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出版人

冯道——主持刻印“九经”的儒家经典。我国早期雕版印刷的大多是些民间刻印的佛像、佛经，以及历书、阴阳杂记、字书、小学，个别也有名人诗文之类的，没有涉及篇幅较大，卷帙较多的经典书籍，而且这些都是由民间雕印出售，目的是从中获取利润，官方出面来雕版印刷图书经籍的尚没有出现。由民间印刷发展到由官方印刷，由一般图书印刷到儒家经典的印刷，是五代（907-960）时后唐宰相冯道（882年-954年）首先倡导并付诸实践的。将“九经”进行雕版印刷。

冯道（882年-954年），字可道，自号长乐老，五代瀛洲景城（今河北交河东北）人，在中国历史上，利用政府力量大规模印刷儒家经籍的第一人。冯道主持校订了《九经》文字，雕版印书，成为我国官府正式刻印书籍的开始，也是中央政府刻书由国子监主持的开始。这项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雕印工程，始于后唐长兴三年（932年）二月，当时任宰相的冯道、李愚两人奏请依照石经的文字雕版印刷“九经”，目的是刊印经典的标准文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这项雕印工程完成于后周广顺三年（953年）六月，前后历时22年。所刻印的“九经”就是《易经》《书经》《诗经》《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仪礼》《周礼》《礼记》这九部儒家经典著作。除“九经”外，冯道还刻印了《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经典释文》等书。参与这项工程的还有李愚、田敏等人。

关于冯道倡议雕版印刷“九经”之事，古代典籍多有记载，宋《五代会要》中言：“长兴三年（932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版，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广为抄写，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版，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刻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中书门下奏请”指的就是宰相冯道、李愚。

在此之前的七八百年里，政府将这些经书刻于石碑之上，供读书人抄写或拓印，叫做石经，直到五代时期，冯道将“九经”雕刻在木板上，印在纸上，售卖给读书人，这是社会的一次巨大进步，显现了印刷术的巨大功能，即使经典著作可以广泛印行，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这次雕版印刷的“九经”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家经典雕版印本，是由国子监主持校刻的，是我国监本书的源头，后世称之为“五代监本九经”。这也表明政府正式确定以雕版印刷为印制官定书籍的制作方式，刻书已经成为政府的公共文化事业，雕版印刷从民间使用发展为官私共用，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对雕版印刷术的普及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监本”作为官刻本中的一种版本的名称，即由此而起，从此以后凡是历代国子监刻印的书本均叫做“监本”，“监本”成为雕版印刷中的一种优良版本。但可惜的是这批历史上首次雕版印刷的“五代监本九经”后来全部亡佚，未能传之后世。

首创官方雕印“九经”的冯道，在历史上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冯道所处的历史时代是一个战乱不断、朝代更迭的年代，冯道以其善于迎合的手段，在五代的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四个朝代十个皇帝执政的38年中，他稳居相位长达20多年。朝代多次更迭，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而冯道却在各朝都能身居要职。他在后唐、后晋时历任宰相；契丹灭后晋，他又在契丹任太傅；后汉时任太师；后周时又任太师、中书令。那是什么原因使冯道能在乱世之中仍然官运亨通？由于他善于随机应变，前一个朝代被灭时，他往往以宰相身份，率百官向下一个朝代的统治者投诚；另一方面，各朝皇帝也需要利用他来安定局面，以便稳坐皇位，故均授以相位。冯道为此十分得意，自号长乐老。

历史上自古至今骂冯道的人很多，说他好话的人少，骂他的人认为冯道是个厚颜无耻的人，只要有高官做，什么事他都愿意做，什么恭维话他都说得出口。但对他倡议刻印“九经”一事，都给予了一定的评价，认为他在首创雕版印刷“九经”这件事上，功不可没。这次刻印“九经”，自后唐长兴三年（932年）起，历经后晋、后汉、后周，完成于后周广顺三年（953年），历时22年。虽然战火不断，朝代屡次更迭，但雕版印刷“九经”的工程却仍然得到延续，这和冯道在这四代中一直执掌相位有关，如果冯道在后唐之后不再在相位，这项工程很可能会中途夭折。

