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大跃进”与文化教育的调整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贵州社会主义建设也全面展开，和全国一样，贵州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从1956年6月下旬开始，先后召开的中共贵州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贵州省委一届二次全委（扩大）会和贵州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传达贯彻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有关会议精神，研究了全省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导思想和任务。当时提出的“轮廓安排”和任务是“总的来说，必须在使农业合作制完善、巩固的基础上，继续贯彻执行以发展农业生产力为主的方针，想尽一切办法，加快发展农业，并积极地发展地方工业和建设山区道路，为进一步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创作条件，同时相应地发展商业、文教和保健事业，在进一步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1] 。这个总体设想基本上是符合贵州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客观实际的。

1956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中共贵州省委从1957年12月到1958年1月下旬，先后召开了省、地（州、市）县三级干部会议和县、区、乡、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四级干部会。会议根据“大跃进”精神修改了原定的计划指标，并在1958年2月召开的中共贵州一届五次全委扩大会上集中检查和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提出了“苦战三年，基本改变贵州的经济面貌”的口号，据此制定了一系列新的发展指标。

省和各地的党委政府不断召开各种会议，利用电台、报纸和文化馆、站等宣传文化舆论工具进行宣传鼓动，介绍各地大跃进的先进经验，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把种种迷信、种种顾虑和悲观论调、自卑感统统打倒，使头脑来个大解放，生产工作来个大跃进”。同时，还不断地大幅度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1958年6月29日的《贵州日报》报道了中共江口县委试验地红薯亩产10万斤，放了“高产卫星”的消息，随后，各地争相报道农业生产“放高产卫星”消息，天天都有“卫星”上天，产量越报越高，“卫星”越放越大。

在开展农业大跃进的同时，贵州全省工业战线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全省动员和组织了大批工人、干部、农民、学生和城市居民，采取了大兵团作战、土法冶炼的办法，迅速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据统计，1958年全省投入大炼钢铁的干部群众就有300多万人，建成的炼铁土高炉2万多个。 ^[2]

与此同时，电力、化工、建材、交通等部门也相继采取“跃进”措施，组织群众大干快上。交通部门把全省的汽车、马车、手推车甚至板车都动员和组织起来，支持大炼钢铁；商业部门全面开展了大购大销活动；金融部门对工业企业的贷款大开方便之门；财政部门不断增加投资，确保基本建设的规模……

紧跟大跃进的步伐，文化、科技、卫生、体育等各条战线也不甘落后，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发展目标，大跃进热潮搅动着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

一、文化建设的膨胀发展

1956年3月省政府召开全省第二次文化工作会议，提出“这一时期的农村文化工作应围绕着以发展农村俱乐部为中心来进行”。会议之后，俱乐部作为一种新型的综合性业余文化组织，伴随着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和扫盲工作的发展在广大农村活跃起来。大跃进运动使农村俱乐部的发展也迎来了新的跃进。据1957年统计，仅一年时间，全省各类俱乐部发展到4157个、图书室1685个、业余剧团1906个、创作组5421个、幻灯组589个，全省86个县（含县级市、省辖市属区）基本实现县县有文化馆的要求。 ^[3] 各类文化艺术组织活动为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推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以及此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营造了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蓬勃气象。这种大张旗鼓的宣传造势，也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文化艺术工作者的革命激情，推动着社会文化事业自身的大跃进和大发展。

这一时期，贵州省老一辈音乐家肖家驹、龙廷恩、毛家乐、郑寒枫、钱明正等组成采集组对黎平县、从江县等地的侗族民歌进行了历时四个月采集，采录侗族大歌130首。采集组对采集的侗族大歌进行编辑整理，将其中50首大歌及拦路歌、开路歌、踩堂歌、戏歌（侗戏腔调）若干首辑成《侗族大歌》一书，由贵州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正式出版发行。这是贵州省第一次由本省音乐工作者搜集整理的少数民族音乐书籍。该书因专家们对侗族民间音乐的发掘及对其自然和声的深入研究引起了国内外音乐界的关注，为侗族大歌的认定、规范和研究奠定了实践和理论的基础，为世界了解侗族音乐的独特魅力以及侗族大歌后来扬名海外、走向世界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除侗族大歌外，文化部门还组织了各方面力量，在全省掀起了发掘、搜集、整理民间文学和民族工艺的热潮，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红军革命故事、民族民间文学艺术资料及新中国建立以来民间的新创文艺作品，整理出版了《苗族刺绣图案》、《贵州少数民族蜡染图案》、《侗族大歌》等专辑，编印了5个民族的民间文学资料40多集。这时期各地搜集的新民歌达两万多首。收集整理的红军故事和其他民间文学资料达数千万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挡不住的洪流——贵州猴场人民公社史》即是这个时期的成果。

