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著名的私人藏书家

孔鲋。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期，各个流派的思想家纷纷提出各自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形成了一个学术思想极其活跃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但由于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自由的学术思想风气阻碍了秦始皇的专制统治，于是在文化上秦始皇就采取了高压政策。他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下令焚烧除《秦史》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官的私藏“诗”、“书”等也要限期交出销毁。虽然秦朝的法令严苛，但仍然有许多民间藏书家冒着生命的危险将大量私藏的“禁书”藏在住宅的墙壁之中，形成极具时代特色的私家藏书活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孔鲋。

曲阜孔宅鲁壁

孔鲋为孔子的第九代孙，当秦始皇下令天下私人藏书均要烧毁时，他“吾将藏之，以待其求”，偷偷地将私藏之书藏于孔子故宅的墙壁内，自己则跑到嵩山隐居去了。汉武帝时，鲁恭王扩建宫室，据说他在扩建宫室拆除原孔子故宅时，忽闻天上有丝竹金石之声，六律五音之美，结果就从孔宅的墙壁中发现了秦朝时孔鲋所藏的《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数十篇。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鲁壁藏书”的典故。

正是由于像孔鲋这样的私人藏书家的无畏壮举，才保留下来了许多珍贵的先秦图书，为先秦典籍的免遭灭绝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尤其是他们抵抗强暴、不顾个人生命安危，唯愿典籍流传的精神，成为中国读书人、藏书家代代秉传的宝贵精神财富。

刘安。秦朝废除百家而独重法家，私学受挫。汉初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文化氛围比较宽松和宽容，在这样的背景下私学开始复兴，汉高祖刘邦恢复和鼓励私家招徒授学。到了惠帝时汉朝终于废除了秦始皇以来一直实行的挟书律，政府允许民间可以收藏图书。随着朝廷推行了一系列鼓励民间藏书的政策，私家讲学蓬勃发展，先秦旧藏频频现世，汉代的私家藏书事业有了稳健的发展。藏书人众多，但是由于书源的匮乏，藏书的规模普遍较小，但也有个别藏书大家崭露头角，像刘安、蔡邕等凭借各种便利条件搜集了大量的图书古籍，甚至远远超过了前代私藏。

刘安（前179年-前122年），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16岁袭封为淮南王。刘安好读书鼓琴，广招门客。在他的影响下，淮南国都寿春成了文人荟萃的文化中心。他喜好藏书，与河间献王刘德皆以藏书知名。因而深得中央政府尊重，经常获得中央政府的赐书。但他所藏之书，《汉书》称为“所招致率多浮辩之书，无实用者甚多。”

刘安崇尚道家思想，他曾和众门客著成道家名著《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内容以道家的自然天道观为中心，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道”所派生，涉及政治学、哲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学养生等领域，包罗万象。刘安又好召集道士、儒士、郎中以及江湖方术之士炼丹制药，最著名的有苏非、李尚、田由、雷被、伍被、晋昌、毛被、左吴，号称“八公”，在寿春北山筑炉炼丹，偶成豆腐。刘安因之被尊为豆腐鼻祖，八公山也因此而得名。相传一日，刘安在八公山终于炼成仙丹，服食后得道成仙，徐徐升上天空。剩下的仙丹为鸡犬所食，也跟着他后面升天成仙。这就是典故“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出处。刘安同时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他在广置门客进行“学术研讨”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积蓄力量，为有朝一日的谋反做着准备。后来，刘安的谋反还没有来得及实施，便由于门客的告密而画上了句号。

蔡邕（132年-192年），陈留圉（河南省开封市杞县圉镇）人，东汉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后汉三国时期著名才女蔡文姬之父。曾主持校正东观、兰台等处官府藏书。熹平四年（175年），灵帝诏蔡邕写六经文书，部分由蔡邕书丹（碑刻术语。即刻石必须经过的三道工序之一：撰文，书丹，勒石。书丹即指用朱砂直接将文字书写在碑石上）于石，立太学门外，史称“熹平石经”。

