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烈山骄子

罗尚才，是中共高级干部中的布依族英才之一。

罗尚才生于乱世，出身寒微。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一个追求真理、胸怀天下的革命者，可谓雄才栋梁起自布衣。

在罗尚才的革命里程上，有着这样一系列的标志：山乡国民学校教师、盘北游击七支队中队长、大烈山村农会主席、土改工作组长、募役区副区长、镇宁县县长、县委书记、安顺地区农委主任、贵州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黔南州委书记、贵州省副省长，以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等。一步一个脚印的从政之路，自强不息的人生轨迹，印证了老子《道德经》中的真言：合抱之树，生于毫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苦寒童年

一

20世纪初叶，中国末代皇朝覆灭，封建社会宣告终结。

但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头面”走马灯般地换，你方唱罢我登台，还是改变不了军阀混战的动荡局面；而同时，共产主义革命星火，在灾难深重的神州大地，借十月革命的北风，则正形成燎原之势。

1929年，农历己巳年二月二十八，偏僻的大烈山寨子一间杈棚屋里，传出一阵嘹亮的新生儿号哭声，罗云清的妻子鲁氏生下了第二个孩子。亲人寨邻，互传喜信：是个放牛的！是个读书的！

黔中山地的布依百姓，生得女孩，叫“掏猪菜的”、“绣花的”；生得男孩，叫“放牛的”、“读书的”。罗云清的第一个孩子，就是个“绣花掏猪菜的”女孩，取名甜妹。

这个在乱世春寒中降生的男儿，就是罗尚才。

罗尚才长到读书的年岁上，却因家境贫困不得上学，只能上坡去放伙牛。他不光是管看自家的耕牛，还承包了好几家的耕牛来一道放牧。这样，还可以赚回一点报酬（粮食）来帮补家用。

罗尚才的父亲罗云清，原先是住在关岭县伍家坟寨，一直靠租佃地主田土养家糊口。后来，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寻找适宜自力发家的生存之地，得亲友舍力帮忙，就搬到了邻近的镇宁县大烈山村，搭了间茅草房，落下户来，一口气开了几亩荒地。开头一季两季苦挣下来，收成还不错。有了一口饱饭，也不再受地主老财的气。

罗尚才

可是，罗云清开垦的那几亩荒坡地，全要望靠老天眷顾，若不得风调雨顺，逢涝遇旱都难保收。一旦遭了重灾，甚至连种子都收不回来。而短短几年，罗云清家人丁旺发，在老二罗尚才出世之后，老三、老四、老五、老六就紧跟着来到人世了。这就有了两男四女，其中老四也是男孩；加上阿爹阿妈，就成了八口之家。布依人家自古男耕女织，女人在当家之前就得学会纺纱织布，再怎么穷也能勉强遮身，吃饭却是个大问题。大烈山可开的荒地毕竟有限，罗云清靠亲友相助所拥有的几亩坡地，就是正常年景，也不过就两千来斤毛粮的收入，若遇到年成不好，就弄得年都过不成。因此，罗云清无法可想，又重新落回租种地主田土的境地。

二

罗尚才放牛，日晒雨淋，勤谨用心，一放就是两三年。

每天大清早，罗尚才吆牛上坡，与他一般大的孩子们，则一路相邀，背起书包到邻村茅草寨的私塾上学。小伙伴们只要一见到罗尚才，总要大声地邀约他一起去读书。罗尚才好羡慕，他心里好想读书，但他只能去放牛。每天每天，罗尚才人在放牛坡上，心思却飞往茅草寨学堂。就像肚子饿闻到饭香，挡不住那一阵阵读书声的诱惑。

于是，他时不时就把牛群赶到学堂附近的草坡放牧。在那里，学生们的每一句齐声唱读，罗尚才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就像听唱歌一样美妙。但是，懵里懵懂，“子曰诗云”听不懂，听得懂的是“父母养育，万苦千辛，父母恩德，山高水深……送你读书，望你成人。速往学堂，去读书文。少年不读，老来无成。无事不读，老来求人。那时方悔，要读不能。”（《四字经》）有时，他索性趴到学堂窗外跟着默念；窜回坡上，就折根木棍在地上学划，居然会写不少的字。

茅草寨私塾的马光堂老先生，知道罗尚才聪明灵动又最想读书，曾几回特意登门，极力说服罗云清送儿子上学。罗云清又何尝不想送子入学呢？可是迫于家境贫白，无可奈何，只能心领马先生的好意，却实在供送不起。

殊不知，因为罗尚才“趴窗偷学”过于痴迷，终于有一天，一头牛儿窜进了坡脚的地头，啃掉了一片庄稼嫩苗。而且，偏巧就是马先生家的包谷地。罗云清情知儿子闯了祸，赶紧上门致歉认赔。不料马先生捻须一笑，不但不怪罪，反倒认为“此子可教”。马先生家堂屋，神龛之上，正中间“天地国亲师”几个行楷大字，赫然醒目。事情到了这个份上，罗云清面对马先生，就只有惭愧，再也无话可说，第二天就送罗尚才上学了。

罗尚才聪颖过人，又是如此得之不易的入学机会，使他读起书来更加如饥似渴，格外用功。一年多点的时间，便读了私塾常设的大部分课程。这在执教多年的马先生门下，实属少见。然而，罗尚才因家境每况愈下，难以为继，还是中途辍学了。

而不久，国民政府实施“边彊教育”，促进“边胞文化”。在大烈山也办起了学校，称为“募役乡第二中心国民学校”。当时，这种公办学校，称为“新学”或“官学”，与被称为“老学”的私塾学堂截然不同，“新学”摒弃了通篇“之乎者也”的文言读本，多半是浅显易懂的白话文教学。一直最想读书的罗尚才，自然跃跃欲试。罗云清深知儿子读书心切，就又硬撑着，让他如愿以偿。

第二中心国民学校，是一所初、高齐备的完全小学。初小部，由初一级到初四级；高小部，由高一级到高二级；相当于后来包括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完全小学。由于罗尚才先有了一年多的私学基础，老师略作考核，就让他直接进初二级就读。初三级时，校方见他成绩十分优异、游刃有余，又再次破格，让他跳上高一级学习。罗尚才果然不负师望，期末考试，一下子就考了个全校第二名。

然而，因家庭日愈困难，罗尚才再次面临辍学的无奈选择。而正当他准备向老师和同学们告别时，罗仕俊等几位老师却恳请校方让他留校代课。当时，学校的师资匮缺，以罗尚才当时已拥有的知识水准，教初小一、二级的课，完全没有问题。

于是，柳暗花明，罗尚才就成了其母校年纪最小的教师。

国恨家仇

一

罗尚才在“官学”就读和教书的几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逼近尾声的烽火岁月。

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罗尚才所在的募役乡第二中心国民学校，青年教师们每天一说起抗日救亡，群情激愤，热血沸腾。外界传来的新闻旧闻，都是大家交谈的话题。校园内外，抗日救亡的昂扬歌声，震撼着贫瘠的大烈山谷。那时，血气方刚的罗尚才，对这一切耳濡目染，恨不能马上扛起枪，奔赴抗日前线参战立功。

当时，罗尚才姐姐的家庭发生裂变，闹得鸡犬不宁。老父老母更是被气得一齐病倒。姐姐甜妹嫁到同寨的卢家。姐夫卢正明当初看上甜妹，对于罗家的贫穷从无半句嫌言。甜妹贫苦出身，勤谨能干，为人做事，样样周全，是左邻右舍公认的好媳妇。可是自从卢正明当了保长，一切就都变了。他不仅无缘无故地虐待甜妹，还公然娶了个小老婆，让甜妹成天眼泪泡饭。罗尚才自然气愤不过，就请起几位族中寨老主持公道，拉起几个青年伙伴，上门去找姐夫理论讨说法。卢正明一向不把这个放牛娃舅子放眼里，看他一介少年，却敢怒敢言，一股凛然正气，居然驳得他一时理屈词穷，倒是暗暗吓了一跳，不由得不刮目相看——读了几天书当了几天教书匠是大不一般了。不过，现今他卢正明毕竟是一保之长，有权有枪，怎能让让个毛头小弟倒了威风？定一定神，使出他以势压人、强词夺理的无赖手段。天是王大，他是王二，寨老的规劝也不在话下，公道不存，亲情不在，这仇也就结下了。

罗尚才心想：这个姐夫卢正明，原先平平和和的一个人，怎么才当上了个小保长，就变得专横跋扈了呢？由此，让他更深切地感觉到这个世道的黑暗和人性的堕落。

接下来不久，这年夏天，卢保长在大烈山发布“征兵”告示，声称驻防于募役乡境的“师管区”部队，要在各保征兵补缺。大烈山保派征四人，经抽签确定，第一个就是罗尚才；其余三人是卢正华、罗尚举、罗尚文。这三个青年，正是与罗尚才一起为甜妹姐姐找卢正明论理的伙伴。大家一看，就明白是卢正明的阴险报复。

所谓“师管区”，是1944年前后国民党在各地设置的区域军事机构，主要负责征兵和集训，也承担地方的治安防务。募役乡的这个师管区，却是一个非常污糟的兵营。在内里是兵痞争霸，以大欺小。一出来就无恶不作，简直与土匪无二。这地方的老百姓，一提起师管区就恨声不绝。都说那是个贼窝子，好人进去，只能跟着学坏，不变坏就活不出来。因此，都深怕自家的子弟被抓进去。

罗尚才等四个被“抽中”的青年，紧急聚在一起商量怎么办。罗尚才对大家说，这回抽的是师管区本营的兵，去那里不如上战场去杀敌拼命，坚决不能去，趁他们还没来抓，先躲起来再说。

大烈山一带林密沟深，还有许多岩洞，只要小心躲藏，不难逃过搜捕。罗尚才与三个伙伴，就趁着夜黑，潜进深山老林。

二

其实，这也正是卢保长希望的结果。他早就很清楚，师管区是个怎样的地方，大烈山的村民们，打死也不会让子弟被送到里边去。而卢保长也不敢太犯众怒，真正死心塌地帮师管区办事；但是，“征兵”抽丁这项公差，却可以成为摇钱树。抓丁在押，数钱放人。但是，几个小伙躲得无影无踪，他也只能天天派保丁上门要人。

