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贵阳选录：漂浮在记忆中的老贵阳

口述：徐用武

访谈者：张赐安

访谈时间：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日

访谈地点：徐用武家

影像拍摄：李明 杨秀娟

文字整理：杨秀娟 李明 张赐安

“口述贵阳”前言

一直以来，我的内心总被一种无法放下的焦虑思绪所缠绕，贵阳这座城市的先辈久远以来为我们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东西，似乎就要被我们忘却了，原因可能是我们期望的新生活实在太美好，美好得我们可以不再需要过往的一切。这种愿望让我感觉我们还应该有另一种美好，那就是感恩我们的过去，感恩我们的历史，感恩生于斯、长于斯，创造了所有物质和精神财富供我们享受的先民前辈（包括我们自己的亲人）。没有这历史的财富所滋养的土地，贵阳这一座城市就没有今天和明天的美好。正如我们是依靠父母才有了我们一样，贵阳是靠着历史血脉的延续与传承才走到了今天。因此，我们每一个贵阳人都应该记住“老贵阳”的历史。

自从一九八零年代末我开始拍摄“老贵阳”和贵阳发展历史变迁图片以来，到现在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历史，由于贵阳城市建设速度加快，城市变迁日新月异，历史面貌已尽消失。然而，“老贵阳”历史图片记录的“老贵阳”是静态，少了鲜活、生动和实在的过往生活记录。

生活在贵阳的八十岁以上的老贵阳人，亲身经历和目睹了贵阳民国以来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巨大变迁，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如果请他们用口述的方式讲述老贵阳的历史及其变迁，并用影像抢救记录“老贵阳”历史中许许多多弥足珍贵、瞬间即逝、不可再生的场景，那么，这将是记录和保存老贵阳历史的一份十分重要的资料，于是便有了我采访贵阳一百位老人口述“老贵阳”历史的计划和行动。

（注：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贵阳街市。）

从二零零九年开始至今，我通过各种努力寻找访谈了四十多位贵阳八十至一百余岁的老人，通过《口述贵州》这个栏目，让我们跟随这些老人们的记忆，去了解这块独具特色的土地上曾经的城市变迁、社会生活、风土人情、民族文化的种种人文历史风貌，借以传承我们的祖祖辈辈以各种各样艰辛创造的“老贵阳”，使我们得以在此基础上创造今天的新贵阳。

徐用武老人是政府公务员，在贵州省科技厅长期担任领导，从事科技管理工作。离开工作岗位后一直十分关注地方历史文化，近年来一直在拍摄贵阳城市变迁，收集整理贵阳历史文化资料。

今天我们来到徐用武老人的家里面，来听徐用武老人给我们谈谈老贵阳的历史和过往的生活。徐老，我们现在正在做这样一件事，就是要采访一百个老贵阳人，请他们通过口述这样的方式来谈一谈老贵阳人过往的生活，老贵阳的城市面貌，社会的变迁，还有他们各自的生活经历。通过这些方方面面的回忆，来共同对老贵阳的历史留下一个记载，因为现在大多数人对老贵阳的了解都是通过一些图片，而这些图片是静态的记录。当然也有很多政府部门和个人写了很多书，但是这些书总的来说没有很全面的叙述老贵阳，我们现在通过老人们用“口述”这种的方式向后人介绍老贵阳，因为“口述”这样的方式特别鲜活和生动。所以我们想请您用这种方式讲述您以前的生活经历和您的家人的生活，还有您所看见的老贵阳的情景，这样的话对现在和以后的贵阳人，都有一种亲切感、真实感。

今天我们以一种聊天的方式，不拘泥提纲式的东西，大致想请您谈谈：第一，您家原来是住在哪一条街；第二，您青少年时代在哪里读的书，包括小学、中学，那个时候您的生活经历；经历过这些生活，您有一些什么感受。我看过您写的“漂浮在记忆中的老贵阳”这个材料，我们还是按照刚刚说的这几个方面来请徐老给我们谈谈。关于我们说到的“老贵阳”，我们不去界定它的时间，应该说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自己对老贵阳的时间概念，只要是您在民国时期的生活经历，包括您的父辈给你讲的、谈到的老贵阳，都是我们界定的老贵阳。

我觉得你搞得这个访问一百个老人，再现这个，通过图片、文字再现老贵阳，是个很有意义的工程，因为有这个心思的人呢并不多，或者有这个心思真正付诸实践的人更不多，所以我说这是很可贵的。我现在已经八十一岁了，我也没什么其他的嗜好，我也搞了一个PPT，名字就叫老贵阳，包括老的风景、人物、地理、文化。就是一些老的东西，再找当今的一点对比，看看它有什么变化，我觉得历史的沉积始终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始终是你走过来的。一个忘了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那么一个人忘了自己的历史也没有什么价值。我们在这一点兴趣爱好是一致的，只不过我比你做得差点，你做得更好更早，你比我有精力。

