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土家族地区土司的社会控制

土司制度“是对处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更完备的管理体制”^[1]，是羁縻制度的一种演化形式。在这种制度下，中央王朝不直接管理少数民族内部事务，只在守境、承袭、贡赋、征调、监督等方面对土司有一些规定，在少数民族地区内，则任由土司世袭并按照地方实际情况进行统治。

土家族地区土司统治大致经历了元朝时期的兴起与调整、明朝时期的发展与兴盛和清初的衰落与灭亡三个阶段，前后约500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出现的土司名号数以百计，各土司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获取更多的利益，在内政外交各方面采取了各种策略，对土家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在阶层内部实行“家天下”

土司是受封建王朝封授可以世袭的地方统治者，为了巩固本阶层的领导地位，各土司借鉴封建王朝的种种做法，实行家天下的统治方式。

（一）确立了等级制

土家族地区土司设有把总、管家、总管、把目、家政等官职，土司内部还有营、旗等军事组织，旗下又设有大头目。这一官职体系就是一个严密的等级体系，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在管理范围上区分明确。“土民有罪，小则知州治之，大则土司自治，若客户过犯，则付土经历，以经历为客官也”，而权力较小的舍把则审理“户婚田土以及命盗各案”，土司如有横敛，则责之旗头^[2]；其次，在生产资料占有上不同级别占用不同。土司是统治区域内一切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所以，“平坦肥沃的田土首先为土司占有，其余才为舍把、头人分占”，广大土民则没有土地或“只有零星掎角之地”^[3]；再次，在生活享受上区别明显。土司王居住之处，“绮柱雕梁，砖瓦鳞次”，十分富丽堂皇，其下属官吏“许竖梁柱，周以板壁，皆不准盖瓦，如有盖瓦者，即治以僭越之罪”^[4]；另外，在礼仪上层次分明。容美土司宴请客人时“官客，客向西座，上下各设长凳一条，长二丈，丙如居首，旗鼓及诸子、婿与内亲之为舍把，皆来杂座”。田舜年长子田丙如虽已袭父职，但“每在父所，青衣带刀侍立，听指使如家将。客在父坐，不敢举手，父退，则又臣其将校，虽妹婿弟侄，拜跪肃然矣”^[5]。

（二）在族内施行分封制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重要的位置上任用本姓人。“营”是土司的常备军事力量，也是土司赖以统治土民的权力象征，所以各土司格外看重对“营”的领导权，《卯洞土司志》云“（土司）五营以上，非舍（本家）不用，而总旗以下，异姓同官”^[6]。容美土司也是“左右前后营同姓之尊领之”。而“营”中最核心的中军“以应袭长子领之”。“旗”是土司领导下兵农合一的组织，“旗长”也是多由本姓人担任，容美田氏土司下的“旗”“属旗鼓最尊，以诸田贤者领之”^[7]；其次，对非本姓的下属土司进行排挤。永顺、容美、唐崖、思南等各土司莫不如此，如永顺“彭元锦为政，酷不忍闻。其所统三州六长官，俱夷灭无余，自署其子弟为酋长”^[8]。容美土司属下的水烬源唐氏、椒山刘氏、五峰张氏、石梁唐氏四土司皆为容美所杀，容美“使其子婿遥领”^[9]。而思南土司田氏将其地分为18个庄田，分族下大小18个土官掌管^[10]；再次，在侵占土地上自立土司，并用本姓人担任长官。如容美土司曾侵占巴东、长阳、恩施等地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在其上自设了金厢木梳坪长官司、马老头长官司、长滩参将等26个土司，对这些自设的土司分别安排亲属担任长官。

（三）为了达到永久统治的目的，在土司内部倡学

从明初开始，为了防止土司争袭，保持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中央王朝即规定土司子弟必须学习汉文化，否则，不准承袭。这一规定在此后不断被中央王朝所强化和完善。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各土司通过自建学校、送子女到汉族地区学习等各种方式把子女送入学校读书。史料有明文记载曾建立过学校的土司就有酉阳、永顺、容美、卯洞、思南、沙溪等土司，唐崖土司还曾聘请荆州的张云松在土司帅府开办书院，并招之为婿。到汉族地区求学的情况更是举不胜举，如明武宗正德年间永顺土司彭明辅就学于辰州，五峰土司张氏兄弟十多人曾到长阳县学学习，施州地区的土司将其子弟送往荆州就学等。在把子弟送进学校学习的同时，为便于统治，土司对属下土民却采取了愚民政策，不允许土民学习汉文化。上述土司建立的学校，入学范围限于土司子弟。史载各土司“自署其子弟为酋长……且禁部中夷人，不许读书识字，犯者罪至族”^[11]。