钱俶刻印《陀罗尼经》等。钱俶（929年-988年），948年-978年在位。初名弘俶，字文德，杭州临安人，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的最后一位国王。钱俶是吴越国开国君主钱镠的孙子。钱镠割据两浙时，境内保国安民，对外对中原王朝殷勤有加。公元947年，钱俶继承吴越国王位，也继承了祖先留下的遗训，赵匡胤建立北宋后，对各地的割据政权东征西讨，势在统一全国。为保一方平安，钱俶倾国所有向北宋政府求和，后来向宋朝政府称臣，宋政府仍册封他为吴越国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献所据两浙十三州之地归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局面。

钱俶毕生崇信佛教，为吴越国王时，在境内广种福田，建造佛塔无数，雷峰塔是其中著名的一座。他同时十分热心印刷出版事业，雕版印刷众多佛教印刷品，在印刷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广印经咒，普施天下，其中最著名的是刻印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此经是唐代著名高僧不空翻译的。书写、诵读此陀罗尼经，或纳入塔中礼拜之，能消灭罪障，寿命长远，得无量之德。所以，钱俶依经所说使用了大量的人力钱财刻印了《宝箧印陀罗尼经》，藏入塔中。

吴越国的印刷质量好，数量巨大，在我国印刷史上是空前的。吴越又产好纸，钱氏书籍多用它书写，这些为吴越国写书印经提供了物质条件。宋开宝七年（974年），钱俶赐钱千贯，用绢素印应现观音像两万幅，画二十四种应现，下录真言二十四行，末镌“天下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这是我国最早用丝织品印刷的版画，可见吴越国印刷水平之高。

吴越王钱俶为吴越国的印刷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推动了吴越印刷事业的大发展，使吴越印刷业在我国印刷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为宋代南方印刷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此杭州成为重要的印刷中心。

雷峰塔旧塔已于1924年9月25日轰然坍塌，部分塔砖中秘藏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经卷面世。

曹元忠雕版印经。曹元忠（？-974年），五代十国时期的归义军节度使，五代后晋开运二年（945年）起，曹元忠任归义军瓜洲、沙洲（今敦煌）节度使。归义军是唐朝设立的军镇，最高统帅是归义军节度使，其最盛时据有河西走廊和伊州（今哈密），后辖境缩小，统沙洲、瓜洲，下有若干县和镇。

曹元忠十分注意地方的文教事业。对于境内古迹的修复是他利用文教进行统治的手段之一，于是他很重视修建莫高窟的佛像。966年，曹元忠与夫人一起巡礼莫高窟，见北大像弥勒（今第96窟）年深颓毁，于是命令僧俗、官吏，兴功重修。另外，曹元忠还在莫高窟修建了一些石窟，其中以文殊堂（第61窟）最有特色。此窟以文殊菩萨为主尊，在整个后壁上绘制了一幅精美绝伦的巨幅五台山图，让敦煌的民众一入此窟，就犹如置身于五台山一样。因为自10世纪初叶敦煌与中原重新沟通后，《五台山曲子》《礼五台山偈》及各式各样的《五台山赞文》和图像，纷纷涌入敦煌，瞬即在这座佛教圣地传诵流布，至曹元忠时期，文殊信仰达登峰造极的境地，曹元忠顺应民意，建造了这座文殊堂。

