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忠芬 与歌有约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中国民主同盟成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原贵州省歌舞团一级演员。

我很幸运，因为我的职业正是我的爱好。工作的品质要求，亦是我自觉追求的目标。

我很欣慰，年逾古稀，与歌相伴历经半个世纪，不离不弃，依然情深意切。时过境迁，往事历历在目。年轻时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说过一段话：“……回首往事，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我把这句话当作歌词，这首歌我唱了一辈子。

一

1944年秋天我出生在贵州兴义的古镇鲁屯。父亲是小学教员，母亲务农。我从小便学着帮家里干农活，十五六岁正应当上中学的时候参加了工作。此后二十年可用一个字概括——“忙”。直到步入中年，才有学习的精力和时间。孩子出去上大学，我们在家也上学，有人笑我们是老两口学文化。领导支持，单位出资（学费和书籍资料等费用），我考入“中国函授音乐学院”学习，这是由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赵枫和中国音协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李凌开办的规范的函授学院。学习三年多，经考试合格获得了专科毕业证书，还参加了十分严格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取得了哲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等五个专业的合格证。进修考试并不全是为了学历，而是因为自己从事声乐教学，需要充实自己。

我无奖牌示人，因我与比赛无缘。在我的演唱广受欢迎，好评如潮的年月，没遇到什么专业比赛；在我战胜了挫折，重展歌喉时，又超过了比赛的年龄。我1959年参加贵州省独唱独奏会演后，被调进了省歌舞团，由此得到这份自己喜爱的工作。我很努力，吃苦耐劳，服从安排，不讲条件。1961年省歌舞团音乐舞蹈晚会上，我首次登台演唱了《北风吹》《数九寒天下大雪》等歌剧选曲，观众一再要求我返场再唱，省电台也现场录音播放实况。我爱唱，登台就兴奋；观众要我唱，因为觉得好听；演出需要有反响热烈的节目；掌声能激发演唱者和欣赏者的情绪，掀起满场热烈的气氛而达到晚会演出的高潮。这几项因素的有机结合，也可说是“需”与“求”的“两相情愿”，使我的演唱一发而不可收。我唱遍了贵阳能进行音乐演出的所有剧场——人民剧场、河滨剧场、花溪公园里的剧场、金桥饭店楼上的剧场、京川评越曲艺各团所属的剧场、省府礼堂、省军区大礼堂以及大学、工厂、各单位里的会场、礼堂。我在省内四十多个市县的剧场登台；我作为省慰问团的成员，唱遍了川黔铁路在贵州境内的几十个桥梁涵洞工地和车站货场；我送歌到厂矿，演出过的工矿企业数量多到难以计数；我送歌到部队驻地，在“十三公里”“马家桥”等驻地为战士们演唱；我送歌到农村，演出过的村寨更是多得记不住名字。作为一名年轻的独唱演员，我演唱的场次很快就超过了千次。

我历年参加排演的歌剧，大大小小共十余部。其中，我担任主角的有五部。1961年，省歌舞团在贵阳公演大型歌剧《春雷》，我演剧中的“满妹子”。看着挂在人民剧场前厅宣传栏里的自己的大剧照，我心里是说不出的高兴。我在歌剧《夺印》中演胡素芳，在小歌剧《审椅子》《两块六》中也扮演了主要角色。这些剧目在省内各地共演出过百余场。在我演唱的百余首歌中，有不少是歌剧选曲。如《红珊瑚》里的《珊瑚颂》《海风阵阵愁煞人》，《洪湖赤卫队》中的《洪湖水，浪打浪》《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刘胡兰》中的《数九寒天下大雪》《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小二黑结婚》中的《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江姐》中的《红梅赞》《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五洲人民齐欢笑》以及《刘三姐》中的歌。

我曾任省歌舞团举办的“声乐培训班”教员，艺术辅导中心副主任。培训班办了若干期，数百名学员中不少人后来参加了省内知名业余合唱团，如“青松合唱团”“文华合唱团”“省老干部合唱团”等，许多人成为单位的歌咏活动组织者、策划者。我先后受聘担任过贵阳女子职业学校、贵阳师范专科学校、贵州广播电视大学贵阳分校、云南艺术学院贵阳函授站、贵州师范大学等大专院校的声乐教师；多次担任在全国合唱比赛中获奖的贵州省老干部合唱团的艺术指导、文华合唱团的声乐教员；曾担任“贵州省青年歌手大赛”“贵州大学生独唱比赛”“贵州省合唱比赛”的评委；受中国音乐家协会之聘，担任全国社会音乐考级声乐专业的高级考官。

