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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贵定宗教文化格局及其特征
所属图书：《阳宝山文化研究》 出版日期：2017-10-01文章字数：10468字

论贵定宗教文化格局及其特征

贵定县地理位置处“黔中之喉”，少数民族人口占有较大比例；受明代之“调北征南”、“调北填南”诸国家行动的影响，该地区汇聚着数目巨大的移民人口。加之以阳宝山为代表的宗教文化圣地的出现，让此区域之宗教呈现出多元宗教共生并存的状态。考察贵定之宗教格局，探究其宗教文化的特点，有助于深入探究该地区的社会文化心理，助推社会事务诸元的理性思考。

一、多元宗教文化并存

1.人为宗教信仰广泛

明清以来，佛教在贵定境内广为流布，信仰广泛，且佛寺庵堂遍布城镇与乡野。明朝万历年间，新添卫辖区内共有佛教寺院庵堂4所。“兴福寺，卫北门外，永乐三年建，景云福寺晨钟即此……金山寺，卫西门外半里。观音阁，卫南门内。宝山寺，卫北十五里高山之上，近有僧白云募建千佛殿于寺后。左一里许，四山环绕盘拱，真一方胜概。” [1] 清代贵定县境内佛教寺院庵堂载之史册者亦有5所。“阳宝山，在贵定县北，前后两寺，为一方胜景。南山寺，在贵定县，明初建。报恩寺，在贵定县城北。兴福寺，在贵定县。” [2] 清代还曾重建牟珠洞、城南南山寺。 [3] 解放初期，贵定县历史遗留的佛教寺庵24座。 [4]

上述佛教寺院庵堂或因名山胜景而蜚声中外，典型者如阳宝山佛寺群落、牟珠洞佛教圣地，其修建之初当是为奇山逸景所吸引，此山此水又因佛教之兴盛而声名远播。《明一统志》载：“阳宝山寺在新添卫北十里，山高可百余丈，树木森密，殿阁崔嵬，诸峰环向远者如拱卫，近者如俯如揖，登其上诸峰皆在几席下也。山常有青翠，称黔东之胜。” [5] 林则徐《滇游日记》记阳宝山胜景：“有瀑布数丈悬壁间，山石莹白，名以宝，殆不虚也。” [6] 《清一统志》载：“牟珠洞（有寺）……洞中周如华盖，石乳滴成岩窦，奇胜难名。前有小洞，水声远震，吼若轰雷，名曰‘雷鸣洞’。” [7] 《黔语》：牟珠洞“口仅旬丈，中极庨豁，有佛宇像设前。一天然石柱耸天关陷地轴四无因依，其色黝然，其光油然，以手抚之，滑润如玉。寺僧爇竹炬导入深处，壁上石凹凸万状，巧如镂画，龙虎狮象、钟鼓云云。则僧以名指示客者，跬步皆嵚崎。” [8]

更有因真切的宗教需求而于艰难险阻中创建的佛寺庵堂，如威远营古城堡中的佛寺。贵定巩固乡牛磐石山上的威远营，于咸丰三年（1853）年为当地团首吴大椿修建，占地百余亩。当时周围村寨人民为避反乱，常聚集营中居住。虽然条件艰苦，但强烈的宗教需求依然促使建设者在营盘中建有忠烈祠、观音庙。 [9]

道教信仰在贵定境内亦是较为重要的宗教形态，但此种宗教信仰更多的是泛化在诸种民间信仰之中。正是因为佛、道教尤其是道教被民间信仰文化广泛吸纳，因此在贵定境内形成了诸多与道教和民间信仰相关的古建筑。例如，民国时期，贵定县城的祠坛庙宇就有“关帝庙，在城内西北隅，嗣经城绅于正殿增岳忠武神位，并设祀享诸先忠烈于两庑，更为关岳庙。城隍庙，在城内东隅，清康熙时建。文昌庙，在城内东北隅，清道光时建。万寿宫，在城内东大街。五显庙，在城内西大街。后稷庙，在城东门上。炎帝庙，在城西门上，右院为清官祠。高贞观，在城北门内，为邑人捐建，院宇高爽，甚□□□。” [10] 此外，旧治有城隍庙、文庙、忠烈宫、财神庙，平伐场有寿福寺、城隍庙、龙王庙等，新场有黑神庙、康神庙等。一些较大的乡寨也建有规模不大的庙宇。 [11] 据统计，建国初期贵定境内的道教宫观共有20所。 [12] 较有名者包括兴建于明代的莲花寺（城关镇南阳宝山）、城隍庙（城关镇东隅），以及兴建于清代的奎星阁（鳌鱼山）、文昌阁（王寨坝）。 [13]