关于我的家世

我今年八十一岁，一九三一年出生于贵阳，阴历是八月二十四，阳历是九月三号，我的出生地就在贵阳，住址的老地名叫顺城街（顺城街和双槐树两条街，后易名为护国路。双槐树那一段叫“上护国路”，顺成街这一段叫“下护国路”），现在叫护国路，多少号不记得了，是一个四合院。听说我出生的时候，脐带是挂在肩膀上的，一般的脐带是不会这样的，父母后来把这个小事情给我姑父说了，姑父是原来师范大学搞金石古文的一个老教授，解放前和郭沫若都有着很好的交流（注：即已故贵阳著名文字学家、教育家向知方先生，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贵阳师范学院教授。著《贵山联语》及《论联杂缀》，被誉为“贵州楹联大家”，研究早于“甲骨文”的石鼓文，有《石鼓重考》遗稿）。他给我取名徐用武，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为什么叫“用武”，因为解放前国民党的军服有一个刀带，有根斜挂的皮带，下面挂着“中正剑”，那个刀带，其实我这一生与“武”无缘，此生只打过一回枪，三枪都脱靶，没有亲临过战场，完全没有用武之地，这一生都在和文字打交道。我父母非常宠爱我，因为我的大哥在我三岁的时候就死了，这下就只有我一个儿子了，所以特别宝贝，特别爱护。但是管我也是非常严的，为什么严，因为旧时的老式家庭严，当然没有打、没有骂，是循循善诱的。父母鼓励我去创造，我在家里面把所有的钟都拆了，就是那种桌上的座钟，有三四台，因为父亲爱玩钟。我全把它们拆了，装不回去了，老人也不讲我，而且说你尽可能的把它们装回去，装不装得回去都没关系，但是不能乱拆，防止发条弹着眼睛。小的时候父母就这样给我讲，不拘泥于旧俗，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觉得这很重要。我祖父也一样，我祖父是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的（注：徐老的祖父徐天叙，字叔彝，系贵州著名教育家）。

祖父徐天叙在贵州办教育

一九八零年代年我到日本东京去访问，和他们校长交谈。我说我的祖父是你们这里的学生，校长一听，马上问叫什么名字什么年份。我说具体哪一年我不太清楚，好像是清末民初。我把祖父的名字写给他，当时他打电话叫了一个小青年来，给我讲什么我不懂，我是讲英文，讲日文我不懂，讲了半天，二十来分钟。那个小青年用计算机查了，校长说当时我的祖父是高才生，科科都是优，经济系的。

祖父留学归国后就到贵州来办学，他是江西抚州文联乡的，我的老家是江西抚州，那个地方出人才。当时贵州发大水，他不知道从哪里听说，就来到这里，来了先住在贵定沿山，到了贵阳后又和几个人办学校。后来兴义的刘同知，这是个很热爱教育的人，他专门请祖父到兴义笔山书院当院长，他是最后一任。“笔山书院”是一个小学，现在兴义师范的所在地。我有一张“笔山书院”旧址照片，是兴义的一个叫“农夫”的人，我找到他，他给我传来的。办好书院后，贵州通省公立中学（注：贵阳一中前身）把我祖父请来，还有十三个学生一道来贵阳，后来这十三个人全部以前十三名入选该校，名震全省学界。里面有五六个考上公费留学，我祖父当时不收任何费用，陪同他们一起去日本留学，白天在学校学，晚上我祖父又教他们。

祖父没有任何报酬，也不收任何人的钱，他专门陪读。后来他患肺病，两个学生送他回贵阳，其中一个学生就是戴戡。这个学生是后来的四川省主席（注：戴戡，贵定人，清末民国初年贵州宪政派人物，在日本留学结识孙中山、蔡锷，是民国时期云南、贵州反袁世凯的重要人物，蔡锷的讨袁护国军第一军东路军总司令，一九一七年担任四川省主席）。

他当时住徐家大院，他的女婿，我叫他熊九叔，是清华中学的物理老师，北大毕业的。祖父回贵阳后死在大马槽。大马槽我没有去过（注：大马槽就是市一医后面，叫复兴巷，二零一二年夏建房拆迁消失）。我过路的时候，我母亲曾经指过，那里面我没有印象。出生后开始是我父亲教我，我姑父也教我。抗战时期贵阳被轰炸，我父亲的工作在资源委员会，当时在铜仁万山搞汞矿，我也到万山去了。万山有条河，开门就是河，父亲怕我顽皮，掉下河，就把我交给姑父带到队上，所以我在他家对我这一生从文，恐怕也有关系，他的金石诗词是很厉害的，刻图章，我受用不浅。他也没有怎么来教你，那种氛围是一种熏陶，你自己悟得多就多得，悟得少就少得，我的悟性算不高的，总算得点。

我父亲当时是在贵阳高中当总主任，贵阳高级中学，就是老一中，“二·四”（一九三九年）日本飞机大轰炸前，我父亲带我搬到修文，在修文的一个小学学习。当时省教育厅规定学校要统统疏散。后来我正二八经读小学是在贵阳实验小学。我记得陈寿山当时教数学，很有名的，住在我们家。当时我们家租的房子有个客厅，我父亲叫他来住我们家。后来吃也在我们家。他们拿钱给我母亲，我母亲也没有要。因为是很熟很好的朋友。