二、对土民“刑律榨夺”

在土司领地范围内，土司拥有绝对的权力，为最大限度地获取统治利益，土司对土民采取了军民合一、严刑峻法、榨取掠夺的统治政策。

1.在组织上，军民合一。各土司普遍采取军民合一、寓兵于农的旗长制度，如容美下属有48旗，永顺下属58旗，保靖下设16旗，桑植下设14旗，散毛亦下设48旗。旗既是土司基本的行政单位，又是土司基本的军事单位，每一旗即是一个部落，土民战时当兵打仗、平时守业谋生。此种军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对加强了土司的集权统治，为土司剥削、压迫土民提供了方便。

2.在管理上，严刑峻法。土司拥有对土民的处置权，故有“土司杀人不请旨”之说。在这种特权下，各土司实行严格的纪律和残酷的刑法，对土民实行高压统治。表现如下：首先，修建众多刑法设施。土司在司城内不仅修建有普通的亮牢、黑牢、水牢等设施，而且都建有专供杀人的场所，如唐崖土司的杀人台、永顺土司的杀人湾等；其次，刑法种类多样。有斩首、宫刑、断指、割耳、仗责、带镣等。《容美纪游》载容美司内“奸者宫，盗者斩，慢客及失会期者割耳，窃物者断指”，受刑者更是“剥肤炙骨，惨酷之状，口不能言”；再次，滥刑。容美土司田舜年“每旦必割数人耳”^[12]。思南土司田宗鼎“日刑数人”^[13]。永顺土司出外巡游，仪卫颇盛，土民必须跪于道旁迎接，“即有谴责诛杀，惴惴听命，莫敢违者”^[14]；另外，严法。《赤雅·土司世胄，卷1》载“土司法极严肃，鞭挞杀戮，其人死无二心”。若土民脱离土籍，后“又复改还，土属丁壮，举家屠戮，妻子没卖为奴”^[15]。土司调动土兵的时候是“调以箸，则饭者至；调以帚，则扫境而出”。在严法的情况下“境内懔懔，无敢犯法，过客遗剑于道，拾者千里追还之”^[16]。

3.在经济上，榨取掠夺。土司生活骄奢，修建有大量的生活和军事设施，同时，土司需要承担朝廷的贡赋任务，要不定期的供朝廷征调，这都需要大量的财力、人力以及物力来予以支持。为此，土司对土民尽可能的掠夺。有以下特征：

第一，内容丰富。土司对土民的赋税剥削以劳役为主，以实物、货币为辅。劳役剥削又分三种，即种植田地、服徭役、随土司出征。从“生男女则报名书于册，长则当差。土司每用人夫，即由各舍把照户摊派，并无夫价，土民给土司听役，每季一旬”^[17]的记载来看，这种劳役剥削还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实物剥削主要品种有鸡、鸭、肘、蜂蜜、黄蜡、茶叶、麝香、峒锦、芝麻、荀等，“土民每逢年节，须向土司头人‘送新’接受茶、芝麻、荀等类的苛派，在酉水地区，则依永顺土司之法，送鸡鸭、肉肘、蜂蜜等”^[18]；货币剥削则主要是以动土、捐新、开火等名义进行的。

第二，手段繁多。除了正常的赋税征收外，各土司还创立各种名目对土民横征。如处理民间纠纷“审理之前，不论案情如何，原告被告均须向土官送礼，如无钱贿赂土官，即使有理也不能胜诉”。审断后，“胜者必送谢恩礼，负者亦送赎罪钱，甚有家贫无力出办者，即籍没其家产，折卖人口”^[19]；新官上任“所属地方头目派送礼物，名曰贺礼，虽至贫之家，必勉力供应。且有不肖头人指一派十，希图入己”；土民添丁、动土、烧锅等也成了土司敛财的借口，“凡民间烧锅一口，名为火坑一个，每一火坑每年派征银三钱。如有多者，照数加征，倘有别项事故，亦照火坑另派”。此外，在征收税赋过程中有明显的压榨行为，“土司征纳秋粮中舍把俱用老戥称收，每老戥一分，竟有汉平三、四分不等。且昔年照火坑分派，虽穷无立锥亦勉力上纳，或又劫掠牛马，抢夺家财，甚至将夫妻子母拆离分卖，惨若难名”^[20]。可见土司征税之残暴。

