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课题组”作客镇山

1995年2月，笔者从美国夏威夷考察回到北京，找到了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苏东海先生，请他帮助贵州建一种新型的博物馆。他当即提出在贵州建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构想，并提出以“课题组”的形式进行先期的考察工作。

“课题组”受贵州省文化厅的邀请，于1995年4月18日下午从北京抵达贵阳，住省财政厅招待所。“课题组”组长由苏东海先生担任。他是第二次来贵州，8年前的1986年10月，一个雨蒙蒙的秋季，他应邀第一次到贵州考察。在学术报告会上，我听他谈生态博物馆，但不是专题报告，是从他的学术报告中带出来的一个新的话题。真没有想到，这个话题后来成为生态博物馆落户贵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他那次说，贵州是他的第二故乡。抗日战争期间，他的父亲是当时国民政府西南公路局的局长，负责修筑滇缅公路，举家辗转于昆明、毕节、贵阳，他在毕节和贵阳都上过中学，他的妹妹也是在毕节郊区上的小学。几十年过去了，他们没有忘记贵州，他还带着他的两个妹妹到毕节来走访他们曾经上过的小学和中学。他这次来的身份是贵州生态博物馆“课题组”组长，他来贵州，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

“课题组”的成员之一，是《中国博物馆》杂志的编辑、年轻的博物馆专家安来顺先生。安来顺先生高个子，国字脸，身材较为魁梧，早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博物馆学系，之后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艺术学院攻读博士，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这次的身份是“课题组”协调人兼翻译。

“课题组”的另一位成员是挪威著名的生态博物馆学家约翰·杰斯特龙先生，他实际上是一位国际性的博物馆学家，欧洲和北美一些国家的生态博物馆都是在他的指导下建成的。苏东海先生是1994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博物馆协会年会上和他结识的，那次会上苏先生和他作了很长时间的学术交谈，为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苏东海先生以中国博物馆学会的名义特邀他作为“课题组”的科学顾问。

我作为贵州方面的代表，也是“课题组”成员兼协调人。

4月19日上午，由贵州省文化厅文物处驾驶员马启发驾驶的一辆白色面包车驶向要考察的第一个村寨——镇山，陪同“课题组”考察的是文物处张诗莲、张勇两位同志。

头一天我给花溪区文广局的周局长通电话，请他们提前一天到镇山做一些接待方面的安排。周局长是一个“老文化”，又是一位行政管理方面的能手，他知道不但有北京的专家而且还有国外的专家来考察镇山，这样的接待还是首次。他没有去惊动人民区政府的领导，因为这是一次学术考察活动，而不是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尽管是学术考察，周局长仍非常重视。此时，首要的问题是村里的环境卫生，路上还有牛粪，村子里也有些零乱，他打算要村委会组织村民清扫一下寨子，再组织10来个布依族姑娘在屯门搞“拦路酒”。周局长将他的安排告诉了我。我说，动员村民扫寨会干扰他们的正常生活，路上如果没有牛粪就不叫农村，就保持村寨的现状显得更真实和自然，也让专家们有更多的话题，反正“丑媳妇是要见公婆的”。周局长也很同意我的意见。

我们从贵阳出发时天空阴沉，离开贵阳后天上又飘起了小毛雨，车窗外的行人穿起了风衣，气温仍然很低，感觉有些冷，但我忘记带风衣了。在车上穿风衣的只有约翰·杰斯特龙先生，他脚上穿一双厚重的赭色的旅游鞋。他是有备而来的，他说他之前就查看了贵州4月份的天气资料。

贵阳到镇山很近，仅有21公里，即使将堵车的时间算上也要不了1个小时（何况当时的贵阳还没有堵车这一说法）路况也较好，只是进村的1.2公里的公路是土路。面包车经过石板镇人民政府约1公里之后，分左手往进村的路驶去，车速很慢，驾车的马师傅小心翼翼，他知道他手握的方向盘上的分量。好在去镇山的路没有大的坡度，比较平缓，过了铁路桥便是一个大弯，然后又经过一片油菜田，田里正开着黄灿灿的菜花。这个时节即使有倒春寒，也挡不住花开的脚步。看见菜花，苏先生兴奋起来，因为他长期在北京生活是很难见到菜花的。约翰·杰斯特龙呢，更是要疯了，他打招呼要下车，车上的人也求之不得，跟着下车看看这散发出芬芳气息的菜花。

1995年4月第一次考察镇山

约翰·杰斯特龙先生昨晚虽然喝了很多酒，但他今天上午依然很精神，没有一点倦意。他下车后背着一个铝合金做的箱子，里面装的是摄像机，胸前又挂着一个照相机，那件米黄色风衣的荷包里揣得胀鼓鼓的。那条“两节瓜”的裤子是浅灰色的，裤腿中间是用拉链连着裤管，天热的时候可以将拉链拉开，便变成了一条短裤，走路也很轻便。他的这条裤子很特别，两只裤管上的大小口袋加起来有8个，像是一个“工具箱”，口袋里装的矿泉水瓶、笔记本、自来水笔都看得见，也许是他为了田野调查而专门设计的，我们看着他的那身打扮感到有些累赘，但他觉得很方便。