敦煌藏经洞

曹元忠还以刻板印刷的方式，宣扬佛教。他曾召雇工匠，刻印了大批佛教画像。949年，曹元忠命雷延美刻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流通，以为功德。947年盂兰盆节时，曹元忠命雷延美印行《观音菩萨像》《毗沙门天王像》等佛像，广为流通，祈愿“城隍安泰，合郡康宁，东西之道路开通，南北之凶渠顺化，疠疾消散，刁斗藏音，社稷恒昌，普天安乐”。所刻《观音菩萨像》，上图下文，后题“于时大晋开运四年丁未岁七月十五日记。匠人雷延美。”为首次载有刻版者姓名的印刷品。这批奉曹元忠之命雕刻的佛经佛像，可能是第一批真正的敦煌印刷品，它们既是敦煌文化向民间普及的印证，也是敦煌印刷技术进步的表征。曹元忠任归义军节度使的时间接近30年（945年-974年），他在任期间，开窟造像、雕版印经，为今天敦煌文物的传承和保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司马光主持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1019年-1086年年），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他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共294卷，约300多万字，是司马光与其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写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春秋》），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在这部书里，编纂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

司马光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将所撰的从战国至秦二世时的历代君臣事迹8卷《通志》进献英宗，并上疏：“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立知者，略依左传春秋体，为纪传体一书，名曰《通志》。”4月，宋英宗下诏设置书局于崇文院，命其继续编纂。

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赴任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岁月为司马光继续编撰《资治通鉴》提供了充足的时间，最终《资治通鉴》一书于元丰七年（1084年）书成。

《通鉴》成书后，元丰八年（1085年），范祖禹、司马康、黄庭坚、张舜民等奉命对《资治通鉴》一书进行了重新校定，元祐元年（1086年）校定完毕，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今元祐本已不可见。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有余姚重刻本，亦多残缺。中华书局据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加以标点校勘，重新出版，是《通鉴》最好的版本。

司马光一生大部分精力都奉敕编撰《资治通鉴》，共费时十九年，自英宗冶平三年（1066年），至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精力尽于此书”。为编纂《资治通鉴》一书，司马光付出了巨大的精力。

后人从史料价值、文学价值等方面对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著书之难》中高度评价《资治通鉴》，称赞其“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王鸣盛认为：“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通鉴》亦有高度文学价值，曾国藩曾评价此书说“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

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宋真宗于景德二年（1005）命王钦若（962年-1065年）、杨忆（974年-1020年）等人编纂《册府元龟》一书，至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费时8年编成的1000卷大型类书《册府元龟》终于完成。《册府元龟》将历代事迹，自上古至五代，分门别类地按顺序排列。所选取的资料主要以史籍为主，间取经、子部分，资料多是整章整节地选取。

《册府元龟》原名为《历代君臣事迹》，载录有关政治和体制方面的重要资料，与《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合称“宋四大书”，而《册府元龟》的规模，居四大书之首，数倍于其他各书。《册府元龟》全书共1000卷，分帝王、闰位等31部，部下再分门，共有1100多门。《册府元龟》将历代君臣事迹，自上古至五代，按照人物阶层身份，分门别类，先后排列，目的是“为将来典法，使开卷者动有资益”。

《册府元龟》一书征引繁富，成为后世文人学士，运用典故，引据考证的一部重要参考资料。其中唐、五代史事部分，是《册府元龟》的精华所在，不少史料为该书所仅见，即使与正史重复者，亦有校勘价值。

关于《册府元龟》名字的解释是：“册府”是帝王藏书的地方，“元龟”是大龟，古代用以占卜国家大事。意即作为后世帝王治国理政的借鉴。

《册府元龟》的主要编纂者王钦若（962年-1025年），中国北宋初期的政治家，真宗时期的宰相，属于当时主和派的势力，主张把国都南迁，与当时主战的寇准对立。景德元年（1004年），契丹大举南下，王钦若密请真宗往都金陵（今江苏南京），为寇准所阻。他为挑拨宋真宗与寇准关系，指责澶渊之盟为城下之盟，使寇准罢相。大中祥符年间，真宗梦见神人赐“天书”于泰山，他为迎合真宗，伪造天书，争献符瑞，封禅泰山，号为大功业。因他状貌短小，颈有疣，时人称为瘿相。为人奸邪险伪，善迎合帝意。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交结，时人谓之五鬼。