2.民间信仰炽盛

台湾学者潘朝阳认为，通过追究民间信仰神祇的性质，民俗宗教神祇可划分为圣贤型神祇、乡土型神祇、自然型神祇、鬼灵型神祇、神仙型神祇、神话型神祇、技艺型神祇和杂类型神祇八种类型。 [14] 这些民间信仰神祇之类型在贵定境内的民间信仰文化中，同样具有较为完整的神灵谱系。

贵定境内的圣贤型神祇包括文庙、关帝庙、武庙、阳明先生祠（附以乡先生史谠、李讲、王新民、孙天民、王政义、周肇岐，及知县甘立言、周吕鑫）。 [15]

乡土型神祇包括王镇抚祠（祀明指挥使王玺，以修城功云）、郭公祠（祀明巡抚郭子章）、张李二公祠（祀明总兵张彦芳、推官李若楠，俱有歼苗捍御功。）、白公祠（祀千户白尚文）、李公祠（祀知县李从纲）、鲁公祠（祀知县鲁朝聘）、三公祠（祀知县樊希棣及松桃副将、升陕西延绥总兵汪柱元、阵亡知州熊锡龄，汪、熊为贵定人）、刘公祠（祀副将刘瑞祥）、 [16] 清官祠、康太保祠、昭忠祠、节孝祠。

自然型神祇包括太阳阁、仓圣祠、牛王庙。

神仙型神祇包括社稷坛、先农坛、城隍庙、文昌庙、后稷庙、炎帝庙、旌阳祠（万寿宫别称，祀许真君）、川主庙、三圣宫、三官庙、三官阁、祖师庙（真武庙别称）、真武庙、财神庙、五显庙、魁星阁。

杂类型神祇包括中央庙、旗纛庙。

单就贵定旧县治所在地旧治镇，城内之宗教文化景观素有“四大庙，八大阁”之称。也即曾经兴建有黑神庙、大庙、城隍庙、关帝庙四大庙和牛王阁、梓潼阁、新阁、财神阁、玉皇阁、文昌阁、龙王阁、中阳阁八大阁。足见贵定民间信仰文化底蕴深厚，由来已久。

3.民族传统宗教依然传承

贵定县乃多民族共同生活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有极大比例，其中尤以苗族、布依族为少数民族之主体。贵定各少数民族均有自己的传统宗教信仰，迥异于汉民族的宗教文化。《黔南识略》载：贵定“县属汉苗错处，苗户九百四十有奇，男妇七千一百六十余名口……苗有青苗、花苗、仲家、仡佬，与各处同。别有苗在平伐者曰平伐苗，花衣短裙，妇人桶裙，绾髻，祭鬼杀牲，葬以木槽，性喜斗。又平伐有瑶人，自粤西迁来、男女衣青，勤耕种，采药行医，俗尚朴厚。又有蛮人，性犷戾，以丑戌为场期，散处山谷，勤耕作，服色多青蓝，葬不用棺，余与花苗同。又木佬有金、黎、王等姓，衣服言语与汉人略同，知同姓不婚，遇亲丧，长子居守，七七日期满乃敢出，名曰放鬼。如贫不能守，必以次子或长孙代为之守。性尚醇谨。是苗之犷悍醇良，亦各以其类也。” [17] 《贵阳府志》载：“青苗……在贵定者，居安比、菜苗、甲苏、米孔、阿那诸寨……丧葬、结姻，俱以牛为礼。病不服药，惟祈鬼信巫。” [18] 乾隆《贵州通志》载：“（花苗）在贵定者亦与汉人零里杂处，居甲惹，摆朗、摆金、摆阿等寨……丧则以死者衣服向屋角呼之曰复。男子力耕，妇人织麻为业。”“遇丧则屠牛召戚，远近名携酒肉以赙。葬无棺敛，死者手足而瘗之。卜地以鸡子掷地，不破者为吉。病则祈祷宰牲磔鸡，听命于巫师，往往破家终不悔悟。其性憨而畏法，其俗陋而力勤。” [19]