他的相机在“咔咔咔”地响，一大片金色的油菜花用了他两个胶卷。

面包车从一片丛林绕过后，苏先生颇有经验地说道：“镇山是不是要到了？”一般情况下，有树林的地方就会有村寨，有村寨就有一片树林，就有“保寨树”，这已成为贵州村寨的环境特征，镇山村也具有这种环境特征。镇山之外的1公里，到处是合棚石构成的一座座低矮的山包，树很少，很难看到成片的树林，在低矮的山包之间有稻田和包谷地，但到了冬天就变得很荒芜了。进入镇山村后则不一样，在它的西北角是一片树林，不落叶的树种占多数，即使到了冬天也是郁郁葱葱的。快进镇山时能看见屯墙边有一棵几人合抱的“保寨树”——白果树，矗立在阴沉的天空之中，高大挺拔。据村里的老人说，这棵白果树至少有500年的历史了。

面包车刚停到路口时，便从屯门那边传来了芦笙的声音，虽然从路口到屯门不到100米的距离，但就是看不见屯门。我们全部都下了车，走在最前面的是苏东海先生，因为他是“课题组”组长，中间是约翰·杰斯特龙先生和安来顺先生，我和文物处的张诗莲、张勇同志走在最后。脚下是去年修复的宽约2米的石板路，虽然天空下着毛毛细雨，但路不滑，步行很安全。

芦笙的声音愈来愈大，转过一个弯，便看到屯门口站着一大堆人，周局长、张所长和村支书、村长，他们在向我们频频招手。4个穿着对襟土布衣服的布依族男青年在吹着欢快的芦笙曲调，屯门的两边分别站着4个布依族姑娘，有2个姑娘手端盘子，盘子上有4个小酒杯，另外2个姑娘一只手拿着酒壶把，一只手托着酒壶底，等着给客人敬酒。

在镇山，过去没有拦路酒迎客这个节目，这也是近两年来旅游发展给镇山注入的迎客礼仪，是从苗家的拦路酒演化过来的。

姑娘们穿着浅绿色的右衽上装，蓝色的裤子，青色的围腰。围腰、衣边和裤脚都有暗红色的挑花，色彩的配搭非常得体，朴素大方、高雅，不俗气。她们头上包着青帕，插有一朵红花，这让她们显得更朝气、年轻。她们这一身穿着打扮是对布依族传统服饰的传承和创新。

走在前面的苏东海先生看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场面，脸上挂着笑容，放慢了脚步。周局长和村支书、村长上前来和苏东海先生握手，张所长拿着相机在不停地调整角度，走在中间的约翰·杰斯特龙先生是我们一行中显得最激动的人，他笑容可掬，眼睛在好奇地东张西望。这里的一草一木对他来说都是那么新鲜，这里的迎宾场面让他眼花缭乱，他凭着个子高的优势，举着相机，俯拍迎接他的村民。

进寨的第一道关是喝“拦路酒”，此时的屯门已被姑娘和村民们把守得严严实实，谁都别想“蒙混过关”。

姑娘们已经将酒杯倒满了酒，这是镇山村民自己酿的米酒，呈浅棕色，酒的度数不高，在20度左右，味醇香，但后劲大，酒后醉人。

苏先生是喝“拦路酒”的第一人，他是已快七旬的人了，长期伏案工作，身体比较瘦弱，不胜酒力。他看着一小杯满凼凼的酒不知所措，敬酒的布依族姑娘不认识他是谁，只知道他是从北京来的贵客，酒杯已迅速地碰到了他的嘴唇，他本能地张开了嘴，酒灌了下去。接着第二杯又出现在他的眼前，他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再想退也退不了，后面被另一位布依族姑娘拦着。而“拦路酒”不喝满3杯是不能进寨的，最终在他求助的眼神下，我私下和认识的小罗表示，苏老先生不能喝酒，你们滴一滴酒在水中意思一下就行，这才让苏老先生过了关。

轮到第二位喝“拦路酒”的是约翰·杰斯特龙先生，大家的目光一下便聚集到他的身上，这位来自北欧的洋专家，也许是他人生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喝酒方式，但他并没有显示出慌张和畏惧。他从容地走到屯门前，四位姑娘迅速围了上来，他对着姑娘们友好地微笑了一下，因为个子高大，姑娘们还不到他的肩膀，他主动降低高度，喝下了第一杯酒，大家大声喝彩。第二杯他也喝了，第三杯他还是喝了，而且喝得很主动，姑娘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应付。喝了3杯酒应该放他进寨，如果再敬他酒就是破“规矩”了，姑娘们也不管那么多了，要破“规矩”也只是这一次，她们的举动得到了村民们的支持，“再敬他三杯”，这是村民们共同发出的声音。我们陪同的人心里有数，那种小酒杯的酒，且不说3杯，再来10杯对于酒量过人的约翰·杰斯特龙先生来说也是“小菜一碟”，我们没有吭声，他也没有向我们发出“求救”的信号。他欣然喝下3杯酒后，便算过关了。

约翰·杰斯特龙喝拦路酒

镇山村北屯门（1994年重建）

进寨之后，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是一个石头建筑的世界，一堵由片石叠砌起来的残墙矗立在我们的眼前，它曾经是一栋民居的组成部分，现在的它变成了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样子。房顶到哪里去了？房架到哪里去了？房子的主人又到哪里去了？这栋民居曾经完整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村里的人谁也讲不清楚。这堵石墙历经岁月的沧桑，它现在虽然孤独，但它很坚强，它具有不惧怕摧残的意志，它的存在就是一种力量。大凡进寨的人都对这堵石墙产生一种敬仰之情。人们都喜欢在这里留影，这是对石墙的礼赞！