关于护国路

那么我想问一下徐老，您幼年时期记忆当中的顺城街，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下护国路，是什么样子？

很窄的一条石板路，当时我觉得很宽，现在觉得很窄。没有什么商店，大户人家住了很多。街口就是现在南门口，是孙家，好像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是深宅大院（注：孙家骧，黄埔军校六期步科毕业生）。再往上走一点是熊家大院（注：熊家，即熊范舆，清末民初贵州宪政派领袖人物，一九一三年担任黔省护军使刘显世秘书长，参加策划贵州反袁运动，兼任过贵州省银行行长）。我祖母是熊家人，他是我祖母的弟弟，父亲称他四舅。他被杀在熊家大院里（注：一九二零年贵州“民九事变”中被当时的革新派所杀）。我家从修文搬回来就到熊家大院住，住了一年多两年。在我家隔壁就是袁祖铭家（注：袁祖铭，一八八九至一九二七年，贵州安龙县龙广镇五台人。官至贵州省省长、五省联军总司令、北伐军左翼总指挥，陆军上将，是贵州省继刘显世之后的显赫军阀），仅仅隔一堵墙。袁祖铭是贵州省的军阀。袁祖铭家再上去就是何绍周家（注：何绍周，何应钦的侄子，国民党四十九军军长）。他的对门这一排就是王伯群家了（注：王伯群，何应钦的妻舅，国民党交通部长，上海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故居为贵阳著名的历史建筑）。王伯群家有一个侧门，在惠文路上。那一排就是这样。这边一排连我们家这个院子有三家，一家是我家，一家是廖寅初家，他是贵州省立高中校长，教数学，和我父亲是患难的金兰之交。另一家是安东家（注：安东，原贵州省政府外事办主任，贵州水西土司奢香夫人后裔，其父亲安健是同盟会贵州分会成员，曾被孙中山任命为贵州讨袁护国军总司令）。安东家是奢香夫人的后人，安东比我长一点，他家是彝族，是大土司，属于水西的土司领袖，他们在水西那里是名门望族。他家原来是从宅吉坝借住过来的，祖坟在宅吉坝。顺城街没有什么商店铺子，可以通小汽车，因为我父亲和黄家在大西门合办兰新汽车公司，有辆小汽车能够开进来。街上的黄包车多，没有马车，那时候不过马车，去王伯群家那边要爬坡。上护国路过去叫双槐树，有一个学校，就是现在的二十一中。双槐树这条街的街景和铺子，比我们下面要好得多。这边要平一点，顺城街那边要陡一点，一家大院所占的地方很大，几家就满了。双槐树都是小家小户的，指月街啊、白沙巷啊、小十字啊，这些都比较散，靠近商业区。双槐树这边是个背街，清净得很。

我接受的教育

我七岁时，一九三九年日本人“二·四大轰炸”前我到修文去了，读一年级，不是正规读，那个小学破破烂烂的。我家旁边是个土墙，一个菜地，我翻那个土墙到学校，翻过来就回家了，因为不是正规读，我连书包都没有的，就是那样学的。那个时候太小了，也没有经过什么考试，我父亲是教高中的（注：指原贵阳一中前身贵州省立高中），跟当地人熟，说娃娃要读书，我就坐到一年级了，我也搞不懂，根本没有心思读书。在修文我就知道了王阳明。阳明洞那个地方啊，我讲我读小学时，一天就听老师讲阳明洞。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个地方土匪多，但是土匪不抢到阳明洞拜祭的人，就是说就连土匪也有一点文化意识。可想王阳明的威力大了。

不到半年我就回贵阳来了，“二·四大轰炸”是一九三九年二月四号，大概是五六月份就回来了。整个学校都回来，还把一些书籍搬回来，学生也搬来花溪，清华中学在花溪。我父亲又回到贵阳高中，是总主任，搞管理，我父亲不教书，贵阳一中老礼堂是我父亲设计和组织施工的，他没有学过建筑，我父亲怪得很嘞，他爱动这些脑筋。

老贵阳一中的印象

您记忆当中的贵阳高中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

有个渡口，就是现在一中桥的那个地方，我还有它的照片，是当时的老照片。渡船有根铁丝拉起，靠铁丝拉船前进，读书要坐船过去，我父亲带我去，我不愿意下船，我父亲要上班就把我交给那个船工，说是你帮我看我儿子，他坐了两三回你就把他拉上来。贵阳高中当时学生比较多。在我的印象当中，像田君亮、廖云松、陈寿先、刘志凯这些都是很有名的老师。我父亲跟田君亮（注：民国时期教育家，一九五零年代曾担任贵州省副省长）熟。小的时候觉得贵阳高中很宽大。