贵定苗族之传统宗教持万物有灵观念，崇拜祖先和自然，凡事都与神鬼相联系，受其支配和影响。认为可以通过对神鬼的祭祀、祈请或驱遣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吃牯脏、扫火星、打保寨是其重要的民族传统宗教信仰形态。此外，每遇水旱灾荒，也要举行规模较大的祭祀活动。

贵定布依族同样坚守着自己的传统宗教信仰，《黔游记》载：“新添卫之仲家，男女衣青黑衣，以十二月为岁首，通汉人文字，如卜算。死亡不变服，邻里皆素食，不禁鱼虾，祭以枯鱼哀戚颇至。” [20] 贵定布依族传统宗教摩教，相信天上有很多种神，地上有多种鬼；神都善良，普遍崇拜；鬼都凶恶，普遍憎恨。凡遇天灾人祸，则请摩公杀鸡、杀牛送鬼，或打替生消灾免难。 [21]

二、多元宗教文化格局之成因

1.信仰需求旺盛

历史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低下，贵定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水平不高。尤其是地处高原，自然灾害频发，整个社会面的文化程度极低，在普遍的天灾人祸面前，社会大众不得不转向各种宗教信仰寻求精神支持。因此，贵定县境内出现多元宗教文化并存的现象乃历史之必然。“本县过去，根本无卫生设施之可言，人民对于卫生，平时既不讲究，一经患病，事后又无法治疗，以此死亡率非常之高。人民体魄，除苗民较好外，大都瘦弱不堪。此县由于深中鸦片之毒。” [22] 所以，康熙《贵州通志》中的文献资料亦反映出阳宝山佛教信仰的盛况：“有祠，前祀真武，后祀佛……屡著灵异，来朝者众，遂为名山。” [23]

贵定地处黔中，水涝年代，低洼地方淹没受灾严重；天旱时节，高阜之区则出现歉收乃至绝收。横贯贵定南北流入乌江的瓮城河，每遇雨季山洪暴发时，在瓮城桥一带，灾情就经常发生。附近居民，无不胆战心惊。民国十九年（1930）大水，瓮城桥老街住房多被洪水冲走，仅剩三家。这年水灾，全县受害的地方也不少。以前贵定城乡民房多是木房、草房，民间又习惯冬季围炉取暖，稍有不慎，即生火灾。加之曾经的刀耕火种生产方式，亦常常引发火灾。 [24] 这些天灾人祸，在得不到根本性遏制的情况下，民间社会即自然转向宗教文化寻求解决方案，从而让贵定民间信仰具有广泛的信仰基础。

当然，一些知名的寺观庵堂亦主动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参与慈善救助，则进一步扩大了宗教的社会影响，亦从另一角度满足了信众的信仰需求。例如，民国十九年（1930）阳宝山佛寺拥有僧众百人，米谷500担以上，并有直辖脚庙南山寺、牟珠洞、高僧观、城隍庙、火神庙、金山寺等处，各庙香火旺盛。住持灵法和尚于民国二十年（1931），发起成立贵定县佛教会，设会址于县城东门口之太平寺内，灵法负责常务理事。两湖会馆住持觉参，南山寺住持悟兴，高僧观住持奎严任理事。民国二十一年（1932）佛教会集资兴办小学于太平寺，入学者多为贫民子弟，一律免收学费，并供给教科书本及笔墨纸张，及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因经费无着停办。 [25]

贵定城里的会馆多与寺观庵堂合一，都置有产业，最富裕者是万寿宫（江西会馆）和禹王宫（两湖会馆），当地曾有“江西会馆的房子，两湖会馆的谷子”之谚。1932年，贵定兴学培养人才之风兴起，江西会馆首先办起了章赣小学，接着两湖会馆开办楚材小学。 [26]

寺观庵堂举办的公益性社会慈善项目，在扩大各自的宗教影响的同时，无疑会更为深切地感染信众，让其信仰心理得到切实可信的合理化证明，自然而然，也就会吸引更多的信众参与其中。