约翰·杰斯特龙先生也在这里停下了脚步，难道这位洋专家对这堵石墙也产生了敬仰之情？他一连拍了好几张照片，然后顺着石梯走到石墙边上，看着这堵没有任何掺合剂砌筑的石墙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在他看来，中国的乡村建筑很神秘，需要很高的手艺才能建好这一壁墙体，而且肯定有工程师指导。但在村长的眼里，砌筑这种石墙太一般了。村长给我们介绍：在镇山，这种石墙叫“干砌墙”，砌这种墙的优点一是省料，二是排水性能好，要将它拆除也方便。而且村长特别指出：我们这没有工程师，只有石匠。

约翰·杰斯特龙先生听了村长的介绍后，追着村长问：“砌这种石墙的工匠村里还有多少？”

“多的是，全村的男人差不多都会砌石墙。”村长轻松地说。

约翰·杰斯特龙先生对村长的回答感到惊讶。

苏东海先生补充说：“在中国农村，这类技术工人叫‘民间工匠’，他们没有经过学校专业培训，他们的技艺是一辈辈传下来的。”

约翰·杰斯特龙听了后还是不理解，只是摇头，他不理解中国和挪威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挪威在工业革命之后，技术工人都要接受严格的专业培训，取得合格证书才能上岗。他说：“在挪威南面的丹麦，养猪场的饲养员都要研究生毕业。”

苏东海先生说：“但这样的要求在中国是不符合国情的。”

我们在村长的带领下，来到了武庙。大家都停下了脚步，打量着去年才维修加固的武庙，都对维修后的武庙感到欣慰。初来乍到的约翰·杰斯特龙先生对中国的武庙文化可能来之前就作了些了解。武庙主要是建在中国古老的府、州、县城，和文庙相配，一文一武，成为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场所，但在一个布依族居住的村寨出现一座武庙，这是少有的文化现象。他这个问题请教了苏东海先生。

苏东海先生说：“中国的文化多元一体，历史上出现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不断融合的文化现象。先秦之前的民族融合、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隋唐时期的民族融合、宋元时期的民族融合、明清时期的民族融合等，镇山则是民族融合的一个缩影，武庙是汉族和布依族文化融合的见证，又是一个文化的共同体，关羽则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崇拜的偶像，在镇山表现得更特殊一些。”

约翰·杰斯特龙先生对武庙的维修加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顺着石天井的中轴线一直步入大殿的踏步，然后蹲了下来。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踏步边上的护栏，护栏的造型十分独特，这种石刻造型且不要说在镇山，即便是在贵州省内也是少见的。护栏是由一块完整的石头加工制作而成的，石头至少有1吨重。在高约80厘米、长约100厘米的石头上，由3个图像组成，“底座”是一个锐角三角形，三角形的斜面承载着两个图像，前面是一面圆形的抱鼓，直径约60厘米，鼓的两面为八瓣荷花瓣，中间有花蕊，周遭又是“二方连续”长方形图案相围；在抱鼓的后上方是一头仰首而望的雄狮，形态逼真，虽然狮身已隐去，但无损狮子“兽中之王”的威严和雄姿。抱鼓和狮头均为浅浮雕，刀法娴熟，线条流畅，为石雕上乘之作。

约翰·杰斯特龙先生的相机发出了“咔咔咔”的响声，他被这一组石雕折服了。他没想到在一个布依族的村寨也能触摸到中国的石雕艺术。

约翰·杰斯特龙先生顺着踏步到了大殿，他没有急于进入殿内，而是摸着大殿的檐柱和隔扇门突然问道：“这四根檐柱和隔扇门都是一个年代的吗？”

张永吉所长在旁解释：檐柱和隔扇不是一个年代的，檐柱和整个构架用的是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的木料，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只是隔扇门是去年用木料新做的。

约翰·杰斯特龙先生不解：为什么将隔扇门和檐柱都涂成了一种颜色？这样就会使它们的年代被涂上去的漆所混淆。

张所长的解释是：在中国，不仅仅是贵州一个省，对文物的修缮实行的是“整旧如旧，不改文物原状”的原则，所以对镇山武庙修缮也不例外，对新修的隔扇门要进行作旧处理，和檐柱以及其他的建筑部件在色彩上都要保持一致性。

约翰·杰斯特龙算是听懂了，但他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认为历史遗产一旦破坏了、消失了，它的价值就不存在了。在西方，如在挪威，对文物的修缮不需要“整旧如旧”，要将新旧分开来，原件的文物要保持原样，新维修部分要注明年代，使参观者看了很清楚地知道真正保留下来的文物是哪一部分，看到了历史遗产的真实身份。但约翰·杰斯特龙先生没有将他的观点强加于我们，他只是感到遗憾，他要看到的武庙的真实部分没有能看到，原件的文物已经和新装上的隔扇门变成了一个颜色。