罗尚才们躲藏在密林深处，步步为营，提防搜山保丁，提防野兽蛇虫；家里暗送的干粮接不上，还得饥挨饿。有一天，罗尚举饿得实在忍不住，就潜回寨子，很快被保丁抓了。保长马上就跑去要挟他家二老，开出500块小洋的放人“行价”。两老搜干刮净，就只拿得出100块小洋来。卢保长就写了张400块的欠条让他们按过手印后收来揣起，回头把人放了。一边并叫保丁“演出”壮丁逃跑的假象，把师管区来抓兵的“老总”哄骗过去。

这使罗尚才对眼前的现实更加厌恶；感觉国民党政权已然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他沉思良久，就对弟兄们说，这样昏天黑地躲避下去不是办法，是不是各自奔外乡的亲戚家躲避，等风头过去再回来。大家都很赞成，就趁夜钻出密林摸黑上路了。

罗尚才和三个弟兄分手，便决定到吴胜堡的大姨妈家去。

吴胜堡，也是募役区的一个小乡。与大烈山相隔五十来里，也以布依族人居多。不过气候比大烈山湿润，物产也丰富得多。

夜黑山陡，磕磕碰碰，罗尚才摸齐天亮才走到。大姨妈见罗尚才因躲难躲得长毛嘴尖，心疼得不得了。叮嘱他只管吃好睡好，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每天，大姨妈的儿子、罗尚才的表哥罗尚兴上坡下田，就随时留意寨子周边的动静，确保罗尚才平安无事。每逢赶场天，罗尚兴去赶场不买不卖，就打听大烈山那边的情况。不久，终于有消息传来：募役师管区已经调离撤走。这就是说，逃丁的灾祸已经过去。然而，罗尚才回了一趟大烈山又到吴胜堡来了。他听从表哥罗尚兴的建议，到吴胜乡中心国民学校当老师。

这所学校就在吴胜堡，校长与罗尚兴常有往来。但为安全起见，罗尚兴从未透露过罗尚才在他家躲难的事，而现在危难已过，就跟校长把罗尚才的情况都说了。不等罗尚兴推荐，校长便有意聘他任教。因为他在大烈山学校代课时，少年老成又教学有方，吴胜堡学校的老师们早有耳闻，所以，他一到这所学校便很有人气。

罗尚才教书很认真，很耐心，很用情，也很得法。尤其是对家境贫寒的学生，深知他们上学不易，更是倍加关照。因此，日久见人心，学生们越来越喜欢他。但逢节日，家长们都争着请他到家里做客。

热血青春

一

罗尚才在上课之余，时常到吴胜堡村巷走动。

他爱去听老人们摆古论今，打听当年红军过境时的情形。以前，在大烈山学校，听到的只是些零星的传说；而吴胜堡的人们，是亲眼见过红军的。老人们说，红军对穷苦人好得很。红军“长官”说了：红军是为穷苦人闹革命的，将来还要打回来帮穷人打土豪分田地。这些传说，使罗尚才大受触动，他想要问明的，也就是这个事理。

而这些言论，在当时是很犯忌的，不小心就会惹下大祸。说起红军，就必然要说到六马“四大天王”。其中名声最大的，笫一个是弄染寨的陆瑞光；第二个是板乐寨的王仲芳。当年，他们都是威震一方的布依族首领，为反对国民党的横征暴敛，拉起一支上千人的农民武装，杀富济贫，抗税抗兵，保地方平安。因此，“四大天王”深得老百姓拥戴，不仅镇、关、紫三县的官兵无可奈何，连黑白通吃的军阀也在紫云被他们打得晕头转向被驱逐出境。

1935年春天，红军（彭德怀、杨尚昆）队伍经过六马山区，48寨首领陆瑞光及王仲芳等“四大天王”，分别在弄染、板乐杀猪宰羊欢迎红军进寨，并订立“反蒋协定”。而后，护送红军队伍顺利过境。第二年，军阀杨森重兵扫荡48寨，血洗弄染，杀害了留下来的十多名红军官兵，抓捕了陆瑞光，接着又诱捕了王仲芳等布依族首领。后来，“四大天王”被杀害于贵阳八角岩。

罗尚才听着这些红色故事，心里头充满了对红军及“四大天王”的敬佩，也更加深了对国民党的仇恨和对革命的向往。

而据说，红军队伍离开六马时，除了在弄染留下一些枪支弹药，还留下了营长方武先和十多个红军伤病员，帮助陆瑞光“反蒋（介石）、王（家烈）、犹（国材）”和“三抗”武装斗争。在国民党军阀血洗弄染时，这些红军官兵差不多全部牺牲，只有一个武功高强的红军飞身脱逃，至今仍隐藏在弄染一带，在寻找机会重新拉起队伍，为死难的红军和“四大天王”报仇。罗尚才对这个传闻十分神往，相信无风不起浪，并暗暗萌生了寻找这位红军的念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的八年抗战取得最后的胜利。

好消息传来，镇宁县城行了盛大的庆典。罗尚才和表哥罗尚兴与吴胜乡国民学校的师生们一道，赶到县城去参加庆祝活动。城里城外，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社会各界，各族民众群情振奋，一片欢腾。八年抗战赢来的胜利欢歌，扬眉吐气，使罗尚才终身难忘。可是，狂欢过去，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穷人继续受穷受压，恶人照样作威作福，除了日本侵略者被赶回东洋，官场的龌龊、世道的不公，并没有因此改变。罗尚才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那个红军，把心头的疑团抖开来问一问。第一，说红军是为穷苦人闹革命打天下，以后还会回来带领穷人打土豪分田地，是不是真的？第二，红军队伍过沙子沟，过六马往西走，渡盘江入云南以后，又到哪里去了？

罗尚兴得知罗尚才的这个想法，才明白了他一连几夜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原因。就说，弄染好远的，谁晓得那个红军还在不在？在哪里？不过，听人说，那些年，住在弄染陆家的红军，常到青菜河王文叔家走动，还不如先去青菜河，找王文叔先打听一下。罗尚才对此也略有所闻，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就决定先去青菜河找王文叔。

二

可是，罗尚才跟罗尚兴两赴青菜河，都没有能见到王文叔。

罗尚兴与王文叔的堂弟王文淳是伙契（好友），到他家喝酒闲摆当中，也就无所顾忌地道明了寻访王文叔的来意。

王文淳说，当年留在弄染的红军，倒是经常来王文叔家，但后来因为官兵来抓陆瑞光，陆家惨遭灭门，红军几乎全被杀害，只漏脱了一个，曾经在王文叔家躲过一段，最终还是落入了江龙乡长黄俊华的毒手。听说，那个红军真是条硬汉，死不低头，最后被黄俊华拿生石灰块活埋后泼水烧灼，死得好惨。

这是1947年的春季，是中国大地上一个极不平凡的季节。

在这僻远的贵州山地，外界信息阻滞不畅。因而罗尚才还不知道，他苦苦寻找的“红军”，已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蒋介石和毛泽东“重庆谈判”之后，国共合作再次破裂，全面内战已经打响。共产党120万解放军，正与国民党800万正规军进行生死对决。在山东战场，已发生了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人民解放军正节节胜利，刘、邓大军行将攻渡黄河，并向大西南挺进。

王文淳告诉罗尚才，幺哥王文叔带着幺嫂，眼下正在躲难当中，难寻难遇，连他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原来，一年前，王文叔在沙子沟一枪收拾了恶霸乡长罗天明，省保安团下令缉拿他，所以，他躲藏在外，行踪不定。据说是省保安团内里有人暗中帮他，若不然，王文叔家两口子早就没命了。

王文叔一共四哥弟，王文叔排行老幺。几兄弟因与乡长罗天明是死对头，就加入了“四大天王”之首的陆瑞光的抗暴队伍。在陆瑞光被军阀围剿之后，三个哥哥先后被吴胜乡长罗天明和江龙乡长黄俊华杀害。剩下的这幺哥王文叔，不仅胆识过人，还有一手好枪法。

而王文叔的妻子，幺嫂韦永兰，对罗天明也是深仇大恨。

她是六马板乐乡戛达寨韦寿山的幺妹。韦家虽算得上是当地殷实门户，但对国民党的暴政也很不满，弟兄三个，都跟随陆瑞光起事。弄染惨遭血洗，二弟韦继武、三弟韦继文先后被害；大哥韦寿山冒死招集陆瑞光旧部为弟兄报仇，终因强恶难敌，被迫逃到关岭扒子场招亲暂避。结果，还是躲不过恶霸罗天明的魔掌。罗天明为人狠毒狡诈，依靠设在沙子沟的“三县（镇宁、关岭、紫云）联防办事处”及“贵州省保安团特务大队”的扶植，当上了吴胜乡的乡长，就大肆魚肉百姓，无恶不作。罗天明带爪牙扑到扒子场，杀害了韦寿山并侵吞了其在戛达的家产。韦寿山有三个姐妹，大姐和二姐均已远嫁；只有幺妹韦永兰还在紫云读书，当时还不到20岁。她得知大哥惨死，悲痛欲绝，更无家可归，亲友们就想帮她找个合适的人家嫁去。韦永兰不依，切齿放言：哪个能除掉罗天明那帮狗官，为她报兄长之仇，她就甘愿嫁他为妻。时隔不久，就传说罗天明在沙子沟场坝上被人一枪毙命；这个收拾掉罗天明的义士，就是青菜河的布依汉子王文叔。

就这样，一颗正义的子弹，成就了一对乱世鸳鸯的传奇姻缘。

这段英雄传奇，使罗尚才感觉荡气回肠，大受启迪。他细细思量，如果以为王文叔单是为了韦永兰的誓言和自己家仇出手，恐怕就把这个重大事件小看了。他越听越强烈地感觉到，王文叔的身后，肯定有一只看不见的神手在暗中支持卫护他；否则，正如王文淳所说，怎能逃得过保安团的强势追捕？也许早就没命了。

