥活字等）→流通市场扩大和流通方式多样化→造成社会影响多样化（包括对文学、艺术、宗教、风俗等的影响）。
明代尤其是中后期，由于科举考试日趋规范化和程式化，大部分读书人考试的目的性更加明确，于是乎不再潜心钻研经书大义，而是转向揣摩时文和答题技巧。科举考试用书主要是指科举考试范文和作文技法之类的参考书，这类图书是以应试为明确导向的，具体包括以下几类：
首先有科举考试范文。既包括首场的八股文范文，又包括二场论、判、诏、诰、表，三场以及廷试经史时务策的范文，如《皇明历朝四书程墨同文录》《皇明乡会试二三场程文选》等。这类图书与今天的各类历年高考试题汇编或高考模拟题相类似；其次是作文技法和应试技巧类的图书。如《新锲诸名家前后场元部肄业精诀》；再次是部分名人文集。如唐宋八大家特别是苏轼的文集就受到士子们的欢迎。
这些图书大多数都是书坊刊刻，是纯粹的商业行为。科举考试用书的大量出版乃至泛滥削弱了官方对科举考试的绝对主导权，但是对促进商业出版的发展以及思想的多元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科举制源于中国的教育传统，教育传统与中国编辑出版行业有着密切的联系。而科举制的产生催化了中国编辑出版事业的快速发展，并且一定程度上引领了之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编辑出版事业的变化。在连续性的历史作用下，科举用书成为中国编辑出版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
三是农书、历书。
我国古代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历书是农业生产和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需要量最大，故中国古代的印刷品中有大量的历书出版。
历书，古时称“通书”，清乾隆时为避弘历名讳，更名为“时宪书”。我国远在古代就设有专掌观察天象、推算历法的官职。秦汉有太史令，唐代设太史局，宋元有司天监，明清改名为钦天监。我国最早的历书是装裱成轴，用毛笔书写，敦煌出土文献中即有几种历书的抄本，目前已知到唐太和九年（835年）已有木板刻印的历书出现了。历书必须由皇帝本人钦定，并只许官印不许私印。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曾印有一本《宣明历》，载有月日、时辰和节气。现存的一部最古老的印刷历书是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印刷的，现藏于英国伦敦。历书在民间流传和普及是宋代以后的事。据说宋代有个学政主持科考批阅朱卷时，发现不少秀才把日期写错了。问其原因，秀才回答：“书生昼夜读书只能观星月计算日期，哪有不差一两天的。”于是学政奏明朝廷，请翰林院年年修撰历书，以供秀才计算光阴。后来，历书由宫廷逐渐发行到民间，成为劳动人民记月算日的工具书。
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中，记述农﹑副业生产技术的农书自然受到格外的重视，是出版印刷的重要的内容。王祯撰写的《农书》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一部总结农业生产技术的著作，他整理前人所著农业方面的文献和各地的种植经验，撰写成了一部《农书》。《农书》是我国最早的兼论南北方农业的农书，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最早从全国范围对广义的农业生产知识作了较全面的系统的论述，在整体性、系统性等方面要高于《齐民要术》，总结了多方面的农业生产经验，记载了圩田、围田、柜田、梯田、架田、沙田、涂田等一些特殊的土地利用方式。另外此书的《农器图谱》部分是对传统农学的突出贡献，在传统农学著作中，可谓空前绝后。王祯的《农书》从元代至今，多次有印本出版，元大德七年（1304年），元朝政府曾命令刊刻本书，明代时，日本有“内阁文库”和“东洋文库”两个刻本，此书还被收入《四库全书总目》农家类，有“武英殿聚珍本”。由此可见，《农书》一书长期以来一直受到重视。
中国古代有四大农书：《氾胜之书》是西汉晚期的一部重要农学著作，一般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农书，作者氾胜之；《齐民要术》是北魏时期的中国杰出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一部综合性农书，也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专著之一，是中国现存的最完整的农书。书名中的“齐民”，指平民百姓，“要术”指谋生方法；元代王祯所著《农书》；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此书基本上囊括了古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其中又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徐光启的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贯彻这一思想正是《农政全书》不同于其他大型农书的特色之所在。
四是类书。
类书是民间日常参考实用之书，它为广大中下层民众所重视和欢迎。类书广收博采、分门别类、包罗万象，是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书。类书不仅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起过重要的普及文化的作用，就是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说：“斯类通俗流行之作，为民间日用的‘兔园册子’，随生随灭，最不易保存……研讨社会生活史者，将或有取于斯。”
五是医药书。
中医药学是我国的传统医学，追根溯源，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远古时期。自神农尝百草、教民以医开始，数千年以来，我国人民看中医、吃中草药，从而治愈了许多疾病，其中包括一些难治的疑难杂症，为人民的健康和延年益寿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名医。他们通过医疗实践和研究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撰写了各种中医经典名著，通过雕版印刷得以流传至今，这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为我国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自古至今，我国出现了许多名医和中医名著，比如，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巨著《黄帝内经》，东汉“医圣”张仲景和他撰写的16卷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唐代“药王”孙思邈和他撰著的30卷《备急千金要方》及30卷《千金翼方》，明代“医圣”李时珍和他撰著的《本草纲目》等等。
