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者马村到八角岩

地处珠江上游北盘江畔的贞丰县，山川秀丽，素有“喀斯特公园县”的美誉。这里人杰地灵，民族风情古朴浓郁。

单从字面上品读，“贞丰”二字就够耐人寻味的了，这蕴含历史文化底蕴的字眼，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这里往昔的峥嵘岁月。

清嘉庆年间，布依族姑娘王囊仙和韦朝元领导的“南笼起义”，反抗清王朝统治者的残酷压迫。虽然起义最后失败了，但北盘江南岸这片山区的贫苦农民不屈不挠，依然为争取民主、自由继续战斗，故取“忠贞丰茂”之意，此地遂得名“贞丰”。

当年，红七军、红八军曾经在贞丰这片热土上留下了光辉的战斗足迹，红军留下的革命火种，激励着居住在这片广袤大地上的一代代各族儿女，在建设祖国的各行各业中，涌现出了不少的优秀人物，蒙素芬就是其中之一。

谈到蒙素芬，在贞丰、在黔西南几乎人人知晓。那里的人们都亲切地叫她“蒙孃孃”。

蒙素芬，一个出生在旧社会，成长在新社会，与共和国一起成长，成为共和国高级干部。在她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了一串闪光的革命足迹，有着许许多多的革命故事。让我们慢慢走进蒙素芬的世界，去感受她那一路风雨一路歌的革命岁月，去品读她那为国为民奉献毕生精力的崇高品质。

解放前夕的者马村

1932年10月13日，蒙素芬出.生于贞丰县珉谷镇者马村的一个佃农家庭。世乱家贫，蒙素芬，从小知道生活的艰辛。小小的年纪就学着帮大人干农活、做家务了。而伴随着蒙素芬的成长，在她进入成年以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布依族寨子，“者马村”三字，开始频频闪现于记者笔下，见诸报章杂志，逐渐广为人知。

蒙素芬的祖祖辈辈，都是靠佃耕地主的田地过日子。到她父亲这代，佃的土地更多。那年月，地租很高，虽然佃的田地很多，但每年所收的粮食除去交给地主富农的以后，一家人一年辛辛苦苦下来的收入，也就所剩无几，真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吃素喝粥到年头。”蒙素芬的父亲积劳成疾，在蒙素芬11岁时就去世了。

蒙素芬

父亲的去世，给蒙素芬的打击很大。蒙素芬是家中的老大，父亲的去世，全家人的生活重担自然就落到了母亲和她的身上。

蒙素芬从小聪明伶俐，很会体贴母亲，很会关心弟弟妹妹。为了给母亲多分担些农活，她每天早出晚归，天天在田地间拼命地干农活。到了晚上，当躺在床上准备休息时，父亲和寨子里叔伯们辛勤劳作的场景一幕幕跃然眼帘。在她心里盘问着，怎么辛辛苦苦耕田种地的人到头来还是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啊。她在想，老百姓的苦日子，何时才是尽头。

从土改中成长起来的女干部

1949年11月15日，阵阵清脆的鞭炮声，响彻整个贵阳城，震撼了贵州。这天，是贵阳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这是翻开贵阳新纪元的日子，也是掀开贵州新时代的日子。这天，贵阳古城里，处处红旗飘扬，欢呼声此起彼伏——贵阳解放了！紧接着，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继续南下，12月24日解放了贞丰等县。

贞丰解放后，人民政府的主要工作一边是剿匪，一边进行土地改革。

刚刚解放的贞丰，土匪残余势力妄图卷土重来，残害百姓、偷袭区（乡）人民政府，弄得人心惶惶。因而，偶有鸡鸣狗吠，老百姓都赶紧把家门紧闭，这对新政府的工作人员开展工作极为不便。这时，生活在珉谷镇者马村的蒙素芬，首先站了出来，是她，首先迎接解放军，迎接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到家里来，并带他们走村串寨，帮助他们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贞丰县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县份，境内居住着布依族、苗族、汉族等民族。解放之初，少数民族大多不会说汉语。因此，当初在民族地区工作，让政府工作人员感到头疼的事很多，有进村入户时如何防范被狗咬的问题，有如何与少数民族群众沟通的问题，等等。那时，农村喂养的狗很多，陌生人到哪个寨子，如果没有当地人带路、赶狗，就有被狗咬的危险。那时刚刚解放，隐藏在村外的残匪常会冒充工作同志窜进村来，抓拿骗吃为非作歹，弄得老百姓难辨真伪。因此，但凡有陌生人进寨，狗就会狂吠不止，一听到狗叫，人们就关门闭户躲起来。这样，工作同志很难跟群众见面，不能见面，又如何开展工作呢？

蒙素芬当时已是个19岁的大姑娘。虽然她除了赶场便很少走出者马村，但从家族老人们的传言中，一直听说红军的故事，接受着红军留下的革命影响。因此，她内心很相信共产党、毛主席，并知道解放军和工作组是共产党、毛主席派来的，是来帮助穷苦人的。因此，每当工作组进村来，她就跑出来赶狗，把工作队员领回家，安排工作队的同志吃喝，然后给他们当向导。同时，在她的积极动员下，布依族村民们开始跟工作同志接触、交谈，与工作队员们逐渐亲近起来，并热情地配合他们开展工作。就这样，几次下来，工作组领导发现她是个革命的苗子，决心栽培她。就把她安排在农训班工作，每当区里或县里有什么会，都通知她去参加，并给她安排工作任务，主要是让她去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

当年的工作队员，大部分是南下或西进的干部，多半还是老干部，他们身上那种不畏艰险，不辞辛劳的工作作风令蒙素芬十分敬佩。

每当蒙素芬回忆起她经历的第一次收缴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枪械时，她依旧显得那么的激动。她说：“那天晚上，人民政府通过组织演出活动，通知国民党连以上的人都要来观看演出，等他们到齐后，人民政府的领导就当场宣布要国民党官兵就地缴枪，因为演出场地的四周早就布满了全副武装的人民解放军，国民党官兵只有乖乖地缴枪。”

在工作队里，蒙素芬被革命同志，尤其是那些老同志的革命豪情所鼓舞，他们在与土匪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那种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了建设新中国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她。蒙素芬经常说，虽然当时工作环境非常恶劣，处境艰险，但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怕”。她跟着工作队员，跋山涉水，从这个村寨走到那个村寨，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那种激情，再苦再累，心都是热的。

在蒙素芬心里，只有一个朴素的理想，那就是跟着共产党走就有饭吃有衣服穿，只要走这条路就能抬头，就能当家作主。她就是用这样的思想认识去做群众工作的。

那时，到贞丰工作的这些南下干部，大部分是四川人和北方人，说的都是汉语。蒙素芬在给工作组带路的过程中，偶有空闲，就积极主动地向工作队员们学习汉语，久而久之，她不但学会了汉语，而且普通话也说得比较标准。蒙素芬经常对朋友们说：“我会说普通话，还得感谢当年那些北方来的南下干部嘞。”