罗尚才暗自认定：这只神手，必定是中共地下党人。

后来，罗尚才终于得知，这位地下党人，名叫傅文华，安顺城里人。他的公开身份，是镇宁县保警大队文书。傅文华接上级密令：处死作恶多端的罗天明，震慑助纣为虐的伍定儒。一是为民除害，二是利于中共地下党在（镇、关、紫）三县交界地区开展活动。伍定儒何许人？乃长驻沙子沟的省保安团特务大队长。但上级权衡利弊，暂时不宜一并收拾，先敲山震虎，狠压一下他的嚣张气焰。

傅文华经过再三选择，决定将这项任务交给王文叔去完成。

王文叔接受了任务，居然选在一个赶场天动手。因为，那天罗天明要到三县联防办事处开会。当罗天明骑着高头大马，前呼后拥、耀武扬威地穿过场坝的时候，嘈杂中一声枪响，众目睽睽之下，罗天明应声落马。等伍定儒带兵赶到，王文叔早已遁入山林，杳无踪影。

罗尚才往返青菜河，没能逢会王文叔，却见到了韦永兰。

他跟罗尚兴在王文淳家喝酒聊天，喝着喝着，韦永兰就来了。这位王家幺嫂，一身六马布依女的简洁装扮，果然是泼辣豪爽的一个俏丽女子。她一出现，便先声夺人，妙语不断。可一说到红军，提起她的哥哥，就忍不住泪流满面。

幺嫂一来，王文淳和一帮兄弟们，便忙着到族中各家各户收来一包包的粮油盐巴。原来，因为王文叔夫妇躲藏在深山老林无人知晓的地方，极需生活上的接济，寨邻族众，便秘密地给捐凑粮米油盐，让他们能够平安度难。罗尚才和表哥罗尚兴，也凑了几块小洋捐上。眼前的这一幕，使罗尚才深受触动，一下子见出乱世之下的人心向背。顿时，有一个声音，在罗尚才的胸宇间悠悠回荡：红军精神还在，“四大天王”灵魂不死；革命火种在不断复燃，反抗压迫的激流依然涌动。青年罗尚才不禁热血沸腾，审时度势，是时候该做点什么了。

游击队长

一

1948年，在祖国北方的土地上，解放战争正打得艰苦卓绝、天翻地覆。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几大战役连连告捷；国民党的八百万正规军步步溃败，蒋氏政权正土崩瓦解摇摇欲坠。

而为了配合、迎接解放大军挥师南下，在贵州高原的关岭大山之中，一支由中共贵州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伍应运而生。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罗盘区盘北游击第七支队。

罗尚才经地下党人兰华富的引导，加入了盘北游击第七支队，并成为所部“八德独立大队”第四中队的中队长。

这支队伍的组建者，是王由植和邱崇杰。队长王由植，副队长王由仁，系堂弟兄，乃是六马“四大天王”之一王仲芳布依家族的人。王由植早年远赴云南求学，曾参与著名的昆明“一二·一”运动，毕业回乡，正寻求向旧制度造反的机会。游击队组建者之一的邱崇杰，参加过“中原突围”，转回家乡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当地下党人李晓天引导他们组建游击队时，很清楚该到哪去奠定队伍的根基。

盘北七支队活跃在六马、八德和上哨等地，一是继续进行“抗丁、抗粮、抗款”的武装斗争；二是截击败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队，打击国民党的地方残余势力；三是保护公路桥梁等交通设施，为解放大军即将南下创造条件。当时，在任的关岭县长乔光鉴就是中共地下党人，暗中旋乾转坤，使游击队在地方上造成不小的声势。

二

这年，一过完年，罗尚才就收拾行囊出门了。

虽然依旧是穷年穷过，但罗尚才的这个年，却过得特别的开心顺意，与往年大不一般。一是他刚成了家，二是他刚加入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他内心的那份感动与激情，自不必说。为了几头兼顾，罗尚才告别吴胜堡学校，转到就近的老鸹寨学校执教。

罗尚才的妻子，是吴胜堡的卢家妹娘。小名春妹，学名卢正英。她曾在罗尚才执教的国民学校读过几天书，不过，他们并不是那时候认识的，因为她没读多久就退学了。时间虽短，给老师们留下的印象却很深。她天资聪颖，成绩很好。而且，在吴胜堡，她是第一个报名入学的布依族女孩。在那个时代，这是了不起的进步。

卢正英端丽贤淑，热情开朗，聪明能干。在家跟母亲学习纺织刺绣女红，操持家务；下田跟父兄们耕种劳作，拿得起放得下，不亚于男儿。到了桃李盛开、菜花遍野的“三月三”节的青春歌场上，春妹也是引人注目的好歌手。罗尚才与卢正英心有灵犀，投缘牵手，竟像是前世就认识的一样。

罗尚才做人做事，心智胆识，让未来的岳父岳母很称心，庆幸春妹命好。光是一个“大包军粮”的事情，就不仅是让卢家，也让全吴胜堡的穷人扬眉吐气。当时，乡公所强征“大包军粮”，卢正英家被派征3000斤。春妹的老爹卢绍舟气不服，就闹到乡公所找乡长理论，乡长罗天贵不但不给个说法，还把卢老爹一索子捆翻关起来。罗尚才闻讯赶来，一面抚慰春妹母女，一面向寨邻怒斥乡官的无良无耻，指出“大包军粮”是抗战时期临时加征的项目，抗战早已结束，凭什么还要乱摊派？明显是巧立名目压榨百姓！随即奋笔疾书，拟了一份申诉书急投县政府。不几天，县府就责成乡里放人，使这次横征暴敛未能得逞。从此，在卢正英的心目中，罗尚才就不仅是自己托付终生的好夫君，而且更有可能是闯天下干大事的一个强人汉子。

卢正英送丈夫到山寨垭口，依依惜别，一切尽在不言中。男儿出外闯天下做大事，女人在家自会做好媳妇当好家。

告别了新婚妻子，罗尚才就直奔关岭县的八德槽子。

年前，罗尚才和堂哥罗绍英，在关岭城场坝边的兰家宅院，见到了中共地下党人兰华富。兰华富早年到省城读书，从一个进步青年，追随革命成为贵州地下党人。在一次秘密行动被特务发现之后，为防止暴露，即受命转移到老家关岭继续从事地下活动。

罗尚才与兰华富的这次见面，虽然十分仓促简短，但是，心头一下子亮堂起来。他第一次知道了中共的立党根本和革命目标，了解到中国革命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具体到本地方，就是武装起来，联起手来，团结一心，扫除障碍，迎接解放。言谈中，兰华富悉心观察着罗尚才，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布依青年很赏识。当即写了一封短信，叫罗尚才在年后就到八德乡去找游击队。

三

八德槽子，几面大山环抱，当中一片开阔的大田坝，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小盆地。据传，坝中有块大田，一季能产稻谷八十石，因而这地方又称为“八十石”。

居于这个特殊地形，只要在山口布防，进可攻，退可守；加上粮仓充足，历来为土豪强霸，地主武装猖獗。因此，盘北游击支队组建，就有了八德的“独立大队”，专与地方恶霸势力抗衡周旋。这个“独立大队”的大队长，叫曾发奎。大烈山距此不算太远，罗尚才也早有所闻，兰华富写让罗尚才去接头的，正是这个人。

曾发奎看了兰华富的亲笔短信，打量着英武的罗尚才，十分高兴，相识恨晚，认准了这是个能说能干又可信赖之人。不久，罗尚才就被任命为第四中队的中队长。

1940年代以来，在镇、关、紫三县交界的六马、八德等布依、苗聚居的山乡，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农民武装斗争，此起彼伏，频频发生。远者可追溯到“四大天王”被残酷镇压之后，其亲属王陆氏（陆瑞光之妹、王由仁之母），人称“双枪老太婆”，率领千余之众的农民队伍奋起暴动，一路横扫腐恶官吏，直逼（花江镇）关岭县政府。近者，则有“救国扶民军”等武装抗暴行动。罗尚才几寻不遇的王文叔，就是其中的指挥者之一。然而，由于缺少斗争经验，并且各自为伍，没有适时地合力联手，虽然也给地方当局造成不小的震慑，但终归难于稳胜，连连受挫失利。因此，根据（贵州地下党）省工委的指示，必须尽快把滇、黔、桂交界的游击队联络整合起来，抗暴安民，迎接解放大军南下。

而八德游击队第一个要联络的，是紫云麻山熊亮臣。曾发奎深知此项任务重大，必须派遣精明强干的队员出动才能搞定。

这个熊亮臣何许人？一个苗族穷苦人，麻山的农民武装首领。早年在紫云县打短工时，受过境红军的革命影响，为地方百姓除暴被通缉，逼上麻山扯旗拉队伍抗暴，深得民众拥戴，队伍迅速扩大，即成立“民团”并被推为团首。当时，民团队伍遍布大、小麻山，震动两省六县。地方官府惊恐不安，多次重兵围剿。根据当下的革命形势推测，熊亮臣的人马理应接受整编，成了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南，寻找熊亮臣联手合力，扫除障碍，是游击队战略抉择的当务之急。

这个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就落到了罗尚才的头上。

临行前，曾发奎从身上取下他的“二马机”十响手枪，交给罗尚才使用。罗尚才接过手枪，也接受了一份信任和使命。他的那双手，从拿放牛鞭到拿粉笔，再进游击队第一次拿枪，凭着机敏和用心，耗去10多发子弹，就很快上手了。

罗尚才和他的副队长李若英，反复考量，挑选了十多个沿途有亲友关系并熟悉地形的队员，经过短期的训练和周密的策划，以卖罐子和收山货为掩护，踏上了去麻山的几百里山路。

四

麻山，在贵州最南边，横跨望谟、紫云、罗甸、长顺、惠水六县，就像一条巨龙，到处山险水恶，横亘盘卧在黔桂边地。所以，才有熊亮臣万众民团“威震两省六县”之说。罗尚才心下十分明白，这一去，不光是要一路面对敌人的盘查、追截、交火，还要一路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须步步警惕，处处留心，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坏事。

罗尚才带领他的“别动队”，出发头两天，一到紫云猴场，就和乡丁周旋上了。不过，他们行动神速，隐入丛林小路直奔卡槽村的保长王小书家。这个王保长，和罗尚才部下一些队员素有交情，倾向革命，了解熊亮臣的动向。然而，情况却大大出乎意外。