澶（chán）渊之盟是北宋与辽经过多次战争后所缔结的一次盟约。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深入宋境。宋真宗想迁都南逃，因宰相寇准的劝阻，才到澶州督战。辽害怕腹背受敌，提出和议。宋真宗畏敌，历来主张议和，于十二月间与辽订立和约，规定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因澶州在宋朝亦称澶渊郡，故史称“澶渊之盟”。宋、辽之间百余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礼尚往来，通使殷勤，辽朝边地发生饥荒，宋朝也会派人在边境赈济，宋真宗崩逝消息传来，辽圣宗“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

由此可知，王钦若在政治上的确不怎么样，但惟其主编的《册府元龟》一书，却是值得称道。

李昉等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御览》是宋代一部著名的类书，为北宋李昉、李穆、徐铉等学者奉敕所编纂，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十月。全书以天、地、人、事、物为序，分成五十五部，可谓包罗古今万象。全书一千卷，约五百万字。共分五十五部，四千五百五十八类，按天、地、人、事、物顺序编排。类下编排资料以经、史、子、集为序，均先书出处，再录原文。此书征引广博，多至一千六百九十种，保存了大量宋代以前有关政治、经济、文化、自然博物等各方面的文献资料。但其中十之七八已经亡佚，更使本书显得弥足珍贵，由于《御览》引用资料比较完整，可据以考订史事，辑校散佚。但此书校订欠精，亦颇有讹谬之处。

宋初国家史馆藏书万余卷，后来平定诸国，各国的藏书都运往京师，宋太宗又下诏，百姓献书有赏，由此共有藏书八万卷，集中于史馆、昭文馆、集贤院，通称三馆。宋太宗即位之后，下诏另修新馆，到太平兴国三年落成，赐名崇文院。院中有诏文书库、集贤书库、史馆书库等六库。早在太平兴国二年，宋太宗就下诏李昉、扈蒙、徐铉、张洎等儒臣，利用这些藏书，编类书一千卷，书名《太平总类》：文章一千卷，书名《文苑精华》；小说一千卷，书名《太平广记》；医方一千卷，书名《神医普救》。各书因为多是编于太平兴国年间，所以大都冠以“太平”二字。这些书整理了宋初的皇家藏书，保存了宋以前的大量书籍资料。后来，这些藏书散失，许多历史典籍就靠他们编的这些资料保存下来。这是一件有功后世的事情。

《太平御览》初名为《太平总类》，书成之后，宋太宗对宰相说：“史馆所修的《太平总类》，从今日起每日进三卷给朕，朕当亲览。”宰相宋琪说：“陛下好古不倦，以读书为乐，这自然是好事。但是一天看三卷书，恐怕太伤神了。”宋太宗说：“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每见前代兴废，则以为鉴戒，此书不过千卷，朕准备每天读三卷，一年读完。”此后，宋太宗果然每日读《太平总类》三卷，从不间断，果然一年读完了《太平总类》，便赐此书改名为《太平御览》。宋太宗从《太平御览》中读了大量史实，经常和群臣讨论历史上的帝王得失。大臣苏易简说：“皇上批阅旧史，安危治乱，尽在皇上考虑之中。此乃社稷无穷之福。”

《太平御览》的主要编纂者是李昉，李昉（925年-996年）字明远，汉族，深州饶阳（今河北饶阳县）人，宋代著名学者，藏书家，文献学家。后汉乾祐年间（948年）进士。官至右拾遗、集贤殿修撰。后周时任集贤殿直学士、翰林学士。宋初为中书舍人。宋太宗时任参知政事、平章事。雍熙元年，加中书侍郎。李昉一生多在三馆就职，对图籍藏储和文献掌故较为熟悉了解。利用三馆丰富藏书，参与纂辑有大型类书《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册府元龟》，称宋代四大类书。因征引材料宏富，多古籍佚文，自汉代到宋初，多有失传之书，赖此得考见其原文。对保存古代文献资料有贡献。至道二年（996年），李昉陪皇帝去南郊祭祀，跪拜时摔倒，几天后去世，赠司徒，谥文正。在这以后，“文正”就成了大臣们最好的谥号，不再轻易授人，宋以后，得到“文正”谥号的人也屈指可数。