全省工农业大跃进的热潮极大激发了贵州各艺术表演团体文艺工作者们的创作热情。他们不辞辛苦深入工厂、农村、学校，创作排演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和民族题材的舞台剧目。贵州文艺舞台上各个剧种和各类艺术形式百花争艳，形成此时期文艺繁盛的特殊景象。

1957年，贵州省创演的《红军灯》、《侗族大歌》、《苗族夜乐舞》、《彝族跳脚舞》、《布依族山歌》等十四个节目参加了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省歌舞团创演的《苗族芦笙舞》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1959年，省歌舞团创演的舞蹈《欢乐的苗家》被选入艺术影片《百鸟朝凤》，民族舞剧《蔓箩花》被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成舞台艺术片，此后在1963年瑞士第十届加诺国际电影节上荣获荣誉奖，同年又获捷克电影节优秀影片奖。省黔剧团以贵州民族历史人物及民族传说故事为题材创作了《奢香夫人》（彝族）和《秦娘美》（侗族）。《秦娘美》赴京汇报演出获各界好评，受文化部派遣巡演津、沪、苏、杭等地，并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成舞台艺术片。省花灯团创演的《七妹与蛇郎》出现了观众半夜排队买票的轰动效应，移植的《平凡的岗位》在全国各地巡演，两部剧目还被省外部分艺术表演团体移植演出。省京剧团为移植改编和演好现代京剧《通天关》，演员们深入贵昆铁路建设第一线，与铁路建设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为贵昆铁路通车首演，受到云南省党、政、军、民的高度赞扬。省杂技团长年深入基层演出，每年演出数百场，多次被评为“文化先进集体”。中国《戏剧报》刊登了该团深入乡村演出的图片，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在新简报中介绍了该团上山下乡演出的实况。贵阳市京剧团除排演传统戏外，以报告文学《挡不住的洪流——猴场人民公社史》中的《小王朝的末日》为素材，创作排演了现代京剧《苗岭风雷》，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受到热烈欢迎，在京演出十余场，《人民日报》、《文艺报》、《戏剧报》都发表文章予以高度评价，文化部颁发了纪念奖。舞剧《蔓萝花》受文化部指派赴广州等地演出获巨大成功，香港《文汇报》载文报道称，“逾千香港同胞冒着漫天风雨赶往欣赏”。

这一时期贵州文艺工作者们的辛勤努力，在国内外有力地宣传和介绍了新中国建立后贵州各方面取得的新成就，展示了贵州的新面貌和新变化。

1960年5月，周恩来总理在结束对缅甸、印度、尼泊尔等国的访问后到贵州视察工作，和贵州人民共同庆祝“五一”劳动节，题写了“贵州山川秀丽，气候宜人，资源丰富，人民勤劳。只要贵州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加强团结，努力工作，那么，贵州的社会主义建设必将后来居上，大有希望”的题词。当天晚上，省花灯剧团在省人民政府大礼堂为周恩来总理及邓颖超同志演出花灯小戏《拜年》和花灯歌舞《庆丰收》等节目。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总理及邓颖超同志上台亲切接见了演员。5月3日，周总理在贵阳观看贵州省黔剧团演出的新创剧目《秦娘美》。观看结束后，周总理欣然命笔，为黔剧团题词：“望你们在党的领导下，高举总路线的旗帜，坚持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发扬黔剧自己的风格，吸取其他剧种的优点，融会贯通，推陈出新，为创造新黔剧而奋斗。”周总理对黔剧的高度评价和殷切期望对贵州文艺界特别是贵州省黔剧团的全体演职人员的鼓舞极大，黔剧作为贵州地方艺术品种，在此后发展中一直按照周总理的要求，不断创新，不断推出新人新剧目，成为贵州文艺舞台上的一枝奇葩。

1958年秋，省花灯剧团在遵义为邓小平同志演出花灯歌舞《红旗》、《贺新春》，花灯小戏《拜年》、《报名》等；1965年秋，大型花灯剧《平凡的岗位》参加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大会并获优秀演出奖，时任中共西南局书记李井泉观看此剧后给予高度赞扬。1966年省花灯团进京汇报演出，并受邀进中南海为中央领导演出。此后，《平》剧在郑州、西安、延安、武汉、九江、南京等地巡演，演出受到各地观众的欢迎和好评。