武庙石刻——抱鼓

我们随着张所长走进了武庙的大殿，这是武庙仅存的一栋建筑，两边的厢房于1977年被拆除变卖，只留下基址和石天井，使大殿前很空旷，失去了它曾经拥有的神秘感。大殿内打扫得很干净，油漆一新的木板墙壁上挂着镇山村民生产生活、节日节庆的照片，包括1993年村民自己动手整修村容寨貌的专题照片，这些照片全部是由张永吉所长拍摄和制作的，约有150幅。看到这些照片，苏东海先生非常高兴，他表示：这就是生态博物馆的理念。这个照片展览，虽然只是一个小型的展览，但它的内容全部反映了村民的生活，非常直观，它首先是为村民服务的。

武庙正殿

约翰·杰斯特龙先生觉得：生态博物馆是属于村民的，文化是村民创造的，他们拥有自己文化的权利，这个权利不属于外来者，外来者必须以尊重的眼光来对待他们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图片展是为村民服务的。生态博物馆的展览不是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这是和西方传统博物馆在理念上的分野之处，不必将展览办得那样的“高深”，应该让那些不识字的村民都能看懂展览。像这样一个小型的照片展览直接反映了村民的生活，村民可以通过照片找到自己的形象，这就是法国生态博物馆之父乔治·亨利·里维埃所说的“镜子”的作用，从而提高村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自尊心。同时，可以通过这样的展览将镇山的文化介绍出去，让外面的人了解镇山。

离开武庙之后，村长带我们一行往上寨的古巷道考察。古巷道是上寨的组成部分之一，不仅反映了历史，也突出了山地建筑依山就势而建的特点。我们拾级而上，似乎走到了巷子的“尽头”，但到此不是“尽头”，而是一个“丁”字路口，向左有一个狭窄的小巷不知通往何处，让人扑朔迷离；向右，则是一条2米多宽的石板路，前行则是远处的屯墙，但前行不到5米，石板路又折向西，形成了一条古巷道，没有下面的那一条古巷道长，但它们的方向都是由东向西，只是现在脚下的古巷道没有石级，较平直，两边是1米高的石墙，巷道也不深，一眼就能看见巷道尽头的那一栋木房。

我们来到巷道的“尽头”，原来这里是一组长长的三合院。正房是由两栋“四列三间”木房并列为一排，有两个堂屋，分明是两家人的住房。两边的厢房为“两列三间”，与正房构成矩形。高高的屋檐坎下面是石板铺就的天井，非常平整。堂屋的大门前是“吞口”，给主人家营建了一个休息的空间。大门外是两扇“腰门”，高1米左右，其功能是防止小孩进出，意喻着防止财源外流。堂屋的正面是神龛（俗名“香火”），这是一个家庭中最神圣的地方，不论是汉族还是布依族，崇拜祖先是古已有之。神龛高1米左右，用柏香木制作而成，神龛下沿为镂空雕，有卷草图案，木雕精湛。苏东海先生对神龛颇感兴趣，他说这除了是一件木雕艺术品之外，还是一件祖先崇拜的代表性实物。

这一家的主人也姓班，他家儿女都在外面工作，家里很清静。他请了两个木匠在装修厢房的板壁，因板壁有一半已腐朽了，要换新板。工匠就是村子里的人，装修工作已接近尾声。新装修的板壁和旧的板壁形成了对比。约翰·杰斯特龙先生前去问木匠师傅：新装的板壁是否还要涂上漆，使其和旧板壁变成一个颜色？工匠爽朗地回应：我们装修的是民房，不是武庙，新装的板壁没有必要再上漆，这样会增加造价。约翰·杰斯特龙觉得：这样的装修很好，可以使参观者了解到老房子是什么样子。苏先生解释：这就是民间的做法，但文物建筑是要整旧如旧，这是中国文物维修的一个原则，也是和西方不同的地方。其实两种方法可以同时并存，整旧如旧旨在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我们经过仅有2米高的石拱屯门来到了下寨。

如果说上寨是以幽深、封闭、古朴为特色的话，那么下寨则是以露天、开放、豁达而见长。下寨最早是建在河岸边的，这条河叫花溪河，从这里可以通江达海，特殊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下寨人的开放、豁达的性格。1958年因修建水库，从河边搬迁至山腰所形成的下寨和上寨仅一墙之隔。但墙内墙外两重天，墙外的下寨由于脱离了屯墙对其房屋布局的禁锢，使搬迁后的房屋布局获得了自由。下寨没有朝门、没有院墙，也没有四合院、三合院所形成的封闭系统，有的是通体的“长五间”“长七间”。住户的房间在布局上由于没有正房、厢房之分，成为一个排列，故在房间的安排上没有辈分之分、尊卑之别。

下寨人都处于同一布局的建筑空间之中，几家人拥有一个石天井，同一块地，共一片天。平常间，或休息之余，他们可以串门拉家常，小孩子们可以一起捉迷藏。有红白喜事，一家之事便是全寨之事，一块长长的石天井，可以摆放10多张八仙桌。他们不分彼此，不分贫富，没有门户之见，同舟共济，娶媳妇、嫁姑娘、送亡人，都是携手相助，即便在困难的岁月也是如此。

我们来到下寨感到天光大开，虽然天空下着毛毛细雨，也能看到远山近水，丝毫没有压抑感。东南面的半边山山顶被白雾笼罩着，显得有些羞涩；透过树丛，一汪湖水仍保持着那碧蓝的本色，水面和细雨相切，充满了诗情画意。