在兴仁专区里，贞丰县的土改工作相对于其他县来说，开展得比较成功，因为这里的群众基础好，当年红军路过这里时播下的革命火种，以及蒙素芬等人的宣传鼓动，让广大群众都认准了一个道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出路，才能抬头做人过上好日子。

但凡红军到过的地方，工作队员去做群众的工作时，老百姓都说这是毛主席、朱德总司令派来的工作同志，无不倾其所有热情招待。这样的情景，使工作队员们十分感动。有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工作队员的信心更足、热情更高。工作队的群众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与蒙素芬所起的桥梁纽带作用分不开。

当时，解放军一支剿匪部队路过贞丰县，战士们的斗篷、衣服坏了，需要修补，人民政府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城郊几个村的农民，蒙素芬所在的东关村首当其冲。蒙素芬想，为支援解放军紧张战斗，我们必须抓紧完成任务。在她的积极宣传、发动下，全村的妇女都积极投入到修补工作中来，东关村的修补任务提前了一天完成。

在蒙素芬的带动下，贞丰县的各族群众被纷纷地发动起来，广大群众与工作队员建立了鱼水班的感情。贞丰的各项工作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工作队的扶植下，蒙素芬担任起了村妇女委员、妇女会主任等领导职务。接着，贞丰各村建立起了民兵组织，孩子有了儿童团，妇女有妇女会，青年有了青年团，各种组织陆续建立起来了。

由于蒙素芬的工作出色，她经常得到领导的赞赏，也深得群众的拥戴。1950年初，贞丰县成立农会组织，蒙素芬就被推选为县第一届县妇女主任。

刚当上县妇女主任的蒙素芬，就被县委书记交给她一个别人看来很棘手的任务，这个任务就去说服教育一个夫权很严重、思想很封建的男人。这个男人是贞丰县第二个互助组组长王素珍的丈夫。王素珍是积极分子，她积极带头参加组里的各项工作。可是她丈夫夫权特别严重，思想特别落后，他不许他的女人在外面抛头露面。因此，王素珍每次出来开会，她丈夫就不让她出门，还经常拿扁担打她，此事闹到县委那里去。大家都认为家庭工作很难做，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要唱好这本经，也的确说是件非常头痛的事情。

县委书记之所以将这个任务交给蒙素芬去完成，是书记对蒙素芬的信任，也是对她工作能力的考验。蒙素芬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已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更有少数民族地域的作优势。书记对她说，现在解放了，妇女要走出锅台，要走出家门，要参加祖国建设，要她从这个思路上去做素珍的思想教育工作。

蒙素芬到了王素珍家，坦诚地面对王素珍的丈夫，用解放前老百姓的苦难生活和解放后老百姓抬头做人的现实生活作例子，对他进行思想教育，谈到土改工作的进展，谈妇女在建设新中国中的作用等方面，慢慢开导王素珍的丈夫。通过几个小时的倾心交谈，耐心开导，王素珍的丈夫终于改变了态度，答应支持妻子的工作。

打那以后，王素珍得到丈夫的理解，工作热情和干劲倍增成了县里、专区的积极分子。后来，还当上了省妇联的兼职副主任。当时，各级团委、工会、妇联等许多部门都有农村积极分子兼职参与领导工作。兼职副主任平时在家乡务农，积极参加生产建设，上级有会议时就通知他们到会，会后又回到各自所在的村寨，向群众传达会议精神。

1950年7月，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被推荐到兴仁专区民干校学习。

蒙素芬在政民干校学习期间，她不但学到了许多文化知识，还学到了许多新的工作方法和处理工作上各种难题的技巧。带着刚从学校里学到的理论知识，他回到贞丰县继续参加“五大任务”和土改试点工作。由于她能吃苦，又能同老百姓打成一片，又有了更高的思想理论指引，使各项工作开展得更顺利，受到群众的普遍称赞。

解放初期的农村土地改革，工作量之大，任务之艰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史上是人所共知的。一是有土匪残余势力的蓄意破坏，老百姓担心他们会卷土重来；二是群众还没有被完全发动起来，许多人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三是土地有肥有瘦，如何分配公平合理，让老百姓满意，是非常复杂的。

就蒙素芬一家来说，她家过去佃的田很多。按照土改政策，她家当时佃的土地超过了她家土改应分得的土地。那么，多出的土地要让出来分给土地不足的农民。她家佃的土地中，有肥沃的也有贫瘠的，有方便耕作的，也有不便于耕作的。到底要让出哪一部分来呢？蒙素芬不由分说，将家里原来耕种的好田让出来，村民对她的这一举动很是赞赏，县领导也对她进行了表扬。可是，她的这一做法，却惹火了她的老祖母。试想，作为世代靠耕田种地过日子的农民，哪家不愿意耕种好田好土呢？蒙素芬老祖母的想法情有可原。但蒙素芬想，如果家家都不愿意让出好田好土，那过去没有好田好土耕种的人家不是将要永远耕种贫瘠的田土吗？那还叫什么解放？还叫什么土地改革？那还叫什么新社会呢？她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工作上的事情倒是很顺利了，可是家里老祖母的工作着实让她煞费一番苦心。最后，经过她的耐心开导，几番周折，才让老祖母消了气。

由于蒙素芬在贞丰开展的土改试点工作中表现得很好，很有经验。于是，组织上又派她到望谟、册亨、普安等各县去传达土改精神，去发动群众执行互助组，纠匪反霸，肃清反动派，组织农民进行土地改革等具体工作。

走出家乡

蒙素芬在妇女主任这个岗位上干得很出色，不但领导赞赏，也深得群众认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家乡，蒙素芬已经成了老百姓的代言人，在工作单位，她已经成了领导的得力干将，她也因此经常出席县里面和专区召开的各种会议。

1951年7月，贵州省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贵阳召开，蒙素芬被兴仁专区推举为专区布依族的妇女代表出席这次会议。

全省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可以说它就是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前身，因为当时还没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提法。

当年，蒙素芬才进21岁。作为21岁的布依族姑娘能出席全省人民代表会议，这是人民政府对她工作的肯定。她想，这是人民政府，这是党对她的培养，是领导对她的关怀，是人民大众对她的信任。

然而，要到远隔千山万水的省城开会，有件事却令她非常头痛。那就是从贞丰到贵阳，乘车极为不便，作为一个没有出过远门的女子，如何赶到贵阳来啊。

当年从贞丰到贵阳是没有直达公共汽车的，要转几道车，到兴义才有公共汽车到贵阳。尤其是在贞丰县境内，许多路段很窄，路面不好，没有汽车，只能坐马车。有些路段路面太烂，马车都无法坐，要下来步行，往往是坐一段马车走一段路。因此，个个怕出远门，出了远门又怕回家，这就是当时的交通条件。

那次，蒙素芬来贵阳，整整花了三天时间，由于步行多，半路上她的脚磨出了血泡，但她一点没有叫苦，她全身充满激情。因为她知道，她这次能到省城开会，肩负着父老乡亲的重托，肩负着家乡发展的希望，肩负着如何尽快让贫苦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梦想。