我读南明小学的时候，我父亲就调到那个叫什么矿山局，后来又跑到铜仁万山去了。我真正读书是在这里读的，读小学一年级。从修文回到贵阳后，我有个姑父要迁到卫城去，我就跟他去了。迁到卫城就读卫城女校。那里比较落后封闭，封闭到什么程度，我有一个印象，我的同班同学都是女生，只有我一个是男生。老师曾问我国最长的河流叫什么名字，有个女生就举手站起来回答说是鸭池河。当时我不知道鸭池河是不是最大，我也不知道长江，不能笑她。老师就说她乱说，是长江。所有的同学都不知道人家是答对还是答错，当然老师知道，老师给她说是长江，你答错了，什么鸭池河，把她嘲笑一通。那时鸭池河在大家看来是大的，她就认为鸭池河是世界最大的河流，只有这么个印象。我小时候读书也不是很用心，贪玩，后来是一九四零年回贵阳才正儿八经的读书，在贵阳的实验小学读二年级。这时我们又住到熊家大院。

贵阳实验小学在现在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那里，秦天真家隔壁，以前科教办在那里搞过，文教办也在那里搞过。那个学校是个很好的学校，是非常正规的，教育质量很好。我现在想，这个学校老师的教法是带有启发性的。有一次上课的时候，老师把我的耳朵拎起来了。我用一根留声机唱针，钉到桌子上，挂一个橡皮筋，我就拿那个来吊东西，吊一串我就放上面，然后找厨房的人称是好多。当时我不懂这是物理学上的“虎克定律”，现在弹簧秤应用的就是这个道理。我太专心，根本不知道老师在讲些什么。后来老师把我耳朵拎起来的时候，我就给他讲，我在搞这个东西。这个老师鼓励我，他给我讲了一句话，说你应该先用心听我讲，如果你想做，下课的时候再做，而且我可以帮助你。我没有受处罚，只遭揪了下耳朵。老师没有责备我，跟我讲了道理，用这样一种方式让你走正道。

后来，我初中学物理，学到虎克定律，我才想起实际上我在做这个事，只是当时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学校好，举了这个列子来讲。这个学校的任明校长自己编了个曲子，编了个词，每天放学的时候全校集合，老师都要唱这个歌，“天色向晚……再见啊”。唱一首这样的歌曲，让你非常有情感，这个情感非常重要。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学生和学校之间，要建立这样一种情感，要再见，唱得非常的委婉，非常的好听。这样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是学生之间的活动，就是唱京戏。各个班都来表演。我们这班有“厉家班”艺人的儿子，我们这班京剧很出名，厉家班的儿子当然会唱京戏了。我父亲也爱唱京戏，他不是票友，但是喜欢。有一次，中华路的煤炭公司开晚会，他唱“定军山”，他没有用麦克风。后来有两个外国人来了，他们是在街上听到的，那么洪亮，就鼓掌。这两个外国人不是对京剧的欣赏，而是对声音洪亮感到惊诧。

学校有一个女老师，我估计是北方逃难来的女老师，她当时讲抗日战争的形势，讲到国家放不下一张书桌，讲“九·一八”，我都懂了。她从北讲到南，从距离上来解读我们国家被侵占的一个大概。我这一生没有好好读过书，但是这些影响比读书对我还重要。

关于对贵州教育的看法

明朝有王阳明到这里来，清朝末年有李端棻（贵阳人，清末监察御史，刑部、工部侍郎，广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北京大学创始人）、严修（天津人，清末贵州学政，最早倡办近代教育，是贵州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影响的人物），但贵州的教育还是非常落后的，它是苗族、彝族的文化。明朝明太祖调北征南来的一批人，他们带来中原农业技术，这些人是军人带着家眷。到王阳明来的时候，王阳明是有学问的，他在修文办了龙岗书院，创立“心学”，实际上是在贵州，成就他的理论。贵阳的贵山书院，不一定是王阳明办的，那时候上层知识分子受他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文化层次是非常高的。他培养了很多人，也很出名，当他回去的时候，留下的一些东西慢慢的生根发芽。后来中间有一个断层，明末清初到清朝中期的断层，这是个断层，发展的断层。它有没有文化呢？它有，只是说不像王阳明那么高，它是往下坡路走。民国的时候新学来了，把新的科学技术带进来；后一个高峰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夏大学、浙江大学都来了，清华中学也办起来了。抗战对贵阳文化的传播就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抗战结束回迁的时候它又低落了，所以说人才聚集以后，聚集力量一扩散就是影响力。那个年代，文人受尊敬。后来解放后情况又不同了，贵州农业很落后，工业更是落后，所以当时秦天真、周林他们那个时候，要把工业搞起来。

这种文化的传递作用是很大的，这是讲我自己的经历，一个地方的教育发展是很重要的，从历史来看，确实是如此，要是没有教育，不搞教育，没有人才，建设怎么能搞起来。周西成是没有什么学问的人，尽管他军事考试每次考试都是第一，行伍他可以的，但是这个人他有作用，他搞汽车、修马路、搞兵工厂、通水通电等建设。从历史的一个角度说他是很有贡献的，不可以忽视的。他也办教育，那时候办贵州大学也是不简单的。