我的学生中，有的考入艺术院校，有的在剧团工作，也有在省、市、全国比赛中获奖的。我为他们由衷地高兴。作为教师，能在学生们攀登艺术之峰的过程中做他们的梯子，我尽到了职责。

二

我学唱歌，是哥哥姐姐教的。20世纪50年代初，他们常跟入黔解放军的宣传队一起，贴标语、打腰鼓、扭秧歌，人家教他们唱歌，他们回家就教我。我读小学后识字渐多，学算术的同时还捎带学会了认简谱，自己会看谱，自己能学歌，会唱的歌也就越来越多了。学校操场大喇叭里传来的歌、场坝露天电影里的歌，我很快就能唱。上天赐我好嗓子，唱什么人家都想听。他们说我的嗓子像长出了手一样，总是扯着人的耳朵牵着人走。于是音乐老师常叫我代他上音乐课，教同学们唱歌，我很乐意，与同学们无拘无束如同游戏，其乐融融，比后来让我在电台搞新歌广播教唱还有趣。

那是一个百废俱兴搞建设的欣欣向荣的时代，镇上、县里常开表彰会、动员会、庆祝会之类的会，也搞些文体表演，我常在这些活动上唱歌。一次，我随县委检察团到南盘江，我被沿江秀美的自然景色感动，自己竟偷偷“炮制”了一首歌，一首三拍子的歌：

南盘江啊南盘江，

大江两岸好风光，

青松翠竹长成林，

梯田层层满山冈。

……

自创的这首小歌，虽显稚嫩，却浸满我对家乡的情意。音乐老师说歌唱是我的长处，告诉我在省城贵阳的贵州大学里有个艺术系，将来我应该去投考那里学音乐。啊，省城，多么遥远的地方，那里的老师会教我唱歌，唱很多歌，我在心里种下了美好的理想和希望，种下了五彩的梦。

1958年，贵阳举办全省文艺会演。我演唱了安龙县文化馆干部冯景林写的歌，歌曲宣传了农民王老星在“大跃进”时期的先进事迹，旋律由当地的文琴调改编而来，流畅优美。我唱着这首歌，由县唱到专区，由专区唱到省城。接着，1959年秋天，全省举行独唱独奏会演，这次我唱的是我自己选的一首歌——《我家门前一口塘》，它讲述了红军途经贵州时为乡亲们挖水塘的故事。这首歌曲歌颂了军民鱼水情，曲调优美。这首歌我也从县唱到专区，由专区唱到省城。我对生我养我的家乡的山山水水、父老乡亲充满感情，动情的演唱打动了观众们的心。会演结束不久，省里就把我送到贵州大学艺术系学习，美梦竟然成真了。

三

艺术系的同学对我十分友好，老师们对我也格外关照，格外耐心，从最基本的发声方法教起。有人惊异：这个没跟专业教师学过一天的乡下妹子，不会弹琴不会练声，怎么张口就能唱得那么轻松、自然、好听？艺术系的彭友珊老师、杜玺老师、宋树秀老师都曾给我上过课，指导我练唱，教我声乐知识。他们认为我歌唱的状态跟我平时讲话一般，自然、松弛，气息控制符合歌唱的要求，嗓音圆润干净，有自己的音色特点，很有吸引力，是个唱歌的好苗子。当然，她们也指出了我的许多不足之处。此外，同系的器乐老师陈天乐、杨方刚、吴吉荣等在合乐时也教我乐理知识、与乐器合作的经验等等，不厌其烦地让我听前奏、听过门，至今，我还珍藏着在这些前辈伴奏下演唱的照片。我永远感激他们。

一个学期的声乐基础训练结束后，组织上把我调到了新成立的省黔剧团。我的面前是一片更新、更广阔的艺术天地。其时，省黔剧团里名家云集，省内京川评越的著名演员汇集在此，为“黔剧”这个贵州本土剧种的创立贡献力量。他们各具特色的唱腔和表演程式让我大开眼界。我感到自己需要了解的东西太多，得加倍努力才行。我学得用功，对京川评越乃至京韵大鼓等曲艺的唱腔、韵味都十分喜爱，念白中的兴义家乡口音也改掉不少，行腔道白日益变得字正腔圆。可还是有人说我开口唱戏时总有一种唱歌的感觉，歌味浓而戏味淡。正在我迷茫之时，柳暗花明，已关注我近一年的省歌舞团把我从黔剧团调了过去。1961年乍暖还寒的初春，我调入省歌舞团，正式开始了我的歌唱演员生涯。