贵州省京剧团建团之初，时值省黔剧团和省花灯剧团刚刚成立，为扶持地方剧种，根据上级指示，抽调一批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到省黔剧团、省花灯剧团教学指导。在贵州省京剧团教师们的精心指教下，贵州省黔剧团的《秦娘美》、《珍珠塔》、《团圆之后》、《奢香夫人》等剧及贵州省花灯团的《七妹与蛇郎》、《打舅娘》等剧目的青年演员们迅速脱颖而出。

贵州省话剧团1956年建团之后，长期深入工矿、农村、部队、学校体验生活，创作演出了一大批有一定思想深度和鲜明艺术特色的剧目。从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就创演了《杉林之歌》、《红管家》、《山寨人家》、《建设时期的游击队》、《通天关》等优秀剧目，提升了话剧在贵州观众心目中的地位和知名度。

除了省直和各地专州剧团外，很多县、市和大企业多纷纷建立专业剧团，涉及京、川、评、越、豫、曲艺、杂技、话剧、黔剧、花灯、歌舞、民族戏剧等多个艺术品种，最多时剧团达到98个。遍及全省各地。

1955年，贵州省文联设立文学部，著名乡土作家蹇先艾任部长；1958年4月，贵州省作家协会筹委会成立，蹇先艾任筹委会主席，邢立斌、田兵任副主席。作协的建立为贵州培养文学艺术新生力量构建了坚实的平台。这一时期，作家们把自己的目光和热情投向农村，用笔来描绘贵州各地天翻地覆的变化。创作发表了一批歌颂新生活和新人新事的作品。来自解放区的作家邢立斌继《在客车上》 ^[4] 、《冰雹》 ^[5] 后，又相继发表了《小山的故事》、《马四叔》 ^[6] 等作品，反映了合作化时期人民的生活和精神面貌；老作家蹇先艾用小说歌颂新时代涌现的新人新事，新创作了《大枫树谭家》 ^[7] 、《黎教授下乡》 ^[8] 等作品；参加抗美援朝的作家傅泽，把人民军队作为自己的讴歌对象，在小说集《咽喉地带》 ^[9] ，短篇《水塔顶上的人》、《号声飞过山村》、《在雪坡上》、《玉子》等作品中，塑造一系列有血有肉的指战员的形象，讴歌人民战士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作家胡学文曾在其家乡平坝和黔东南参加过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化等运动，他的小说《小庄苗家》、《孩子的诞生》、《吃新》、《阿娜》等主要反映党的民族政策和苗族人民的新生活。1959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其短篇小说集《吃新集》。涂尘野的《潘阿令》 ^[10] 、韦翰的《山里的声音》 ^[11] 则对贵州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进行了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的记录，塑造了主人公苗族少年潘阿令和民兵英雄杨老岩在剿匪斗争中以生命维护新生的人民政权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1959年贵州的《苗族芦笙舞》、《欢乐的苗家》和《侗族女声琵琶歌》被遴选赴京参加国庆10周年献礼演出。这一年，贵州还举办了一系列规模较大的文化艺术活动，3月上旬至4月中旬，在贵阳举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全省第三次艺术会演。全省各地有包括黔剧、花灯、歌舞、话剧等专业剧团和数十个业余剧团参加会演，共演出45场晚会，成为这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文艺会演。省歌舞团创作了中型舞剧《母亲》在贵阳公演。10月，贵州省博物馆举办《贵州省十年经济建设成就展览》，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亲临参观并题诗；《贵州省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展览》在北京展出；省群众艺术馆副馆长黄守堡参加新竣工不久的北京人民大会堂贵州厅的总体设计和布置工作；省文化局在黎平、榕江、从江举办侗戏调演，从调演中选送了一批优秀节目参加在云南昆明举行的少数民族戏剧调演……

1956年开始，为全面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中国科学院和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先后为苗族、侗族和布依族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并经过国家批准试验在民族地区推行。1958年元月，贵州民族出版社成立。民族出版社成立之始，即用苗、侗、布依等新文字编印出版了一批扫盲课本、干部读本、科普读物和《苗汉简明词典》、《侗汉简明词典》、《布依汉简明词典》等工具书。