关于贵阳实验小学的教育

我在实验小学读书到毕业，那是一九四四年。抗战胜利我在读初一。实验小学是民国政府资源委员会开办的，学科有语文、算术、英语等，都是比较好的，课程都是国民政府统一规定的，没有什么乡土教材，是全国统一教材，都是一样的。学校师资强，南明小学有一个国文老师，对我的影响很深，他跟我们讲周渔璜，这个人很有才学，记忆力非常好，当时请教书先生到家里来，怎么也背不了书，气得老师拿东西砸他，砸昏了老师就跑。这个时候周渔璜家父亲回来了，说我今天打了酒我们回去吃，还问了娃娃读书怎样，先生说也还可以吧。父亲就把娃娃喊来说，老师教你怎么样，背几段来听，结果周渔璜倒背如流，背得清清楚楚。这个老师很奇怪，刚才还背得不清楚，现在怎么可以背得清清楚楚呢？。估计是被砸醒过来的。后来周渔璜去北京应考时，他在琉璃厂买书，把书全部都翻看了，也不买。书店的老板（贵州同乡）说，你这个人天天来看书，怎么不买书呢？他说，我没有必要买，我记得住的，书店老板说你胡扯。他说，你不相信，随便挑本来问我。老板说可以，你明天来，我挑本书，你能背得，我把书店送给你。周渔璜想我只有黄历没有看过，就买了本黄历看，正看一遍、倒看一遍。第二天来到书店，老板抽了一本黄历给他背，他就把黄历顺着背了一遍，倒着背了一遍，老板也很诚意，把书店送给他了，最后成了贵州会馆。所以说贵州还是有才子的，但贵州不像江浙一带人才很多，我们贵州比较落后，教育层次要低些，但也不能说不出人才，也有这种人，他是奇才。要让大众层面的人都接受教育。

我在实验小学毕业后，就到师院附中去了，这个小学在当时算是一流的学校。我家离学校比较近，也有比较远的学生到学校来学习，不是有钱人才能读得起，只要家庭条件过得去，都可以到学校来读书。放学后，学生都是自己来自己去，没有公共汽车，最多是坐马车，从南门到北门坐那么一段。我觉得真正给我奠基的是这个南明小学，每年都有演讲比赛，我得过演讲比赛的第二名。自己写稿子、自己背，第一名是董事长家的一个小女儿，当时老师说我演讲得好，但是他是董事长家女儿，我就是第二名了，这是后来老师跟我说的。学校的活动比较多，比如说郊游。我不知道现在学校的郊游怎么样，我当时在学校四十分钟的课程，我坐二十分钟就坐不住了，心里想别的去了。郊游玩一天老师跟你说什么都不会走神的，全部都记得住，绝对不会忘记。课堂上太枯燥，一个环境、一个模式很容易产生疲劳。在开阔的环境里接受的活知识，内容很丰富，学校每年都要搞郊游（春游），学校注重课外教育。校长问过我们的同学，你们上街喜欢到什么样的店里去，同学们说糕点铺、电影院等等。

有一次，校长问我，徐用武你平时去哪里。我回答，去书店。校长问我，你看什么书。我回答，我什么书都看。校长问我，记得吗？我回答，记不得。现在我跟我的孙子说，你可以到书店去看书，虽然不一定买，但是你可以看啊。我对电机、电方面的比较喜欢，我的印象中有个文通书局，在现在贵阳市人民会场附近一带。我从小不喜欢看小说，在小学期间，完整看完的小说是《福尔摩斯侦探记》，这个比较有趣味性。我对机械图比较喜欢看。在小学的时候，就是看书，不管老师上什么课程，三十分钟以后是走神的。讲新的东西绝对不会走神，平淡的东西就会走神，中学也是一样。每个同学上课在什么时候走神和不走神都不一样，大同小异。和老师教学水平有关系。而学生的天赋、悟性都是不一样的。

关于清华中学

师院附中二年级没有读完，我就去了清华中学。清华中学在我这一生中念念不忘，我对清华中学很有感情，它的教育方式太特殊，后来听说学校完全是美式教育，不是灌输，而是启发式教育。清华中学的前身是清华学堂，它的目的是培养人，你有了知识而没有人格不行，清华中学中注重培养人格和自由民主思想。

我读清华中学是因为我祖母家的一个后人，叫熊其仁，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回来以后在清华中学教书。清华中学老师只他一个人是北大的，其他全是清华的。他教高中物理，初中物理还不是他，是另外一个人教。一天他介绍我认识清华中学的唐校长，我父亲也在旁边。唐校长就问我在那里读书，我说在师院附中读书，他说你为什么不来清华中学呢？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来清华中学。我讲不知道，不是我不知道清华中学，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去读清华中学。那个时候小娃娃，大人说在哪读就在哪。后来他说你来我们清华中学读书，必须要考试，考得起你就来，考不起我就不收你了。后来我父亲说你去吧。我是春节后到清华中学去的，是初二上去的，考了清华第三名。这样我就去清华中学了，清华中学非常严格的，我住校，星期天必须到校，星期六的下午检查完所有的内务才能就回家。