能到省城开会，蒙素芬知道这样的机会难得。到省城开会，不但能好好扩大视野，同时还可以在会议期间好好向同行学习、向领导请教，好好学习工作经验，学习文化知识，她非常珍惜这个机会。

第一次走出大山，来省城开会，对一个从小生长在民族地区的布依族姑娘来说，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这次会议，有许许多多的故事让她终身不忘，其中的一件事就是第一次在大会上发言时，有人问她：“土匪可不可怕？”

她毅然回答：“不怕！”

话刚出口，立即赢来阵阵掌声。这掌声，是对她勇气的肯定，是对她在斗争中成长的鼓舞。这次会议，更加坚定了她的革命信念。

会议结束后，她怀揣着会议精神，怀揣着党的政策，怀揣着如何更广泛地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跟着共产党，建设家园，早日过上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回到了家乡。

刚从贵阳返回家乡，蒙素芬就迫不及待的深入群众中去传达会议精神。怀揣着会议精神的她，每到一处，都是那样的干劲十足。只见她每天奔走在乡间，奔走在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的洪流中。

1952年，兴仁专区改为兴义专区。这年，对蒙素芬来说又是一个大喜之年，丰收之年。年初，国家组织云贵川各族各界代表到全国大城市参观学习，兴义专区有四个代表名额，蒙素芬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名。云贵川各族各界代表团100多名成员组成，他们都是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

那年代，走出贵州，当然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火车了。对蒙素芬这样一个从小生活在贵州山区里的农家女孩来说，火车这个词还是第一次听到呢，更不用说看到了。

刚坐上火车的她，车还未启动，她就急忙跑到带队的解放军战士面前问，“火车为什么这么长呀？是怎么做的？是哪个做的啊？”那年，她才22岁，作为年轻的女干部，她渴望知识，她什么都想知道，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

在蒙素芬心里，能参观全国各大城市，在旧社会想都不敢想。只有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穷苦人才能享有这样的机会。

蒙素芬从刚踏上火车的那一刻起，就盼望着早一天到达北京，早一天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这次参观祖国各大城市，从贵阳出发，她们参观了长沙、武汉、杭州、上海、天津等大城市。

火车刚到武汉。蒙素芬就问，武汉离北京还有多远？在武汉，她们参观了工厂、农村、学校，武汉的工业，工人们那种建设新中国热火朝天的干劲，给蒙素芬留下的印象最深。

在江西，他们参观了“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等、秋收起义纪念馆、中国著名的陶瓷之都景德镇等地。此时此刻，当年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等革命前辈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畏流血的英勇壮举仿佛就在眼前，令蒙素芬等参观青年个个热血沸腾，在心里发誓一定好好工作，为建设新中国贡献青春。

在上海，黄浦江上来往轮船的繁忙景象，给蒙素芬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每到一处，蒙素芬除了领略各地风光外，更主要的是向当地的工人、农民学习，向当地的领导和同志们请教。

这次参观学习的最后一站是北京。首都北京，是蒙素芬梦寐以求想要去的地方，这地方对她来说是多么神秘，多么伟大。

还没下火车，蒙素芬就已无比激动：“我们今天终于到首都了。”

在北京，毛主席亲自接见了她们，还有宋庆龄、高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来接见他们。那么近地站在那么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身边，聆听毛主席的指示，蒙素芬感到她的这一生是多么的幸福。

蒙素芬此时此刻，深深地感到，过去的工作虽然很艰苦，但却很值得。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作，她感到很自豪。尤其让她振奋的是，这次参观全国各大城市，浏览祖国大好河山，增强各民族大团结，激励大家回到地方后要好好学习，为建设新中国贡献青春。

在参观回来的路上，蒙素芬完全没有长期奔波的疲倦，而是精神抖擞地构思着回到家乡后如何将看到的、学到的告诉家乡人民，构思着如何把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关心老百姓的话语传达给更多的同胞。就这样，蒙素芬在憧憬与兴奋中回到了家乡。刚下车，她就激情满怀、风尘仆仆地赶往专区政府办公室去报到了。

接着，她就陆续到专区各县去作传达汇报。白天，同群众一起边干农活边传达，晚上或召开会议进行传达，或到群众家与群众一起摆故事，讲她一路上看到的祖国新貌，讲她聆听到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如何教导广大人民群众的话语。她把毛主席说的“抓好生产，树立信心”话语告诉人民群众。

当时的兴义专区，还有残匪作乱。为了保证她们的安全，专区领导还专门调了一个排的解放军一路保护。

这次参观全国各大城市，兴义专区除了蒙素芬外，还有两个女民兵一起，这两个女民在平时的工作中表现得比较优秀，所以被推荐为代表之一。但因为这两个女同志不会说布依话，所以回来后的宣传工作主要是由蒙素芬一个人完成。

兴义专区辖区内的贞丰、兴仁、望谟等县，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刚解放不久，少数民族群众中懂文化的人很少，听懂汉话的人也不多。因而，在这些地方宣传，要让广大群众听得懂，最好的方法是双语交替进行，就是一边用汉语讲，一边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翻译，蒙素芬就是用这种方法进行传达的。这样，每到一处，老百姓都能听得懂，宣传的效果很好。

这些地方的各族人民，听说见过毛主席的代表来了，都觉得这个人真了不起。虽然不能亲眼看到毛主席，但能听听见过毛主席的代表讲话，那也是件十分荣幸的事。所以，很多人连夜赶了几十里都要来看她，听她作报告。在望谟，有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听说见过毛主席的代表来作报告，硬是叫家人带她去到蒙素芬住的地方，说是能摸摸她的手也算是没有白活了，毕竟这是见过毛主席的人啊。

这位老太太在其家人的搀扶下，来到了蒙素芬的办公室，蒙素芬看到老人大老远也要来看她，她很感动，很理解老人的心情，她握着老人的双手，俯耳告诉老人说，毛主席、周总理都很关心你们老人家，希望你们都健康长寿。老人听说是毛主席让她带给她的祝福，感动得热泪盈眶。

辗转几个县的传达报告，说不辛苦是假的。但蒙素芬没有叫苦，当她看到场下人山人海的听众，当她迎来阵阵热烈的掌声时，她觉得再辛苦也值得。

历时几个月的报告，蒙素芬收获不小，让她更加明白了团结友爱的力量，让她明白民族大家庭的温暖，让她明白群众路线的力量是多么的巨大。因而，她在以后的工作中，更加注重怎样搞好民族团结的问题，更加注重走群众路线的问题。

时光匆匆，蒙素芬的巡回宣传报告还没有结束，1953年的钟声又敲响了。春节刚过，蒙素芬又接到了上级的通知，让她到省委党校学习。这使蒙素芬喜不自胜，百感交集。

蒙素芬小时候，因家庭贫寒，没有上过学。走上工作岗位，她靠的是坚强的毅力，靠的是相信毛主席、相信共产党，抱着为劳苦大众奉献的决心一步步走上来的。她深知没有文化知识的苦楚，她早就想进学校系统地学习文化知识了。现在，机会终于来到了。

