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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渔鼓的发展与演变
清康熙十年，湖南诗人王夫之（1619—1692），仿照元末明初武当山道士张三丰的《四时道情》《五更道情》《无树根》等，创作了《愚鼓词》27首，用以表达个人情感。其中，在《遣兴诗》中这样写道：“珍重智灯逢暗室，凄凉愚鼓背人敲。”这里的愚鼓指的是渔鼓。衡阳渔鼓艺人行会组织也因此取名“化愚堂”。
同治年间，据《安仁县志》写道：“县境渔鼓演唱，一曰源于元代鼓板，二曰明代弹词。”这篇记载虽然在谈论渔鼓的源头，但同时也说明了同治时期，渔鼓在当地十分流行了。
关于当时的民间艺人，有这样的传闻。道咸年间，有一位名叫张跛的，打渔鼓简板唱道情在长沙很出名，尤其擅长《刘伶醉酒》。长沙文人杨恩寿还因此写下了《张跛小传》，认为张的演唱技巧可以与柳敬亭相提而论。与张跛同一时期的还有衡阳的魏祥和。魏祥和在江东岸开了一家茶楼，经常打渔鼓说故事，每晚收听书费。他擅长《封神榜》《水浒传》《三国演义》等长篇故事，唱腔被人称为“道情腔”。同治年间，魏祥和的徒弟魏书亭不仅在行腔上用衡阳方言进行了改革，而且将一人演唱的形式改为两人演唱，即一人弹小三弦，一人打渔鼓筒。
由于湖南省境内的方言种类多，渔鼓、道情的唱腔也形成了不同风格。一支以衡州渔鼓为代表，主要流行于湘方言区，包括湘江流域的湘中、湘南，往西到邵阳、娄底一带，西南到零陵乃至广西桂林，往南到郴州地区；第二支以澧州渔鼓为代表，主要流行于澧水、沅水等北方官话西南方言区，还包括湖北、四川边界地区，还有东部的赣客方言区。尤其是在清同治、光绪以后，湘中、湘南地区的渔鼓使用了三弦和月琴伴奏，湘西、湘北的渔鼓在使用渔鼓筒和简板的基础上，还使用了小镲。
同光年间，曾国藩的湘军衣锦还乡，经常出入茶楼酒馆，促使大量的渔鼓艺人进入城镇卖唱。出名的艺人有，邵阳的杨天禄，他设计了一种一人能打渔鼓筒、小锣等多种乐器的“渔鼓架”；澧州的马开地唱词讲究，被称为“美笛子”，成为澧州大鼓很有影响力的艺人之一等等。
清代末年，湖南农村萧条。为了谋生，渔鼓艺人与民间皮影班搭班演唱，在皮影开始演出前加唱渔鼓，或白天唱渔鼓、晚上唱皮影，促进了渔鼓与皮影戏之间的合流。表现在：其一，出现了用文字写成的底本，即“桥本”。“桥本”的出现和通用，有利于渔鼓借鉴皮影戏的剧目，从而丰富了曲目；丰富了唱腔和板式变化，用于刻画不同人物性格类型；另外，增加了代言体成分，突出了一人多角的表演特色。
民国时期，湖南战火连年，大量的民间艺人由农村进入城市，渔鼓出现了职业艺人、行会组织，并在庙会公祠、茶楼酒肆等场所坐馆演唱。这一时期的行会组织有长沙的“湘子会”，衡山的“老郎会”，湘潭的“永湘八仙会”，有固定的会址和明确的规章。演唱场所有长沙火宫殿、天符庙，衡阳的雨花亭、大码头，澧县文庙，邵阳下河街，衡山石湾、荒草渡等等。而没有进入到城市的农村渔鼓艺人，一般是沿街卖唱，或者应邀上门的演唱形式。
新中国成立以后，各市、县的文化馆成立了艺人管理委员会，举办向民间艺人学习的学习班。各地成立了自负盈亏的班社组织，对渔鼓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952年，在中南戏曲观摩会上，祁东的邹祖西演唱了《廖仁福的互助组》，渔鼓首次登上了舞台。1958年，在首届全国曲艺会演上，何纪光演唱的《小红军》、伍嵩皋的《歌唱齐昌栋》，受到了观众的好评。“文革”时期，曲艺团队解散，有的艺人重回农村务农。70年代中期才开始在文艺会演中演出。同时，文化馆的干部投入到渔鼓改革和创作的队伍中来。他们按照传统的曲调编写新唱词，比如《军民鱼水情》《智取炮楼》；或在原来的曲调上，借鉴其他戏曲和民歌的旋律进行改革，如《找妈妈》《叫妹子炮轰金银坡》《红小兵英勇救列车》《草房红灯》等。渔鼓民间艺人逐渐开始公开演唱，有澧县的李金楚、周子房，邵阳的吴彩春，祁东的邹祖西、邓福生，衡南的肖祖良，衡山的曹德贵，他们活跃在农村乡镇。
（注： 渔鼓艺人邹祖西（图片选自《中国曲艺志》））
许多文化馆恢复了渔鼓队的活动，创作了大量新曲目。近年来，很多渔鼓爱好者成立了渔鼓队，活跃在农村喜丧民俗活动中，受到当地人的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