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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的图书制作技术
如果把用来记录和传播文化的图书当作媒介的话，中国的图书文化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原始人类时期。也就是说，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中国古人已经对记录和传播文化的媒介、方式进行了漫长而富有创意的探索过程。
首先，人们从自然界中获得的灵感。复制技术的产生，最早应当来自古人观察自然的灵感，当人或鸟兽在雪地上或烂泥中走动时，不知不觉地便留下了人的脚印或鸟兽蹄爪之迹，在雪泥上反映得很明显。这些印迹的产生，主要靠脚与蹄爪的压力，这与印刷的原理相同，可说是自然的印刷现象。
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符号
其次是有趣的印压技术。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祖先为了使制造的陶器美观，有的涂上彩色，有的还印上绳纹、网纹、弦纹等装饰。由此可知，我们祖先那时已经懂得通过压印的方法美化生活、储存记忆了。
最早的汉字符号就出现在陶器上
然后是零碎的骨刻碎片或是笨重的青铜器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代后期，就有了占卜吉凶事件的记载，那时用作存储信息的媒介不是纸，而是龟甲和兽骨。原始先民把约定俗成的信息符号用刀刻在龟甲和兽骨上面，用来记录重要的事项。
西周散氏盘
除了甲骨上刻字记事的书以外，商代后期，青铜器的冶炼技术相当成熟，人们便在青铜器上铭刻文字，用以记载和传播重要的信息。那时的贵族，凡有重要文件需要长期保存的，或者有重大事件需要永远纪念的，就铸造一件器物，把文件铸或刻在上面。比如春秋末期的郑、晋都把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公布出来。殷墟甲骨卜辞，青铜器物的铭文，都是当时社会中重大事件、重要文件的记录和档案，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起到了史书的作用。
接着人们看到了便于搬运且容量较大的简牍和缣帛。甲骨和青铜器物的刻写、阅读、使用都极不方便，从周代末期，人们就开始把文字写在竹片和木板上了。用竹片写的书称“简策”，用木板写的书叫“版牍”。后人把信稿叫“尺牍”，把文稿叫“文牍”，就是版牍意思的延伸。一根竹片叫做“简”，把许多简编连在一起叫做“策”。编简成策的绳子或皮条叫做“编”。编简用的绳带有的用各色丝绳，有的用皮带，丝的叫“丝编”，皮的叫“韦编”。与早期零碎的骨刻碎片或是笨重的青铜器物相比较，便于搬运且容量较大的简牍的出现对人类文化的发展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进步。
缣帛是丝织品，犹如今天书画使用的素绢。在竹简木方盛行的同时，出现了写在缣帛上的书。在《墨子》里曾提到“书于竹帛”的话，就是指写在竹简和缣帛上。到了战国时候，帛书就已流行，缣帛作为图书材料已和竹木同时并用了。
用缣帛写书比竹木写书方便。简策太笨重，可以想象当时的读书人若想随身携带一部书，那是多么累赘。无论韦编、丝编，翻阅日久都容易磨断。简的次序一旦弄乱，整理起来要费许多时间。缣帛柔软光润，书写容易着墨，幅的长、短、宽、窄可以根据文字多少的需要剪裁，而且可以随意折叠或卷起；收藏容易，携带方便，更不必担心散乱，用以写书，大大地胜过竹木。但缣帛写书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产量不多，且成本极高。宋范晔在《后汉书·蔡伦传》中就有“缣贵不便于用”的话。普通读书人用它写字，从经济成本上根本办不到。这就注定要等到纤维造纸的出现，才可使人类的文化从贵族的垄断中突破出来，走向广大的平民社会。
石鼓文
人们还注意到拙朴而能传世的石刻。除了竹木缣帛的图书以外，还有把一篇作品或一种著作全部刻在石头上供人阅读的书。把正式书的文字刻在石头上是以东汉熹平三年（174年）的石经为最早。当时汉灵帝曾命令蔡邕把儒家全部经典写好，刻在石头上，立于洛阳鸿都门。因为在抄本时代，书抄来抄去就发生了错误，为了准确无误地传授经典，便立石碑刻经书，作为正式读本，供给读书人抄写。此后魏明帝正始年间又在洛阳太学（国立大学）用三种字体在石碑上刻了儒家经典，便利儒生抄写。
人们起初是从石碑上往下抄写，到后来逐渐发展成用捶拓的办法代替了抄写的方法，结果出现了黑底白字石拓印刷的“拓片”来。这样，使人们慢慢地想到把捶拓的方法反过来，在木板上刻上凸起反写的字，把墨色涂在字面上，然后把纸铺在上面，刷过之后，墨色就印到纸面上了，把纸反过来，便出现了白底黑字的书页子，这就是刻板印刷的起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