到党校以后，蒙素芬一刻钟都舍不得浪费。当时，省委党校的作息制度是每到晚上的11点钟，学员宿舍统一关灯休息。但蒙素芬的学习兴趣未减，她买来手电筒，为了不影响同寝室的其他同学休息，她就躲在被子里，打开手电筒继续看书。

在省委党校近半年的学习时间里，她只进过贵阳城两次，其余时间都是在埋头苦读，她要多学文化知识，她那锲而不舍的刻苦精神，成了班上的榜样。

她是布依族，从小说的都是母语布依语，但参加工作后，那些引导她的南下干部，成了她讲普通话的启蒙老师。天长日久，她的普通话就很像那么回事。因此，到了省委党校后，学起文化知识来比较容易，尤其是学习拼音，她的发音比较准，记忆力也很好，因而进步比较快。一个月下来，她从刚进校时成绩最差的学员变成了甲等生，作业经常拿到四五分，党校领导曾在全校表扬她。

由于蒙素芬在解放以来的各种斗争中，都经受住了各种考验，加上平时的工作做得很出色。在省委党校学习期间，表现也很优秀，学校领导批准了她的入党申请，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举行入党宣誓那天，同学们都来向她表示祝贺。

出访苏联

1953年，对蒙素芬的人生来说，是多彩的一年。党校学习尚未结束，她又荣幸地接到了上级通知，到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6周年纪念庆祝典礼。

这年11月，苏联人民将在莫斯科举行盛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6周年纪念庆祝典礼，苏联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邀请中国派代表团参加。中国决定以德高望重的许广平女士为团长、杨之华为书记，组团赴苏联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6周年纪念庆祝典礼。

代表团成员在全国推选，推选的条件是在各行各业中的先进妇女代表、女劳动模范。由于蒙素芬平时的出色表现，众望所归，因此她当之无愧地成为代表团中的一员。从而让她结识中国第一个女将军李真以及董承、陈学昭、廖梦醒等各界优秀妇女。西南地区只有两个代表名额，蒙素芬就是其中的一个。

1953年10月，蒙素芬（右）在苏联访问时与许广平（中）、李页俚（左）合影

代表团在苏联前后共28天，其中除了11月7日参加十月革命36周年庆典观礼外，余下的时间就是参观苏联的城市、工厂、学校和集体农庄等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参观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是蒙素芬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件事之一。这艘巡洋舰原为沙皇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的军舰。舰长124米，宽16.8米，1903年起服役。“阿芙乐尔”意为“黎明”或“曙光”的意思，在罗马神话中，“阿芙乐尔”是司晨女神，她唤醒人们，送来曙光。1917年11月7日该舰停泊在彼得格勒涅瓦河上，舰上官兵遵照列宁的指示，炮击冬宫，宣告“十月革命”开始。1923年，该舰改为练习舰。从1948年11月起，它作为十月革命的纪念物和中央军事博物馆分馆，永久性地停泊在涅瓦河畔，供人们参观、瞻仰。

当中国代表团登上舰艇，受到舰上官兵的热烈欢迎，并由舰长亲自给她们介绍阿芙乐尔号及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能亲自登上这艘象征十月革命的战舰，蒙素芬感到多么荣幸和自豪。这也是她第一次登上军舰，第一次亲身体会到苏联人民高度的爱国热情。尤其是苏联人民那种崇高的爱国荣誉感，更加激发了她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增添了无穷的革命力量。

在苏联参观期间，苏联人民要求中国代表团向大家介绍中国妇女运动方面的情况，通过酝酿，中国代表团决定由常年在民族地区工作的蒙素芬、乌兰两位代表中国妇女发言。

蒙素芬向苏联人民介绍了中国民族地区妇女怎么建设祖国，做的是哪些工作等等。当蒙素芬的发言刚结束，立即赢得阵阵掌声，从她的话语中，苏联人民看到了中国妇女的伟大。当时，苏联著名反法西斯战士卓娅和舒拉的母亲柳·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也到场，她是苏联人民心中的英雄母亲。她听完蒙素芬的汇报后，迎上来与蒙素芬紧紧拥抱，热泪盈眶地说：“我非常喜欢中国的女孩子，喜欢黑头发的女孩子，你就是我的女儿。”此情此景，所有在场人无不深深感动。

乌兰，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她是内蒙古自治区妇联主任，曾经是女游击队员的她，英姿飒爽，魅力不减。她介绍了解放后的中国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如何当家作主，如何参加生产劳动，如何支援工业建设，如何发动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兄长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等。她说，中国妇女动员自己的丈夫、兄长参军后，妇女们在后方加班加点做鞋、袜，支援前线战争。

乌兰那生动的故事，苏联人听后，都觉得中国的妇女太伟大了。苏联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苏波瓦高兴地跷起大拇指说：“中国妇女伟大，中国的妻子伟大，中国的母亲伟大。”话音刚落，两国妇女相互拥抱，相互鼓励，那场面多么激动，多么震撼。

苏联给蒙素芬的印象很深，苏联人民高度的热情，苏联红军为国牺牲的精神，苏联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忘我劳动，齐心协力，建设工厂，建设农村那种热火朝天的场景，给蒙素芬很大的鼓舞。

从苏联回来，她们先在北京作短暂的停留，进行总结。蒙素芬还到李真家去做客，在李真老大姐家，她吃到了地道的北京砂锅鱼。她还到廖梦醒（廖承志胞姊）家去做客，去看望廖母何香凝老人。廖梦醒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蒙素芬与她结成姐妹深情。

出访苏联，蒙素芬受益非浅。期间，在许广平等老大姐崇高风范的熏陶下，她的思想有了极大的飞跃，她决心将看到的、学到的苏联人民的爱国热情带回到家乡，好好传达报道，以此激发人民积极投身到建设的各项工作中。

回到家乡后，蒙素芬被安排在贵州、云南两省去作传达报告，前后历时半年多，作了数百场次的传达报告。每场报告，都深受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云南，她先后到机关、学校、部队、厂矿、农村等去做传达报告。连续的传达报告，连随从人员都感到筋疲力尽，蒙素芬当然就更累了，但她从不叫苦。好在她作报告，从来不用草稿，顶多就是理个简单的提纲，因而免去了白天作报告，晚上加班赶写材料的辛苦。只要当地政府把报告地点及时间安排好，她就欣然前往。她常说，为人民服务哪有不累的？再苦再累，只要是人民的需要，都要好好去完成，不能让老百姓对党的干部感到失望。

在云南保山专区传达时，蒙素芬不幸生病住院。但她想到还有千千万万个群众再等着听她的报告，她不等病好就提前出院了。

刚踏上丽江，就连续作了三天的传达报告，累得她全身软弱无力，就在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她又接到部队的邀请。随行人员都劝她休息算了。可是，她却坚决地说：“不能休息啊，这是在祖国的边疆，对守卫国门的最可爱的人，我没有理由拒绝他们的要求。”就这样，她继续拖着疲惫的身躯给边防战士们作了长达4个小时的报告。

