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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著名的私人出版家
所谓私刻，又称家刻，是指私人出资刊刻图书。私刻本往往以“某堂”、“某斋”、“某宅”、“某府”、“某家塾”等字样为标记。
私人出版图书的目的不是为了钱，更重要的在于名。这一点是私刻与坊刻的根本区别，尽管某些私刻也有售书活动，如毛晋等，但这不是私家刻书的主流。因为私刻主人多为官僚、地主、富绅，他们不需要依赖刻书来赚钱，刻书不过是为了提高名誉、声望、地位的手段。从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来分析，名门望族，士大夫阶层历来瞧不起营营逐利之辈，是不屑于与商贾合流的，这也是决定私家刻书非商业化的重要因素。他们以能出版图书为荣，有的出版家集宣扬祖德，以示门第高贵，有的出版乡土文献，选辑邑文，以示地望之不凡，有的搜罗佚典秘本，进行编辑出版，以示学问之博雅，有的代官场名流出书，抬高自身，也利名人荐举。
私刻始于唐代，最早的私人刻书家是纥干泉。纥干泉，字咸一，山西雁门人。唐范摅《云溪友议》记载，唐宣宗大中元年至三年（847年-849年）纥干泉在江南西道任观察使时，“苦求龙虎之丹十五余稔。及镇江右，乃大延方术之士。乃作《刘弘传》，雕印数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洗练之者。”
唐代帝王由于尊奉老子为祖先，所以对道教倍加崇信，唐高宗李治封道教太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李隆基以老、庄、列、文为“四子真经”，开科取士。朝中名臣贺知章、名士叶法善、孙思邈、李德裕等皆奉道教，他们多迷信金丹，以为吃了可以长生。《刘弘传》就是纥干泉集中一批道士而作的炼丹之书，雕印几千本送给京城内外的同好，正合当时风尚。
毋昭裔，字阙，河中龙门（今山西河津县）人，生卒年不详，五代时著名的刻书家。毋昭裔自幼好学，博学多才，在他年轻的时候，书籍的流传主要是抄写本，但由于手写费时费工，一部书的复本少，成本高，要得到一部书看是很不容易的。毋昭裔家境贫寒，无力购买更多的书籍，常在朋友间借读。宋朝王明清《挥麈录》记载“毋昭裔贫贱时，尝借《文选》于郊游间，其人有难色”。这种不愉快的情形，深深地印在毋昭裔的脑海里，他曾立志：“异日若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毋昭裔下定决心如若自己日后发迹，定把书籍刻版印刷，给读书人提供方便，这种建立在强烈求知欲望基础上的刻书愿望油然而生。
后蜀明德元年（934年），高祖孟知详登基，擢毋昭裔为御史中丞。后主孟昶于明德二年（935年）拜毋昭裔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又改门下侍郎。此时，毋昭裔的经济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一个贫寒的“布衣”之家变成了有声望的官宦富家。其“异日若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的愿望即可实现了。毋昭裔招佣工匠，日夜雕版，他刻有《九经》诸史，《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整部大书，全部是以私人资财刊刻的。毋昭裔的这次刻书是历史上最早刻印的大部头文学选集和类书，是一次较大的印刷工程。
当毋昭裔开始在蜀刻书的时候，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遭到了人们的嗤笑。但是，毋昭裔克服种种阻力，大量刻印书籍，在读书人中赢得了很好的声誉。此时的毋昭裔不仅拥有大量藏书，而且也是一位有名的私人刻书家。由此，毋昭裔不仅摆脱了借书有“难色”的愁苦局面，而且已到了“家累千金，子孙禄食”的地步。原来对他刻书报有嗤笑态度的人，也不得不一改常态，而纷纷向毋昭裔借书、贷款来了。
在五代私人刻书家中，毋昭裔的名声之所以很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一是他的刻书部头多而且大，为他人所不及多。二是刻书动机感人。他以私财印书是为便利天下读书学者。三是他前后经历富有戏剧性，年轻时穷困得想读书而不得，遂立下誓言。而成年后竟实现了夙愿。其身亡后，子孙们又因其所刻的书版身受皇恩而加官。于是上自正史，下至笔记小说，各种文献对其多有记载，称得上是史不绝书。