原来，国民党贵州省保安团再次对麻山民团疯狂围剿，熊亮臣的人马伤亡惨重，还连带千余民众被害。熊亮臣被迫退避广西，具体落脚哪里无人知道。罗尚才沉吟良久，最后果断地说，我们不能这就调头回去交差，一定要找到熊亮臣。

就这样，在接下来的好多个白日黑夜，从紫云进入望谟县界的草标坳，一直到广西陇纳里湾寨熊亮臣现在的家，“别动队”连闯多处关口，几次遭遇枪战。而同时，一路的寻踪问讯，也结识了不少的自家人，了解到不少新的情况。特别是，在见了板陈王建英兄弟之后，终于知道了熊亮臣的去向。而在到达板陈寨子之前，罗尚才的这支“别动队”一路上的艰难险阻，真是步步惊心。

但是，罗尚才感到很值得。这一路上，他从麻山人对熊亮臣的拥戴和怀念，老百姓对革命的拥护和期待，真切感知这个动荡社会的人心所向。有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国民党无疑大势已去。如省内，尽管各地都在奉谷正伦的密令，对地下党人和游击队大肆追剿，但谁将笑在最后，已成定局。这使他对革命前途，更加充满信心。

麻山这地方，处处沟深坡大，峭壁悬崖之间，山路似有若无，不是茅草杂木蓊茏，就是怪石犬牙交错。岩头刚晒得冒烟，山雨说来就来；雾罩说起就起，忽而天低云暗，顿觉瘴气逼人。走在山里，如进迷宫，半天走不出一道山谷。罗尚才他们饱一顿，饿一顿，连日风餐露宿。晚上，在背风处拢起一大堆柴火，防兽驱邪，但仍免不了蚊叮虫咬。有一次，大家刚在一株大榕树的裸根上坐下歇气，一条蛇突然从气根上飞蹿过来，缠在队员罗尚武的脖颈上。他惊叫着双手抓住蛇身，一阵乱扯，却越扯越紧，被箍得脸色发紫，翻身跌下粗大的裸根。大家吓懵了，要打蛇又怕伤着被缠的尚武。罗尚才急趋上前，眼疾手快，一只手拑住蛇“七寸”摁在树根上，另一只手抽出刀来剁下。幸好蛇还没有动用毒牙，不然，罗尚武就没命了。

罗尚才事先让队员带足干粮，可是经不住走冤枉路的消耗，大山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就只得“靠山吃山”野外觅食。山中露营，晴天还好，雨天就得找岩洞。但很多山洞都摆放有白木棺材——苗人自古有“洞葬”习俗；罗尚才这一行不速之客，也就只好向苗族先人“借光”投宿了。在这种地方借宿一次，必定终生难忘。

望谟县蔗香乡板陈寨，是一座一度名震黔桂边地的布依寨。这里也出了一个布依豪杰王海平，早受红军的革命影响，曾在法卡丛林中创建“板陈兵工厂”，支持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后来被国民党贵州当局通缉追捕，杀害于贵阳团坡。他早年曾与六马“四大天王”中的王仲芳交情甚笃，而盘北七支队队长王由植，正是王仲芳的侄子。因此，其子王建英喜迎罗尚才一行，尊为上宾盛情款待。

王建英告诉罗尚才，熊亮臣现在广西万冈县担仼桂西区解放军游击队大队长。但是，不能直接去万冈，必须先去见乐业县陇纳寨的头人罗兰棋。此公手下有近百人枪，倾向革命，与熊亮臣多年深交。亮臣退避广西另起炉灶之后，他的家人落脚陇纳里湾寨，一直是他在保护和关照。须通过他先见到熊家人，然后再由熊家安排会面。

罗尚才依言，由王建英引荐，立即拜访了罗兰棋。

迎接解放

一

两天之后，在里湾寨熊家，罗尚才终于和熊亮臣握手相会。

熊亮臣看上去其貌不扬，然而目光犀利，谈吐不凡，一举一动，虎虎生风。两人千里初逢，均有似曾相识之感，很对脾气。

跟老熊一道来的两位解放军同志，一个叫李科，一个叫韦廷荣，都是全副武装，头戴“八一”军帽，胸佩“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精神抖擞，很是威武。解放军李科说，罗队长和同志们的来意，不仅是熊大队长很欢迎，我们桂西区解放军司令部也为此专门召开会议，支持熊亮臣、熊亮斌返回麻山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但是，为避免孤军深入，待解放了乐业县以后，再由熊亮臣同志带一支队伍回麻山，参加解放贵州。罗尚才说，我们尊重广西领导的决定，回去后就向游击队上级如实转达并报告贵州省工委。

熊亮臣朗声说：“等乐业一解放，我就带队伍回麻山！”

罗兰棋安排手下在熊家屋院摆了几桌酒菜，款待罗尚才的“别动队”和熊亮臣及其家人。一时高朋满座，济济一堂，酒碗相向，豪言如歌，大家说得最多最有劲道的一句话，就是：“迎接解放！”

二

而在这个迎接解放的前夜，一年前才出任关岭县长的中共地下党人乔光鉴，因身份被特务识破，随即被省主席谷正伦骗到贵阳关进秘密监狱（后杀害于谷溃逃途中的盘县）。继任县长许新，则是一个“效忠党国”的顽固分子，罔顾“党国”大势已去，仍纠集反动残余势力负隅顽抗，口口声声要“吃掉”八德游击队。如此说来，在“天亮”之前，八德游击队与许新打一仗，已势所难免。

罗尚才率领八德游击“独立大队”第四中队待命。

当时，北方土地上，解放大军摧枯拉朽，红旗遍插，乾坤已定。由北向南，鼓舞人心士气的好消息频频传来。

1949年10月1日，首都北京举行开国大典。毛译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11月，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

1949年11月15日，贵阳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兵团进驻贵阳。与此同时，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贵州省保安司令韩文焕、89军军长刘伯龙等仓皇西逃。

1949年1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军侦察营解放安顺。

1949年11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军侦察营解放镇宁。

如此翻天覆地的滔滔大势，那个在“党国”末日走马上任的许新县长，居然还死死抱住“应变计划”不放。连夜召开“紧急联防会议”，整顿县内兵力，还暗与八德蔺氏地主武装密谋，以图里应外合，围剿八德游击队。然而，当关岭保安团独立营的连长王佐领命帶兵扑到木城河边，才发现渡口空空荡荡无法过河；只见木城河激流滚滚，所有的渡船、漁舟、木筏，全部被游击队抢先拿掉了。王佐的队伍跑步急行了20多里，到木城河边喘息未定，就被埋伏在周边坡梁的游击队员居高临下猛烈开火，打得晕头转向阵脚大乱。

许新一直叫嚣打八德，结果，就这样变成了木城之战。

王佐回过神来，立即仗着新式武器的火力优势发起反扑。在密集的弹雨中，已接连有游击队员中枪挂彩；敌人的一挺轻机枪趁势抢占了一个制高点，向游击队疯狅扫射。罗尚才见状，即刻指挥二中队罗尚举、罗尚文、杨少荣和卢晓江等队员，从两边小山沟悄悄包抄上去，搞掉了机枪手和一个敌排长，使游击队重新占据优势，把许新最精锐的连队打得落花流水，慌不择路，朝县城花江镇方向狼狈逃窜。

木城河一战，盘北游击七支队八德独立大队以少胜多，以简陋的旧式武器，打败了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关岭县保安团独立营直属中队和第一连。击毙敌排长1人，士兵10多人，俘敌9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13支和弹药若干。可谓旗开得胜，士气大振。

许新张狂了半天，出师一败涂地，不由火冒三丈，就拿部下出气，仍叫嚣要灭绝八德游击队。但是，怱听探报，说盘北游击七支队13个中队将全部出动，攻打县城花江镇，方不敢轻举妄动，并火急电告兴仁专署求援，得到的回复是：无兵可派。很快，盘北游击第七支队果然包围了县城花江，但遵照上级的部署和密令，围而不攻。才围了一天半，许新就崩溃了。第二天，即派遣谈判代表前往游击队指挥部请降。七支队支队长王由植随即应允，并和许新通话“约法三章”，许新一一承诺。此次围城，未费一枪一弹，游击队大获全胜。

1949年12月，关岭县也实现和平解放。

农会主席

一

镇、关、紫三县相继解放，盘北游击第七支队也胜利完成了其历史使命。1950年初，在参加了一段时间的清匪反霸之后，根据党组织安排，游击队的人员大致分为三个去向：一部分到新生政权基层去仼职，参加工作；一部分转入解放军正规部队正式参军；大部分则返回本乡配合工作队搞土改。

罗尚才听从组织安排，回到镇宁县他的家乡大烈山。

他和和罗尚举等几个同乡伙伴，和关岭八德游击队的战友们分手告别。回到家头，父亲就告诉他，说募役区的焦区长有交待，叫罗尚才回了家就赶紧到区政府去跟他见面。

两天前，募役区人民政府的区长焦兴坤，带了两位工作同志下到大烈山来，召集村里的穷人们开了一天的座谈会。一是宣讲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要让受尽剝削压迫的贫雇农翻身作主。二是有两件大事征求大家的意见。笫一件事，大烈山原先叫募役乡第八保，改为“第八村”。第二件事，新中国成立，每一个村都要建立“农民协会”，带领大家打倒地主、分田分地分浮财，推举一个大公无私、有热情有干劲有文化又有能力的人，来当大烈山的农会主席。大家异口同声推举罗尚才，都说，再没有比他更适合的了。焦兴坤区长对大家的推选十分赞成，十分满意。

罗尚才急忙找到区政府，还是老区公所的旧楼房，只是换了新政权的新牌子“镇宁县募役区人民政府”。

焦区长迎着罗尚才，招呼他进办公室坐下。他对罗尚才说：“听说这些年又当教师又当游击队长，不简单啊！你们八村的父老乡亲都很看重你。现在，你把大烈山农会的担子先担起来吧。怎么样？”