2.多民族杂居共处

贵定县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县，“本县苗夷人口约占全县人口百分之五十五。” [27] “本县汉苗杂处，汉民多由江西、两湖、安徽、江浙闽粤各省迁移而来。亦有因历次平定苗乱之军官定住于此地者。元明以后，移殖日繁，或以作官，或因工商，家于□□，与日俱增，因此当地苗家恒称汉民为客家。苗夷又分为□家（即夷人）、土家（又名狆家）、花苗、黑苗、白苗、□头苗、甩裙苗、海爬苗、纠纠苗、□□苗诸类。” [28]

《黔南职方纪略》载：贵定县“归流日久，汉多于苗……统计买当佃种苗产客民八百二十八户，贸易、手艺、佣工并无苗产客民二百八十一户，住居场市买当苗产不填丁口客民二十八户，共客民一千一百三十七户。” [29] 明代贵定驻屯官兵多来自江南各地，最早的是宋、安等姓，以后是刘、史等姓。此段移民历史亦反映在县城之地名、街名上，当地即有“刘半街（指解放南路）、史半城（指史家城）”之说。至今县城街道依然保留着以姓氏命名的历史痕迹：姚家巷、赵家院、杨家湾、柳家湾、宣家巷、黄家院、王家巷、史家城、徐家湾、丁家巷、路家坡、彭家院、邓家院等。城郊山地亦有刘家山、丁家冲、胡家坡、唐家寨、史家山、马家坡、姚家高坡、吴家坡、宋家寨、宣家坪、朱家坡等。 [30]

因驻屯军民乡土观念浓厚，同乡异地团聚，开始兴建会馆。这些会馆则多带有厚重的宗教文化氛围，乃至有的会馆干脆就是与坛庙寺观合一，展示出浓浓的宗教情结。例如，江南会馆的旧馆即是兴福寺所在地，新馆则又是与报恩寺合一。当年修建兴福寺（江南会馆旧馆）时，有三十六姓、七十二家参与集资。之后，又有一批江南人溯江来贵定，据说他们途遇风浪，船将沉没，突来一红脸大汉，挺立江中，力挽狂澜，全船庆得重生。入黔后，这批江南人认为红脸救命者乃关圣大帝，为感恩报德，复在北门外新建报恩寺，塑关圣像，故称之为江南会馆新馆。 [31]

这充分说明，明清时期的移民入黔，亦是促成贵定多元宗教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贵定的其他外省籍移民所修建的会馆，同样是与宗教信仰之祠宇坛庙合一。例如，闽越籍人士在县城东街修建天后宫，称闽粤会馆；湖南、湖北籍人士兴建禹王宫，称两湖会馆；赣籍人士则先在东街修万寿宫，称江西会馆，后又在北街另修万寿宫；川籍客居者则在南横街建立川主庙，称四川会馆。 [32]

3.地理位置居交通枢纽

贵定位于贵州省中部，为湘黔、黔桂之间的交通要冲，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康熙二十六年，罢新添卫，并其地于贵定……移贵定县于卫所，建筑石城，坚峻雄阔，颇占形胜，即今贵定县城是，旧治城仍存，乃都匀、古州必经之地。雍正乾隆间，贵州巡抚张广泗迭次征服古州生苗，皆由贵阳取道旧县，军事较为便利云。” [33]

贵定县的地理位置，乃明代扩建加固的滇黔通湖广达京师主驿道的必经地。“右通云贵，左达湖湘，南抵广西，北临蜀界。” [34] 也就是说至粤西驿道、古州驿道、定番州驿道等重要驿道也必经贵定，故素有“黔之喉”之称。

沿这些古驿道形成的大量军屯、民屯、商屯、历代先后有大批汉人从中原、江南不断移入，加之当时土司、流官多崇佛兴寺，士民亦响幕成风。 [35]

三、宗教文化的区位特征

1.反映农耕社会诉求

历史时期，贵定县属于典型的农耕社区，农事生产的社会诉求亦多反映在该地宗教文化之中。云雾山寿福寺是佛道二教圣地，每隔二三年，当地民众就会集香钱请道士，于正月初八至十五在寺内打清醮，敬天神，玩龙灯，以祈神佛保佑地方百姓昌吉平安，农事顺利。 [36]