1958年贵州省出版局成立，随即毕节、遵义、铜仁、黔南、湄潭等地州县也相继成立了地方出版社，编印出版了图书55种，印行26万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59年开始编辑出版《贵州解放十周年纪念》丛书，到1961年共出版了58种，为贵州历史保存了一大批珍贵的史料。

继1957年《贵州青年报》创刊后，1958年又先后创办了《贵州体育报》、《贵州铁道报》以及中共贵阳市委机关报《贵阳日报》等专业报刊。1957年元旦，《新黔日报》更名为《贵州日报》，扩大了版面和发行范围。在此期间，各地、市、县也纷纷创办各地的地方报刊，各地方报纸如雨后春笋。据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1959年6月的调查，当时全省公开发行的地方报纸有64中，还有数量不少的内部报纸。1958、1959两年的地方报纸总发行量分别达到6231万份和7106万份，为1957年的2.67和3.05倍。

1958年8月，为配合“大跃进”发展的需要，贵州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制片厂，由省文化局副局长张世珠兼任厂长。制片厂成立之后，拍摄了贵州第一部纪录片《贵州高原飞钢龙》，反映贵州省十年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型纪录片《乌江苗岭处处春》，以及反映贵州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先进模范事迹的各类《贵州新闻》。制片厂还与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合作，将省歌舞团排演的苗族舞剧《蔓萝花》、省黔剧团创演的大型黔剧《秦娘美》搬上银幕。电影制片厂的建立也推动了电影放映的发展。到1959年，全省基本实现了县县有电影院。电影放映单位由1955年的75个增加到369个，放映场次由1955年的19179场增加到140334场；全省人均看电影场次由1955年的1.39场增加到1959年的5.83场。

贵州省图书馆在原提出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上，又提出为科研生产服务的口号，增设了科技阅览室和科技文献检索室等工作部门，编辑出版了多种联合书目和索引，并联合各高校图书馆、中科院贵州分院图书馆等建立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开展馆际互借，扩大服务范围，面向工厂、科研提供各种书刊资料，为这一时期贵州矿山机械厂试制成功新式挖掘机及省气象局等编写《贵州历代自然灾害年表》等做了大量的前期资料准备工作。

随着农业大跃进在全省农村掀起新高潮，农村文化建设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跃进。各地农村掀起了“人人是歌手，个个是诗人”的新民歌运动，提出了各种热情洋溢的口号，要求“村村要出郭沫若”、“人人动手、遍地开花”，种田要“种文化田”，植树要“植文化林”，养鱼要“养文化鱼”，乡乡要有俱乐部、文化宫、文化站、业余剧团、创作组、文娱队、图书室……

据1959年统计：到1959年，一年多时间内，全省已建成各种俱乐部26506个，比1957年的4175个增加6.3倍；业余剧团8581个，比1957年的839个增加10.2倍；图书室13855个，比1957年的1805个增加7.5倍；业余创作组44224个，比1957年542个增加了81.5倍。社办文化馆、站3304个，平均每个公社有1个文化馆，每个管理区有1个文化站或中心俱乐部，每个村（寨）有1～3个俱乐部…… ^[12]

1958—1960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不仅打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也打乱了整个社会文化建设的正常程序。提出的工作方针和种种浪漫无际的口号并将其付诸实行，严重超越了当时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和社会承受能力。在此之后，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又在调整中全面下马，许多组织瘫痪，活动停止，社会文化活动曾一度走向低潮。

二、反右整风与教育发展的“大跃进”

文化建设大跃进轰轰烈烈展开的同时，全省教育战线也掀起了一系列以政治运动带动全局的教育发展大跃进热潮。

1957年到1958年春，根据中共贵州省委和各级党委的安排，在全省各级文化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文化艺术单位及学校开展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贵阳医学院、贵阳师范学院和贵州农学院于1957年5月先后开展整风运动。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这三所学校中共有306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并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这一期间，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也在全省教育系统逐步铺开。据中共贵州省委1958年9月20日印发的《贵州省委关于整顿中小学教师队伍的报告》中载，期间全省有公、民办学校教职员46906人，经过整风运动，被划为“右派”的1943人，占4.14%；坏分子或坏分子兼右派1645人，占3.45%；反革命分子或反革命分子兼右派509人，占3.3%，三者合计为5140人，占教职员总数的10.95%。对这些被划为右派、反革命、坏分子等的教职员多采取了大部分离校，少部分留用的处理方式，一部分则根据个人情况分别予判刑、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开除公职自谋生路、监督劳动、撤职留用、降职、降级、降薪等等。