解缙主纂《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是古代类书之最。明成祖朱棣登上皇帝位不久，于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即命翰林院侍读学士解缙（1369年-1415年）和胡广、胡俨、杨士奇等负责编纂一部大型类书。一起参与编纂工作的人员共有147人。当时明成祖并未提出这部类书叫什么书名，但他对如何编纂好这部类书却明确地提出了编纂的宗旨、方法和要求。他在给解缙等人的诏谕中说：“天下自古至今所有的事物，都分散收载在各种书籍中，这些书籍品种多、文字长，从中找可供参阅的内容很不容易。我想将各种书籍中所载的事物，以分类的方法放在一起，用在韵母下分列单字的方法，编集在同一部书中，这样查找起来就像探囊取物那样方便。你们要按照我的意思，凡是自有书籍以来，所有经史子集百家的书，甚至包括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等方面的言论，都将它们辑录到这部书中来，不要怕内容繁多。”解缙等人遵照明成祖的旨意，采取了“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编纂方法，具体说来就是，按照《洪武正韵》这种韵书的韵目和分类相结合的编纂方法，每韵下分列单字，单字下分别收载各种事物。编纂方法确定以后，解缙等人夜以继日进行编纂，于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就将此书完成，用时一年多，明成祖十分高兴，将这部类书定书名为《文献大成》。

此后，明成祖在仔细翻阅《文献大成》后，觉得此类书还不尽符合当初他的旨意，因此下令重修此书。又经过三年时间，于永乐五年（1407年）十月全书定稿，明成祖阅后十分满意，亲自撰写了《序言》，正式定名为《永乐大典》。“永乐”是明成祖的年号，“大典”是指重要的典籍。

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内页

《永乐大典》定稿后，由抄书者誊抄全书，作为一部卷帙浩繁的写本书全部用手工抄写而成，可见其工程之浩大。《永乐大典》，22937卷，11095册，字数三亿七千万左右。其最大的功绩与价值在于他保存了我国13世纪以前的一大批古籍。所辑各书均保持原书面貌，不改动书中的文字内容，与清代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对有些书的内容任意删改的做法完全不同，因而《永乐大典》具有更高的学术研究和史料价值。

《永乐大典》主纂官解缙（1369年-1415年），一字缙绅，明代江西吉水人，自幼天资聪颖，5岁便能吟诗作对，有“金榜神童”之称。他历经明太祖朱元璋、建文帝朱允炆、明成祖朱棣三朝，才学渊博，才华横溢，很受明成祖的重视，命他编纂《永乐大典》《太祖实录》等典籍。

解缙为人刚正率直，敢于直言，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间，曾上万言书，批评太祖政令屡改，杀戮太甚。解缙疾恶如仇、刚正直言的性格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明成祖朱棣有三子，长子高炽，次子高煦，三子高燧。在立谁为太子的问题上，朝中大臣支持长子高炽者居多，但也有几位影响较大的大臣支持高煦，明成祖也倾向于高煦，但又碍于嫡长子继承的宗法理论，为此曾私下征求解缙的意见。解缙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并说高炽的儿子朱瞻基是个“好圣孙”。朱瞻基深受明成祖钟爱，解缙的话对明成祖确立高炽为太子一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事后来传到了高煦的耳朵里，从此，高煦对解缙埋下了怀恨之心。明成祖虽然立高炽为太子，但对高煦仍然十分宠信，解缙认为明成祖这种做法不妥，等于是鼓励他们兄弟之间相争，因此向成祖进谏，成祖十分震怒，认为解缙是在离间他们父子之间的骨肉之情，从此对解缙日渐疏远。高煦又趁机向成祖进谗言，说解缙“泄禁中语”，即泄露禁中议立太子的事，为此，成祖对解缙更为不满。听信谗言的明成祖最终将解缙逮送诏狱进行审讯，解缙在狱中饱受酷刑，终被狱卒埋在雪中活活冻死，时年47岁。