第三，程度惊人。如服劳役，土民要自持粮秣，不给工食，除土司每季一旬的规定劳役外，加上峒长、旗长、舍把的摊派，土民大部分时间是在服劳役。又如缴纳实物，永顺土司旧例，“每年每户派送食米鸡鸭肉肘，自土司、家政、总理以及该管舍把四处，断不可缺，虽无力穷民，亦必拮据以供”。在征收货币的时候“上征一，而土目取十取百，下供一，而土目先盈十盈百。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而大计两，苛敛之害，有如是者”。如果土民获罪被杀“其亲族必输数十金，谓之垫刀金”^[21]，由此可窥土司剥削土民之一斑。

三、对外来人口“招压并举”

土司时期，因经商、战乱、驻军、移民等原因，有大量的汉族人口进入土家族地区。而各土司为了获得更多的赋税及兵源，也乐意招徕甚至采取措施强迫汉民进入管辖区域内居住。对外来汉民，土司采取了招压并举的统治方略。

1.移民。对象包括避战乱、失去土地及被土司招进佣耕的汉民。如散毛土司覃煊，将客寨一带地方卖给铜仁冉静庵、辰州熊本龙，“该二姓即招徕民户二百六十户，一千六百余人来此处进行耕种”^[22]。又如康熙末年，由于遭向蒿之乱，卯洞一代人口寥落，田土荒芜，卯洞土司便将“大沟、截盗河等处田土，安插贵州青浪卫路溪屯民彭、陈等六姓”^[23]。对这些新移来的汉民，土司采取了一系列的抚民措施。如出资给汉民开垦荒山，史载：“土司时，田地多系荒山，租佃开垦，先出银钱若干，一切修筑皆佃之资，田主但收其课，以完粮赋”^[24]。又如免赋，明弘治十五年（1502），大量流民进入贵州朗溪司，朗溪动员当地土著大户捐田给外来流民耕种，并规定，凡捐田者，五年不征赋，新来流民三年免征赋。卯洞土司对移入汉民还实行了“承当夫差，田不纳租，夫不给粮，来不买业，去不卖产”^[25]的优惠政策。在这些抚民政策的刺激下，大量汉民进入土司地区。嘉庆《恩施县志》记载土司时“客民赶场作市，设有场头、客总，土著只有十之二三，余俱外省人”。

2.招商。土司统治后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土家族地区商品增多，有大量优质的土特产亟待外运，同时，土司及土民急需的盐、铁、手工艺品等也必须靠汉族的商人予以运进，而土民则“不事商贾”。故各土司大都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对待进入辖内的商人。如容美土司就以优厚的待遇对待外来商人，“茶客至，官给衣食，以客礼待，去则给引”^[26]，为方便商人在土家族地区贩卖食盐，许多土司还在司内设立盐场，用以交换食盐。在优惠政策的吸引下汉族商人大量进入土司地区，繁荣了土司地区的经济。如石门县“地饶桑田，蚕丝成市，四方大贾多以五月来贸丝，积金如丘山”^[27]；容美司城贸易在明朝最繁荣时期“百货俱集，绸肆典铺无不有之，客司中者，江、浙、秦、鲁人皆有”^[28]；在土家族地区永顺王村、龙家寨，龙山里耶、隆头、洗车河、古丈，酉阳龙潭均兴起了货物集散的商业集镇或商贸码头。

3.压榨。土司招徕汉民和招商的最终目的是要利用这些汉民，在他们身上获得利益。故在采取优惠政策的同时，土司对外来汉民也采取了各种手段进行剥削。对移民，在招徕之后，即按土民政策予以对待，服劳役、徭役、征调、缴纳物质成为了他们必然的义务。《桑植县志·卷二》云“土司及土知州诸职……役佃户种之。佃户者皆其所买，人如仆隶”。许多移民在进入以后由于土司的剥削倾家荡产而沦为土司的奴隶。对商人，客商和土民一样要向土官、总理、家政和舍把送去盐米、鸡鸭肉肘等丰厚节礼，“倘有不周，非强取其货物，即抄掠其资本”。而对那些没有缴纳关税的商人，则允许土兵随意处置，“似郑商贩。以二抢交植境上曰关税，未输而越关者，许射之”^[29]。

四、对相邻非土司地区“强取豪夺”