《后汉书·列女传》记载其女蔡文姬言：“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可见其藏书之多。蔡邕当时的藏书多得于皇上所赐或秘阁抄书，有不少当时的珍稀之本。《后汉书·王充传》记载：“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蔡邕藏书的盛名连一代枭雄曹操也知悉，说其家“多坟籍”。

山阳王氏。魏晋两朝时期，政治中心均在洛阳，这一时期的社会保持着相对的安定状态，在此背景下，私家藏书逐渐得以发展。三国时期魏国藏书家最著名的是山阳士族豪门王氏家族的王粲、王业、王弼三人。王粲（177年—217年），山阳高平（今山东省金乡县）人，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其父王谦曾经是大将军何进的长史，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王粲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学识渊博，经史皆通。王粲藏书主要得于蔡邕所赠，据《三国志·王粲传》记载，王粲聪慧早熟，十余岁时已经脱颖而出，有一次，王粲登门拜访蔡邕，年近六十的蔡邕一听到王粲来到，立即“倒屣迎之”，使满座颇为惊奇，他对王粲作了一番赞赏后，说“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此后他便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将藏书载了数车约六千卷赠予王粲，当时王粲不过十四五岁。王粲归附曹操后，交往多为名士，这又为他扩大藏书创造了条件，到他临终的时候，王粲家中的藏书愈近万卷。

蔡邕的赠书在山阳王氏家族中传延了数代：王粲去世后，家传之书悉入粲族兄王凯之子王业手中。王业有两子，次子即王弼，蔡邕赠书的第三代继承人即为王弼，史载王弼有藏书万卷。受蔡邕赠书的滋润培植而年少有成的王弼（226年-249年）是我国古代最为早熟的一位哲学家，是魏晋玄学清谈之风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杜预（222年-284年），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西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杜预出身官宦世家，从小博览群书，勤于著述，杜预家中原本所藏书籍甚多，平江南时，吴中藏书多归其所有。平吴后，杜预整日埋头于经籍中，昼夜讽诵，遂博学多通，当时人曾给他起了个绰号“杜武库”称赞他博学多通，就像武器库一样，无所不有。杜预偏好经史，尤爱《左传》，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该书是现存最早的《左传》注本，已经收入《十三经注疏》中。

杜预对于自家藏书顾惜甚重，他征战江南时，曾将所获之书连同其他战利品一并寄往京都，嘱咐其子：“知汝颇欲念学，今同车到副书，可按目录受之。”并嘱咐将其放入书斋中，不要复以借人，可见杜预惜书爱书之心。

耶律倍（899年-936年），辽太祖阿保机长子，他自幼聪明好学，对汉族文化也相当尊崇，他对中原的文化尤其是儒学十分推崇，当他始被立为太子之际，曾经力排众议，请建孔子庙，因此颇得太祖欢心。此后，在随军东征西讨扩充疆土的过程中，他始终注重收集图集，得到不少稀世之书。

耶律倍酷爱藏书，先后在两个地方建立了藏书楼。一是在他被软禁的契丹南京（在今辽宁省辽阳市）建“西楼”。天显元年（926年），阿保机死，由于其母述律皇后的操纵，耶律倍被迫将皇位继承权让给他的弟弟德光，即辽太宗。耶律倍自己则迁往南京，并在那里兴建“西楼”作为藏书之处，以示自己在政治上无异志。然而即便如此，仍然难令太宗放心。一年之后，为免祸端，耶律倍决定携带汉族妃子高美人隐居医巫闾山。

耶律倍的第二处藏书楼就是在他隐居的医巫闾山之巅。他建起两层殿宇，设十间藏书库及居室、画室等用房，并环以四座瞭望台，建筑的中心就是“望海堂”，因其位于望海峰顶可南眺大海而得名。建堂后，耶律倍将西楼的部分藏书移入其中。耶律倍自幼崇尚汉族文化，在政治失势避祸读书的境地中，他更希望从华夏文化中寻求慰藉。由于耶律倍的皇族身份，且经济实力雄厚，故当时举凡能收集到的中原典籍，几乎均为望海堂所保存，终于使藏书数量达到万卷，故有“万卷藏书楼”之称，其中不乏在中原亦属罕见的真本和善本。此后，为了安放更多的藏书，耶律倍又在望海堂下不远处，再建三层殿宇，内有房数十间，专供藏书之用。因为耶律倍经常以陶渊明隐居桃花源而自诩，故新建筑取名“桃花洞”，与望海堂形成掎角之势。