入学的第一个印象是这个学校的名字，是叫“清华学院”，不是中学，英文是不一样的。学校有个图书室，有专门的英文词典，文字是英文的，解释也是英文的，我翻到英文解释很长，似懂不懂的。我就问我的一个英文老师，怎么我们学校英文名叫“清华学院”。她给我讲了一个哲学家，事后我查她讲的是柏拉图，柏拉图在希腊办的一个学校，就是叫学院，不是中学、大学，而是学院。学院这个名字是高级学校的意思，就是比普通学校高一点，但是不是大学，另外学院还有私立的意思，因为清华中学是私立学校。后来我翻资料，美国的许多私立学校都是叫学院，都是非常著名的中学。办学校的这八个人的英语是滚瓜烂熟的，唐葆英校长是清华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跟美国人辩论是很厉害的。何老师是牧师，花溪教堂的牧师。后来我查了字典，帕拉图有本书里讲，音乐可以陶冶性情，体育可以强健身体，所以柏拉图办学是音乐、体育并重。清华中学体育不及格留级，其他学校没有这样，就是学分啊，你体育不及格你就留级。我的这一班有个留级的同学，他的平均分都是七十、八十分，就是因为游泳过不了关。

我到校两三天后学生自治会选举，按党派来选举，组织有清华党、民主自由党、大公党，我就是大公党的。为什么参加大公党，因为我入学时，高班的同学，就是朱厚泽他们跑到我的寝室来拉，他就是大公党的，他说让我加入他们大公党。我以后知道“大道之极以天下为公”，古语这样讲的，我说这个好，我就签了个名参加。参加学生自治会竞选的学生要去发表竞选演说，老师在场，但是老师不投票，同学参加各个党派的也去投。没有党派的，叫社会贤达，现在叫无党派人士，也投票，无党派人士也可以独立参加选举，比如说我没有党派也可以参加竞选。

这样的活动塑造了学校的民主气氛，这就是人格培育的一个核心，这是民主意识，自由的思想。大家选举正儿八经的投票，竞选发言的内容是说如果我当选，我为祖国建立什么，我要做什么事，讲得头头是道，就像美国总统竞选一样。还游说，课余的时候到这个班说，又到那个班说，周围都去，拉票、演讲，完全一样。我对比一下，在师院附中也参加学生自治会选举，那个选举是经过校长同意，提名为候选人，就像我们现在这样，谁排第一，大家投票都投第一个，喊你投哪里，你就投哪里。清华中学完全不是这样。还有一点，清华党胜利以后，也要聘一些其他党派的学生担任学生部长、体育部长等，各党派共同支持。

学生所谓的自由，现在来说学习思想是自由的，你可以和老师辩解，当你不同意的时候，你可以说不同意，我的想法是什么。数学、物理没有什么是死东西。特别是语文课，古文的解释有很多。我的印象深啊，清华的教育方法就是说把你培养成人，而不只是培养一个知识的拥有者。这个很重要，讲诚实，清华中学没有出过贪污犯，但是右派极多。以前讲诚实，有个口头语，比如我们说个赌咒，都会说“以清华精神保证”，意思我没有骗你，就像“文革”时说“向毛主席保证”，是认真的没有骗你。“清华精神”是周贻春一九一三年在任北京清华学堂校长时订的：“我清华学校历来之宗旨，凡可造就一完美人格之教育，未尝不悉心尽力。”（注：周贻春是清华中学董事长，一九一三年任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校的校长，时任贵州省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他解释这个校训并概括为：“爱国、诚实、自立、合作”。这个对我印象是很深的，这个学校给人的这一生当中，积淀了什么，积累了什么，都是从那里开始的，我觉得很重要。还有比如说做作业，像现在的作业什么写一千字，清华中学没有这一套，老师布置作业你要做你就做，你不做就拉倒，他不会问你的。像数学作业，不兴用本子，用纸，用开学时候裁剪好规定大小的纸，做好你拿浆糊或者别针别起你就交。老师看完以后再发放，你再另外用纸来做。老师说你做的，你能够做不是我教的方法最好，你能够提出不同的意见，而且被证明是正确的，奖励。不管什么科目都是这样，不管数学、英语、语文都是这样。我记得有一次上化学课，讲到这个电解槽通电，就是放点盐水，就从这边通过，不放盐水不行。有一个同学就说，老师你盐水没说放多少，老师说为什么呢？他说你只讲导电不导电，没有说导电的速度，导电率有多高，不放盐是导电的，只不过说是慢一点，微弱点而已。这个老师就说，这样也对，正解是电解槽里面加入盐，增强它的导电率。你说得对，老师修改。这种情况至少我在读师院附中没遇到过，敢于让学生自由思想。允许这种风气。