上寨民居堂屋

下寨传统民居

下寨坐落在如同“椅子”的山坳里，由于“椅子”的位置比较低，高于“椅子”的一条石板路正好顺屯墙而下，这条路居高临下，是俯瞰下寨最佳的位置。

我们走出屯门洞10余米，苏东海、约翰·杰斯特龙先生被眼前的石板房屋惊呆了，他们俩同时发出“啊”的感叹声。呈三级阶梯的房顶全部是用石板叠盖而成的，在铅灰色的天底下，这些石板保持了自己的浅黄色的本色，为下寨的屋面增加了光洁度，这种色彩给人以光明和愉悦的感觉，一扫小青瓦屋面乌黑色所带来的晦暗和沉闷。这些大大小小的石板，完全是一种无序状态，石板与石板之间形成了无规则的线条，组成的图案仿佛是一片祖先留下的黄土地。这一片片屋面，又是由镇山布依族村民用他们的双手堆成的一幅“印象派”作品。

我们在村长的引领下顺着石板路下到了第二级台阶，再折向北面的一条狭窄的小石巷，步入了平整的石天井，往右去的那“长五间”木房的第二个“吞口”便是老支书家的堂屋大门。他家门前的石天井是4户人家共有的，呈长方形，那一块块大小不等的石板被岁月磨得很光亮，它们成为镇山村历史的见证物。

老支书班仕强已是“知天命”的人了，他个子不高，长期的躬耕劳作练就了一副铁板一样的身子。他那张脸因经历了风霜的洗礼变成了古铜色，让人感觉到他的诚实和可亲。他头上戴着一顶青色的鸭舌帽，不完全像一个农民，倒像一位工程人员。他现在不是支书了，但人们为了和现任的村支书相区别，很得体地称他为“老支书”，“老支书”成为他的代名词，仿佛从来就没有人叫过他的名字。

他的住房并不宽，一楼一底，下面是堂屋，也兼作客厅和餐厅，堂屋左边是厨房和餐厅。楼上则成了卧室和储藏室。

他家的屋面是用石板来当瓦片盖，但房屋的装板全部是木料，从木板的纹路来看，多是梓木和杉木。每一间的木板壁都被水洗得发白，即使穿着一件雪白的衬衣靠着板壁也一尘不染。客观地说，是旅游业带来的春雨冲刷了沉积在墙壁上的灰垢。

他家的堂屋也有神龛，神龛上摆放着故人的照片。神龛前面放有一张八仙桌，桌边配了四张条凳；用石板铺就的地面也像是用水洗过的一样，干净得发亮。这里毕竟是供奉祖先的地方，所以显得庄重、肃穆。平常有客人来是不能随便进入这里的，即便是自己家的小孩也不能在堂屋里喧闹。

神龛

他家是1995年初第一批被花溪区旅游局挂上“旅游接待户”牌子的人家。镇山开展旅游以来，他家的“农家乐”办得红红火火，回头客多，到“老支书家去吃饭”，成为许多客人的首选，因此堂屋多年不变的陈设被旅游经济所挪动：八仙桌被撤走了，换成了两张圆桌，这样可以多容纳1倍的人。条凳换成了圆凳，搬动灵活方便，人多时还可以加凳子。堂屋左边的餐厅也将中间原有的板壁打通，变成了一个长方形的空间，可以安放两张餐桌。更为灵活的是，如果客人来多时，那宽宽的石天井就派上了用场，安上三五张圆桌也是常有的事。

老支书见我们来到他家，十分激动，脸上即刻泛起了红晕，他一时间显得有点慌乱，先是将我们带进了堂屋，我们还没有坐下来他又带我们从侧门到餐厅，餐厅里烧的铁炉子辐射出来热量，给人以温暖的感觉。铁炉子的桌面很宽，边长约有60厘米，可当餐桌用，同时又可以取暖，在降温的天气家人都喜欢围着火炉吃饭。

我们从上寨到下寨，一直感到冷飕飕的，在老支书家找到了温暖，我们一行都围在火炉边取暖。老支书的妻子端着几杯冒着热气的茶从厨房里走了出来。我来镇山大多数都在她家用餐，但始终不知道她的名字，因为她会唱歌、会编歌，我叫她“歌手”，后来很多来镇山考察的人都称呼她为“歌手”，“歌手”也就成了她的代名词。

听说我们的中餐是安排在她家，她甚是高兴，因为是第一次有外宾和北京的专家来她家吃饭，不但有收入，而且提高了她家“农家乐”在全村的知名度，专家的到来不亚于在电视上做广告，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她今天的穿戴散发出浓浓的布依族服饰文化气息，看她那一身打扮，完全没有必要再到博物馆去看那些穿戴布依族服饰的蜡像模特儿了，因为她比那些模特儿更接地气。她头裹青帕，上装为右衽青布衣，下装为青布长裤，裤脚有挑花，脚穿一双青布花鞋，全身衣着取青色调，给人以清爽朴素去浮华的感觉。她的穿戴中更具艺术魅力的是她拴在胸前的那件围腰，是浅绿色的，其上用丝线绣有一朵刺藜花，粉红色的花瓣在绿叶的衬托下格外鲜艳夺目，它在绽放着，仿佛能嗅到它的芬芳。围腰除一朵刺藜花之外，其他的就是一块浅绿色的布，这在绘画上称为“留白”，这块“留白”像在围腰上化成了一块绿色的草地，像一片春天孕育下的田野。