罗尚才腾身起立，像在游击队临阵接受仼务那样，双脚一并，答道：“是！服从组织安排。”老焦说：“农民协会，就是穷苦人自己的革命团体和战斗堡垒，干什么呢？为农民说话，为农民撑腰，为农民申冤出气。毛主席说了，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罗尚才专注地听着，不断地点头。

最后，焦区长说：“明天我就去你们八村开成立大会。”

二

罗尚才从募役回大烈山，望着那一片片熟悉的田地，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又是一个早春时节，草木绽芽，花蕾满枝，小麦和油菜绿苗在风中欢动。如今，那一片片老田熟地不再是地主老财家的了；并且，这里边，有一片将要分给他罗家来自主耕种。到底会是哪一片呢？罗尚才当然猜不到，但很快就会知道了。

焦区长军人作风，说了就干，第二天果然就到八村开大会。

明亮的春光里，八村大烈山的父老乡亲们，都满面春风地汇集在土地庙前的场院上。罗尚才“新官”上台，开始履行农会主席的职责。他记性好，教书人口头又流利，把头天焦兴坤跟他摆谈的事理，加进自己的理解，汉话夹布依话，头头是道地宣讲了一遍。大家原本就爱听他说话，这回就更是感觉又受听又来劲。焦区长这次下来，还带了两个工作同志一路。一个是公安助理员宋绍同；一个是姓周的女干部。他们和焦区长都来得远，讲的是外省口音。罗尚才对大家说，他们跟共产党毛主席干革命，来解放贵州、解放镇宁，来募役区搞工作，来大烈山帮穷人翻身做主人。

接下来，罗尚才请焦区长给大家讲话。焦区长从世界革命到中国革命，从全国形势到贵州形势，从全省情况到镇宁情况，从募役区的旧社会到新社会。一路滔滔讲来，遇到大家听不大懂的地方，罗尚才就用汉话夹布依活“翻译”一遍。

从这一天开始，罗尚才更是成了个大忙人。真的是“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正如后来焦区长引用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话来概括：“……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

然而，罗尚才这个农会主席，没有当多久就参加剿匪去了。

1950年春末夏初，贵州各地突发反共匪乱。镇宁县境内，也是群魔出动，极其猖獗。为捍卫新生政权，中共安顺地委、军分区派出人民解放军17军51师151团进驻镇宁；县委孙泊、马国选、宋树功等领导全力以赴临阵指挥。很多革命青年也拿起枪来，积极配合解放军投入战斗。罗尚才再次拿起枪，听从焦区长的调遣。

解放之初，所谓“土匪”，并非指打家劫舍的强盗团伙，而是公开打着反共旗号的政治武装。其中，多是国民党的顽固残余，纠集不甘被打倒的土豪劣绅，做垂死挣扎。谷正伦西逃之际，曾指使其地方旧部暗室磨刀、伺机行动。在镇宁，就有一个敖伯章，伙同恶霸扬芝兰、李馥芬以及匪首罗俊升、李伯华、马正云，国大代表王兰馨等等，打起“国民党忠孝团”的旗号，武装暴乱，围攻区、乡人民政府，伏击、暗杀南下干部，摧毁桥梁交通，破坏粮库等军备及公共设施，甚至对拥护新政权的村民狠下毒手。当然，这种最后的疯狂，不过是螳臂当车，终归难逃覆灭的下场。

罗尚才在参加剿匪的过程中，亲眼目睹了久经沙场的焦兴坤英勇善战、指挥若定，心里十分钦佩，暗自引为榜样和标杆，自觉地经受着革命斗争的磨炼。镇宁县的剿匪斗争，由春到秋，历经城郊玉京山、募役、江龙、关门山等处艰苦卓绝的鏖战，最终以摧枯拉朽之势，将几路顽匪全部扫荡正法，还给人民一片清平天地。

1950年11月，中央民族访问团赴镇宁县，访问扁担山区。

镇宁县的党政领导，一接到中央通知，立即全力以赴，把欢迎中央民族访问团列为一台大喜事来操办。为彰显地方民族特色，几乎全县各区、乡都受指派组织参加欢迎大会的节目。募役区的与会代表由焦兴坤带队，指定罗尚才组建一支布依“花包歌舞队”参加表演。

扁担山，是古老的布依族聚居地之一，民族色彩浓烈，并以民风剽悍而声名远播，都知道“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山”。扁担山人历来对专制压迫的不屈反抗，被诬为“无理”；其实，最无理的是官府的暴政。在黑暗的旧中国，贵州少数民族一直被蔑称为“夷”、“仲夷”、“苗夷”等等，导致民间也讹为“夷族”或“夷家”，甚而导致这次迎宾盛会的文件及标语张冠李戴，将尔后正式定名的“布依族”误写为“彝族”。这种正误，也当然地被写进了贵州解放史。

在扁担山，在欢迎中央民族访问团的盛会上，罗尚才第一次见到了来自首都北京的大领导、大人物。一个是杨静仁（时任中央民族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一个是费孝通（著名民族学家）。罗尚才专注地聆听了他们的讲话，还认真做了笔记，眼界大开，内心那种追求真理、补充知识的渴望倍加强烈。

1951年夏初，罗尚才被选送安顺地委干校学习。结业回镇宁募役区，被任命为区民政助理员。不久，抽调至县委赴募役区土改工作团，并担任募役乡第六村土改工作队队长。

1952年12月，罗尚才被提拔为募役区副区长。

1953年9月，罗尚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星移斗转，天变地变。大烈山的穷人在土改工作队的带领下，斗地主，分田地，一片热火朝天，就像老电影《暴风骤雨》后来再现的那样。已是三代同堂的罗云清家，也分到了田地，拿到了盖有人民政府大红方章的“土地证”，还分到了被没收的地主宅院一间房屋。罗云清穷苦了大半辈子，如今穷人大翻身，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开始过上了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好日子。

罗尚才走乡串寨，所到之处，看不尽让人舒心的新景象，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真是政通人和，遍地欢歌。耳边听到的，都是对共产党的感恩之声。

一县之长

一

1954年，罗尚才进贵州省行政干校学习，为时半年。

1955年4月，镇宁县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罗尚才当选为镇宁县人民委员会副县长。

1956年12月，罗尚才任镇宁县委副书记；同月，原任县长韦永堂赴重庆学习，罗尚才就仼县长。

罗尚才由区长到县长的火红岁月，所经历的家国巨变，真是天翻地覆，史无前例。从城到乡，从乡到村，满世界是宣传“总路线”的大字标语；天南地北，千家万户，男女老少，人们张口就能吼出来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家最熟悉的几个政治术语，就是“革命”、“运动”和“斗争”。从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农业合作化、集体化，从“三反五反”到“反右”，从“人民公社化”到“大跃进”，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集体化是什么？老百姓的理解就是：有活大家干，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不让哪一个人挨饿受寒。鼓足干劲建设好了社会主义，然后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更是“各取所需”，要什么就有什么，一切随你的心意。这对于翻了身的穷苦人来说，那真是步步登高，直上天堂了。所以，坚决听毛主席的话，一心跟共产党走，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幸福理想，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叫怎么干就怎么干。哪个再敢有二心搞“单干”，就是忘恩负义，欺宗灭祖，不得好下场。毛主席早就说了：人多力量大、热气高、干劲足，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罗尚才心想，毛主席说的千真万确，共产党就是创造人间奇迹的伟大政党。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解放战争，打垮国民党美式装备的八百万正规军；解放后，又自力更生，使鞍山钢铁厂在废墟中冲天崛起；发奋图强，诞生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修建了武汉长江大桥……创造伟大的人间奇迹。

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山山水水红旗招展，村村寨寨干劲冲天，也就是在努力创造更加辉煌的人间奇迹。

你看，“小麦丰产坝”、“水稻丰产坝”，挑灯夜战，深耕三尺，重肥密植，人定胜天，誓要争创前无古人的大高产。报纸上的“放卫星”口号，一浪高过一浪，“丰产指标”的预言不断追高：亩产万斤、几万斤，甚至10万斤以上！当时对此，说句老实话，罗尚才作为农民的儿子，从泥脚杆成长起来的革命干部，心头不打鼓是不可能的。而且，一些老农就斗胆指出，“深耕三尺”，把老本土翻上来，肥泥层都挖散了，还“高产”得了么？然而，报上白纸黑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赫然在目，虽让人心生疑惑，但又不敢不信不能不信，就都睁大两眼盼望奇迹出现。不要说10万斤了，若是真能创造1万斤的产量，就不仅是奇迹而是神话了。那么，普天之下，从此还用担心没得饭吃吗？

当然，后来的结果不出老农所料，“丰产坝”的麦穗只有指拇尖那么大，稻禾光长茎叶满坝倒伏出穗稀拉。还有那些遍地矗立的“土高炉”，熊熊燃烧了半年多，除了把山头林木变成灰堆，炼出来的全是用不成的毛铁疙瘩。面对此情此景，身为一县之长的罗尚才，心情十分沉重。1959年底，由于高指标、浮夸风影响，农村出现饿死人情况。在严峻的形势面前，罗尚才带领县机关100余人深入农村调查研究，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使镇宁县农村在当时情况下相对稳定，没有发生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况。鉴于这次深刻教训，在60年代初的几年时间里，镇宁县农村经营管理体制上采取了比较宽松的做法，允许社员有少量自留地和从事一些农副业加工，他深信党中央对此迟早会有个说法。

1962年1月，罗尚才与县委书记房昆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即著名的“七千人会议”。在这次会上，罗尚才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周总理以及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议对“大跃进”中的浮夸、冒进和官僚主义、瞎指挥等问题，进行了严肃的反思、批评和纠正，提出了务实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罗尚才和房昆回镇宁后，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着手解决“共产风”、“浮夸风”以及瞎指挥造成的危害和后遗症；同时，对在“反右倾”运动中遭受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给予甄别平反，给被错划为“右派”的部分人员摘掉帽子。

这一切也为罗尚才留下后患。后来，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他被扣上“包产到户总头目”的帽子，调离县委领导岗位，派遣到晴隆县参加“四清”运动，直到中央“二十三条”下达，才重新安排工作。