音寨观音寺始建于洪武年间，后因兵燹毁于咸同年间。相传观音菩萨云游天下时来到该寨，见百姓正受疫病折磨，于是大发慈悲心，施灵丹妙药疗疾，并教化寨民当行善积德。疫病之后，为感恩观音菩萨，该寨改称观音寨（今音寨），所依之山取名观音山，并在山上修建观音禅院供奉观音菩萨，该寺即成为有名的观音菩萨道场，音寨也被誉为观音庇佑的村寨。此种信仰神话，实则反映出贵定地区农业社会在缺医少药的时空环境中，希冀依托宗教力量驱疫逐疾的现实诉求。

贵定农业社会在靠天吃饭的传统时代，农业生产的丰歉直接关系到民众的生存。因此，获取较为稳定的粮食丰收则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诉求，而此种心理则最典型地体现在当地无处不在的各民族均必须举行的土地祭祀中。几乎所有汉族居住的村口，都立有几块石头，再用石板或瓦盖一座小房，即土地庙。每年除夕夜、六月六、七月半，村寨中的民众都要拿着鸡或刀头肉，到土地庙前焚香蜡纸钱，祭供土地神，以求农事顺利，获得丰收。在该县的苗族村寨，土地庙筑在寨子路口，一般有几个路口就立几个土地庙，所谓：“千里来龙赶不上当方土地”、“土地公不开口，野猫不敢进寨咬鸡狗”。因此，逢年过节要到土地庙门前烧香、纸、烛，杀鸡宰鸭敬供，祈祷土地神保佑村寨安全。 [37] 贵定布依族亦会在山丫口和寨脚设土地庙，每逢春节、三月三、六月六要摆酒肉，烧香纸祭供祈祷.祈求神灵保佑家人和村寨人畜庆吉平安，五谷丰登。 [38]

2.重视文庙祭祀

贵定县历代科举考试成绩斐然，可以说是难得一见的科举文化昌明之区。“贵定由新添卫改县治，卫戍屯垦多由湘楚迁移而来。风俗勤俭，不尚奢靡……文化开幕较早，代有达人。明初滇黔合闱，嘉靖十四年黔与滇分闱，百数十年，黔士有中额而未入词馆。至万历二十六年戊戌会试，丘禾实以新添举人中式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官至左庶子……黔抚郭子章谓黔士入词馆与名宿颉颃艺苑者自丘登之始。（禾实字登之）自后，楷模后进，具有典型。清乾隆中，王正义以五经中式进士，入翰林筵……咸同间，屡经兵燹，文风稍降，然就学省门间途匪远。自改书院为学堂，戴朱诸君就学东瀛，先于他县。士习有所观摩，咸知奋起。” [39]

据万历《贵州通志》、民国《贵定县志稿》统计，明代科举考试中贵定县籍读书人考取文进士3名，武进士5名；文举36名，武举5名；岁贡生80名。 [40] 在清代的科举考试中贵定籍读书人考取文进士7名，武进士2名；文举61名（含恩赐2名），武举35名。 [41] 对于文化相对落后的高原山地环境而言，明清时代贵定县的科举考试成绩是比较突出的。取得如此的成就，也充分说明当地人对科举考试的重视程度极高，此种状况亦会凸显在当地文庙祀孔的信仰文化形态之中。

首先，官方极为重视文庙系列祀孔建筑物群落的修建，且被地方要员视为重要的政治实践行为。“儒学旧在卫西，宣德八年副使李睿建，成化十八年指挥使陈琳、训导周凤改建今址，嘉靖三十一年副使赵之屛重修。明伦堂，文庙后。博文、约礼二斋，堂左右。敬一亭，明伦堂后。道义门、儒学门、先师庙，明伦堂前。东西两庑、戟门、泮池、檑星门俱万历二十四年推官李正重建。启圣祠，敬一亭左。名宦祠、乡贤祠俱儒学内。” [42] 看得出，在官方修建的儒学建筑群中，有关尊孔祀孔，以及供奉先贤名宦的祭祀类建筑物均被高度重视，成为必备的建设项目。

此外，亦有社会名流贤达倡议募集资金，或独立捐建文庙、文昌宫的行为。“文庙在县城内北隅，规制宏敞，乾隆十二年邑庠生周肇岐独力捐建，乡贤徐进有记……文昌庙，在城内东北隅，嘉庆、道光中邑人捐赀修建。” [43] 社会人士尤其是已经获取功名者参与其事的真实想法，同样是一种与科举功名相关联的宗教信仰式表达，他们希望通过修建祀孔祭神建筑物的方式，感动意想中的神灵，护佑贵定一方士子科场精进，获取功名。“圣人之灵矣！将来吾党之人文必由此而益盛。” [44]