这一点，我想一般的老师是不可能这样教育的，都是严格要求交作业，清华中学竟然会出现这种氛围，说明创办人能够在中学用大学的方法，因为中学生毕竟还没有自控能力，那么说明通过他们创造的一整套教学体制、方法，来使中学生能够做到这一步，这个很不简单，是非常了不起的。说明当时清华中学是培养人的思维能力，是让人更早的自我管理。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这一点，为什么国外的学生能创造出那么多东西，中国的学生学了很多东西，但是创造东西，中国的学生还是不行，比不过人家，主要是人家能创造一整套合理的、全面发展的一种教育方式，从徐老清华中学经历来比较现在国外教育和国内教育的长短，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当时我们没有这样的想法，没有认识，倒过来想就是这样。是要叫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养成自己培养自己的习惯，要规定你这样，可能引起学生反感，反而做得马虎。这是一个自觉性啊，不是非要做给老师看。他不是命令，你们可以不做，你交就交，不交就算了，老师也不责怪你不硬性规定，结果是没有哪个同学不做。说句老实话，当时作业没有现在这么多负担，哪有那么多作业。而且是一代代传下来的，形成相应的风气。学习生活是这样，学校管理上也是这样，清华中学的文校长，自己还出来说我这个校长，下一届上任要经过大家选，老师投票、学生也可以投票。因为老师少、学生多，而且老师比较了解校长一点，老师是一个人两票，学生是一个人一票，后来选的就是他。任何一个老师都可以出来竞选校长。我也翻过一些中国的教育史，因为我搞科技史有时候也翻教育史，我发现，没有哪一个学校选举校长，至少国内没有。是校长自己提出来改革的。

您刚刚讲到学生也参与进来选校长，这个就更少了，因为学生那时候一个是自身能力有限，一个是思想不成熟，很容易搞乱。

这就是一个对学生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给你传授知识的各种渠道非常多，不光是课堂，比如就像我给你讲的，音乐比赛、歌咏比赛、图画比赛、壁报比赛、英文演讲比赛、中文演讲比赛、话剧的比赛、剃头的比赛（即理发）、烹调比赛，这些都有。初中时英文背诵比赛，我背诵“卖火柴的小姑娘”，得了第二名。学校高中英文第一名年年是一位贵州大学校长的儿子，他父亲带他去德国读书，他在外国住过，年年都是他第一，有一年得第二，是他的内容不及第一名所以输了。歌咏比赛年年都有，都是唱英文歌多。初中的时候，英语课不用说了，代数和几何必须用英语做，化学实验报告、物理实验报告必须用英语写。生物不要求，词汇太难了。那时三个人有一台英文打字机，医院曾在那里，医院曾搬走了就把一大堆英文打字机送清华了，再加上学校本来也有，所以做作业就可以用。高中的同学下课谈话必须要用英语，初中生如果你不会英语词汇，可以按照英语的语法把中文词汇放在这个位置上。这个词我可能不会，但我可以讲英文。为什么要这么做？一个他是美式教育，培养的学生将来是要面对全世界的，英语差了不行。另外一个是阅读，因为学校图书很多都是外文的，你要看外文书，英语不好是看不懂的。当然清华大学的背景是主要原因。图书字典是对外开放的，老师是随来随问的，你可以到老师寝室去问，他有任何事情都要停下来。

（注： 清华中学校长梅贻琦。）

贵阳一中对英语课也是重视的，但是目标是可以考试，考硕士、博士。但清华中学是要你将来适应这个社会的，有很多理念完全不一样，所以清华中学独特在这里。

清华中学重视音乐课，音乐老师是拿莫扎特、贝多芬唱片在那里讲，这个曲子的写作背景是什么，高潮在那里、低潮在那里，拿张卷子老考你，放了唱片以后要你写，把老师讲的阐述出来。图画课初中高中都不兴考试，任何人画一张画交给老师，老师都打分。我的最高分是零点五分，我觉得我精心画的，画得非常好的一棵树子，老师打零点五分。高中有一个同学的图画课合起来是八十分，他画了很多，他画亚历山大的石膏像、画中国地图，还有写生，简直像印的一样，像照片一样，才八十来分。我的就是六十一、六十二分，已经画到腰酸背痛了。我们班上最高得一点二分，那是班上的高手了。你想要画好多幅，起码要六十幅才得到六十分啊。那些老师们是相当有水平的，在学校混绝对不可能，绝对是要请你走的。要有真本事，要有一种方法，要懂得学生心理，懂教育学，这个就不简单了。清华这个学校给我的印象是对于一个人品格的教育，良好品格的养成，还有思维逻辑、思维习惯的养成，还有怎样处理问题的能力，这些都有用。比如说自治，比如说管伙食房，我还管过西文图书室和中文图书室。

一九四六年的时候，花溪还没有电灯，学校有个发电机，汽车房的，但是又不经常用。多数是点煤油灯，高中二年级的一个同学是管仓库的，每天晚上要发煤油，大家拿起煤油灯去打煤油，他把数量统计得规规矩矩的，一滴不漏。体育室是初中学生管，课外活动的时候学生要来借球、借器材，都是学生管。所有的体育活动、比赛全部要讲英语。当裁判全部要讲英语，足球、篮球、网球、排球全部要英语，学生当裁判，不是老师当裁判。所以我虽然不懂俄文，但英语受过专门的训练，我出国几次，都是我自己对话。