二

桂家湖水库，是罗尚才留在家乡建设蓝图上的“地标”之一。

当“大跃进”开始热火朝天的时候，在县长罗尚才的心目中，工作的重心，不唯是“深耕三尺”和“土高炉”，更为迫切的是兴修水利。这是镇宁农业发展功在千秋的长远之计。毛主席早就说过：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应予以极大的注意。

罗尚才每从县城钟鼓楼下走过，常会在城墙边的一块石碑前伫立沉思。那是“黄德安捐谷济众碑”，碑文铭记：乙丑（1925）年春季大旱，田地欠收，饿死很多人（民国《镇宁县志》有“几至杀人而食”的记载）。当时，募役冷宫哨乡绅黄德安捐稻谷百石，又以百石分发下募役及江龙灾民，“活人甚众”。镇宁民众于灾后特立此碑以志其善举。罗尚才曾听大烈山老人们诵念过一首流传甚广的民谣：

那时，罗尚才面碑沉吟，黄德安当年的义举真是了不起；现在自己身为共产党的干部，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岂能不如一位乡绅？连旧社会的老话都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何况现在是解放后的新社会。他作为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又是一县之长，不能仅局限在逢灾抗灾、赈灾的思路上，更应当忧患于灾害发生之先，拿出一个旱涝保收的远景规划。这就是，像李冰父子修都江堰那样，修建大水库，拦河避涝，引水灌溉。只有这样，乙丑年的悲剧才不会重演。正如周林省长根据我省实情所指出的那样：在贵州山区，要确保农业稳产高产，必须把天上落下来的水储存起来，把地下的水抽上来，把低矮流失的河水提起来，把隐藏的水找出来。

主意既定，罗尚才马上以“大跃进”的态势紧急行动，调集农林水的技术力量，对全县的水利现状进行普查。他更是身先士卒，磨破胶鞋踩草鞋，跑遍镇宁的山山水水，很快对县的水利情况了如指掌。

深夜的灯下，罗尚才伏在一张镇宁县地图上，不停地用红蓝笔勾画着、思索着，对可以修水库的几个地方，进行筛选。全县已列名在案的水利工程虽有100多个，但除了安西、六马、扁担山等几处水容量较大，其余的都是较为小型的山塘水库。其中，白马水库于1957年底上马，次年夏竣工，已蓄水灌溉560余亩，受益农田实现满栽满插。这个“开门红”，让农民群众看到了修建水库的好处，罗尚才更是大受鼓舞，更加坚定信心，拼力修建全县最大的水库。他的笔尖，最终落在了“桂家河”这个点上。

每逢罗尚才一熬夜，妻子卢正英也睡得不落觉。翻身下床，当然帮不上忙，她能够做的，就是默默地煮点夜宵端过去，或是给老罗披上件把防凉的衣裳。罗尚才兴奋地告诉她，要在桂家河修一个大水库，今后，那里就漾成一片湖水，那就不再是桂家河了，就成了个“桂家湖”了。对了，就叫桂家湖。

经勘测确定，桂家湖水库，建成后的水容量可达1800余万立方，可灌溉农田3万余亩。这是一个功在千秋、利在当代的大工程。

在罗尚才县长的动议下，县委作出决定，成立桂家湖水库工程指挥部，由罗尚才任指挥长；因工程队伍拟以军事化组建上马，又任命县人武部长徐宗和为副指挥长。即各公社一个民兵连，各区一个民兵营，全县一个民兵团，纳入军事化管理和统一指挥。同时，以农林水部门为主体，组织一个强大的技术班子，确保工程质量及高效施工；并号召县机关、厂矿的干部、职工以及学校师生们，轮流到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

1958年10月，罗尚才主持召开了5000人的誓师大会，作了振奋人心的动员报告，宣布桂家湖水库工程开工。沉寂了千百年的桂家河峡谷，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日以继夜，红旗招展，轰轰烈烈，号声震天，地动山摇。青年民兵们奋勇争先，挥汗如雨，肩挑车推，将一筐又一筐的泥土，一礅又一礅的石头，凝结到横亘连山的拦河大坝上，日新月异，改变、刷新着古老桂家河的面貌。

那些日日夜夜，罗尚才白天深入工地，有关施工安全、进度以及几千人的吃住情况，都需随时过问；晚上不时召集技术人员开会，排查存在问题，思考工程技术的改进。他看到人工搬运巨石的劳动强度太大，就要求木工班搞技术革新，改进双轮板车和独轮“鸡公车”的载重力。他又倡导在工地设计湿泥滑槽及船形滑板，用牛力配合运输巨石，不仅工效大增，而且比“鸡公车”安全。罗尚才这些“土法上马”的技术革新，以及躬亲务实的领导作风，为民工们交口称颂。当年曾参建桂家湖水库工程的人，至今记忆犹新。

桂家湖水库工程，在1961年11月被迫停工；至1965年12月由国家投资续建，中途因“文革”干扰被迫下马，直到1982年才得以竣工。而罗尚才先期的动议、规划以及其基础工程的夯实，无疑是这一水利工程最关键的第一步。浩淼桂家湖，迄今仍是镇宁县最大的水库，并已成为安顺市境内的度假胜地及旅游景点之一。

三

1960～1962年，是一个非常时期。“大跃进”的高潮已成为过去，人民公社化方兴未艾；而这三年，人们通常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在官方文件中，还有“粮食关”等提法；民间的说法，则是“三年饥荒”，老百姓口语中，直接就叫“饿饭那几年”。

就镇宁来说，从县党政一把手房昆、罗尚才，以及各级干部，到全县老百姓，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不得不为“吃饭”二字焦虑不安。从低指标定量供应到实行“瓜菜代”，谁也不知道渡过这个“粮食关”还需要多久。为减缓县城粮供压力，县委决定，动员党政机关干部家属撤回老家种地，搞“五旁四坎”，向荒山要粮。

罗尚才作为县长，和县委房书记带头把妻儿送回乡下。

几年前，在罗尚才当了县长以后，妻子卢正英在波波糖厂上班。这一下突然说回老家，卢正英知道顾全大局，没有说半句话。那时候，县领导都没有什么专车，公用的小车也很少，领导干部下乡，多半都是步行或搭马车。卢正英带着三个孩子，走小路回到大烈山。

罗尚才正忙着召开应对粮荒的紧急会议，但还是抱着老二提着行李送了妻儿一程。尚才看着三个营养不良的孩子，心里头酸酸的很不是滋味。孩子们正在吃“长饭”，而一下子粮油短缺，副食品匮乏，这段时间，他耳边听到孩子们叨念得最多的话，就是“肚子饿”。大女儿小芬已经满9岁吃10岁的饭了，更是吃得多饿得快的年龄，但十分懂事，已经会体量妈妈也会呵护妹妹，凡事让着妹妹，宁可自己少吃一点。当然，她不一定知道，她们的爸爸的心头，不只焦虑着她们几姊妹的吃饭问题，更是焦虑着全县千家万户万千孩子的粮食问题。罗尚才掩饰内心的沉重，微笑着对妻子和三个娃娃说：“不要紧的，困难、饿饭，都是短时的。先回到老家去，回到爷爷奶奶跟前去，只要老家的田地上庄稼长起来，我们又能吃上饱饭了。”

卢正英背着小女，接过丈夫递过来的行李包，没有因为饥饿而愁眉苦脸，默默地望着尚才走回县城的高大背影，她在心里念叨着他说过的话：相信毛主席相信党，问题总会解决，困难都会过去。

卢正英带着三个孩子，回到饥馑中的大烈山。罗云清三代同堂的九口之家，虽然吃的是稀汤瓜菜，但其乐融融。辣椒醮水里滴几颗花椒油，娃娃们就叽叽喳喳地抢得欢天喜地。

卢正英在旁看着，难免阵阵揪心。说起饿饭，罗云清在旧社会见得多了，他深信现在有共产党领导，更是没有过不去的坎坎。卢正英在县城生活有年，见多识广，回到寨子，自然就成了妇女社员们的领头雁。在她的倡议下，大家上山开荒，经营瓜菜，种起高粱。

四

自三年困难时期到“文革”后期的十余年间，罗尚才在领导岗位上的任职，经历了为时或长或短的几次变动。

1963年9月，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成立，罗尚才任县长。

1964年5月，罗尚才任县委书记，不再任县长。

1965年7月，罗尚才调任安顺地区农办副主任。

1973年10月，罗尚才调回镇宁自治县任县委第一书记。

罗尚才在安顺地区当农办副主仼期间，“文化大革命”爆发，乾坤颠倒，和绝大多数的领导干部一样，罗尚才也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红卫兵”的“造反”冲击。靠边站，交待“问题”，挨批斗，一个革命者，一下子成了被“革命”的对象。他震惊、他困惑，他想不通。他就不断地往乡下跑，到他熟悉的农村去“接地气”，和农民老朋友们在一起，谈土地、谈庄稼、谈水利，呼吸乡间山野的新鲜空气。

而卢正英则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丈夫，极力让罗尚才少吃“眼前亏”，表现出一种不凡的生存智慧。那时候，她处心积虑，白天夜晚时刻窥测风向，一旦察觉风吹草动，就把罗尚才藏匿起来，然后和“造反派”巧作周旋，甚至于临时拉起老罗翻墙到邻家躲避，尽可能让他少挨揪斗。不仅如此，卢正英还不时关照其他被揪斗的老同志。一次，地委书记宋树功被批斗了几个小时，“造反派”轮班吃饭，却把宋树功扣押在会场等着继批斗。卢正英见他挨了斗还要挨饿，赶紧从家里整了一碗吃的，送到老宋手头并婉言安慰，叮嘱他保重。在当时“造反革命”的高压下，这么做是需要勇气的。善良热忱，胸怀坦荡，敢作敢为，这就是罗尚才的夫人、布依女卢正英。

镇宁自治县是贵州“文化大革命”中的重灾县之一，曾发生过震惊全省的死亡40余人的武斗事件，两派斗争十分激烈。1973年10月，罗尚才受命于危难之际，又回到镇宁自治县任县委书记。接过一副烂摊子，罗尚才首先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对立十分严重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中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果断处理了一批又严重打砸抢行为的头头，同时解放了一批干部，使他们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原县法院副院长、派头头之一李守福在调整领导班子阶段，一天深夜持枪闯入罗尚才家进行威胁，声言要当公安局长。面对其凶焰，罗尚才镇定自若，严词训斥。事后，李受到撤销行政职务和开除党籍处分。事件发生时，罗尚才老伴为尽快将情况反映给组织，从后院越墙而走，不幸摔断左臂，至今遗患在身。