四

省歌舞团演出活动十分频繁。剧团分歌舞队、歌剧队两个队伍，两边各自开展演出活动，有重大演出任务时又合起来演。我被分配在歌舞队。我只身一人来到贵阳，每天除了唱歌还是唱歌，没一点其他心思。有空，我还跑去歌剧队，从伴唱到角色演出，“全面参与”他们的排演。频繁的演出活动，千余次的登台表演，许多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1962年，在省体育馆为全省三级干部会议的数千名参会干部演出，预定的两首歌唱完，场内掌声如雷，经久不息，我一再返场加唱新歌，共返场五次，唱了七首歌，可观众还是“不依不饶”。兴奋加疲惫，不知所措的我竟不敢再登台面对他们的热情，只能在心里默默致谢。“三干会”的干部们代表的是全省农村群众，他们直率地表达了广大农民的喜好。我为他们演唱了《毛主席是咱社里人》《谁不说俺家乡好》《社员都是向阳花》《众手浇开幸福花》等歌曲。这些作品歌颂了农村，歌颂了人们对党和领袖的热爱、对家乡的热爱。我的演唱朴实、诚挚而动听，得到大家的喜爱。他们的掌声让我认识到，歌唱不仅仅要满足演唱者个人的兴趣爱好，还要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对于像我这样的青年演员，掌声是鼓励，更是鞭策。

1963年，在贵阳金桥饭店剧场，省歌舞团为文化部长周巍峙、著名歌唱家郭兰英等专家作汇报演出，团里安排了我的独唱。我唱了《十唱共产党》，之后又领唱了侗歌。专家们说我的嗓音“正处在最漂亮最动人的时期”。不久，团长告诉我，我将随郭兰英老师去北京学习，让我做好准备。可是，因其他缘故，我最终未能成行，这成为我歌唱生涯中的一大遗憾。然而，更该感谢上苍的是，因为年龄小头脑单纯，此事并没太影响我的心境，更丝毫没有动摇我对歌唱艺术的热爱。

五

到解放军驻地演出是逢年过节必行之事，省委、省政府组织慰问团安排节目，每每点名要我独唱。省文化局局长田兵是个诗人，他很喜欢听我唱，每逢局里组织演出，安排女声独唱时，总说：“去找省歌舞团的娄忠芬。”参加拥军演出，我在省军区、四十四医院、磊庄、十三公里和马家桥等部队驻地，演唱了《看见你们格外亲》《三杯美酒敬亲人》《老房东查铺》《八月十五月儿明》《唱支山歌给党听》《南泥湾》《军民大生产》等歌曲。

一次，在磊庄机场露天演出，演唱中突然大雨倾盆，而战士们仍席地而坐，等候退场命令。雨水如注，浇得他们周身湿透，然而他们退场时井然有序，队列整齐。舞台上，不知谁给我撑起一把伞，我一直唱到战士们退场完毕。战士们用行动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一切行动听指挥，守纪律。我当演员几十年，无论唱独唱还是伴唱，无论演主角还是配角，我从没误过场或早退缺场，也从未不服从工作分配或是消极怠工。

1964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省歌舞团举全团之力精心组织纪念晚会，还从外面借了不少人，演出盛大而隆重。我的独唱是上半场唯一的独唱节目，第一首曲目是《延水谣》，歌不长，音域不宽，节奏比较简单。这首歌看着简单，但要唱得打动人却非常难。当时我没有音响资料可模仿学习，于是我就在台下认真做功课，首尾完全相同的两个句子，立意其实各不相同，在前面是表述，在结尾是感叹；中段叙述般的乐句自然、紧凑，一定要唱得流畅清晰，切忌匆匆带过。这首歌词曲简洁，朴实无华，却浓缩了用咏叹来抒情，用宣叙来发展的歌剧音乐的特点，我意识到它可不是仅凭漂亮的嗓音就能唱好的歌。