叶梦得（1077年-1148年），江苏吴县人，宋代著名的藏书家、文献学家和文学家。叶梦得自幼便勤于攻读，打下了深厚的学问根底。晚年退居于浙江吴兴弁山石林别馆建藏书楼，收书10万余卷，与宋绶并称宋代两大藏书家。叶梦得毕生与书籍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喜读书，酷藏书，又长于研究图书。他曾说自己是“《六经》不可一日去手”之人。

为了方便自己读书，叶梦得耗费巨大精力和财力来收藏图书，叶梦得收藏图书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购买，二是手抄。宋代的刻书业还没有明清时期那样兴盛，刻版书相对较少且比较昂贵。因此叶梦得所收藏的图书主要是靠手抄。北宋末年的战乱之前，叶梦得藏书有三万多卷，战乱中丢失了将近一半，所余近两万卷，宋朝南迁之后，公务之余，他极力搜求、购买和抄录图书，使藏书迅速增加，积累了十万多卷。

叶梦得晚年定居浙江吴兴弁山，弁山奇石林立，故自号“石林居士”，其所居所称石林别馆，馆中有藏书楼，他置身楼馆中，专事搜藏、整理、研读图书工作。在当时，石林别馆藏书不但富甲天下，而且整理得井井有条，华美壮观，在藏书家和学术界都享有盛名。

绍兴十七年（1147年），石林别馆遭受了一场大火，叶梦得苦心经营几十年收藏的十多万卷图书，全部被焚毁一空了，这对嗜书如命的叶梦得来说，可谓灭顶之灾，打击甚重，第二年他就在忧苦之中去世了。

赵明诚与夫人李清照，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对名人，赵明诚一生致力于金石收藏和研究，以金石学家著称于后世。他的夫人李清照尽全力协同丈夫收藏研究金石，她文采过人，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才女。

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金石和图书收藏多以金石古籍、金石古器、碑刻铭文和图书等为主。赵明诚自年幼就对金石古玩有浓厚的兴趣，后来他读到了欧阳修《集古录》一书，很是佩服他的治学精神，更加坚定了他致力于搜集研究金石的决心。由于《集古录》一书所收入的金石铭刻很不齐全，而且也没有著录年月，因此赵明诚下定决心广为搜集，以求编撰一部收录齐全、著录详尽的金石书录，以惠后学。于是，他便开始了有目的的金石古器和图书收藏工作。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赵明诚与李清照成婚，两人志同道合，经过20多年的刻苦搜求，赵氏夫妻搜集了大量的金石古器、碑刻铭文和图书。他们在青州居处建造了“归来堂”书屋，把金石、古籍分类珍藏于归来堂中。归来堂是取去官归田兼瑰宝归聚之义。在夫妇二人苦心经营之下，四方古器名书，纷纷收入归来堂中，成为当时中国北方最有名的藏书楼。

赵明诚四十五六岁时终于实现了他年轻时的夙愿，编撰成了《金石录》一书，这是一部规模空前的金石学著作，对当时金石研究有很高的价值。

建炎元年（1127年）初，为奔母丧和防金人南侵，归来堂所藏金石古籍要南迁，因为收藏太多，无力全部搬走，只得留下部分书画和卷帙过大的图书及没有铭文刻词的古器玩物。同一年，金人攻进青州城，赵氏归来堂南迁后余下的十几屋子的古籍大部分亡佚于战火中了。此后，时局动荡，赵明诚因病逝世，李清照只得四处投靠亲友，辗转避难，没有多少年，归来堂的这些国宝也就全部散失了。