在“文革”后期的县委第一书记位置上，“抓革命、促生产”的各项工作千头万绪，更为压头的是“文革”前期造成的很多问题，都堆在案头亟待解决。从县到区局、公社，被批斗靠边站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以及因为派性被无辜关押的许多同志，都需要根据中央的新精神逐步落实政策。于是乎，每天来找罗尚才书记诉求解决问题的人，你来我往络绎不绝。找到办公室去还不算，还常常找到家里去。

罗尚才这个县委书记，一时成了个大“磨心”，对来访人员一一热情接待，好言劝慰耐心解释，承诺尽快解决问题。而在罗尚才的家里，当家人罗正英也成了的一个“磨心”，忙得团团转。尤其是很多备受不公正待遇的老同志、南下干部，总是直接登门，找到尚才家里坐起等，个把脾气暴躁的老资格，一坐下来就发牢骚骂娘。卢正英对他们始终是笑脸相迎，客客气气，有礼有节，有说有笑，奉茶管饭，请他们喝酒消气，招待得好好的，让一个个抱怨进门微笑告辞。此外，大烈山老家及其他乡下亲友，赶场进县城，也喜欢到罗尚才家来小作逗留。因此，一年四季，卢正英操持的罗家饭桌上，就时常有各色人等的常客或不速之客，座上很少纯粹是他家一家人。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下来，成了这个大家庭的一个传统及生活习惯。

1978年，罗尚才调任贵州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作为分管地县领导班子的副部长，罗尚才根据三中全会制定的干部路线，在省委直接领导和支持下，与组织部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大胆拨乱反正，迅速解放了一大批干部。期间，他考察了兴义、遵义、毕节三个地区领导班子，摸索了大量情况和经验。在此基础上，省委组织部委托他在遵义地区主持召开了全省落实基层干部政策会议，推动了全省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州委书记

一

1980年3月，罗尚才受命出任黔南州委书记。

黔南州，是成立于1956年的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当时下辖都匀市和贵定、独山等10个县，以及1个（三都）水族自治县。黔南州北靠省会贵阳，南与广西接壤，是贵州的南大门。

罗尚才是黔南自治州第五仼州委书记，也是黔南州有史以来出仼第一把手的第一位贵州本土少数民族干部。而前面的四任州委书记，都是南下（汉族）老干部。罗尚才的接力继任，第一次改变了黔南州的领导格局，突显了少民族自治州的自治机制。因此，罗尚才赴任伊始，自然众所瞩目，干部在看，老百姓也在看，以致坊间传递着各种揣测，当然更多是报以热切的期待。

其时，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伟大的历史转折和改革的阵痛。

从“四人帮”倒台，宣告“文革”终结之后的这几年里，举国上下，百废待兴，拨乱反正。但是，十年浩劫中“左”的错误思想造成的流毒和后遗症，还远未肃清。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党的若历史问题的决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理论，逐步深入人心。涉及农业生产问题，则北有安徽凤阳，南有贵州顶云，将土地包产到户的风险尝试，引发了联产承包是“姓社”还是“姓资”的大讨论，开始解放思想，对三十年来农村的“一大二公”及计划经济模式提出质疑并进而予以否定。

1980年代初，黔南的国民经济主体，仍是农业经济。罗尚才到了黔南，首要关注的，还是农业问题。而当时摆在他面前一个最棘手的焦点问题，就是允不允许、支不支持农村搞包产到户。这是个敏感、尖锐而紧迫的问题，亟待州委的领导班子拍板决策。

关于包产到户，在贵州农村，早已不是什么新课题。只不过，在过去“农业学大寨”的年月，一旦出现这方面的苗头，就立即被斥为“资本主义复辟”横加批判。“文革”中批判刘、邓“复辟资本道路”的“三自一包”，指的就是包产到户。因此，各级干部对此早已噤若寒蝉。现在，又加上“两个凡是”的禁锢及僵化，很多干部仍心有余悸、不敢公开表态支持。

以罗尚才多年的农村工作实践，他十分清楚，大凡用心抓过农村工作的干部，对“一大二公”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大都是心知肚明的。记“大概工”，吃“大锅饭”，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不能按劳分配，失去积极性，出工不出力；表面是“社会主义”的象征，实际却体现不出其优越性，低效、低质、低产，导致很多村寨年年要靠“返销粮”度春荒。因而，为什么有人胆敢冒险搞包产到户？答案很简单：责、权、利分明，增产增收，能吃上饱饭。这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农业在现阶段的发展需要。

据此，罗尚才频频深入县社农村，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包产到户绝对是顺乎民意的，符合客观规律的，必须坚决地、普遍地推行。”并要求全州“各级党委、各族干部绝不可犹豫、动摇，必须坚决遵照中央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精神办”。

罗尚才坚决支持包产到户的底气和魄力，来自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断，来自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他在狠抓各级班子理论学习的大小会议上反复强调一个观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是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生产关系如果落后或超越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都会阻碍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衡量生产关系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应该看它对生产发展是起促进作用还是阻碍甚至破坏作用。”从而旗帜鲜明地指出：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形式，不是什么前进，而是一种倒退；而与目前的生产力相适应、能促进生产发展的“包产到户”，绝不是倒退，而是一种前进。

罗尚才依据马克思主义，对包产到户可行性的这一理论概括，首先在州委领导班子中取得高度认同，继而为全州各级干部所共识，使包产到户政策在黔南农村得以全面推行。1980年底，全州90%的村寨都告别了“大集体”生产模式。而在最先实行包产的土地上，农作物的长势，已然呈现出丰收的景象。

二

这新官上任的头一把“火”，照出了罗尚才高屋建瓴的思想水平，求真务实的行事章法，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同时，大大增强了州委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切实有效地推动各项工作的运转。

而接下来，在州委的一次常委会上，罗尚才开诚布公，郑重提出了一条“集体领导原则”——“凡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大事，重大任务的部署，干部任免、调动和处理，以及事关群众利益的重要问题，都应由集体讨论决定，不得由个人专断。”罗尚才作为州党委班子的“班长”，这是自觉按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其实，更是带头自律的一个典范。因为，在州委“一班人”中，最有权力实行“专断”的，就是他自己。因而他的率先垂范，一切从我做起，令人不能不折服。多年过去，时任州长罗平义、州委秘书长王巩汉、副秘书长孟安民、州委组织部长黄天印以及曾在他身边工作的秘书罗兴武、杨承模、杨贯恩等，提起往事，都不约而同地有这样一句话：“尚才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罗尚才在黔南，在州委书记任上近三年，始终不渝地坚持践行这一信条，因而决策正确，举措得当，实施给力。

这之中，从干部到群众，人们所看到的罗尚才书记，永远是一副谦和的笑容和实干精神。没有一点官架子，全无一丝霸气。身为州委一把手兼都匀军分区第一政委，威望与亲和力相因并重，潜移默化，感召着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坦诚的胸怀气度，让人“敬而近之”，心头有话，愿和他讲，知无不言，少有顾虑。他安排工作布置任务，从来都以“商量式”，绝不用“命令式”；一事当前，平等待人，尊重、关心，理解，有疙瘩解疙瘩，有问题解决问题。少数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同室办公，同堂开会，搭档共事，是自治州机关的特色之一。罗尚才经常把“两个离不开”挂在嘴上，即“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在他的身体力行之下，从州委“一班人”到整个党政机关，逐步营造出同舟共济、团结奋进的良好氛围。

依凭强有力的班子，明确改革的方向及思路，罗尚才抓住全州农业稳步发展的契机，针对黔南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不良状况，励精图治，着手对基本建设及轻工业进大刀阔斧的调整。遵照中央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大力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关停并转亏损企业，开源节流，对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整改。同时，促进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努力改善人民生活。为了加快实现上述目标，罗尚才跑遍了黔南州的城乡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了解情况，体察民意，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杜绝假话、空话、套话，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不搞形式主义，不拉花架子，亲临一线检查督促，务使各项整改措施落到实处，干出成效。

而在这三年里，罗尚才以及他的家人，则一直安于“两旧”——旧车、旧房。他用的是前任书记留下的上海牌老车，全家住的是60年代“三线建设”单位留下的旧平房。家里家外，日常用餐，则讲求“两土”——土酒、土菜。他下基层调研，涉及接待，强调不要搞七盘八碟的宴请，随茶便饭。“土菜”一锅煮，不上瓶装酒，就搞“土八路”（土酒）。在他的家里，也一贯是这“两土”看家。一如早年在镇宁、安顺那样，他“府上”时常有客人被留下吃饭。因公叩门的，因私造访的，因交情相会的，各色人等你来我往，不亦乐乎。这样，纵然是“两土”伺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这方面，司机和秘书们都略知内情。因为每次出差或下乡，行前及归来的两顿饭，他们也往往要被书记请到家里去吃。身为州委书记，罗尚才心里没有什么特权概念，从来公私分清，毫不含糊。举一件事为例：1981年他回老家奔母丧，来去车费都是自己掏，绝不准拿到公家财务去报销。驾驶员拗不过，心头却实在过意不去。

罗尚才书记克己奉公，大事小事，泾渭分明；而对于在身边工作的同志，却是关照有加，可谓心细如发，处处体察入微。

每逢要到外地出差，罗尚才书记事先总是要问驾驶员李国贵，家里安排好没有？有没有困难？能不能去？几句话，顿时让李国贵很感动。他对同事说，有了这份关心，哪怕真有困难，咋还好意思开口？只会想法克服，把车开好。另一位驾驶员杨世勋常说，跟罗尚才书记下乡，同吃同住，很随便。有时买点土特产，他就抢着开钱，就像老朋友一样。新仼秘书罗兴武到罗尚才书记身边工作不久，正逢黔南25周年州庆，罗尚才家里来了不少客人，他邀兴武去家用餐，罗兴武感到有些不便就婉谢了。第二天上班时，罗尚才笑呵呵给他带了两个油炸豆沙粑到办公室。罗兴武脚上总穿一双在家乡皮匠街定制的翻帮牛皮鞋，罗尚才担心他是因家庭困难舍不得换，便给他买了双时兴的磨砂白皮鞋。罗兴武父母亲每次到贵阳小住，罗尚才知道后，总要打招呼接到家里招待招待。而这并非个例，罗尚才对其他的同事及年轻部属，也是一样。那种领导加长辈的风范，给身边的人留下许多珍贵的记忆。