刺绣品图案

苏东海先生看着那围腰上的刺藜花，不禁感叹这刺绣的精美，并好奇刺藜花图案的来源。

“歌手”不禁笑得很自豪，因为那些刺藜花都是她自己绣的，而且这在本地叫“打样”，就是对着本身存在的事物进行比照刺绣，如路边的刺藜花。

正在刺绣的“歌手”

而在镇山的山上和田边路坎到处都有刺藜花、喇叭花、马鞭梢花、岩瓣花、猫抓刺花……那些花不像是开在野外，倒像是开在“歌手”的心里一样，她穿的衣服也好，裤子也好，围腰也好，手帕也好，她想在上面绣什么样的花都行，这些各式各样的花完全装在她的心里，她从不在衣裤上画图，而是直接挑针走线，一次绣成。

约翰·杰斯特龙先生看见“歌手”绣在围腰上的刺藜花，对“歌手”佩服得五体投地，他那双蓝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那朵鲜艳的刺藜花，他无论如何都想不通在刺绣之前没有画图。因为他认为设计图样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他是一个从工业社会走出来的人，而中国的传统手工制作在他的心里永远是一个谜。

约翰·杰斯特龙先生还提出：他想去野外看看刺藜花。

老支书欣然同意了约翰·杰斯特龙先生的提议，决定午饭后就去。苏先生也兴奋了起来，他也想一起去看，他说他不认识刺藜花，因为刺藜花似乎是云贵两省的“专利”。

“歌手”是一个藏不住也掖不住的人，她的刺绣作品受到了北京和挪威来的专家的赞赏，她感到格外的高兴，她立即到楼上去将她亲手绣的一床垫单拿给大家看，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这是一床有2米长、1.5米宽的青布垫单，为手工土布，色泽青黝，在垫单的中央绣有两朵盛开的刺藜花，花瓣粉红，花蕊橘黄，好像能嗅到花香一样，还绣有两只蜜蜂正在采蜜，仿佛发出嗡嗡的叫声，给人以强烈的动感。苏东海先生拍手叫绝，他表示：与其说它是一床垫单，不如说它是一件刺绣艺术品，实在是太美了。

接着苏东海先生问她刺绣的师承关系，“歌手”回答：我学刺绣从小就没有老师教，也没有拜过师。我的娘家不是在镇山，是在花溪的另一个布依族村寨，我七八岁时跟着妈妈学刺绣，要说老师，妈妈就是老师。因为想冬天的时候也能看到刺藜花，所以“歌手”就将刺藜花绣在围腰上、手帕上、垫单上。

苏东海先生觉得这项手艺非常难得，便想知道现在村里的姑娘们还学不学刺绣。可惜的是，现在在村寨里已经基本没有姑娘学刺绣了，会刺绣的差不多都是40岁以上的妇女。“歌手”为此感到很失望，但尽管如此，她还是很喜欢刺绣，喜欢绣她的刺藜花。

“歌手”还有一项技艺，就是打草鞋。说罢，老支书从家里拿出来一个“草鞋马”，“草鞋马”为木制，其状像一只游在水上的鹅，“鹅”的头部长出两只角来，又活像羊角，“羊角”的功能是挂打草鞋时的两条索。“草鞋马”的造型简洁而又美观。

苏先生希望“歌手”能现场演示打草鞋，“歌手”示意：只能做个样子给你们看，现在的人都不穿草鞋了，都买胶鞋穿，所以很少打草鞋。整个村里也可能只有他们家还有“草鞋马”，因为老支书喜欢穿，所以他家还会打草鞋。

老支书很无奈地道：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完全不喜欢草鞋了，因为怕穿草鞋找不到媳妇。

苏先生打趣道：红军就是穿草鞋走在长征路上的，红色江山也有草鞋的一份功劳，在我们革命博物馆还陈列有红军的草鞋。

接着“歌手”要给我们表演打草鞋。打草鞋之前她已经把麻或棕丝搓成了绳子，并在糯米草上喷了水，用木槌将其捶扁。

她边解说边制作草鞋，首先将一根布带子拴在腰间，将搓好的棕绳一头挂在“草鞋马”的“羊角”上，一头挂在布带的铁钩上，将4根绳子绷得紧紧的，然后将两三根草押进绷紧的棕绳里，两手搓草，编织于4根绷紧的棕绳之间。实际上那绷紧的4根棕绳是经线，而搓好的草绳是纬线，和织布的原理异曲同工。歌手的动作是如此的娴熟、麻利，片刻功夫便将草鞋打了一半。

打草鞋的马凳

苏东海先生高兴之余也显得心事重重，他对我和张永吉所长道：打草鞋和刺绣都属于民间传统工艺，但现在存在着很大的危机。传统工艺的传承受到严峻的挑战，全村会打草鞋的人并不多了，会刺绣的人也不多了，这是一个危机；年轻人不愿学，这又是一个危机。如何保护和传承传统工艺是生态博物馆面临的一个问题。生态博物馆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是保护活态文化，活态文化的保护比静态文化的保护难度大得多，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打草鞋，看似简单，但它是一种手工工艺。我们目前要做的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是用摄像的手段记录打草鞋的全过程，一道工序也不要省下，其中包括种糯谷，即糯稻的稻草作材料，如果没有这个记录，改用粘谷的稻草作材料就打不成草鞋，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另一方面要作文字记录，就是要记录工艺师讲述制作草鞋的过程，这是一种抢救性的工作。我们对民族民间的传统工艺一定要认识到它的重要价值，才能产生自觉的行动，像老支书的夫人——“歌手”的刺绣就很精彩，但可能在村子里很少有人注意到她的工艺，如果不是因为要在镇山建生态博物馆，我们也不会发现“歌手”的刺绣工艺有如此的魅力。生态博物馆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记录，记录的前提是对文化价值的认识问题，就是文化自觉，没有文化自觉，则没有文化的动力。