从云南回来，蒙素芬又在贵州作50多天的传达报告，先后走了22个县市，作了31次报告，召开了8次座谈会，每次报告都得三四个钟头。

蒙素芬作报告，她有她独到的方法，不用什么讲稿，有时连提纲都不需要。她完全是凭记忆，讲事实，谈感想。她把看到的，学到的东西，结合国家贯彻总任务的要求结合起来。因此，她的报告，一是紧密结合实际，二是启发性、指导性强，三是出口成章，语言通俗易懂，对听众帮助很大。所以，她的报告深受群众的欢迎。每一次报告，尽管场内人数众多，但秩序井然，要么鸦雀无声，要么掌声雷动。

见证共和国宪法诞生

1954年7月，蒙素芬调到省妇联工作。到省妇联后，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深入农村进行调研、搞试点。

同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蒙素芬作为代表之一，再次到北京，再次见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这次会议，给蒙素芬留下更新的深刻印象。特别是，毛主席所作的开幕词：“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达到。”这句话，让全国人民感到无比的兴奋和鼓舞，这句话也一直伴随着蒙素芬的革命生涯，鼓励着她前进。

在会上，毛主席的讲话，不时激起阵阵热烈的掌声。蒙素芬清楚地看到，有的人鼓掌把手都拍肿了。

出席这次人代会，蒙素芬又有幸与头一年出访苏联的代表们见面，出访苏联的代表团中，像许广平、李真、廖梦醒等也是出席本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休会期间，李真还与她叙旧，鼓励她好好学习，奋发向上，要把会议精神带回去好好贯彻。

周恩来总理的话语，也是她终身难忘的。

蒙素芬经常回忆起当初的情景，她说那是会议期间的一天晚上，大会组织代表们观看文艺演出，她的座位隔着周总理和邓颖超的座位才几排椅子，周总理记忆力非常好，看到蒙素芬时居然能认出来。周总理对身边的邓颖超说，“小超，那是贵州的小蒙，布依族姑娘。”邓颖超立即转身叫她说：“小蒙，总理叫你呢。”于是，她赶紧走到总理的身边。总理问她说：“小蒙，我会上的讲话你能听得懂吗？”她回答说：“有的地方听不太懂。”总理又说：“听不懂怎么办啊。”蒙素芬说，“听不懂的地方就请韦秀英大姐给我讲，请我们省的书记、省长给我讲。”总理说：“好啊。他们给你讲了，如果你还不懂，你可以问问你邓大姐嘛。”总理的关心，让她感动得热泪盈眶。

韦秀英是江西省的代表，自从认识蒙素芬后，她对蒙素芬很关心，并经常询问贵州的发展变化情况。因为当年参加长征经过贵州，韦秀英对贵州的印象很深，很有感情。

她告她告诉蒙素芬，在红军长第二次撤出遵义城时，她还在城里负责做俘虏兵的安置和遣散工作，有位当地的老大爷来通知她说，敌人已经进攻遵义城了，叫她马上撤走。这位老大爷带她跑出城后走了二十多里才赶上部队。后来才得知，那位老大爷回去时，在半路上就被敌人杀害了。事前，因为负责通知她撤离的通讯员在途中不幸牺牲，所以她不知道部队撤出的消息，幸亏有遵义老百姓的帮助，要不她的生命早就留在遵义城了。

刘少奇同志向大会作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通过大会表决，宪法草案获得全票通过。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蒙素芬有幸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表决人之一。

见证西藏自治区成立

1955年，世界青年联欢节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中国出席这次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代表团由团中央组织，从全国各地推荐优秀青年代表组成。其中，有工人、农民、工商界人，统一战线代表等，他们都是各界、各条战线中优秀的积极分子。中国代表团共有50名成员。除了代表团成员外，中国还派出文艺表演团、体育表演团共100多人出席这次华沙世界青年联欢节。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中国代表团很受波兰人民的欢迎，波兰劳动党总书记还亲自接见了他们，并对他们寄予厚望。

从华沙回国后，蒙素芬又受命到全省各地去作巡迴演讲。

不久，中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是由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同志组织，参会人员有各条战线的青年先进代表。会议的内容主要是动员各族各界青年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当年，我国开始实行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实行统购统销，“千万个青年跟随毛泽东”的口号响彻祖国大江南北，全国各族人民，激情高涨，奋战在建设社会主义征程中。

这次会议，蒙素芬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都是从全国各的劳动模范中推选出来的，有抗洪救灾方面的模范，有工农业方面的模范。如贵州省人民政府打字员罗朝芬，是贵州省当时打字速度最快，错误很少的优秀打字员之一，她也作为贵州的代表参加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还邀请了外国知名人士参加，像卓娅和舒拉的母亲柳·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也被邀请来参会。规模盛大，振奋人心。

从北京参会回来后，根据省委的安排，她到全省各地去做传达报告工作，历时两个多月。

蒙素芬是个干哪行爱哪行，干哪行专哪行的人。到省妇联工作才几个月，她就表现出了非凡的工作能力，经常得到领导的表扬。

同年4月，中央组成以陈毅元帅为团长的中央祝贺团，赴西藏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蒙素芬有幸作为祝贺团成员之一，赶赴西藏，与西藏各族人民一道，见证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

从西藏回来后，她一心扑在妇联工作上，组织、发动全省广大妇女积极投身到建设祖国的征程上来。她在省妇联工作的时间比较长，经验也比较成熟。

1956年，蒙素芬升任省妇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同年12月，蒙素芬怀着多学习文化知识，进一步给自己充电的决心，到省干部中等文化学校学习，这次学习，是她学习生涯中最长的一次，直到1958年9月学习结束。

逆境中依然心系人民

1958年“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浮夸风、共产风及瞎指挥的官僚主义一度盛行，使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发生了严重的问题，造成了大饥荒的“三年困难时期”。那时候，蒙素芬也感到十分困惑，几次向上面反映了不少实情民意。为此，她被斥为“右倾”而受到批判，但她没有因此而丧失信心，她依然继续奔走在民间，为群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蒙素芬是个重实际的人，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事，她都敢于为群众说话，为群众积极争取。有一年，她到纳雍县去视察工作，在纳雍县乡下看到饿饭的老百姓很多，情况很严重。她很同情，很气愤。当时是不允许说出老百姓饿饭这样的话的，只能说天下形势一片大好。但蒙素芬没有这样做，老百姓本来就饿饭嘛，怎么能睁眼说瞎话呢？于是，她顶着压力把真实情况反映给纳雍县领导。幸好，当时的纳雍县领导也很务实，听了蒙素芬的反映后，第三天就立即组织马帮送粮下乡解救百姓，挽救了不少在死亡边缘挣扎的生命。