毋昭裔刻书，为我国古代文化的积累和传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带动蜀地刻书事业蔚然成风，成都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他大规模的刻书之举嘉惠后学，功德无量。
宋代是我国家刻的初步繁荣时期。随着雕版印刷的发展，宋代家刻像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宋朝建立后，政府大力提倡刻书。国子监等刻印儒家经典、史子医书，除了颁发各地外，并许可印卖。因宋代君主多尊崇释、道二教，故又镌刻佛、道两藏。在这一情势下，私人对于编刻书籍的兴趣大增，南宋地方官从事刻书成为一时风气。陆游父子、范成大、杨万里、朱熹等百余人在各处做官无不刻书。要么或刊自己的著作，或刻其祖先著作，或刊其地乡贤名宦著述。至于各地士大夫刊其师友著述，或将家藏善本付梓流通者，更不胜枚举。
陆游（1125年-1210年），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著名诗人。著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老学庵笔记》等。陆游出生于文化世家，其家族历来重视藏书、刻书、著书，陆游父亲陆宰是宋代浙中三大藏书家之首，陆游幼子陆子聿也是十分擅长刻书。陆游家世代藏书丰富，亦重视刻书，以广传布。
乾道九年（1173年），陆游摄知嘉川事，搜集世所传岑参遗诗八十余首刊刻之，他还将高祖陆轸所撰《修心鉴》刻印传世。淳熙七年（1180年），他从长期收集的数以百计的药方中择其尤可传者，取名《陆氏续集验方》刻印。他刻过的书籍还有《世说新语》《南史》《刘宾客集》《钓台江公奏议》以及自著《剑南诗稿》等。陆游所刻之书，皆经过精心校勘，从不马虎草率。他对士大夫不重校勘而乱刻书的恶劣风气提出过严厉批评。
陆游幼子陆子聿，继承父志，亦喜欢藏书刻书，他所刻的主要就是陆游的著作，如《渭南文集》《剑南诗稿续稿》《老学庵笔记》等。嘉定十三年（1220年）陆子聿知溧阳县，刻《渭南文集》，陆子聿刊印其父陆游《渭南文集》五十卷，“游”字缺笔，以避家讳。刻印精良，是宋代有名的家刻本。陆游守新定时，自刻了《剑南诗稿》二十卷。嘉定庚午（1210年）陆子聿复守严州，续刻《剑南诗稿续稿》。陆子聿续刻的《续稿》六十七卷本是为了搜集补充“旧集作者淳熙十五年至逝世所作之诗”这个部分，对祖本是很大的补充。《老学庵笔记》是陆游晚年退隐镜湖之后的著作，此书陆游生前并未刊行，直到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年）才由陆子聿印行。如果不是有子聿刻书，陆游的许多著作今天将无法看到，那在历史上将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浙江在宋代是全国刻书中心，而严州在南宋时期又是浙江刻书的重要地区之一，其刻本世称“严州本”，以“墨黑如漆，字大如钱”，校雠精良，刻印精细驰名，陆氏父子先后居住在严州，其中有不少出自他们之手，这不仅是严州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瑰宝。
唐仲友（1136年-1188年），字与政，又称说斋先生，金华人。唐仲友少承家学，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绍兴三十年再中博学鸿词科，次年以从事郎出任建康府学教授。乾道年间历秘书省正字兼实录院检讨官，除著作佐郎，又出知信州，以善政闻。淳熙七年移知台州，迁江西提刑。为朱熹劾罢，以主管武夷山冲佑观归，从此专心讲学治学，致力于经史百家。淳熙十五年（1188年）以后卒。
唐仲友博学，著有《六经解》《帝王经世图谱》《说斋文集》等。其刻书活动主要是南宋淳熙间（1174年-1189年）知台州时，南宋淳熙年间文化发达，文人写作刊书盛行，可与绍兴年间比肩。此间，唐仲友在台州任职，刻书数种，有《荀子》二十卷、《中说》十卷、《扬子法言》十三卷、《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后典丽赋》四十卷。又有《周礼》十二卷，大约刊于台州任职之前。其中刻书《荀子》二十卷，战国荀况撰，唐杨倞注，为唐仲友于淳熙八年（1181年）在临海台州任上所刻。此书被赞“雕镂之精，不在北宋蜀刻之下”。现日本尚有藏本，举为国宝。
说起唐仲友，立即就会遇到一个历史上聚讼不已、至今亦难以辨清而又无法完全绕开的问题，这就是朱熹何以要六上奏章严词弹劾他。