当年，罗尚才书记每下基层，多是轻车简从，就是司机加秘书，很少带随员，不喜欢前呼后拥的出行阵容，反对到访单位排场迎送。如是的清廉风范，在黔南有口皆碑，并上行下效蔚为风气。

三

罗尚才在黔南州任上，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三年之间，带领州委一班人，全面推行、完善土地承包责仼制，大力整改轻工企业，使全州工农业总产值创黔南历史最高水平。同时，还倾注心力，主持抓好了以下几项大事，为加快黔南州的改革发展铺平道络。

一是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解决“文革”、“四清”、反右倾、反右派四个运动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还复查并纠正了其他一批历史老案。全州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3539件；全州在“文革”中被审查的1770名干部的问题，都重新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遭迫害致死的干部得到了平反昭雪；对“反右”运动中错划的718名干部给予正名，为“四清”及一批历史错案涉及人员给予公正处理。其中，为335名党员恢复了党籍，为2732名干部恢复了公职，为911名党员干部撤销了错误处分，并为大批受株连的人消除了不良影响。

罗尚才在会议上发言

二是针对黔南当时社会治安的不良局面，督促政法部门加大法冶力度，雷霆行动，重拳出击，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整顿“十年浩劫”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和混乱状况。罗尚才书记在州常委会上听取政法工作汇报之后，严厉地强调指出：“必须付出巨大努力，创造出一个正常的稳定的社会秩序，依法把歪风邪气压下去，使坏人怕好人，怕群众，怕犯法，让老百姓有起码的安全感。”在他的重视下，政法战线统一部署，各级各单位部门紧密配合，协调作战，旗开得胜，战绩赫赫，有力地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全州的各种刑事案件发案率得到有效遏制，逐渐趋于稳定，为人民群众的生活及改革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是培养了一大批年轻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由于“文革”造成的培养空白，时至1980年代初，黔南州的干部队伍已明显老化，少数民族干部的配备亦严重失衡。罗尚才到任之前，在州常委当中，少数民族的比例仅为31.25%，5名州委副书记中，只有一位少数民族；州“革委”情况也不乐观，正、副主任中少数民族比例也只占41%；之下的县、区、社班子，可据此类推。这样的领导层格局，显然很不符合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的需求。罗尚才书记为此殚精竭虑，在尊重和爱护老干部的同时，便开始把培养和选抜中青年干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作为一项大事常抓不懈。到1981年底，第四次州党代会召开之后，少数民族在州常委中的比例增至53.7%，5名州委副书记中，少数民族增至3名；而州政府、州人大及州政协班子的少数民族比例，均得到相应上升，甚至增至60%以上，初步适应自治机制的需要。此后，时至1982年，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形式，所谓“不拘一格降人才”，共培训各级、各类干部16859人。

这一大批符合“四化”要求的干部，为黔南州的“两个文明”建设，注入了青春活力。

布依副省长

一

1982年9月，罗尚才出席中共十二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83年4月，罗尚才出席贵州省第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当选为贵省副省长；同时，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88年，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3年至1998年，出席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委员会委员。

在王朝文为省长的这一届省政府班子，罗尚才为五名副省长之一，分管十多个方面的工作，兼任的衔头一长串：省人民武装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省安全委员会主任；省人防战备办主任；省编委副主任；省反劫机领导小组组长；省征兵领导小组副组长；省农业区刘领导小组副组长；分管工作涉及人事劳动、公安司法、民族宗教、民政侨务、农林水气等部门。

王朝文省长曾在一篇短文中由衷称道：“……尚才作为与我共事的副省长之一，参与了省政府许多重大决策，出色完成了许多重大任务。这些工作，都搞得有声有色，成绩显著。”

而在“许多重大任务”之中，有一个规模空前的国际援助项目——“3146”工程。用王省长的话来概括，这是“一个向大自然施大手术的工程”。这个项目，是1985年3月他和罗尚才副省长在北京开人大会议时“要”来的。对于贫困贵州，这是个非常难得的机遇。

会议期间，在分组讨论怎样解决贵州粮食问题时，王省长特请农业部何康部长参加，请他帮助解决发展贵州农业生产的资金。当时，正好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准备援助中国一个大型综合治理开发项目，何康部长就让贵州省申报争取。两位省政府领导回贵州后，就研究决定把这个项目放在安顺地区实施。当年10月，世界粮食计划署批准立项，并派出官员、专家反复考察、评估，确定为“3146”项目、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工程。经省长办公会议研究，明确由罗尚才副省长任项目领导小组组长，省农业厅厅长赵庆儒仼副组长，负责项目的实施。这个“向大自然施大手术”的工程，涉及改造5个县的田地7303公顷，造林7458公顷，改良草场300公顷，修筑乡村及田间道路244千米，总规模投入2000万个工日。罗尚才作为总指挥，为此付出的心力可想而知。工程实施历时4年，按计划提前了一年并超额完成任务。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并举，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取得经济、生态和社会三个方面的巨大效益，在全省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和辐射作用，被世界粮食计划署列为样版。

贵州是一个农业省份，怎样才能更好地发展农村经济，解决好农民温饱问题，始终是罗尚才关注的大事。

早在1985年，为更好地发展农村经济，尽快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省委、省政府就已决定，由副省长罗尚才“领衔主演”，在全省实施扶贫计划。经过深入调查、摸底和筹划，从1986年春初开始，4000多名扶贫工作队员分赴贫困山区第一线，开始了全省大规模扶贫开发行动，首战即在31个贫困县兴办了3000多个开发扶贫项目，当年就使100多万户农民看到了脱贫的希望。时任省长王朝文说：“在这些工作中，尚才同志都是‘领衔主演’，靠前指挥。作为省长，我很感动。”这个话说得真情而实在，诸多事例皆可印证。

1984年底，他就曾到毕节地区进行关于调整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查，回来后向省委、省政府写了《关于毕节地区调整经济结构的情况汇报》，提出用几年时间，调整好经济结构，逐步建立起符合当地实情、农工商综合发展，社会、经济、生态效益都比较理想的结构的建议。1983年3月20日，贵州水城矿务局木冲沟煤矿发生重大瓦斯爆炸，死亡82人，伤14人。罗尚才连夜赶赴现场，一边组织抢救，一边做好死难旷工家属的思想和安抚工作，一边稳定矿区职工情绪。由于处置得当，使矿区较快恢复生产。1984年2月14日晚，湄潭县在县城体育场举办元宵焰火晚会，散场时发生拥挤，踩踏死亡99人，伤54人。罗尚才代表省政府赶赴现场，调查分析事故原因，做好死难人员安葬及其遗属的抚恤事宜。罗尚才不仅到医院一一探望了受伤人员，还深入到社区村寨，对死难者家属进行慰问。各方面工作细致、周全、得体，受到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

在深入改革开放的具体工作中。罗尚才副省长还一度负责牵头实施建全、完善居民身份证的工作、关于改革道路交通管理体制的工作、关于煤矿井下职工家属和三线职工家属“农转非”工作、关于救灾扶贫以及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贫困山区“造血功能”的工作等等，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工作十分具体，他都能准确理解省委、省政府意图，深入实际，深入基层，在实施中创出显著的业绩。

罗尚才在副省长任上，恪尽职守，清廉勤政。无论地位再变，而本质依然；分管的工作再多，始终忙而不乱。大事审慎，小事上心，不骄不躁，因势利导，总能抓住成败的关键和细节，谨遵党性原则和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二

自1983年初，罗尚才一家又搬回贵阳。

县城而州城而省城，这个和睦的布依大家庭，依然人气兴旺，人来客往，依然是“两土”当家。罗妈卢正英虽已升为“奶奶外婆级”，但仍当着贤内助，克勤克俭，继续操持家务。在省政府大院内外，人们常会看到她慈爱的笑容和忙碌的身影。

至罗尚才同志仼省人大副主任时，与老伴已然年逾花甲，开始步入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的晚年。几个子女——女儿罗朝宇、罗朝美，儿子罗朝江，也早已各安其业，各得其所，正当中年奋发的富强之季。逢年过节，几代同堂，儿孙绕滕，其乐融融。多年来，罗尚才因为公务繁忙，平时很少得以亲顾，全靠夫人卢正英一手拉扯成人。而除了关怀孩子思想及品德的成长，则从未借助权力为他们行方便。大女儿朝宇（即小芬）一直在安顺一个企业单上班，就是亲友皆知的明证。儿子朝江的婚姻，是真正的“千里姻缘”，儿媳王翔，来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有一次，罗尚才休假去北方走亲，哈尔滨机场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他全国人大常委身份，一下子紧张起来，连称抱歉说，他们不知为什么竟未收到省里边的接待通知，欲打电话询问。罗尚才微笑谢言：我是因私事出行，没有惊动他们，不用麻烦了。

罗尚才卸仼离休之后，却离而不休，还担任着贵州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为培养新一代人才奉献余热。他的老友、原省政协常务副主席、现省布依学会会长王思明称他是“文章知己友兼师”，良师益友共事，肝胆相照，一样的慎终如始，高风亮节。

2005年罗尚才与胡锦涛在花溪合影

2008年10月28日9时28分，罗尚才走完了他颇富传奇色彩的革命的一生，在贵阳逝世，享年80岁。

中央领导习近平同志、李援朝同志送花圈表示悼念。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打电话向罗尚才同志遗孀卢正英及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对罗尚才同志一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布依族人罗尚才，从大烈山走出来，百年之后，亦复魂归衣胞故土大烈山。青山绿水之畔，苍松翠柏之中，有碑文铭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