纪晓岚与《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写本丛书，它的编纂是对我国古籍的一次大整理、大汇集。《四库全书》共有36283册，6144函，收书3474种，79039卷；每套总计抄成230余万页，总字数近8亿字。这是一部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被后人称作“学术的渊薮，文化的巨著”。

四库全书内页

《四库全书》的总纂官是纪昀（1724年-1805年），字晓岚，又字春帆，晚年号石云、孤石老人，道号观奕道人。清雍正年间生于直隶河间府献县（今沧州沧县），故人们又称他为“纪河间”或“河间先生”。他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之家，自幼十分聪颖，记忆力很强，一目数行，过目不忘，被誉为神童。

清乾隆皇帝于三十七年（1772年）诏令各省征集历代及本朝图书，以供纂修《四库全书》之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四库全书馆开馆，一项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编纂工程自此启动。

经刘统勋极力推荐，乾隆恩准任纪昀和陆锡熊、孙士毅为四库馆宗纂官。纪晓岚得以发挥所长、施展抱负的时间终于来到了，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庞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工程中去。

《四库全书》编纂的一项首要任务是对图书的征集，除了清廷内府的所有藏书外，更多的图书来源是要向民间广泛征集。乾隆皇帝曾多次诏令各地官府，令藏书者向清政府送交古今图籍，以供编纂《四库全书》之用。在各地送交图书达到一定的数量后，由大规模发动征集图书转向了大规模地检查和销毁违碍的书籍。乾隆帝下诏要将“违碍”“抵触本朝之语”的书，一律予以销毁。后又多次下诏命令各地查缴禁书。乾隆帝提出两个原则，一是全书销毁，二是原书仍用，但部分删改。所以收入《四库全书》中的有些书是经过删改的，已非原书原貌，但尽管如此，《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文化伟业，迄今为止，它是最能代表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载体。

纪晓岚故居

《四库全书》是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这是古代的一种图书分类法，叫做“四分法”。“四分法”是由西晋时荀勖首创的。晋武帝咸宁年间（275年-279年），荀勖编撰的《中经新簿》就是用甲、乙、丙、丁四部来分类的。甲部为经书，乙部为史书，丙部为子书，丁部为诗赋文集。这就是“经、史、子、集”名称的开始，但尚未直接以此作为分类的名称。自此以后，古典目录书大多采用“四分法”。最早直接使用经、史、子、集的名称作为“四分法”编目分类的是唐代长孙无忌编撰的《隋书·经籍志》。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四分法”以后一直沿用下来，一直到清代。乾隆亲自主持并命名的《四库全书》就采用了这个分类法。经、史、子、集这个分类名称概括地说，“经”是指被儒家列为经典和注释经典这些方面的著述；“史”是指记述历代史实、地理疆域、典章制度等方面的著作；“子”是指战国以来诸子百家的著作；“集”是指历代名家的诗赋文集。《四库全书》的具体分类方法是：在经、史、子、集下分设44类。其中的16类之下又分设若干子目，这个子目叫“属”，共有70个属。按照这一分类法，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中所有的图书都能列入各类各属，既便于分类管理，又便于查检阅读。

《四库全书》共抄写了7部，最后抄写的3部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完成。乾隆皇帝敕编的《四库全书》除了储存于北方的文渊、文源、文溯、文津四阁之外，又在人文荟萃的江南建造文渊、文汇、文宗三阁各存四库全书一部。