淳熙八年十二月，朱熹受命巡视台州时，连续上书弹劾太守唐仲友“违法扰民，贪污淫虐，蓄养亡命”，诸多罪名中即包括用公使库资财刊书获私利事宜。宋代利用公帑刊书并不希见，至今，国家图书馆所藏宋版书中，至少有抚州、舒州、筠州、台州、两浙东路茶盐司五地公使库刊本，曹之先生综合《书林清话》《藏园群书经眼录》等文献记载及图书馆公藏目录记载，曾统计宋代公使库刊书有二十余种。公使库刊书，因财力雄厚，且主持者通晓典籍，故一般聘请良工，刊刻精整，纸墨俱佳，多为宋板书之典范。唐仲友在雕刊《荀子》后序中明确指出“假守余隙，乃以公帑锓木”，但他是否曾经以公帑谋私，难以确知。
朱熹（1130年-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十八岁时就考上了进士，授泉州同安主簿。孝宗时历任枢密院编修官、知南康军、提点江西刑狱公事、秘阁修撰等职；光宗时，任江东转运副使，知漳州、潭州；宁宗时任焕章阁待制、侍讲。理宗时，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后改称徽国公。
朱熹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同时他又是一个勤于编辑、校勘、出版的出版家。朱熹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广泛地校注儒家经典，内容涉及诗、书、礼、义、乐、春秋，以及史学、文学乃至自然科学等各个方面。他充分地利用了宋代雕版印刷事业空前繁荣，出版了大量的儒家经典及著述，以发布其学术成果。
朱熹刻书，其目的有三。一是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传播其学术思想，以及整理前辈理学家如周、张、二程等人的著作，便于继承和发扬光大。二是解决其所办书院生员的教学用书。三是弥补其俸禄之不足，维持生计。
朱熹把刻书当作一件非常严肃的工作，其态度之严谨，世所罕见。这与当时的滥刻之风，正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朱熹认为，一本书要不要刻，应当慎重考虑，不得随意为之。朱熹亲自参与刻书活动，事必躬亲。他常与书工交往，对书工非常熟悉。
除了亲自参与刻书活动之外，朱熹一直注视着一代刻书风气，他对当时盛行的自刊诗文、作伪、盗印之风多所批评。宋代雕版印刷大行于天下，而盗版之风也由此盛行。朱熹乃当时的知名学者，名望很高，且古代多数人也无版权的观念，因而朱熹的著作接二连三的被人盗版印行。对此，朱熹深恶痛绝，坚决反对，采取了各种措施予以阻止。有人事先未经他的同意刻印了他的著作，朱熹立即写信劝其停刻罢镌，并说愿意自己出钱将已刻之书买回销毁。
毛晋（1599年-1659年），原名风苞，字子晋，号潜在，虞山（今江苏常熟）人，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和刻书家。毛晋先世以耕读传家，田多地广、资产丰富，条件优越。毛晋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希冀通过科举考试博取功名，但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均无结果。
毛晋少时曾游于钱谦益之门，深受其影响，“好古博览，性嗜卷轴”，“图书耽嗜，性莫能迁”，“愿读尽世间好书”。杨涟曾赠书给毛晋，勉励他“读书寡欲”，此四字毛晋“终生诵之”。毛晋尤喜珍本秘籍，搜集不遗余力，可谓呕心沥血。他“于书无所不窥，闻一奇书，旁搜冥探，不限近远，期必得之为快”。他为了收藏一种图书，常常多方寻求，甚至数十年如一日念念不忘，如寒之思衣，饥之思食，梦寐求之。一旦得到，则欢喜若狂。对书籍尤其是对宋元珍本表现出极强烈的搜购欲望，为了广开书源，毛氏始创以页论价，高价购书，不少商人把卖书给毛氏当作发财的捷径。由于毛晋肯出高价，他自己又是一个有学识的校勘、版本学家，自然不会为书贾所欺而确实买到了不少的好书。这种高价收买的经营方法，使毛晋能收到大量的宋本。从版本来看，毛晋收藏了大量宋刻本、元刻本、元钞本、名家钞本、孤本等。收集除了图书之外，毛晋常以欧阳修、赵明诚自比，刻意收藏金石拓片和钟鼎彝器。除了殚精竭虑地搜求，花钱购买之外，毛晋还开创了“影宋钞”这一手段。对那些用钱也买不到的宋版秘籍，毛晋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地向藏有这些善本的藏书家去借来，雇好手以佳纸优墨影抄，字体工整，行款与原书相同，宛如原刻，称之为“影宋抄”。这就是被人们誉之为“下真迹一等”的毛氏“影宋抄本”，又被称为“毛抄本”，在明抄中最为所重，是构成汲古阁藏书的特色之一。尤其是在原本亡佚，只存抄本的情况下，“毛抄”更为可贵。