六是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类的杂书。
阴阳的概念，源自古代中国人的自然观。古人观察到自然界中各种对立又相连的大自然现象，如天地、日月、昼夜、寒暑、男女、上下等，以哲学的思想方式，归纳出“阴阳”的概念。阴阳理论已经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宗教，哲学，历法，中医，书法，建筑堪舆，占卜等。阴阳是“对立统一或矛盾关系”的一种划分或细分，两者是种属关系。阴阳学说认为，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包括阴和阳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而对立的双方又是相互统一的。阴阳的对立统一运动，是自然界一切事物发生、发展、变化及消亡的根本原因。
占梦，古人云：“众占非一，而梦为大。”从古到今，人人都做过梦，都有关于梦的经验。因此，古人创出了一种独特的解梦方法，这就是占梦，即根据梦中所见的兆象来预测人事吉凶祸福的一种方法。
相宅即是中国传统的风水学（又叫堪舆学），堪即天，舆即地，堪舆学即天地之学。它是以河图洛书为基础，结合八卦九星和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把天道运行和地气流转以及人在其中，完整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套特殊的理论体系，从而推断或改变人的吉凶祸福，寿夭穷通。因此堪舆（风水）与人之命运休戚相关。
九宫是将天宫以井字划分乾宫、坎宫、艮宫、震宫、中宫、巽宫、离宫、坤宫、兑宫九个等份，在晚间从地上观天的七曜与星宿移动，可知方向及季节等资讯。
五纬，亦称五星，是古代中国人将太白、岁星、辰星、荧惑、填星这五颗行星合起来的称呼，五星与日、月合称七曜。
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类的杂书，虽然在今天看来是一些宣扬迷信的书籍，但是在中国古代民间社会却是相当流行的，这些刊刻的书，绝大多数都是民间喜闻乐见大量需要的读物，有广阔的消费市场，而正是对这类书籍有大量需要时，才有刊印的必要。
七是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
汉字书体的演变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不但构成了明清政权巩固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也是其他一切事业，如文化、教育、科学以及图书出版等事业发展的前提。从明代中叶以后，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都超过了前代，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大都市和商业名镇空前繁荣。市面上商品繁多，从日用百货到奇珍异宝，中州之所产，外裔之所出，应有尽有。
城镇数量的增多，规模增大，市民阶层逐渐形成，并成为一股社会力量。由于物质生活的安定和富裕，闲暇之余，就会对文化生活提出较多的精神要求。为了适应这一需求，社会上出现了大量诸如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之书，并广泛流传。
明清时期刻书内容日益丰富，面向民间。书坊所刻的书以供应人民大众日常所需为主，大量专刻小说、戏曲，不少流传至今的古典小说、元曲、明人杂剧等到本均为他们所刻。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一向是“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尽管文人士大夫私衷酷好，但也是“阅必背人”，因此，小说主要以坊刻本存世。
以福建建阳坊刻为例，建阳地区，自宋代始就成为全国重要的刻书地之一，刻书数量之多，堪称全国之翘首。入明以后，建阳坊刻业持续发展，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所刻通俗小说作品近50种，现存有关《三国》的版本就有13种之多。建阳书坊刊刻通俗小说在嘉靖、万历时达到顶峰，据统计，自嘉靖至泰昌（1522年-1620年）共99年间，坊刻（包括建阳、建安等区域）通俗小说占整个明代通俗小说总存量的近20%，高居江浙等其他地区刻本数之上。
较之官刻、家刻来说，小说主要以坊刻形式流通。而坊刻作为一种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首先要考虑的是所刻书籍能否适应市场的需求，吸引读者的眼球。其次是想方设法降低成本，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当刻印通俗小说成为谋生之道时，众书坊主在小说刊印形态上作出了种种努力和尝试：
一是登载广告，是书商打开销路、扩大影响的手段之一。明代书坊主在图书宣传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他们常常在书名前加上诸如“精镌”、“新刻”之类的修饰词，以示其刊本的与众不同，从而吸引读者的眼球。明代书坊刊印通俗小说时，常常在“识语”或“凡例”中对本书的内容、校勘和评点做精要介绍，同时，极力贬损其他版本，确保“独此一家，别无分店”，颇具戏剧性。
二是配以插图，经过历代各地刻工的技术实践与经验积累，嘉靖时研制出了一整套适于工笔白描的刀具和雕刻方法，彩印技术的尝试与改进（如吴兴闵氏和凌氏的套版印刷），致使晚明通俗小说几乎无书不插图，无图不精工。现存的明版《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中，插图竟达200多幅。小说插图随着读者阅读进程的推进而缓缓展示，知识阶层自可图文共赏，仔细揣摩，加以评点，世俗大众，即使不能体味作者的“满纸糊涂言，一把辛酸泪”，也能从精细的图画中得以娱目。
三是装帧形式的改变，为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晚明书坊主在通俗小说的装帧版式上也是冥思苦想，作出种种探索，如字体上，摒弃宋元时期颇具艺术性“写体”，普遍采用嘉靖以来的笔画横细竖粗、字型呈四方块的“匠体”（即今所谓的“仿宋体”），有效提高了刻写速度。晚明书籍的装帧即已扬弃此前的蝴蝶装和包背装，变而为工序更趋简易且古朴典雅的线装，风靡海内。
书坊和书局刊印通俗小说，以盈利为价值期待，在小说中登载花样百出的广告，绘制工致绝伦的插图，变更单一浅显的外观，诸如此类的商业操作手段，均无可厚非，也促进了通俗小说的普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