在乡下，蒙素芬看到一个带着婴儿的农妇，因为饿饭时间久了，没有奶给孩子吃，孩子已经哭得奄奄一息。蒙素芬当即用自己的奶水给这位农妇的孩子喂奶。类似的事情，在蒙素芬的身上，太多了。

蒙素芬说，在党要讲党性，实事求是，不然就对不起人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大批判风潮席卷全国，到处揪斗“走资派”。蒙素芬和其他老干部一样，也难逃被批斗的厄运。而且，她的头上还多扣了一顶帽子——地方民族主义。

在一次批斗中，蒙素芬问批斗她的“造反派”：“什么叫民族主义？我反对汉族干部没有？我反对毛泽东思想没有？我反对党的路线没有？”揪斗她的“造反派”回答不上来，她接着反问道，“那为什么说我是地方民族主义呢？”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十年浩劫”终于过去。举国上下百废待兴，拨乱反正。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中央全会召开以后，党政各级部门，工青妇等各级群团组织，各项工作，得以恢复正常，走向正轨，走向改放思想的新时代。

省妇联组织恢复后，蒙素芬被任命为党组书记、主任。

1977年11月，蒙素芬当选政协贵州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党组成员兼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

到省政协工作以后，蒙素芬的多数时间是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去贯彻执行党的中心工作，开展政协工作。为人民、为民族地区的繁荣发展献计献策。

蒙素芬在省政协工作20多年，连任第五、六、七届省政协副主席，直到2004年光荣退休。

群众利益无小事

蒙素芬是个尊重事实，按原则办事的人。无论是在工作上或是在生活上，她从不脱离群众。兢兢业业，实事求是，一丝不苟。只要是涉及人民群众的事，她都会想尽办法把它做好。

贞丰县挽栏乡五村是个多民族聚居的乡镇，这里居住着汉族、苗族和布依族等少数民族。土改时，汉族地主未被打垮，又窃夺了人民政权，把少数民族群众分得的田地又夺回去分给他们的族人，要少数民族到别的村去分土地，造成了民族矛盾。这个问题闹到了县里，县领导知道蒙素芬群众基础好，又有农村工作经验，于是就派她和另外两个同志去处理这桩事情。

蒙素芬一行三人，深入群众中，宣传党的政策，耐心疏导。当地群众听说是蒙素芬来为他们解决问题，都纷纷把内心话说给她听，也乐意听她讲道理。这样，仅用六七天的功夫，她就弄清楚了事情的原委，揭穿了阶级敌人的阴谋。经县领导批准，这个村重新实行土地改革，从而消除了民族隔阂，各族人民更加团结了。

一次，一个乡的布依族妇女听了妇幼卫生保健方面的宣传后，决定带自家的小孩去做疫苗接种，因当时的卫生条件还相当落后，一个县就只有一个医院。这几个妇女都是破天荒第一次进城，到了县城后，怎么也找不到疫苗接种的地方，在万般为难之际，其中的一个妇女突然想到了蒙素芬，因蒙素芬在城里的名气，几乎个个知道，于是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蒙素芬。最后，在蒙素芬的帮助下，她们的小孩顺利地接种了疫苗。

蒙素芬关心群众切身利益的事很快就在群众中传开了，人们都说，到底是见过毛主席的人啊，思想观念就是不一样，是名副其实的热心人。

打那以后，当地的人们很少直接叫她蒙素芬了，都尊称她叫“蒙孃孃”。但凡群众中哪家遇到什么难事，首先想到的就是找“蒙孃孃”帮忙，不光是老百姓喜欢找她帮忙，就是乡里的干部也喜欢找她商量、研究工作中的问题。几乎每逢县里的赶场天，她的办公室总是人来人往的。许多妇女就连像买布之类的小事都喜欢找她引见。她也无论事大事小，只要找到她，她都尽其所能地给予帮忙。

蒙素芬身上这些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优秀品质，就在她离开贞丰到省委党校学习期间也好，或是离开贞丰当上省妇联主席也好，都没有改变。

那年，她到省委党校学习期间，她看到省委党校附近有许多农家，于是，她就挤出时间去那里，找那里的老乡们聊天，去了解这里群众的生活、生产，以积累自己的社会经验及工作经验。

心系家乡发展

吃水不忘挖井人。蒙素芬是个关心家乡，热爱家乡的女干部。身为省里的高级领导干部，离开家乡几十年了，可是她对家乡的深厚情谊并没有随着时间的过去和地位的升高而淡化。

蒙素芬帮助家乡人民所做的好事，太多太多，比如说帮助解决北盘江白层渡口水运工具的事，帮助贞丰糖厂起死回生的事、帮助学校解决教学危房的事，等等。

在贞丰县北部的北盘江畔，有个渡口叫白层渡口，距离贞丰县城20余公里。白层渡口是北盘江畔上的第一个古老码头，曾被称为“黔桂锁钥”。清嘉庆年间，这里曾是繁华一时的商品集散地和货物中转地。长期以来，盛产于贞丰、安龙一带的桐油、生姜、辣椒等农产品及煤矿、陶瓷等都要经过这里运往广西、广东等地。解放后，这里仍然成为贵州南下广西的主要水上通道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商品交易的繁荣，对渡口的吞吐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这里没有大型船只，仍然沿袭过去那种简陋的小木船运输方式，严重制约了交通运输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1998年，时任贞丰县委书记的田忠明同志，利用到省里来开会的机会，找到了蒙素芬，向蒙素芬谈了他想改变白层渡口水运工具，但县里又缺乏资金的事。

蒙素芬当时任省政协副主席。经常出去开会，要处理的事情也很多。但是，当她听了田忠明的想法后，深受感动，认为白层渡口的水运工具应该升级换代了，否则家乡的经济如何提速发展。于是，她挤出时间，多次向省委、省政府领导反映此事，引起了省领导的关心，不久，省政府责成省经委、省计委、省交通厅等部门联合召开办公会议，拿出70多万元解决北盘江水上运输问题。

钱的问题到底是解决了，可是，怎么造大型轮船呀，这又是摆在贞丰县领导面前的一大难题。当时，贞丰县没有造船厂，光有资金还不行，还得想办法制造轮船。

蒙素芬知道贞丰县领导这一燃眉之急后，又主动帮他们多方打听，后来终于打听到思南县有个造船厂。于是，她又赶赴思南县，同那里的领导商量解决帮助贞丰制造轮船的问题。在思南方面的大力帮助下，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终于造出了一艘载重百吨的轮船并投入使用，从而结束了北盘江上没有轮船的历史。

80年代末，贞丰县的工业基础还很薄弱，全县只有一个制糖厂，经济发展非常缓慢。

1998年，蒙素芬带领省政协调研组到贞丰县白层镇对当地的甘蔗产业进行调研时，得知贞丰县制糖厂锅炉被烧坏，当时恰逢甘蔗成熟季节，但由于厂里资金紧缺，无力维修，全县上下十分着急。因为锅炉烧坏，影响的不仅仅只是厂里的效益问题，还将涉及到广大蔗农的生活、生产问题。蒙素芬知道，如果此事不及时解决，不但是给广大蔗农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而且将会严重打击广大蔗农的生产积极性，来年的甘蔗种植任务就难于完成，将会打乱县里一系列工作计划。