3.宗教交融明显

贵定地区的多元宗教文化并存之中，亦显现出彼此交融的痕迹，尤其是民间信仰广泛吸纳其他宗教文化的情形最为突出。宗教交融首先体现同一宗教建筑物中，容纳、供奉不同宗教神灵的现象中。“南山寺在城内南街，前殿祀龙神。” [45] 云雾山寿福寺建于清道光年间，佛殿内塑有大佛、孙武子、赵公元帅、苗王等神像。佛殿前檐下大型精钻木雕长10余米，宽0.5米，雕塑有春秋时期帝王和孙武指挥作战的旌旗、将帅、兵马战场情景。 [46] 云雾山佛寿寺虽为佛教寺院，却最大限度地容纳了儒、道、民间宗教以及少数民族传统宗教的神灵，供奉的神灵谱系极为庞大，最为典型地反映出该地区宗教交融与宗教和谐的场景。

贵定地区的宗教和谐还反映在同一宗教文化圣地，容纳多元宗教形态的现象中。康熙《贵州通志》：阳宝山“有祠，前祀真武，后祀佛。” [47] 佛教圣地阳宝山前山即莲花山建有莲花寺，后山即飞凤山建有飞凤寺。莲花寺由关帝宫、真武殿、观音殿、韦陀台、大殿、玉皇阁、静室、厢房等砖木结构的建筑组成。韦陀台位在进大门后，真武殿、关帝宫位于韦陀台两侧。玉皇阁位于大殿后，从大佛背面走出。沿上数级石坎，就可登上玉皇阁。此阁高三层，最上层供玉皇塑像。 [48] 万历二十四年（1596）山僧白云建莲花寺时，也在飞凤山建大佛殿、云池殿，山后有神仙洞，相传为白云僧藏修处，犹有丹灶遗迹。 [49] 因此，阳宝山虽为佛教名山，实则也是佛道并举，佛道和谐之区。

宗教交融亦体现在人为宗教吸纳当地民间俗神的倾向中。贵州宫观供奉的神系庞大，同时又不断吸收民间俗神。因此，贵定宫观中的神像以道教诸神为主，间有佛像、民间供奉的地方神祇及历史人物，是一个体现宗教融合的综合性神系。

据明《弘治图经·贵州新添志》（卷十一）载：贵定城隍庙“在卫治东，洪武二十五年（1392）建。”距今已有600年的历史。城隍庙正殿后门有一幅石刻对联：“规模继创承先远，佛刹宏开启后长。” [50] 联中之义即是一种宗教融合的价值取向，其大殿系单檐硬山顶式建筑，采用抬梁式结构，青瓦屋面，布局为四合院式，亦集中体现了元明时期建筑方式与民族边远地区结合的建筑特点，仿竹装饰尤具浓厚的地方民族特色，是贵州竹文化的传世之作，也是黔中地区历史文化的典型代表。 [51] 此外，贵定平伐寿福寺建于清道光年间，其阁楼系二重檐歇山顶，四角飞檐，亦呈现地方民族色彩。 [52]

[1] （明）王耒贤、许一德：《贵州通志·新添卫·寺观》卷十二，书目文献出版社据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万历二十五年刻本影印，1991年版，第258页。

[2] （清）鄂尔泰修、靖道谟：《贵州通志·寺观》卷之十，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3]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宗教志》，贵州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

[4] 贵州省贵定县史志编纂委员会：《贵定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

[5]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古籍整理委员会：《贵州通志·金石志·古迹志·秩祀志》，贵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2页。

[6]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古籍整理委员会：《贵州通志·金石志·古迹志·秩祀志》，贵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2页。

[7]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古籍整理委员会：《贵州通志·金石志·古迹志·秩祀志》，贵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2页。

[8]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古籍整理委员会：《贵州通志·金石志·古迹志·秩祀志》，贵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2页。

[9] 赵启华、吴若丁、史迪义：《黔中佳地贵定》，贵州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

[10] 徐实圃：《贵定一览·祠坛庙宇》，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据民国十六年铅印本影印1974年版，第33页。