毛晋重视收藏，不像那些为藏书而藏书，一获善本便以为奇货可居、秘不示人的藏书家那样，把它们作为装饰门面的古董去欣赏，毛晋藏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刊刻，为了“与世人共阅之”。毛氏汲古阁本身藏有丰富的珍、善本秘籍，加之左右邻舍有著名的藏书家，他又同江苏、浙江、福建各地的藏书家建立了密切联系，互通有无。这是形成他大规模校勘，互借参证，刊刻书籍的有利条件，在客观上使这些“秘本”从藏书家的藏书楼中解放出来，流传于世，而不至于绝灭人间。
毛晋从明代万历间开始刻书，一直刻到清初顺治末年，四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刻印版片达十万之多。汲古阁的营建使得毛晋进入大量刻书的时期，绝大多数毛刻本都是在崇祯年间（1628年-1644年）刻印的。当时汲古阁有200多人从事刻抄图书，大家有抄、有刻、有校、有印，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其规模在私刻中实为罕见。这一阶段刻书种类多，部头大，像《十七史》《十三经注疏》这样大部头著作的雕刻都是在崇祯元年（1628年）开始的，崇祯十二年（1639年），《十三经注疏》雕刻完成。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十七史》刻成。
毛晋刻书的范围很广，经、史、子、集、丛几乎无所不刻。毛氏为了印书，每年到江西定造纸张，薄的叫毛边，厚的叫毛太，其名沿用至今。毛氏刻书时间之长、刻本种类之多、刻本影响之大，在整个雕版印刷史上都是不多见的。毛晋出版的书世称汲古阁本，从字体、墨色、纸张到版式行格都与众不同，形成了独自的特点风格。不仅是由于依据善本，校勘精良，科学性强，而且古朴典雅，版本的艺术性很高。
黄丕烈（1763年-1825年），字绍武，或作绍甫，号荛圃，又号荛翁，自称书魔、求古居士、士礼居主人等，清代苏州府长洲（今江苏吴县）人。祖上本居福建莆田，后迁居江宁（今南京），从他的曾祖开始才定居长洲。黄丕烈屡试不第，遂绝意科场。嘉庆六年（1801年），38岁上才由举人擢为直隶知县，但不愿就任。后出资捐得六部主事一缺，然也并未到任，旋即归里，闭门读书、校书、刻书，研习学问。
黄丕烈不仅收藏宏富，读书治学有成，而且勤于刊刻，是乾嘉间著名刻书家。他曾言：“余喜藏书，而兼喜刻书。欲举所藏而次第刻之，力有所不能办。”他想把自己所藏的宋元善本，一一刊刻出来，他刻书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牟利，而是在于以供同好而广流传，他选择了刻书来让那些珍稀古本流传于世。虽然想把全部藏书刊刻的意愿未能实现，但还是尽其所能，刊刻了大批好书。黄丕烈刊刻了宋元善本图书30多种，其中《士礼居丛书》就包括图书19种、194卷之多。其刻书以版本精善、校勘精审、内容出色著称，深得世人珍爱。他刻书尽量以善本作底本。《士礼居丛书》中采用宋版作底本的有7种，还有4种采用了影宋本或校宋本作底本，余者皆用稿本或精抄本。他还聘请名家为之校勘书版，《士礼居丛书》就是由著名版本学家顾广圻为之校勘印造的。《汲古阁书目》《百宋一廛赋注》等，则是由他本人亲笔上版的。其儿孙亲友，一齐上阵，校对书版，参与刊工，可谓全力以赴。其所刊，皆有序跋，详书之原委、优劣及刊刻缘起。为了更多地为读书人提供资料，他不惜工本，在许多书后都加刻了附录，如《国策》之后就附有序录5篇，等等。
黄丕烈所刻之书广涉经学（《周礼》《仪礼》等）、目录学（《汲古阁书目》等）、医学（《洪氏集验方》等）、文学（《宣和遗事》《船山诗选》等）、史学（《国语》《战国策》）、地理学（《舆地广记》）、佛学（《大悲经》）各方面，种类较为丰富。黄丕烈所刻之书精品不少。有许多底本极为稀有，如宋严州本《仪礼郑注》、欧阳忞的《舆地广记》《伤寒总病论》《洪氏集验方》等都是极为难得、少有流传的宋本；还有许多本子是黄丕烈从众多藏书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如剡州姚氏本《战国策》、宋天圣明道二年的《国语》皆是当时可收得的最古较善之本。黄丕烈刊刻的图书后来基本收入了《士礼居丛书》中。这部丛书也因此备受好评，如《丛书集成初编》对《士礼居丛书》是这样评价的：“……所附札记，诠释音义，刊正谬误，尤为校勘家翘楚。乾嘉之际，东南藏书家以士礼居为巨擘，取精用宏，故丛书所选为世所重，兵燹之后，流传绝少，好古之士，珍如鸿宝焉。”
黄丕烈收藏宏富，校勘精审，刊刻勤谨，在我国图书收藏与出版史上可谓不可多得之人。他在图书校勘和刻书方面所做的工作，在我国古代图书出版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