《延水谣》的演唱很成功，听众们把作品主人公的清纯朴实看作了我的气质和歌唱特点，他们热烈的反应让我懂得，歌唱不能只靠嗓音和天生的乐感，更不能在掌声和喝彩中沾沾自喜，必须踏踏实实地学习，才能提高自己的演唱能力。

六

20世纪60年代初，我演唱的一首歌《姑娘爱上新农村》被电台选为“每周一歌”，反复播放。那时，国家号召知识青年回乡建设家园，缩小城乡差别。这首歌唱的正是这一主题。作为受到党和国家培养、得到单位器重的青年演员、共青团员，我觉得我应该言行一致。我来自农村，熟悉那里的一切，能吃苦耐劳，每次回乡演出或探亲，不管是上山拾柴还是下田劳动，我都自觉要求自己与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我的主动要求下，我成为省歌舞团唯一一个连续三年每年都参加农村文化工作队的独唱演员。跋山涉水，到不通公路的边远村寨演出，成了我的家常便饭。我曾手足并用地爬上瑶山的猴子坡，来到深山老林中的瑶寨，迎接我的是一群衣不蔽体的打着赤脚的孩子；寨里的人家家徒四壁，火塘上挂着的砂罐里煮着很少的苞谷粒儿、红薯块儿，没米没菜更不见油荤。寨里的成年人，不少人从未到过县城，没看过电影。他们世代生活在这穷乡僻壤，相比起来，我觉得自己更幸运，生活更幸福。他们也是我的乡亲，更是我们文艺工作者服务的对象，只要我的歌声能给他们带来快乐，再苦再累我也愿意。

在荔波，我们农村文化工作队曾穿过茂兰的原始森林，从佳荣下山，沿江而行，来到隔江相望的广西环江。在金沙，到矿泉奔涌的岩孔演出完，在蜿蜒于山间的小路牵引下，我们又来到被悬崖峭壁环抱的石场，再往前，过了清池，便是四川地界了。在兴义，我们穿过乌沙，站在佳克公社的场坝上，可以望到对面云南的大山。演出完毕，闻讯来佳克看我们演出的邻省山民，打着火把结队回家。在黑黝黝的大山的背景下，条条火龙徐徐攀爬迂回，渐渐消失。这一切让我感到生活在边远山区的人们更加渴望文化生活，而他们看一出现场演出又是多么不易！满足他们的文化需求正是我们的职责。

1965年团里组织“金沙农村文化工作队”，这个队后来被省文化局作为向内蒙古“乌兰牧骑”学习的试点。这个队共有十六个人，排演两台晚会。除了独唱，对唱，我还参加女声小合唱，还在舞蹈《洗衣歌》中饰演“小卓嘎”，在话剧《箭杆河边》中演小男孩。我们与前来贵阳的内蒙古“乌兰牧骑”演出队进行了交流，他们的歌手教我演唱蒙古族民歌《小青马》和诙谐歌曲《对了》，我教他们演唱遵义民歌《进菜园》。我们在贵阳市人民会场向有关领导和文艺界同行作了汇报演出。剧场前厅展出了我们在乡间演出、参加劳动、背着背包行走在林间小路时拍的照片。这些照片我一直保留到今天，那是我们逝去的青春的写照，弥足珍贵。

我参加农村文化工作队最欣喜的一件事是回家乡兴义演出。当时家乡有不少人，包括州、县的一些负责同志都知道我是兴义人，是从这里走出去踏上的专业歌唱舞台；电台多次播放我演唱的歌，尤其是将我曾经演唱的《姑娘爱上新农村》作为“每周一歌”反复播放，家乡许多人都听到了，乡亲们引以为荣。在热烈的喜庆活动中，我唱遍了新成立的自治县，荣归故里，到处受到盛情的款待，感受到故乡浓浓的亲情。

粗略统计，三年三期农村文化工作队，共演出了六百多场。我每场必唱，荣幸地成为省歌舞团上山下乡演唱场次最多的独唱演员。那时的演出条件，与现在根本不能相比。演出器材就是两块幕布和几盏汽灯，没有话筒和音响喇叭。特别是赶场天在空旷的场坝上演出，要把歌声送到每个乡民的耳朵里，让他们听清并安静下来，实在不是每个歌者都能办到的事。人们静静地一首又一首地听我唱，我则享受着他们的笑容和喝彩。然而，频繁的演出，超负荷的演唱，终于使我不堪重负，失去了原有的嗓音。

