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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依山傍水贵阳城
水，是人类和城市发展的根本和源头，是人类文明的一面镜子。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水结下不解之缘，在与水的交融过程中创造了丰富的文化，书写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
自古以来，贵阳是多民族的人文大通道和定居点，筑城人多滨水而居，创建了灿烂的贵阳文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精神，构成了水文化的深刻底蕴。贵阳“富水绕前，贵山拥后，沃野中启，复岭四塞”。南明河是贵阳城市发展的依托。它不仅在生活上对贵阳赐予丰厚，还对贵阳经济、文化、历史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力。
在战争频繁的古代，建筑城市首先考虑的是战争的需要。南明河是城市防护的天然屏障，“贵阳城”以南明河为护城河逐渐发展起来。
贵阳有城墙，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根据史书记载，在元军未到贵阳之前，贵阳已经有了城。不过，当时的贵阳还被中原视为蛮荒之地，人烟稀少，城墙非常简陋，只是土筑而成。
到了元代，贵阳城称为顺元城，又叫贵州城。依然是一座土城。城址狭小，城墙不厚。这座小城的位置在今城区的南部，范围南边起于南明河北岸的大南门，东边至今天的老东门，西边至今天的大西门，北边至今天的勇烈路口（原名王家巷口，即钟鼓楼所在地）。元代在今天的都司路上，还设立了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但是由于交通阻隔，加上原始经济的落后，顺元城还是略显荒凉。
明初，汉族大规模移民，特别是实行卫所屯田制，人口增加，农业生产技术改进，社会经济稍有进步，为贵阳的城市发展提供了条件。
当时，汉族移民以屯田士兵身份大批进入贵阳，他们带来了贵阳原先没有的农业生产技术、生产工具，使贵阳原始落后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观。屯田士兵“三分守城，七分在屯住种”。洪武年间在南明河南岸，已经有阿秧苗、河弯寨、石厂坡、小桥边等地名和村寨。汉族军人和百姓耕种的田土与本土少数民族耕种的田土犬牙交错，南明河水浇灌着两岸稻谷飘香的良田。
在屯田制下，以百户为单位建起了龙洞堡、锦屯堡、龙井堡（在今省军区所在地）、八里屯等屯堡。屯堡成为汉族移民的根据地，农业生产的大本营，民族融合的接触点。
明代设立了贵州都指挥使司和贵州卫指挥使司，还设立了贡院、僧纲司、丰济仓、养济院等机构；除官府外，还有大兴寺、关羽庙、忠烈宫、永祥寺、夏国公祠等寺庙。在南明河北岸的贵阳城，人口聚集，房屋不断增多，商业贸易率先在这里发展；同时，街道也最先在这里次第形成。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贵阳老城已经满足不了发展的需要。明代开始大规模地兴建贵阳城，逐渐形成了包括老城（内城）、新城（外城）石砌城墙的城市格局。
第一次开始大规模兴建贵阳城，是在明初的洪武十五年（1382年）。拓建者为镇远侯顾成，他在顺元城的基础上进行拓建，北面已抵达今喷水池。这次拓建，是将原先的土城墙改为石砌的城墙，称为老城（内城）。而且还修建城门、月楼、垛口、水关等设施。石城周围九里七分，高二丈二尺，城基宽两丈，共有五座城门：东面称武胜门（俗称老东门），南面称朝京门（俗称大南门），西南面为德化门（俗称次南门），西面称圣泉门（俗称大西门），北面为柔远门（俗称北门）。
第二次大规模兴建贵阳城，是在明朝天启六年（1626年）。这时，北门外居民集聚，形成了普定街（今黔灵西路）、仁寿街（今黔灵东路）。这次兴建，是出于城市防守的需要，也出于柔远门居民增加的实际需求。修建的新城（外城），也是石砌城墙，在老城北门外用石头砌外城六百余丈，新修四座城门：六广门，威清门，洪边门、小东门。
威清门旧貌
经过洪武和天启年间两次大规模修建，贵阳城已全部建成，包括内城和外城两部分，中间以柔远门（即北门）相通，共有九座城门，就是老百姓所称的老东门、大南门、次南门、大西门、北门、威清门、六广门、洪边门、新东门（即小东门）。整个贵阳城呈南北长，东西短的不规则椭圆形。
原先，贵阳市民以为整个贵阳城的北门是老城的柔远门。其实不是，整个贵阳城的北门是六广门。
清代，多次对新城老城进行补修。到了光绪初年，贵阳官绅商民等捐资对新城重修，城墙全部用石重砌，老城塌陷处也进行修补。这时的贵阳城，虽然还是一座边远小城，但已是灯火万家。
民国时期，城堡的军事防守作用已经逐步退化，城墙反而有碍交通。为了修建城内马路，老城一带隔离新城的城墙被全部撤除。民国中期，修建大西、威清、六广各门穹洞，撤去各城门上的谯楼，改修碉堡，又在大西门侧另辟一中山门。之后撤除大南门月城，辟为广场，又封闭原来的南门，在侧面另辟中山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在今中山路中段，从小十字起修建马路，将原老城东门侧城墙拆开一个口，使中山路延伸，一直接通环城马路。抗日战争期间，贵阳成为后方重镇，大量移民涌入，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为了有利于交通和疏散，贵阳城的城墙被撤除若干段，增加了不少出口。贵阳城市建设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