除教职工外，在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中也有部分学生被划为右派，受到处理。按照当时的政策，全省教职工队伍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约占总数20%）的人被划为“中右”。他们虽然没有戴上反革命、右派分子和坏分子的帽子，但也因为各种问题而受到了批判。反右斗争后，在教育界开展了“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一批教职工因反对、怀疑“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教育革命的错误而受到批判。 ^[13]

反右扩大化和“拔白旗”运动对贵州教育事业发展带来极大冲击和严重后果，一大批知识分子被错误处理，许多学有专长的教学骨干和学科带头人受到批判，受到组织处理，离开了学校和教学岗位，大批教职工的积极性受到了严重挫伤，直接影响到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也为此后的“教育革命”和“教育跃进”的失误埋下了伏笔。

1958年3月，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全省宣传工作会议，提出了以“大跃进”步伐加快普及小学教育的要求。会议之后，各级党委、政府在全省掀起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大办教育、以普及小学教育为中心的群众运动。省教育厅提出要争取当年9月20日前普及小学教育，并于10月向省人民委员会和国家教育部呈递了《关于贵州已于本年10月10日普及了小学教育的报告》，称全省在校小学生已达242.7万人，儿童入学率达82%以上。

中学教育也在大跃进中大力推进。1957年全省有普通中学152所，学生6.23万人。1958年的大跃进中，快速发展到501所，在校生10.28万人。到了1960年，全省普通中学已发展到537所，在校生16.49万人。此期间还创办了各类农业中学1729所，就读学生8.26万人。

小学、中学的大发展也推动了各类中等专业学校和师范学校的大发展。1957年，全省中等专业学校仅12所，学生7318人。通过大跃进中的大发展，到1960年，中等专业学校增加到119所，在校生42649人。与此同时，还将一部分中专升格为“专科”和“学院”。中等师范学校也由1957年的12所发展到1960年的76所，在校生由4482人增加到26925人，增加了6倍多。

1958年初，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提出了建立贵州工学院的要求，并成立了贵州工学院筹委会。经过半年的筹备，贵州工学院于当年9月17日正式开学。学院设立了地质、采矿、冶金、机电、化工、土建6个系12个专业。同年7月，中共贵州省委决定在贵阳师范学院现有条件的基础上建立贵州大学，同时保留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大学开办了中文、外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8个系9个专业，并于当年秋天正式招收了721名学生。而且，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在办学上实施“国家办学与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办学并举，全日制教育与半工半读、业余教育并举，免费教育与不免费教育并举”的方针要求，在贵州全省又掀起了地区、部门、厂矿、企业大办高等教育的热潮。全省高等学校由1957年的3所增加到35所，学生总量和教职工总数都比上年增加了将近1倍。

这一年，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针对教育工作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要求，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以勤工俭学、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教育革命。贵州召开了第四次全省教育工作会议贯彻上述精神，提出了勤工俭学、勤俭办学，大量发展各类职业技术学校以及学校办工厂农场、工厂农场办学校等等的要求，在全省掀起了大办教育，大搞勤工俭学、半工（耕）半读的热潮，同时开始学制课程方面的改革。一时各类办学一哄而起。除大量发展职业学校外，工厂、农场等普遍兴办学校，开办技术培训和文化补习，而许多学校也大力开办工厂和农场。全省开办了大批工业中学和农业中学，学生安排了许多时间学工学农。工厂、农场普遍办校，各类学校发展势头迅猛。据1958年9月统计，全省仅半耕半读的农村职业中学就发展到1729所。农村职业中学的举办为全省农村培养了大批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型农民和农业技术人员。

除各类职业中学外，各级各类学校还大力开展勤工俭学活动。1958年当年，贵阳市市属中学就兴办了各类小工厂132个、小农场12个，各学校与校外工厂挂钩，组织学生参加校外劳动，并组织学生参加修建贵阳市阿哈水库、朝阳路等工程的义务劳动和下乡支农等活动；安顺地区的中学当年共办各类小工厂524个；遵义地区组织学生勤工俭学收入达76万元，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学校的经费负担。勤工俭学活动和学生们参加社会义务劳动，使学校教育拓宽了教学内容，学生们在劳动实践中得到了锻炼，增长了见识，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习不到的东西。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因为其时的师资力量和办学条件等的不相适应，超出了全省财政的负担能力，学生学工学农的时间安排过多，也直接导致了教学质量的下降。 ^[14]