约翰·杰斯特龙先生更是认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村民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不是要依靠外来的力量来保存他们的文化，是希望外来者要尊重他们的文化，对他们的文化不要带有歧视的眼光。比如语言问题。镇山村民为什么不能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来和访问者进行交流，这也是民族的自尊问题。在挪威，沙米族的语言是通过立法进行保护的。应该说，对村民的尊重就是对他们的文化的尊重。其次是自我尊重，只有做到自我尊重，才能对自己文化价值产生认同，否则文化的保护就不可能持续。

村长又带我们到了湖边，春天“镇山湖”处于枯水期，水位下降了10多米，在湖面的视线之内露出了一道淡黄色的高约10米的水位下线的印迹来，和蓝色的水平面相切，泾渭分明，像是一位画家有意作上的色彩似的。湖水的水面仍显得宽阔，特别是东南方远去的峡谷，水面碧波荡漾，有几只小木船在水中飘荡。

在湖岸边看东南方的半边山，更是巍峨。它好像一尊神，日夜庇护着镇山人民的安宁和幸福，它被春天染绿的身躯倒映在湖水之中，增添了镇山的诗情画意。

湖的对岸是李村，李村的李姓和镇山的班、李姓同宗共祖，班、李二姓始祖的墓就在李村的西南角；在湖岸的东面是一个里许长的石壁，如长龙卧波，和镇山东面的山崖对峙，其下形成了宽约百米的深水峡谷，成为镇山村东面的天然“护城河”。

在石壁与半边山之间有一个山坳，山凹岸边建有小小的抽水房，两棵黑色的水管已裸露在水位线之下。在山坳处隐约可看见吐翠的树梢，那里叫小关苗寨，居住着30多户苗族同胞。小关苗寨是一个自然村寨，属于镇山行政村。小关苗寨和镇山布依村一水之隔，互相往来于小木船之间。

小关苗寨的苗族在语言、服饰、节日庆典等方面和镇山的布依族迥然不同，但他们亲如一家人，历史上流传着“半边山下三岔河跳花场的故事”，无论是苗族正月十二至十四举行的跳花场节日活动，还是布依族举行的“六月六”歌节，镇山的布依族和苗族都同乐于一场。因此，在镇山布依族社区应该包括小关苗寨的苗族文化，这是贵州少数民族居住的特点，即大分散、小聚居和杂居，镇山村是民族杂居的一个缩影。约翰·杰斯特龙先生对此很感兴趣，他认为这种民族杂居反映了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共融。在挪威的少数民族主要是沙米族，约3万人，是挪威的原住民，主要居住在挪威的北部，他们有自己的文化，但和挪威的主体民族日耳曼族没有杂居的情况，这是挪威与中国的不同之处。

草鞋

张永吉所长与苏先生纷纷表示：镇山的布依族和苗族在文化上保持了各自的特色，共融共存，和谐相处，两个民族同过一个节日，这是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化现象。而两种文化“和平共处”是镇山社区文化的特点。

中餐安排在老支书家，因天下起了细雨，所以他家的堂屋变成了餐厅。对于苏东海先生或约翰·杰斯特龙先生来说，被安排在这样的老屋里吃饭可能是第一次。在开展旅游之前，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安排客人在堂屋里吃饭的，因为堂屋是主人家供奉祖先的地方，平常也是不能让人随便进出的。单说堂屋的结构也很特别，二楼不安楼枕、不铺楼板，可以抬头看见檩子和椽皮以及石板瓦，古建筑称之为“彻上露明造”。这种做法是为了避免屋顶构架腐朽，使其长期处在一个通风干燥的环境之中。但在镇山人的思想中，这种“彻上露明造”是使祖宗的神位能通往天界，祖先能到达天国和神仙对话。在汉族民居的堂屋亦然，二楼是不安楼枕和不铺楼板的，其顶是露明的，这是一种观念在建筑上的反映。

苏先生的座位安排在堂屋的正中，因为他已是我们父辈的年纪，是老人。在老支书的心目中一定是有老幼、大小之分的规矩，即便是客人来用餐，也要按这个规矩办。苏先生背靠神龛，面对大门；约翰·杰斯特龙和安来顺先生坐在苏先生的右边，我则坐在他的左边，老支书和苏先生相对而坐，体现了宾主之间的关系；现任支书和村长坐在老支书的左右，这算是镇山村村民对客人的一种礼仪。

前来帮厨的有4个布依族姑娘，她们衣着朴素大方，脸上闪动着青春的美，是近年来开展的旅游活动抹去了她们脸上的几分羞涩和胆小。她们在客人的面前落落大方，使宾主之间的气氛相当和谐，她们给客人上茶之后便转向了厨房。