[11] 贵州省贵定县史志编纂委员会：《贵定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2页。

[12] 贵州省贵定县史志编纂委员会：《贵定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

[13]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宗教志》，贵州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页。

[14] 潘朝阳：《台湾汉人通俗宗教的空间与环境诠释》，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15]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古籍整理委员会：《贵州通志·金石志·古迹志·秩祀志》，贵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74页。

[16]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古籍整理委员会：《贵州通志·金石志·古迹志·秩祀志》，贵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02—403页。

[17] 杜文铎等：《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

[18]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贵州通志·土司·土民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4页。

[19]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贵州通志·土司·土民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页。

[20]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贵州通志·土司·土民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3页。

[21]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史志编纂委员会：《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民族志》，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

[22] 徐实圃：《贵定一览·民政》，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据民国十六年铅印本影印1974年版，第60页。

[23]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古籍整理委员会：《贵州通志·金石志·古迹志·秩祀志》，贵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2页。

[2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定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贵定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5年版，第115—117页。

[25] 贵州省贵定县史志编纂委员会：《贵定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0页。

[26] 胡斌：《解放前贵定城里的几个会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定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定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82年版，第46页。

[27] （民国）徐实圃：《贵定一览·民政》，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据民国十六年铅印本影印1974年版，第59页。

[28] （民国）徐实圃：《贵定一览·人口类别及其生活习惯》，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据民国十六年铅印本影印，1974年版，第39页。

[29] 杜文铎等：《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0页。

[30] 胡斌：《解放前贵定城里的几个会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定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定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82年版，第44页。

[31] 胡斌：《解放前贵定城里的几个会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定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定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82年版，第45页。

[32] 胡斌：《解放前贵定城里的几个会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定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定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82年版，第45页。

[33] （民国）贵定县采访处：《贵定县志稿·贵定建制沿革考》，1964年贵州省图书馆油印复制本，第6页。

[34] （明）王耒贤、许一德：《贵州通志·新添卫·寺观》卷十二，书目文献出版社据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万历二十五年刻本影印，1991年版，第248页。

[35] 贵定县委宣传部：《佛教名山——贵定阳宝山史略》，多彩贵州网（http：//wsgz.gog.cn/system/2016/08/26/015093635.shtml），2016-08-26。

[36] 赵启华、吴若丁、史迪义：《黔中佳地贵定》，贵州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页。

[37] 贵定县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定县史志办公室：《贵定县民族志》，贵州煤田地质局地测大队印刷厂1992年印刷，第68页。

[38] 贵定县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定县史志办公室：《贵定县民族志》，贵州煤田地质局地测大队印刷厂1992年印刷，第41页。

[39] （民国）贵定县采访处：《贵定县志稿·贵定风俗气候》，1964年贵州省图书馆油印复制本，第40页。

[40] （明）王耒贤、许一德：《贵州通志·新添卫·寺观》卷十二，书目文献出版社据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万历二十五年刻本影印1991年版，第255—256页。

[41] （民国）贵定县采访处：《贵定县志稿·贵定历代选举》，1964年贵州省图书馆油印复制本，第34—38页。

[42] （明）王耒贤、许一德：《贵州通志·新添卫·寺观》卷十二，书目文献出版社据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万历二十五年刻本影印1991年版，第251页。

[43] （民国）贵定县采访处：《贵定县志稿·坛庙祠宇寺观》，1964年贵州省图书馆油印复制本，第14页。

[44] （民国）贵定县采访处：《贵定县志稿·坛庙祠宇寺观》，1964年贵州省图书馆油印复制本，第14页。

[45] （民国）徐实圃：《贵定一览·祠坛庙宇》，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据民国十六年铅印本影印1974年版，第33页。

[46] 赵启华、吴若丁、史迪义：《黔中佳地贵定》，贵州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页。

[47]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古籍整理委员会：《贵州通志·金石志·古迹志·秩祀志》，贵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2页。

[48] 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贵定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第109—110页。

[49] 姚忠：《阳宝山》，贵州省文管会、贵州省文化局《贵州文物志稿（第一辑）》，1982年印刷，第37页。

[50] 赵启华、吴若丁、史迪义：《黔中佳地贵定》，贵州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

[51] 赵启华、吴若丁、史迪义：《黔中佳地贵定》，贵州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90页。

[52]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史志编纂委员会：《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文物名胜志》，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阳宝山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