范钦（1506年-1585年），浙江鄞县（今浙江宁波）人，他酷爱书籍，曾在湖北、江西、广西、福建、云南、陕西、河南等许多地方做过20多年的地方官，足迹遍及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他都留心收集图书，他还与当时著名的藏书家相约互抄书籍。随着藏书的增加原有的藏书地已不堪容纳，遂决定在其住宅的东面（今宁波市月湖之西）重建一书楼，即著名的天一阁。天一阁当时储有藏书七万多卷，多系宋明的木刻本和手抄本，有的是稀世的真本和孤本，在当时文人中颇有影响力。范钦收藏的书籍除了经史子集外，还特别注重收集当时出版印行的资料性著作，其中以地方志和登科录最具特色。因为范钦长期在全国各地任职，爱好和经历使他具备了全面收集明代地方志的主客观条件。明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共开89科。天一阁收藏有首科洪武四年（1371年）的会试录、进士登科录；自宣德至万历，连续52科的会试录和进士登科录均完好保存。这些资料的史料价值极高，但却不为当时的收藏家所重视。

天一阁制订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和科学的管理措施，其中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便是对防火的高度重视以及防火措施的严密。范钦根据古书上“天一生水”的说法，用“天一”两字为藏书楼命名，表达其“以水克火”的愿望，足见他对防火的重视。他采取了一些有效的防范措施，首先在阁的东西筑起封火墙，以阻隔火源。其次在阁楼前凿一水池，以蓄水备用，另外天一阁的四周都留有空地，不与民居相连，并砌筑围墙与外界相隔。这一系列措施将火种与天一阁隔绝开来。

天一阁

天一阁藏书得以长期完整保存，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建阁之初就确立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制度。他将家产分作两份，一份是天一阁的全部藏书，另一份是万两银子。其长子范大冲有子承父业之志，弃万两而取全部藏书，次子范大潜则得银而弃书。范钦去世后，范大冲继承了天一阁藏书，他正式订立了“藏书为子孙共有”之约，并制订了一系列的细则。比如将阁门和书橱门的钥匙分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不得开锁。这样就防止了子孙个人占有，避免了书籍的流失和分散。

天一阁原有藏书七万余卷，从明末战乱起始大批散失，到清康熙时阁中所藏《明实录》已佚其半。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又从天一阁调走600余部图书，以后多未返还。1840年鸦片战争中，英军占领宁波，从天一阁掠走舆地书数十种，1861年太平军进驻宁波，当地盗贼乘机窃走大批图书，论斤卖给造纸商人，珍贵书籍成了造纸原料。民国初期（1914年），江洋大盗薛继渭与当地人冯某相勾结，又盗去藏书一千余部。经过这几番劫难，到解放初期，天一阁藏书仅剩一万三千多卷，只有原藏书的五分之一。历三百余年保存下来的这一万三千多卷古籍，仍旧是稀世珍宝，价值连城。遗存的书籍，宋元版本已为数甚少，绝大多数为明代刻本和抄本。其中以各地方志和明朝科举登科录为最名贵。1949年以后的数十年间，又收回天一阁散出书籍三千多卷，同时接受宁波地方许多藏书家的慷慨捐赠，目前古籍收藏量已达到二十多万卷，藏书日益丰富。

胡应麟（1551年-1602年），浙江兰溪县城北隅人。胡应麟曾经说过，他一生别无所嗜，所好者惟书，他从小就跟随为官的父亲居住在京城，十几岁时，他就为寻找图书而遍访城里的街头巷尾及刻坊书肆，购买了不少图书。成年后，他又游历了河北、山东等地，到处搜求古籍。据吴晗所作的《胡应麟年谱》记载，在胡应麟22岁时，父亲奉命入楚督漕粮，他束装南返故乡时，已无余钱，妻子的首饰也卖光，所携带的行李中，唯有图书数篋。

胡应麟藏书的一半是来自金华藏书家虞守愚的几万卷藏书，虞守愚去世后，其子孙皆非读书之人，拟出售家中藏书。胡应麟对虞氏藏书羡慕已久，便趁机以相当低廉的价格购进。随着年龄的增长，胡应麟对图书的嗜好越来越强烈，经常典卖家产来购买图书，因而十几年功夫，家里便贫困得连住的房屋也仅仅能挡挡风雨了。胡应麟爱书之情的确不同一般，在南来北往途中，因书多携带不便，他情愿放弃行李而留书。随着时间的推移，胡应麟藏书大增。家庭却越来越贫困，时人称其是毁家藏书。