我出差日本，财政厅的一个女处长同行，人家送冷饮来，她说徐老师我不能吃冷的，我要换杯热茶行不行？我就用英语帮她对话。还有一个服务员，我拿出一盒银球茶，给了她一颗，她问我这是什么，我说这是银球茶，我怎么翻译呢，我说，Tea like silver ball，她就懂了。这个女孩是空姐，很年轻、很漂亮。她扶着我下楼，我就告诉她不用扶，我还不到扶的年龄，她就笑起来了。有一次非常危险啊，从德国法兰克福回来的时候，我们是六十九号登机口，突然改到三十七号，我们几个坐在那里，大家都没有听懂，我听懂了。我说赶快，赶快，只有几分钟了。我们抓起行李跑，幸好没误机。后来我问同行的周先生，你怎么没听到，他就说我能看，但不能听不能说。

所以我觉得当时清华中学给你的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给你，而是教会你怎样去获取知识，去懂得更多的东西，教你这个方法，教一种行为方式。我们学校的老师讲话没有长篇大论的。每天升旗仪式，唐校长的讲话是一分半钟，准得很，不重复的，各种不同内容的话，就是一分半讲完了事。绝对不告诫你要注意什么，你要干什么，绝对不讲这些。没有任何一个老师在任何场合讲，同学们你们应该怎样，从来没有这样讲。也没有哪个校长说你们应该怎样，绝对没有，没有哪个出来指挥你，这个东西我觉得当今教育应该学习，不要把学生管得死死的，只能按老师讲的做，不能越雷池半步。

我觉得清华中学给我的主要就是怎样去获得知识，怎样自己去规范自己的行为。朱厚泽去市里中学参加比赛演讲得第一名，他的题目当时就是“我要做官”。他讲的内容是从当时社会的腐败、堕落、限制自由等时事上来讲，我觉得那些老师评他第一名是有本领的人。他是想做为人民办事的官，不是现在的官。清华中学在当时贵阳是不错的，国立十四中也不错（注：国立十四中是抗战从南京迁徙到贵阳的中央大学实验中学，在贵阳更名为国立十四中，抗战胜利后迁回南京）。但是绝对是两个风格。十四中我也读过，知识灌输，师院附中也是这样的，不教做人。清华中学反的，做人是第一，你要懂得自己成长的路怎么走。你把握不好你就成长不好，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教育很重要的一条原则。现在不提倡这个，你也没有办法，成堆的作业把学生压死完。我经常帮我孙子提书包，太重了。

现在贵阳的建设要不要做？要做，但是抓教育这个建设，才是最根本的。这条不做，你的街道修得好，工业产值上去了，但是持久性在哪里？像王阳明所带来的文化积淀，通过千万学生成长，给社会带来的效应后果，是比你建十条高速公路都大。但这个东西不被现在的教育所理解。

徐老，我们听您讲了从前的方方面面，从您的这里了解了贵阳的老历史，对认识贵阳的历史又增加了很多内容和知识。我们下一步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打算搞一个老贵阳的历史博物馆，把这些图像的、影像的资料都放到馆里面去，让贵阳人通过这些资料，通过徐老您讲的这些，对老贵阳历史文化有一个了解，所以很感谢徐老。

采访日记

我认识徐用武老人是三十年前，那时徐老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位饱学之士，与后辈谈天说地，风趣幽默、和霭可亲。他曾经担任过省领导的秘书，后在贵州省科技厅长期担任领导，从事科技管理工作，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徐老离开工作岗位后，我与他见面很少，在寻找《口述贵阳历史》采访对象时我想起了徐老。

采访完徐老，我一直心绪难平，原因有两点，一是徐老谈到他的祖父到贵州兴义办教育。那么一个年代，不要说到兴义，就是到贵阳来办学都十分不易，还培养了一大批后来影响了贵州历史的杰出人物，实在难能可贵。那一代人为教育献身，身体力行几十年，尤其是一个外乡人，很值得大书特书的。二是徐老对抗战时期外来文化对贵州现代文明产生作用的评价，值得好好思索，应该把那一段历史好好挖掘梳理。抗战使当时的文化中心转移到了原本被边缘化的西南地区，使贵阳社会文明进步得到很大的推动，这是一个非常态的社会发展现象，值得探讨和研究。

比如这一历史时期在教育方面的变迁，从清末严修、李端棻等先贤把近代教育引进贵州开始，到抗战时期受到社会文化教育中心转移影响，对贵州人才的培养，对民众文明的提高和对文化尊重理念的传播，是非常值得我们书写的。

其中徐老在访谈中重点谈到清华中学教育的历史，尤其让我受到深深的震动，清华中学的创办正是外来文化对贵阳文明进步产生正面作用的例子。七十多年前，清华中学那种教育体制和学风，就是放在今天也仍然领全国教育之先锋，难怪清华中学能够培养出像朱厚泽等一大批富有民主自由思想又具有独立人格的优秀知识分子。对比今日之教育，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更让人有切肤之痛。正如徐老所言，文化教育才是真正影响人类进步之根本。然而，今日之现象让人堪忧。

正是这样的访谈，让我深深感到，纪录和保存下贵阳过往的历史任重道远，同时对于我的人生也是一份特殊的收获和享受，因为我看到了贵阳人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