今天掌勺的是“歌手”，厨房里不时传出来锅勺碗盏的碰响声、笑声、吆喝声，紧接着一位姑娘端出了第一盘菜，很快第二盘、第三盘菜也上了桌，不到一刻钟的功夫，桌上摆满了菜。这些菜不是宾馆里大厨师傅做的菜，是农家风味的小菜。虽然是农家小菜，不过上菜也有次序，先上四个“冷盘”（凉拌菜）：凉拌折耳根、凉拌豆豉、凉拌狗牙瓣、凉拌野葱；后上油炸菜：油炸花生米、油炸洋芋片、油炸阴辣椒、油炸干鱼；再上四个蒸菜：盐菜肉、小米扣肉、血豆腐、腌腊肉；又是四盘炒菜：糟辣白菜、炒辣子鸡、豆豉炒回锅肉、青椒炒瘦肉丝；最后上两个汤菜：水煮南瓜、酸菜小豆汤。菜上齐了，满满一桌，香味扑鼻。

姑娘们非常礼貌地将每人面前的酒杯斟满了棕黄色的米酒，大家也有几分饿了，但在老支书未发话之前，谁也不好意思先动筷子。苏先生非常尊重主人家的请客礼仪，餐桌上出现了片刻的清静，这种清静似乎有些庄重。就在此刻，但见“歌手”拿着一杯酒，满面堆笑地向我们走来，和老支书并肩而立，这一对老夫妻是要一同来敬酒。

老支书说，我们农村人不会说话，我们夫妻俩用唱歌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客人的心情。话毕，餐桌上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老支书干咳了一下，像是在清嗓音，这时“歌手”和他的眼睛对视了一下，老支书用筷子在酒杯里蘸了三次酒，将酒点洒在地上，然后齐声唱道：

“歌手”的歌声像山间的清泉喷涌而出，是那样的清脆响亮，把老支书的嗓音几乎淹没了。歌毕，夫妻二人举起酒杯向大家敬酒，大家都站了起来，同样举着酒杯，在老支书“干杯”的吆喝声中，一饮而尽，不胜酒力的苏先生也全喝了下去。这是甜在客人心里的一杯米酒，也是老支书夫妇装在酒杯里的一腔真情。

然后，老支书夫妇又斟上一满杯酒，一同来到了苏东海先生的面前，他们给苏先生倒酒，又唱道：

这是“歌手”即兴作词，随口唱来，第一遍是用布依语唱的，我只听懂了“北京”二字，其他的歌词一句也听不懂，大家也不知所以然。当第二遍用汉话唱完后，餐桌上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笑声。苏先生激动不已，脸上顿时泛起了红晕，他将一杯满凼凼的酒一口喝了下去。

老支书夫妇再在酒杯里斟满酒，走到约翰·杰斯特龙先生面前，准备向他敬酒。他慌忙站起来和老支书夫妇亲热地握手，然后恭敬地站着，那双蓝色的眼睛不时打量着老支书夫妇俩，不时又看向大家，他显得有些激动。老支书照样在他的酒杯里斟满了酒，然后对着他唱道：

翻译毕，约翰·杰斯特龙先生兴奋不已，他一饮而尽，和老支书热烈拥抱。然后他要求老支书将酒壶交给他，他拿过酒壶，给老支书夫妇斟满了酒，看了看安先生，意思是他要讲话，安先生明白他的意思，便和他并肩而立。

约翰·杰斯特龙先生下巴上那浓浓的黄胡须在微微颤抖，他仍然有些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说：“我要诚挚地感谢中国博物馆学会的苏东海先生，是他给我提供了来镇山的机会，这是我一生中都难忘的一次中国之行。我想向大家声明一点，尽管我很希望成为中国文化当中的一部分，能够融入中国文化当中，但是我毕竟还是来自另一个国家，来自另一种文化背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还是一个外来者。我非常遗憾的是，在这样的场合我不能用贵国的语言来表达我对镇山村民、对老支书一家的感激之情。尽管如此，我还是要用我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我的心情。镇山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它特殊的地理环境孕育了镇山的文化，镇山有取之不尽的石头资源，有取之不尽的水资源。勤劳智慧的镇山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建起了自己美丽的家园——一个石头建筑的世界，这就是镇山引以为豪的建筑文化，这样的建筑文化又使我联想到挪威也有石头建筑，也有用石板当瓦盖的木房，虽然相隔万里之遥，但在建筑文化上却如此的相同。我不得不说，正如老支书夫妇在歌词里唱到的一样，是我和镇山结下了情缘。其次是镇山的水，镇山三面环水，山水相连，不论是往东南方向去的峡谷水湾，还是西面的半岛，和挪威的峡谷海湾是那么的相似，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和镇山也结下了情缘。镇山的文化是一种复合体，是汉族和布依族文化的融合，是布依族和苗族文化的共存，而且这些文化都植根于本土之中，就像镇山湖那样清澈，保留着本民族文化的个性。我作为一个外来者，不但看到了镇山的石头建筑文化，还看到了镇山的手工工艺，精美的刺绣，来自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这是真正的艺术。还有我品尝到了镇山的饮食，老支书的妻子是一个高级厨师，可惜挪威没有这样的厨师。饮食也是文化，这些文化和艺术都属于镇山人民。镇山人民应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和自豪，越是自豪的民族越受到别人的尊重！我祝镇山人民生活幸福，镇山的未来更加美好，为我和镇山人民的情缘和友谊干杯。”

说毕，大家一饮而尽，在老支书的堂屋里，回荡着宾主们欢乐的笑声。

镇山村民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