三、文化教育事业的整顿和调整

大跃进时期贵州文化教育的高速发展虽然直接表现了当时社会条件下，全省各族群众在党领导下焕发出来的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各项工作取得了可观成绩，暂时展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繁荣；另一方面却由于由于这种热情之下的高速发展严重超越了当时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可能性和社会承受能力，导致文化教育建设从内容到形式、规模、范围等方面出现了极大的浮夸及混乱，而后不得不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而大批下马、解散。

1959年，随着中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贯彻执行，中共贵州省委于6月份批准了省委宣传部关于整顿报纸刊物的意见，对全省报刊进行清理整顿，省级报纸只留下《贵州日报》，《贵州农民报》等专业报纸及《贵阳日报》等地州市级报纸和县级报纸在1960年前先后停刊。各地州县成立的出版社也全部下马。1959年，民族出版社因为部分工作人员的调离而停止工作。

1960年，中共中央及时纠正了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贵州省在贯彻执行中央提出“让路”与“开路”（即文化上必须给生产让路，思想上要为生产开路）的指示，对全省文化事业机构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本着扶持地方戏和提高质量的精神进行精简，撤销县级剧团和专区级剧团。经过精简，全省原有98个各级各类专业剧团、15个剧种、5586人的演职员队伍保留了黔剧、花灯、歌舞、话剧、京剧、川剧、评剧、越剧、杂技、曲艺等10个剧种、30个专业剧团，演职员队伍控制在4000人以下。到了1965年，全省剧团稳定在33个。

1959年1月，中共贵州省委批准由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组建贵阳电视台，投入资金17万元，经过全体职工一年辛勤努力，节目发射成功，但由于各方面条件不能具备，运行十分困难。到1962年，成立仅两年多的贵阳电视台下马搁置。

此后，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省内许多文艺组织也因为各种困难陷于瘫痪，活动停止。随着各项调整措施的推出，大批俱乐部、文化馆、文化宫、文化站、业余剧团被解散，成立不到5年的省群众艺术馆也被撤销。

1961年，贵州省委决定贵州电影制片厂下马，1963年全部清理结束。

教育方面也由于大跃进步伐太快、事业发展过分扩张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财政支出十分困难。很多新建学校因为匆匆上马，缺乏相应的设施条件，师资、校舍、资金严重不足，学生程度参差不齐，流动性大，一大批新建学校难以为继。针对这种情况，省委批转了省委教育部《关于全省教育工作会议的报告》，指出，“我们对教育大发展后带来的问题缺乏足够认识，巩固工作没有及时跟上去，以致农村扫盲后又有30%的人复盲，不少红专学校流于形式，有些新建的学校存在一些问题”。报告提出了“一面整顿巩固提高，一面发展”的思路，“对去年新建的学校，特别是专科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必须切实加以整顿”，“对那些不具备办学条件，确实难以办下去的学校，则应予以合并或撤销”。

1959年始对教育进行局部调整，1960年到1962年进行全面整顿，一是压缩高等院校规模，适当调整各院校专业设置；二是裁并中等专业学校，压缩中等师范学校；三是普通中学和小学进行调整，农业中学和职业中学进行大幅度撤并和改办；四是幼儿园进行全面调整，对不符合办园条件的幼儿园撤销合并。

经过这次较大规模的调整整顿，到了1963年，全省高等学校由1960年的15所压缩到5所，在校生从1.23万人压缩到1.03万人；中等专业学校从1960年的119所先裁并为32所，后又裁并为17所，学生由4.26万人压缩到4380人；技工学校由6所裁并为1所，学生减少到535人；中等师范学校由76所压减至10所，学生由2.7万人减少至1347人；普通中学由537所调减至204所，学生由16.5万人减至7.78万人。

农业中学和职业中学裁并幅度最大。1958年，全省共办农业中学和职业中学1729所，学生达8.26万人，教师2359人。1959年进行了较大调整，撤销合并一部分，保留319所，在校生3.55万人。1962年的调整中，所有农业中学和职业中学全部停办，部分转为普通中学，有的职业中学则根据学校情况转建为工厂。

小学1960年时有16751所，在校生212.32万人，后调减为10056所，学生87.12万人；幼儿园由7811所调减为165所，入园幼儿由28.83万人减少至1.48万人。