七

那时贵州没有专门的嗓音诊治医生。多方努力后，领导批准我到北京找专业的嗓音专家诊断。我揣着尊敬的罗军老师亲笔写的介绍信去了北京。罗老师听过我唱歌，知道我的困境，他拜托严良堃和李德伦两位老友关照，帮助我这个山区来的小姑娘。中央乐团嗓音治疗室的专家王振亚大夫检查得格外仔细、耐心。他在反复听我练唱发声后，作出了明确的诊断——假声带代偿、慢性咽炎。他告诉我，我的声带既无小节，也不肥厚，完好无损，咽部炎症很轻微，不必用药；但是由于声带长时期超负荷使用，几乎不振动了。现在的嗓音是假声带的振动和其他部位发出的，这种现象中外皆有，没有特效药，只能靠正确的发声方法逐渐使声带恢复工作，让假声带不再代劳，这种“矫正治疗”需要毅力和时间，还必须通过更多的舞台演唱实践来消除心理障碍。我心里终于有了底，不再迷茫和害怕。我相信自己还能再登上舞台放声歌唱。为此，无论有什么样的困难我都必须克服。我鼓励自己：我有决心，有毅力，我能成功！

八

我重返了舞台。

我重返舞台时，剧团正组织演出分队，实践着“以文养文，以副养文”。我们从贵阳演到四川永川、泸州；从水城、盘县演到云南曲靖、沾益。我演唱了《情深谊长》《一丛山茶花》《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太阳岛上》等歌曲。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演唱机会，以逐渐消除挫折形成的心理障碍，但现实并不如我所愿。演出登台机会本就不多，那么多新近涌现的青年演员更需要实践的机会。我几十年从来不争角色，不争独唱，现在更不可能去“挤”别人，只能“让”。可喜的是，电台又录播了我首唱的《彝凉欢歌》《苗岭山上飞起金凤凰》《满天彩霞满天歌》。很感谢亦师亦友的邵智贤教授。她的哥哥邵敬贤在中央乐团任男高音声部长，通过她的推荐，敬贤老师给我上过声乐课。此次录音，她又热心地作了我排演的艺术指导，并亲自为我钢琴伴奏，给我极大的帮助和支持。电台录播的这几首新歌，见证了我嗓音的恢复，更见证了我突破逆境、战胜困难的勇气和毅力。

在我几十年的歌唱生涯中，曾得到不少领导、师长、前辈的帮助和教诲。我衷心感谢他们，尤其是我的恩师张光益教授。

张光益老师从1960年我参加省里独唱会演时就关心着我，在我演出最多、最受重用的那些年，她曾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我尚处在基础并不牢固结实的阶段，不应该让我承担那么多的演出任务，过度用嗓会对我造成伤害。遗憾的是当时没人重视她的告诫。

张老师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有很高的演唱和教学水平，为人厚道，知识广博。她对我充满同情，像教孩子学步那样指导我练声，长期给我上课。她调到广西南宁艺术学院任教后，又让我到南宁去随她学习，体贴地安排我在她家里吃住，每天都给我上课。在我基本恢复演唱能力后，又介绍我认识了同校任教的李志曙教授。李老师是留美归国的著名音乐家，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给我上课时总是把每个要求都讲解得透彻具体。正是这些老师使我重新获得了艺术生命。

张光益老师看问题比我深远，她认为我的演唱水平比从前提高了很多，对音乐的理解、对作品的诠释、对声音的运用都成熟多了，但从长计议，还应当学习声乐教学。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长期演唱积累的丰富的实践经验，良好的示范能力，都是我所具备的优势。人不可能永远年轻，永远在舞台上，但可以通过帮助别人成功来延续自己的艺术生命。老师的教导令我思路大开，我开始在本团合唱排练中担任声部领排，排练青年演员的女声小合唱，在声乐培训班任教，给民族歌舞团和铜仁专区歌舞团的声乐学员上课，辅导了许许多多的合唱团。贵州“老干部合唱团”和“文华合唱团”在全国比赛中摘金夺银，我和他们同去北京、上海和香港，我做声乐教员、艺术指导，也负责舞台监督，相处很愉快。1990年以后，我多次担任贵州省级歌唱比赛的评委，担任由中国音协主办的社会音乐考级声乐专业的高级考官，还受聘在音乐学院任教。直到现在，我虽七十有余，却仍忙于教学辅导。对热爱音乐者有所帮助，对社会有益，更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