土家族土司地区山峻土瘠、交通闭塞，生产方式长期落后于相邻非土司地区，生活物资也远没有相邻非土司地区丰富，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和人口，各土司对相邻非土司地区采取了暴力夺取手段，包括掠夺人口、财产和土地三种。

1.掠夺人口。人口对土司来说就是财富，人口之争始终是土司与周边关系的一个焦点。土家族各大土司都有越境掳掠人口的记载，如散毛、唐崖、容美、保靖、桑植、忠路等，其中尤以容美为甚，从宋末元初到改土归流前其掳掠人口的活动都未停止过，其侵扰的范围是相邻的长阳、巴东、恩施等地区。如：元至大三年（1310）四月侵巴东“纠合苗酋，杀千户及无戌卒，俘掳良民”^[30]；嘉靖二十一年田世爵“亲统兵甲1000余人，至长阳巴东两县交界地，令土军掳掠各都民陈铁等100余户，席卷回洞”^[31]；康熙二十年（1681）“容美土司侵占巴属连天关以北，桃符口以南十三图土地人民”^[32]。其他土司相关记载事件也很多，如崇祯十七年（1644），忠路土司寇彭水，“掠郁民千余去”^[33]。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唐崖土司侵黔江县，兵至石塔铺，掳男女60余人^[34]等。

2.掠夺土地。一种是直接出兵侵占，如唐崖土司，在宋元之交就曾占去黔江县境内洞口、峡口、中塘、后坝等乡地59处。而设立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的大田军民千户所，介于散毛、唐崖、施南、木册、腊壁诸土司之间，是中央王朝用于防范、镇压诸土司的军屯机构，自明末开始至康熙五十四年，陆续被诸土司分割霸占达百十处之多，以至于时任千户张梓不得不发出“以有限残弱之民，处诸土环绕之中，岂有不被其欺陵吞食者乎！”^[35]的感叹，并铭钟以记案。又如容美土司，自明末陆续侵占巴东后四里，建始革塘、永福二里，长阳长茅司、连天关一带，至清初已霸占恩施市、建始县清江以南的全部区域及五峰县、长阳县的大部分地区和湖南省石门县、桑植县与之接壤的部分地区，管辖区域从元末约2000平方公里扩大到明末清初时期的7000多平方公里，领土面积扩大了接近三倍。土家族土司对相邻地区的扩张引起了相邻地区的纷纷上诉，明钦差巡抚都御史刘大漠就曾在其向嘉靖皇帝上的《题设守备疏》中就对施南、唐崖、忠路等土司勾结卫所寇掠川东地区提出过控告。容美土司的扩张在清初亦被巴东县令齐望祖、湖广右副都御史王为申等的控告。土司侵占相邻地区土地的第二种方式是出钱购买，咸丰《长乐县志》卷2云：“彼长乐自湾潭以内旧固为土司地无论已，其自长茅司以外旧虽为长阳县地，然土司往往那个有买管侵夺之举……是昔日长阳等处为土司所蚕食者亦多多矣”。容美、保靖、唐崖、散毛、永顺、桑植等土司都有买管土地的相关记载。如保靖彭氏土司，“所买田地钱粮达八百两，且俱推原卖之人办纳”^[36]。

3.掠夺财产。史籍中关于土司掠夺财产的记载最为详细。以彭水县为例，《元史》中明确记载被土司侵略的就有泰定元年（1324）、至顺三年（1332）、至正四年（1344）三次，《彭水县志》卷4云，“自甲申后，诸土兵窃掠邑境，习以为常”。清朝顺治二年（1645）、三年（1646）、四年（1647）、五年（1648），彭水县先后四次遭到忠路、沙溪、唐崖、大旺、散毛等土司的寇掠。渝东南黔江县也是土司“寇掠”的重点对象，光绪《黔江县志》卷3就记载了多次明末清初时鄂、渝诸土司入境掠夺的记录。容美是诸土司中寇掠相邻地区最为频繁的土司，其从元代开始不断越境抢夺财富，如至大三年（1310），“四川行省绍庆路所隶容米洞田墨，连结诸蛮，攻劫麻寮等处”。泰定元年（1324），“夔路容米洞蛮田先什用等九洞为寇”；泰定三年（1312），“容米洞蛮田先什用等结十二洞蛮寇长阳”等。另外，施南、忠信等土司也有外出掳掠的记载。

五、对相邻土司“姻联攻掠”