调研组于是抓紧完成调研工作后急忙赶回省里。那天晚上10点多钟，调研组终于赶到贵阳，蒙素芬没有回家稍事休息而是径直赶到办公室，包一放，就拿起电话向某位省领导反映这事，这位省领导在电话中说：“都几点了呀，有事明天再说吧。”蒙素芬急了，赶忙说：“这事太急了，时间晚了，耽误了甘蔗榨季时机，受到影响的不光是糖厂，更主要的是成千上万蔗农的吃饭问题啊。”

她的这句话，引起了省领导的高度重视，第二天，省计委进行研究，决定立即解决糖厂27万元资金。糖厂锅炉问题得到了解决，悬在贞丰县领导心口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工厂回收甘蔗的工作又恢复正常，广大蔗农的脸上也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村民心中的热心人

贞丰县珉谷镇有个前一村，是个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村。前一村小学校舍是在过去老房子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多年来又没有钱维修，破损严重，成了危房。1983年，蒙素芬到贞丰调研时，知道这个情况后，便及时与相关部门协调，为该校解决了10多万元资金的维修费用。

贞丰县是黔西南州优质砂仁产地之一。1995年，省政协调研组在蒙素芬的带领下，来到贞丰县连环乡对砂仁产业进行调研。这时连环乡党委向她反映说屯上村的学校已经属于危房，环境也不好，当地群众早就盼望能有个好点的学校给孩子上学，而政府又没有钱给予解决。蒙素芬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天就赶到学校去进行实地查看。不看不知道，她到现场一看，既惊讶，又难过。她万万想不到这所学校那么破烂。她想，这里的教师和学生还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教学、学习，真不简单啊。作为女人，身为人母的她，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她当场就掏出自己身上仅有的200元钱交给学校领导，让他们先购买瓦等必要物资对校舍进行维修，缓解隐患。调研结束回到贵阳后，她就及时向省政协领导反映这个情况，在领导的帮助下，多方筹集到了17万元资金，加上地方政府自筹的部分资金，最后在屯上村建起了一所能容纳200多学生的漂亮学校。2005年，蒙素芬同省政协的其他同志到屯上村验收学校建设工程时，她个人又拿出2000元帮助学校给学生购买书包、笔等文具用品。

蒙素芬在贵州省各族各届人民代表会议上发言

就在验收组即将离开屯上村时，有40多个农民和老师又跑来向她反映说，屯上村纳歪组想建一座桥，解决学生上学难问题，但由于没有资金建桥，平时学生上学，都要从水里趟过河去。到了雨季，河面涨水，学生上学时只能由大人一个个把学生背过河去，胆大的孩子不等大人来就试着趟水过河，非常危险，严重威胁着学生及村里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希望省政协领导关心纳歪组孩子的上学困难问题。蒙素芬听后，立即带领验收组赶往纳歪组进行实地了解。

纳歪组地处边远，村寨中间有条河把寨子分成了两半。家住在另一半寨子的学生都要趟过那条河才能到学校。

返回贵阳后，蒙素芬立即将纳歪组的这个情况向省交通厅反映，省交通厅领导对此事非常重视，给纳歪组安排了35万元资金用于建桥。不久，一座漂亮的小桥，出现在纳歪河上，从而结束了这里学生上学难，群众过河难的问题。

家乡的难事总是那样的多，解决了一件，又出来一件。

蒙素芬除了帮助单位、集体解决实际困难外。她还经常关注贫困学生。捐资助学，使贫困学生能读书是她多年来一贯坚持的义举。她经常说，“其实我真的也实在困难，每当资助他人时，也常常遭到家人的争议和不解。”

是的，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有个在北京读书的孩子曾向她提出要买块手表，价格才50多元，但她就是不答应。蒙素芬就是这样的人，对家人，她很吝啬。可是，在资助贫困学生上，她却毫不犹豫出手大方。

1994年，贞丰县有个叫潘庆傍的学生考上贵州民族学院，这个学生的家庭本来就非常困难，他母亲多年瘫痪在床，妹妹又小，家中全靠他父亲一个人干农活所得的微薄收入供养。由于没有钱交学费，他父亲就把家中唯一值钱的耕牛变卖，给他作为读书的费用。可是，对于农村来说，家里没有牛，下一年的农活就干不了，那收入更不知从何而来。

蒙素芬得知潘庆傍的处境后，当即慷慨解囊，拿出600元钱帮助他交学费，同时，又与贵州民族学院领导协商，学校领导根据学校相关规定，给潘庆傍减免了学费，使潘庆傍得以圆满完成学业。

在贞丰的农村，重男轻女的现象特别严重，很多农村女孩上完小学就辍学在家干农活了。连环乡是个布依族和苗族聚居的乡村，那里比较边远，女孩子多半没有进过学校。蒙素芬知道这个情况后，很同情这些孩子，她以省政协委员的身份，多次向省政协领导提出帮助农村女孩读书的议案。1995年9月，一项帮助农村女孩读书的“春蕾计划”终于出台，协调了2万多元资金在连环乡开办农村民族女童班。起初，很多家长考虑到家庭农活需要，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来读书，这些家长的观念是，女孩子长大了终究是别家的人，读不读书有什么用。因此，女童班的入学率很低。

为了办好女童班，蒙素芬经常抽出时间，多次从省里专程到连环乡来看望女童班。她还亲自深入乡间，走村串户，宣传女孩子读书的好处，动员村民一定要转变观念，送女孩子读书。这些女孩子的家长在她的说服教育下，开始送孩子来读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学校老师和蒙素芬的共同努力下，女童班第一学期就收招了40多名来自布依族、苗族贫困家庭的女孩入学。几年下来，许多农村女娃娃从“春蕾计划”班出来，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有的进入高中继续深造，有的则进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习专业技能，毕业后到企业去打工，由于懂技术而得到重用，待遇很好。现在，许多家长都认识到这些好处都是当年“蒙孃孃”苦口婆心开导和劝说的结果。

有几次，村民们听说“蒙孃孃”回到家乡，都纷纷拿出自家好吃的东西，有的还拿出自己绣出来的针织品送给她，但都被她婉言谢绝。她知道，村民们一天忙到黑，一年忙到头，家里有好吃的东西都要拿去变卖换钱，舍不得自家吃，亲手绣出一件东西来更是不容易，她怎么忍心“夺爱”啊。

类似这样的故事很多，几十年来，蒙素芬始终心系家乡，帮助家乡。家乡有什么困难，她都积极出面，鼎力相助，协调解决。在村民们的心中，蒙素芬是个热心肠的人。

蒙素芬经常说，一个人，无论职务多高，官有多大，首先要学会做人。要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自己的祖国。一个不热爱本民族，不热爱自己家乡的人，还谈什么热爱祖国。