胡应麟后将剩余之资用来建造了二酉山房，位于浙江兰溪县城北后官塘思亲桥畔。相传，秦末有一个读书人，为了躲避战乱，将其书迁移到湖南沅陵境内的大酉山、小酉山中。两山各有石洞，称大酉洞和小酉洞。此人将其书分藏二洞之中。后来历经数代，人们发现了这批藏书，称之为“二酉石室藏书”。胡应麟有感于古人的嗜书好学精神，于是给自己建造的书屋命名为“二酉山房”。

二酉山房藏书共有42300多卷，胡应麟去世后，他的儿子年纪尚幼，其家境也近于败落，二酉山房的藏书不久便散佚无存了。

毛晋（1599年-1659年），常熟人，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藏书家、出版家。毛晋少为诸生，博闻强识，曾拜钱谦益为师，得到他的赏识。毛晋屡试不中，终身以布衣处，以书为业。毛晋嗜爱读书，爱购书，因为家境比较殷实，为他购书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毛晋购书独具慧眼，不仅买全帙，就连一般藏书家轻视的残本，也绝不轻易放过，大力收藏，使很多世无二帙的残书免于绝亡。除了重金购书之外，抄书是毛晋收集书籍的另一种方式。

毛晋抄书规模较大，品质精良，遇到世所罕见而自己不可得的书，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借出来，选抄匠中善书者，挑好纸佳墨照原书字体一丝不差地影抄下来，世人称为“毛抄”。毛抄抄写工整，与原刻酷似，非细审不能辨。

为了藏书，他构筑了汲古阁和目耕楼。汲古阁分上中下三楹，自子至亥共12架，内藏书以四库分类，藏书皆南北宋内府藏书，又有金元人本。这些书都用来校勘或作为刻书的样本。目耕楼用来藏普通的版本，汲古阁则是作为收藏善本之用。据记载，毛晋汲古阁的藏书前后达八万多册。

黄丕烈（1763年-1825年），是集学问家、目录版本学家、刻书家于一身的大藏书家，士礼居、百宋一廛是他的主要藏书之所。

黄丕烈一生只嗜收藏、校勘及刊刻典籍，他称自己为“书魔”、“痴绝”、“惜书不惜钱”。乾隆六十年（1795年），在为其父办丧事时，家中失火，大半屋宇被烧毁。据传，大火正旺时，黄丕烈趴在父亲的灵柩上，誓以身殉父。火灭后，藏书完好，人们都说这是其孝心感动天地的结果。在这次受灾之后的两天，有一书商持宋刻本《北山小集》上门，他毫无顾忌地以一两黄金议购此书。书商深知他有爱书之癖，非要二两黄金不售。黄丕烈爱书心切，竟收下。事后他的亲友得知此事后，都笑他痴呆，可他却说那天的大火烧尽了身外之物，但独独藏书完好，这就说明自己和藏书特别有缘，既然如此，自己就可以竭尽全力去收藏。

十竹斋画谱

由于黄丕烈嗜书如命，购书不惜倾家，因此，他的士礼居等藏书，富甲一方，仅宋版书，就有二百种左右。黄丕烈藏书还特别注意收藏各种不同版本，求版本之全。他的收书范围也十分广泛，注重兼收并蓄，一般藏书家不为所重的天文、术数、医学、堪舆、小说、词曲等类典籍，他都尽力以求，收为己有。

四大藏书楼是指清晚期江苏常熟的铁琴铜剑楼、山东聊城的海源阁、浙江湖州的皕宋楼和浙江杭州的八千卷楼。四大藏书楼标志着中国私家藏书事业迎来了最后的辉煌。中国私家藏书发展到明代和清代前期进入了鼎盛时期，清末开始逐渐走向衰落。正是在这一时期，四大藏书楼以其聚藏书规模之大、版本收藏之精而享誉海内外。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铁琴铜剑楼和海源阁以南北相望之势，初步打破了私家藏书以江浙为中心点的传统格局，遂有“南瞿北杨”两大家之说。