《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品种多，量很大，要求高，责任重，每位纂修官在对分管书籍进行审读、甄别之后，要将每种书写出提要初稿，并写明此书是应刻、应抄、应删、应存等处理意见，而后送交总纂官纪昀、陆锡熊审阅。纪昀和陆锡熊据此检稽原书，并审慎决定取舍录存与否，再送呈乾隆钦定。作为总编纂的纪晓岚，自始至终十三年之久，他夙兴夜寐，为此付出了许多心血，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纪昀晚年著有《阅微草堂笔记》，他于嘉庆十年（1804年）二月二十四日病逝，享年83岁。嘉庆皇帝御赐碑文，称赞他：“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并取此两句之最末各一字，赐予谥号“文达”，故后世尊称他为纪文达公。

在四库全书馆中任纂修官，对编纂《四库全书》作出巨大贡献的还有著名的学者戴震，戴震（1724年-1777年），字东原，安徽休宁（今屯溪）人。他一生学兼多门，于理学、经学、小学、声韵学、训诂学，以及天文史地、历法、校勘、算学等各个方面均有显著成就。戴震一生著述丰富，是乾嘉朴学中久负盛名的“皖派宗师”，是古代儒学史上继朱熹之后的最后一位思想大师。但他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屡试不中，直到40岁才考取举人，之后又屡次会试落第。纪昀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与戴震相识，两人成为莫逆之交，戴震以举人之身于51岁时进入四库全书馆，就是纪昀等著名学者的推荐，才被召为《四库全书》纂修官的，52岁时才得到乾隆的特别开恩，赐予同进士出身。《四库全书》的经、史、水地、天算、楚辞等类书的提要，大多是他撰写的。大家碰到有什么疑难的地方，也都来向他请教，他都认真地进行查考，给以解答。由于劳累过度，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卒于馆所，享年53岁，英年早逝！

曹寅编纂、雕刻《全唐诗》。曹寅（1658年-1712年），字子清，号荔轩，别号楝亭。清满洲正白旗人。其母孙氏，为康熙帝乳母。曹寅善骑射，能诗及词曲，是小说家曹雪芹的祖父。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曹寅出任苏州织造，三十一年又兼任江宁织造，第二年专任江宁织造，连任二十年之久。曹寅任职江宁织造期间，在扬州创办编校出版机构——扬州诗局，在清代前期的官方出版机构中，曹寅所主持的扬州诗局声名卓著，以软字精书精刻、风格清新爽目而一扫明末流行的粗制滥造、混浊板滞的刻书之风，成为清代刻书业的楷模。

扬州诗局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曹寅在扬州创办的，其开局的任务是奉旨校刻《全唐诗》，故名扬州诗局。曹寅领受纂辑刊刻《全唐诗》旨意后，就赶紧行文召集入局翰林，“期于五月初一日天宁寺开局”。天宁寺为清初扬州八大刹之首，相传晋代为谢安别墅，晋安帝义熙年间就别墅建寺，历史悠久。康熙帝多次南巡都曾驾幸天宁寺；康熙六十年十月曾下旨命李煦等重修天宁寺，耗银一万四千余两。足见康熙对此寺的重视。曹寅选择在此寺中建立扬州诗局，一方面固然因为寺宇宽敞，便于大规模开展编校刻印工作；另一方面也有迎合康熙皇帝喜好之嫌。

自康熙四十四年十月底至四十五年六月底，曹寅刊印了《全唐诗》中的绝大部分，这段时间是扬州诗局刊刻工作的高峰期。一方面校刊翰林们已完全领会了圣上的要求，编校中再无疑碍；另一方面经过前期的培训磨合，写手刻工俱已熟练，故进展神速。今本《全唐诗》900卷计9814页，除去先前所试刻少部分外，平均每月刊刻在1000页以上，这个速度在雕版印刷时代是相当快的。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御制全唐诗序》写成颁发，补刻诗序，《全唐诗》的刊印工作全部结束。《全唐诗》刊刻完成，对于曹寅来说，不仅完成了皇帝的指令，也得到了康熙帝的充分肯定和褒扬，成就了他对中国文化史的贡献。