在老百姓的记忆里，家乡的美好变化，其中少不了“蒙孃孃”的一份功劳。

走在贞丰，走在黔西南，只要提到蒙素芬，群众无不跷起大拇指说：“她是我们的好孃孃！”

带队深入麻山调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下，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围绕这个中心去开展各项活动成了政协重要的工作内容。其中，最让蒙素芬难以忘怀的是1993年开展的贵州麻山调查。

贵州麻山，历史上有这样的龙脉传说，即“头饮红河水（今天望谟县境内的白盘江），身卧和宏州（今紫云自治县宗地乡、罗甸县木引乡一带），尾落大塘地（今平塘县大塘镇、新塘乡一带）。说的就是在今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惠水、长顺、罗甸、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望谟以及安顺地区的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等县的边缘结合部地带，在明朝时期，居住在这里布依族、苗族人民主要以种植苎麻为业，并远销外界，因而外界把这一带称为麻山。

麻山地区涉及6县20多个乡镇，30多万人口。这一带主要为山区，石漠化严重。由于历史原因，加之自然环境恶劣等因素致使这些地区经济、文化、交通、教育等相当落后，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生产、生活十分困难，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是贵州省其他贫困地区少见的。

历届省委、省政府和有关领导对麻山地区的贫困问题十分关心。1986年，吴实和金风两位老领导就给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写过信，希望对麻山的贫困问题予以重视。胡锦涛同志对此专门作了批示，要求有关部门认真吸纳他们的意见。

1993年3月，原贵州省委副书记龙志毅同志当选贵州省政协主席。上任后，龙志毅提出了新一届政协工作的基本思路，强调要参大政、议大事、办实事、求实效。根据龙志毅的思路，七届省政协各专门委员会和省政协办公厅及时制定了当年的工作计划。在讨论工作计划时，大家形成了这样的共识：省政协民族宗教与工妇青委员会的工作要以民族工作为主，民族工作要以经济工作为主。于是，决定由省政协民族宗教与工妇青委员会和省民委联合对麻山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一次深入系统的调研，为省委、省政府进行扶贫提供依据。最后，主席会议决定由蒙素芬牵头，省政协民族宗教与工妇青委员会和省民委共同参与，对麻山开展联合调研。

在蒙素芬的带领下，各项前期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首先是召集黔南、黔西南和安顺地区政协工委、地区民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特邀麻山地区所涉及的6个县政府、政协和民委的领导同志参加，研究调查方案。其次是从省政协、省民委抽调了60名精兵强将，对他们进行调查目的、调查方法、进入村寨应注意事项等方面的专门培训。

一切准备就绪。1993年8月9日，具有历史意义的麻山调查开始了。由省政协、省民委和麻山片区有关的地、州、县党委、政府、政协、民委参加的100多人组成的调查队，由蒙素芬、刘广洛、严天华带队，分成5个调查组，深入到极贫的麻山地区深入开展为期一个多月的实地调研。

调查队走村串寨，深入农户家中，先后走访了180多个村民组、80多户农户，召开了270多次座谈会，参加座谈的干部群众达3000人次以上。此外，调查组还到各县档案馆等单位查阅了有关麻山地区的历史资料，对麻山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历史概貌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了解。

通过调研，发现在惠水县的打引乡，缺衣少被、缺盐无油的农户就有580多户3200人，占全乡总人数的33.16%。在罗甸县，有5个乡，无房子住的农户就有470多户。贫困状况令人掉泪。

这次调查共写出25篇28万余字的调查报告，还录制了题为《麻山在呼唤》的纪录片。

同年2月，省政协常务副主席王思明带领驻黔全国政协委员视察组到荔波瑶山视察，回来后写成了“关于瑶山贫困状况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引起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1994年4月18日，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批转了团省委、省总工会等5单位“关于向麻山、瑶山群众送温暖、献爱心活动的倡议书”，随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向“两山”群众献爱心活动在贵州兴起。全省各地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新疆、深圳等全国各地各单位、个人纷纷向麻山、瑶山群众捐款捐物。仅一个月的时间，捐赠办公室收到的各类捐赠物资、现金就达160多万元，捐赠活动之踊跃，涉及面之宽，效果之好前所未有，成为贵州扶贫史上的创举。

如今的麻山、瑶山地区，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央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下，这里的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贫困面逐年缩小，农民的生产、生活、教育条件逐年得到改善。每当蒙素芬在资料上或是广播电视上看到麻山的新变化时，她从心底里感到格外的高兴。

1995年，蒙素芬应邀到北京，出席世界妇女大会非政府论坛。在这次会议上，她获得中国组委会特别嘉奖。

永远跟党走

2004年，蒙素芬从省政协岗位上退下来了，但她并没有因为退休而闲着，她仍然心系着祖国少年儿童的成长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退休后不久，她又被邀请担任贵州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贵州省老年体协副主席等职。

从1950年开始步入工作岗位的那天开始到退休那年，她整整在工作岗位上为党，为人民奋斗了55个春秋，如今的“蒙孃孃”已经两鬓斑白，可她精神还很好，眼不花，耳不聋。

她是一个跟着共和国一起成长的国家干部。她经常给后人说，她的成长，是党培养的结果。她经常教育后人说，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深入到群众中去，要跟群众打成一片，才能为人民大众做好服务。

蒙素芬就是这样一个忠于党的人，从入团到入党她都这样，她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工作几十年来，她始终按党的政策办事，哪怕是在最艰难的岁月，她从来没有动摇过对党的信仰。她喜欢用《我是一个兵》这首歌来激励自己，尤其是在逆境中的那段岁月，她经常默默念唱着“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我是一个兵，爱国爱人民。革命战争考验了我，立场更坚定。”以歌激情，激励自己永远跟党走，永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

唱歌并不是她的最爱，但她经常用歌来激励自己。她学唱的第一首歌是《我们是民主青年》，这首歌是她在农会的时候学唱的，如今已经伴随了她半个多世纪，她仍然是那么喜欢它：

“我们是民主青年，我们是人民的先锋。毛泽东教育我们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千万青年，跟着毛泽东，永远向胜利，永远向光明。”

她也经常用这首歌词来教育年轻人，要永远跟党走，要学会为人民服务。

经历过两个社会制度的蒙素芬，体会到旧社会的苦难，因而她更加珍惜新社会的每一寸光阴。在她半个多世纪的工作生涯中，她积累了许许多多宝贵的工作经验、生活经验。她经常说：“在我的一生中，给我教育最深的是：一切来自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

50多年来，蒙素芬以一个布依族女人的执着热情，投入到党和人民的革命工作中，为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贡献了她毕生的精力，她也因此深受各族人民的爱戴。

如今，步入耄耋之年的蒙素芬，生活很幸福，家庭很美满。她的妹妹和弟弟也退休了，她的儿子、孙子都在北京工作。

如今，两鬓斑白的蒙素芬老人仍然在为下一代尽心尽力，除了参加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省老年体协举办的一些会议外，还经常参加省布依学会、省苗学会等许多学会的会议活动，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发挥着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