铁琴铜剑楼由瞿绍基和其子瞿镛建立，初名为恬裕斋，藏书始于清代乾隆年间。瞿绍基（1772年-1836年），自幼受到家乡藏书文化熏陶，对收藏书籍颇有兴趣。他收购书籍，出资大方，常以高价与他人争购，所藏的善本极多。经过十多年的辛勤搜求，藏书多达万卷。瞿绍基去世之后，恬裕斋由其子瞿镛继承，瞿镛继承父亲志向，全力搜求书籍，从远近其他藏家中收购精品，恬裕斋门前天天都有书商往来。因为瞿镛藏有一张名贵的铁琴和一把古铜剑，非常喜爱，他因此把藏书楼改名为铁琴铜剑楼。

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虽然由瞿绍基父子建立，但它能够保存150多年，几经战乱最后完好移交给新中国，瞿氏子孙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瞿氏的藏书活动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并没有死守藏书，虽然不轻易将书借出楼外，但可让人在楼内阅读。书楼中设有专门供人读书的地方，还为读者提供茶水膳食，为读者提供方便。

海源阁位于山东聊城，由杨以增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创建，与铁琴铜剑楼南北相映，有“南瞿北杨”之美名。

杨以增（1787年-1856年），其收藏书籍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1834年开始，此后六年间，杨以增收藏的书籍多以普通本和精刻本为主，1840年，道光二十年，杨以增于故里建海源阁藏书楼来收藏他收集的典籍，海源阁面南背北，四间二层，檐中悬挂着杨以增亲手书写的“海源阁”匾。第二阶段是1841年以后，杨以增在此期间所收之书珍本数量很少，此阶段的特点是广而少精。第三阶段自1848年杨以增任江南河道总督之后，此时江南藏书大量散佚，流入市场，杨以增近水楼台先得月，广为收集善本图书。这一时期收书数量之多，版本之精是以前所未有的。这些藏书为海源阁成为清末北方私家藏书中心奠定了坚实基础。

进一步充实海源阁藏书的是杨以增的儿子杨绍和，杨绍和年轻时深受其父藏书活动的影响，秉承了其父藏书的嗜好，一生都在收集典籍。海源阁经过杨氏父子的不懈努力，在藏书数量和藏书质量上都达到了巅峰，海源阁遂成为清末北方私家藏书的中心。

皕宋楼位于浙江归安县，由陆心源（1834年-1894年）耗费20多年的心血创建的，陆心源博闻强识，嗜书如命，每每见到异书，必定倾囊买回。陆心源所处的时代，正值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社会动乱，江浙一带的藏书家大多难以完守其书。其时，陆心源为官，家产颇富，他又好学嗜藏，所以许多书商纷纷出入陆氏门庭，十年间，购进十万卷。由于陆心源不遗余力，因此收藏宏富。

陆心源除了皕宋楼外，另有守先阁、十万卷楼等藏书之所。其中，皕宋楼为专门收藏宋元刊本及名人手抄手校珍本之所。十万卷楼则是陆氏收藏明以后秘本、名人手抄手校本及近人著述的藏书室。守先阁就收藏的是一般的典籍，其中的典籍按四库法分类排架。

陆心源是近代较早一位萌发先进的近代图书馆意识的开放的藏书家，鉴于历来私家藏书难以永久保存的教训，陆心源企图借公藏之力以希冀藏书久传。于是他上书归安太守，征得其同意，将守先阁藏书归公，供人阅读。

皕宋楼之所以名闻中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皕宋楼事件”：光绪三十三年（1907），陆心源的藏书全部由他的儿子陆树藩售与日本人，引起强烈的社会舆论。当时日本学者岛田翰笃嗜中国古籍，曾游历过江南，并数次登临皕宋楼。陆树藩不像其父能藏善守，又值陆氏家道中落，欠债累累。岛田翰得知后竭力怂恿陆树藩出售皕宋楼藏书。陆树藩起初索价50万元，但被岛田翰一直压价，最后将至25万元。岛田翰回日后联系买主，最后由三菱系财阀兰室岩崎购得。1907年皕宋楼、十万卷楼及守先阁藏书便以10万元价归入兰室岩崎的静嘉堂文库。