在完成了钦定《全唐诗》的校刊任务后，曹寅又从其丰富的私人藏书中挑选了部分善本，翻刻流传。这部分书都有“扬州诗局”的牌记，即世所称“扬州诗局本”。

《全唐诗》非常重视写刻质量，从曹寅上奏康熙帝的奏折中可见一斑：“臣细计书写之人，一样笔迹者甚是难得，仅择其相近者，令其习成一家，再为缮写，因此迟误，一年之间恐不能竣工。”当时正流行软字精刻风尚，曹寅于康熙四十四年七月专门召集文人训练名手缮写和雕刻《全唐诗》，全书参用唐代欧阳询工整劲挺和元代赵孟頫的圆润秀美的字体，秀丽、俊逸，虽成于众手，如出于一家，精美绝伦，风格独特。因为字体风格独特、印刷精美、校勘谨严，使其成为清代雕版史上的典范之作。另外，当时扬州诗局的印刷用纸是用细薄坚韧、洁白如玉的开化纸刷印，至今弥足珍贵。

陈梦雷、蒋廷锡与《古今图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历史上规模仅次于《永乐大典》的一部大型类书，在清代康熙年间由陈梦雷编撰，雍正年间又由蒋廷锡等重撰。陈梦雷向诚亲王胤祉建议编撰此书，获准，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开始编纂，历时五年，于康熙四十五年编成，初步定名为《古今图书汇编》，诚亲王将此书目录及凡例呈送康熙帝御览，康熙帝定名为《古今图书集成》，并敕开馆重辑，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尚未编成。康熙帝去世后，雍正帝就帝位，陈梦雷因与诚亲王关系亲密，被雍正帝流放边外。将陈梦雷流放后，雍正帝命经筵官、户部尚书蒋廷锡等人重编《古今图书集成》，于雍正三年（1725年）完成，雍正为这部书作了序。蒋廷锡等人的重编仅仅是在陈梦雷所编之书的基础上稍加增辑而已。

雍正四年（1726年），《古今图书集成》交由武英殿用铜活字排印，当时为排印这部图书，铸造了253500个铜活字，至雍正六年（1728）印成，当时只印了64部，在当时来说，其印制速度之快、印刷质量之高，可称铜活字之最。这部用铜活字印成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铜活字印刷史上最大的一部图书。《古今图书集成》印成后，置放在武英殿铜活字库的这些铜活字，其中一部分被字库管理人员监守自盗，他们怕被发现，于乾隆九年（1744年）以化铜铸钱为名，将所有尚余存的铜活字、铜盘全部化成铜水，铸成铜锭。《古今图书集成》从编撰到排印出书前后共历时28年，亦是我国封建王朝编纂的最后一部类书。

铜活字印本的《古今图书集成》被乾隆皇帝作为奖励之用，为了让藏书人将藏书贡献出来以供修纂《四库全书》，乾隆皇帝采取的一种奖励方法就是赏赐一部《古今图书集成》给献书达500种以上的藏书人。当年献书最多的宁波范氏天一阁等四家藏书楼各获得了该书一部的奖赏。如今传世保存完好的康熙铜活字版《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仅有国家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所藏两部。

古今图书集成内页

《古今图书集成》所收录的文籍十分丰富，凡十三经、十七史，抄录不遗一字；稗史、诸子、文集等十之八九抄录。全书共分为6汇编、32典、6117部，每部有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造句、纪事、杂录、外编，共1万卷，另目录40卷，共有50余万页，总计1.6亿字。这部类书集古今图书之大成，所以命名为《古今图书集成》，国外则称这部书为《康熙百科全书》。英国著名学者，《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著者李约瑟曾经对这部书给予了高度评价：“我们经常查阅的最大的百科全书是《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这真是一件无上珍贵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