土家族地区土司数目众多，大小不一，强弱不均，在历史上由于利益的影响导致相互之间关系错综复杂。诸土司为了巩固势力，扩大影响，保存和提高自己的统治地位，相互间较多地采取了联姻、结盟、仇杀、掠夺等手段和策略。

1.姻联。由于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土司子女不可能与土民缔结婚姻关系。另一方面，联姻可以有效地巩固或改善双方的关系，因此，土司时期，土司之间联姻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以容美土司为例，诸土司与其“世为姻好”的不光有五峰、石梁、水烬源、东乡等小土司，还有保靖、桑植、施南等势力较强土司，甚至还有麻寮千户所这样的监控土司机构。通过通婚的方式，容美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如原五峰、石梁、水烬源等土司均不属于容美管辖，后时代通过联姻，容美逐步将这几个土司变为容美“子婿世袭”，成了田氏的附属土司；清初，容美土司田舜年娶麻寮千户所刚一帅的女儿为妻，致使以控制容美为己任的麻寮千户所门户大开；类似的还有东乡、忠洞、施南等土司，最后这些地区基本上都成了容美土司的实力范围。永顺与保靖，永顺与酉阳，唐崖与龙潭等土司也缔结有类似的“世为姻好”关系。

通婚还是化解土司间纷争的有效方式，传说洪武初年，龙潭田土司兵败于唐崖土司，田土司遂以其女嫁给覃土司。于是两家罢兵和好，并在把界筑土为墙；桑植土司与容美土司累世为仇，又世代联姻，并最终于雍正年间年结束了长达几十年的仇杀。

通过联姻，依附于大土司的各个小土司也得到了容美的庇护。如容美田舜年统治时期，忠洞等四长官司犯法，遭湖广总督拘捕，田九峰写奏章代四长官诉冤，并反责郭总督不执行王朝的怀柔政策。忠洞安抚司田楚珍为其逆党田楚详所害，应袭田桂芳携印逃奔永顺土司。田玄费资将田桂芳接来容美，代为申理，并以其女字之，待田桂芳成年后再送回忠洞任事。与此类似的还有施南、东乡等土司，道光《鹤峰州志·沿革》载“田玄，楚产长子，爱民恤临，忠峒田桂芳，施南田懋粢，东乡田绳武诸土司，皆得其扶持力”。

2.攻掠。历史上，土家族各土司之间“彼此杀掠，习以为常”^[37]。最严重的时期出现在明正统年间，道光版《施南府志》载“正统十三年（1448），师壁七十余处，各相攻杀，施地大震，御使蒋诚、付使刑端，按部至施，率指挥童辅兵讨之”。概括起来，各土司之间的攻掠有下几种原因：一是为争夺领地，如明武宗正德年间，永保两司为争地仇杀，屡年不绝。龚滩地方，原系本省思南府水德江长官司辖民地方，弘治间，被酉阳司杀占，将龚滩设立抽分，有过往花盐船只，抽取税银，每年获利数万^[38]。《卯洞土司志》中也记录有卯洞土司与百户土司长达近百年的仇杀侵并。诸如此类记载各朝史料还有很多；二是争夺人口，如容美土司于清康熙三十三年秋，兴兵进犯桑植司地域。并掠去男女数千^[39]。清雍正元年（1723）保靖土司彭御林“勾结桑植、容美土司以追捕其叔父彭泽蛟为名，率领土兵焚烧庄寨60余处，掳掠土客男妇1000余人，折卖于酉阳、施南等处”等^[40]；三是因私仇攻杀，如保靖土司彭药哈俾与保靖土舍彭惠因祖辈结怨而互相争斗，又永顺司彭明辅拨弄其回，致使二司仇杀数年，死者五百余人。因争袭而引起的土司仇杀也不在少数，如万历年间保靖、酉阳土司内部的争袭即是此例，保靖彭象乾欲夺其兄彭象坤印，永顺引兵助之，而酉阳则护象坤，四方分成两阵营相互攻杀，后卫辰州知府瞿汝檄谕方解。酉阳土司冉御龙异母弟应龙欲夺司职，借母舅永顺土司兵“内寇”，与冉御龙仇杀。

从土家族土司的种种社会控制手段可以看出，土司制度下野蛮、剥削的控制方式是奴隶制和农奴制的产物，这种统治有其内在的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阻碍作用，显现出种种弊端。正是基于此，在社会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土司制度走向灭亡就是一种历史必然。故土家族土司的统治从清朝初期即开始崩溃，后逐渐衰落，直至乾隆年间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