此事件后，国内学术界一片惋惜悲痛之情，此事也引起了清政府中一些要员的重视，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他们先是决定由政府出资买下丁氏的八千卷楼的藏书，创办了江南图书馆，之后，也随时注意瞿氏铁琴铜剑楼的藏书，以防其流行海外。

八千卷楼是由丁申、丁丙兄弟二人的藏书楼之总称。丁申、丁丙兄弟二人都十分珍爱典籍，喜欢收藏图书，并且善于读书治学，“于学无所不通”，时人称之为“双丁”。丁氏祖上也是藏书世家，有感于其北宋先人曾有书八千卷，他们遂在杭州城的梅东里建藏书楼，名为八千卷楼。

乾隆皇帝敕编《四库全书》，除了储藏在北方的文渊、文源、文溯、文津四阁之外，又在人文荟萃的江南建立文澜、文汇、文宗三阁，各存《四库全书》一部。1861年太平军攻打杭州，战火使江南的公私藏书又一次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杭州文澜阁中的《四库全书》有的被烧毁，有的被盗走。丁氏兄弟在由杭州外逃的过程中，在买东西时偶然发现了用来包东西的纸是《四库全书》的书页，他们半夜潜身文澜阁中，把尚存的一万多册的《四库全书》用绳子捆成八百多捆，用马车运出城。此后人和书历经艰险，运到了上海妥善保藏。战乱后，丁氏兄弟又将书从上海运回杭州，存在杭州府学尊经阁。兄弟二人的义举被上报光绪皇帝后，光绪帝传旨让丁氏兄弟继续搜罗散佚的《四库全书》，抄补缺失部分，并负责重修文澜阁。光绪七年（1881年），文澜新阁建成，丁氏兄弟将《四库全书》迁入新阁，分类排架，整理得整齐有序。光绪帝为新馆题匾额，并颁旨表彰丁氏兄弟。

文渊阁

丁氏八千卷楼建于太平天国战乱后，丁氏兄弟相信积财不如积书，为后代积万贯财终有享尽的一天，而传万卷书，子孙可以终身受益。经过战乱，江南一带私家藏书流散很多，许多典籍流落市场，价格低廉，因此丁氏趁机购得了大量的图书。丁氏兄弟合力收书十多年，丁申之后，丁丙继续搜求近二十年，经过三十余年的搜寻，藏书达八千多种，共20万卷。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丁氏兄弟经商破产，欠债累累，为了防止“皕宋楼事件”再次发生，政府出资买下丁氏的八千卷楼的藏书，创办了江南图书馆。解放前夕，有人企图将这批八千卷楼藏书运往台湾，在学者柳诒徵等人的阻止下，未获成功。现在这批珍籍现在保存在南京图书馆。

杨守敬（1839年-1915年），是因到日本访购典籍而扬名海内的藏书家，湖北宜都人。杨守敬自幼嗜书，光绪六年（1880），驻日使臣何如璋招请他去日本做使馆随员。在日本期间，稍有空闲的时间，他便浏览书肆，访购中国书籍。当时正值日本维新时期，日本社会讲求西洋新学，不重视古籍，许多典籍流落市场，杨守敬趁机低价收书，购得了大批善本。一年以后，驻日使臣换成了黎庶昌，在他的支持下，杨守敬更不惜重金勤奋搜集古籍，遇到用金钱买不到的书籍，便携带汉魏古器前往换取。

光绪十年（1884年），杨守敬以船满载典籍运回国内，光绪十四年（1888年），他在黄州府城建邻苏园来收藏典籍。十五年后，又在武昌建起了观海堂藏书楼，并把藏书移至堂中。杨守敬的邻苏园和观海堂所藏号称“数十万卷”，其藏书的最大的特色是多得自日本，且多有国内失传者。唐宋元明时期，中原历经战乱，不少典籍在国内失传，从唐代开始，就有日本人从我国收集了大量古籍到日本，所以在国内失传的一些珍贵典籍却在日本保存下来了。因此，杨氏观海堂便收集了大批从日本购求到的国内长期失传的唐写本、宋元刻本及抄本珍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