到1962年9月底，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共精减教职工6311人。

经过上述一系列调整，暂时缓解了各方面的困难，但也使此后的贵州教育事业面临着新的难题。一是全省学龄儿童入学率下降到38.7%，在校学生数量已经低于1954年的水平，大大低于其时56.1%的全国平均水平，普及小学教育的任务更加繁重；二是由于中学大量压缩，小学毕业生又面临新的升学难问题；三是大发展和大调整形成的大起大落，打乱了正常教学秩序，导致教学质量严重下降，为此后的恢复发展带来了相当的困难。 ^[15]

从整个大跃进时期以及此前此后的贵州在文化教育建设来看，既取得了相当的进步和成就，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和困难。这一切并不完全是由于贵州对文化教育采取的各种方针政策所致，而与这一时期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全国在大跃进过程中出现的大赶大超有关。急于建成社会主义的良好愿望如果没有建立在科学合理的基础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上，往往会欲速则不达，并给经济社会的建设发展带来破坏和损失。这也是贵州文化教育在这一时期遭遇反复的历史原因。

从1962年起，国家相继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中学五十条”），《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小学四十条”）、《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简称“科研十四条”）、《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等一系列相关文件。通过这些文件的贯彻执行，贵州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方面进行全面调整，开始解决“大跃进”以来这些领域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从1963年起逐步增加对城市住房、文化教育和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等非生产性建设的投入。

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在经济、政治及文化方面采取的有力措施，让贵州省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文化建设也有了赖以恢复和发展的基础。

1962年农村形势好转，农村文化艺术工作随之活跃起来，是年9月重新恢复了省群众艺术馆，增加了业务人员，建立健全了美术组、辅导组、编辑组、办事处等内设机构，创办了《群众文艺资料》、《映山红》、《群众演唱》、《群众文艺》、《贵州歌声》、《苗岭歌声》等群众文艺辅导刊物和各类群众性文艺读物，有效促进了群众文化活动的恢复和开展。

1963年4月的全省文化馆、图书馆馆长会议就如何开展农村文化工作、更好地为农村生产服务进行专题讨论。1964年，省文化局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文化室条例》，推动广大农村文化室迅速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时事政治和科普知识的热潮。文化局下属的幻灯厂配合制作生产了大量反映现实生产生活的幻灯片在全省各地巡回放映。

1964年举行的全省少数民族业余文艺观摩演出会推出了彝族组歌《乐呵呵》、侗族大歌《党的政策到农村》、布依族舞蹈《绣幅人民公社好》等优秀节目晋京演出，《乐呵呵》还拍摄成电影。贵州到北京参加演出的各族演员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继1959年10月举办第一届全省文琴戏会演后，1960年1月举办了全省第二届文琴戏会演，为贵州地方剧种黔剧的诞生奠定的基础。除新兴的黔剧、花灯等地方剧种建为国办专业剧团外，各地州市也纷纷重建了本地的专业剧团，按照中央和省委的要求，积极开展下基层演出和相关对外巡演活动。1960年，省歌舞团赴广州、深圳等地演出，盛况空前。1961年黔南州歌舞剧团赴广西柳州、南宁演出，深受广西观众及专家赞赏。

1964年贵阳市属各剧团制订计划，开始进行规模较大的出省演出，足迹遍及四川、云南、广西、湖南、江西、福建等省区。1965年秋，省花灯团排演的大型花灯剧《平凡的岗位》参加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并获优秀演出奖，1966年进京汇报，受邀进中南海为中央领导演出。此后，《平》剧在郑州、西安、延安、武汉、九江、南京等地巡演，受到各地观众的欢迎和好评。贵州省文化艺术表演团体较大范围的出省演出，对宣传贵州、介绍贵州，让各省的观众对新时代的贵州有了新的认识，逐渐改变了过去一提到贵州，自然想起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古老印象。

为提高贵州戏剧艺术表演水平，1963年，省文化局从西安特聘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先生来筑演出、讲学、授艺，在戏曲学校内举办“尚派艺术讲习班”，全省各地州、市县的京、川、评、越、豫、湘、黔、花灯等剧种30多个戏曲专业团体的青年演员及戏校京剧、黔剧班的学员集中到贵阳。尚先生亲授了《失子惊疯》、《昭君出塞》两出尚派名剧，在如何学习运用“四功”（唱、念、做、打）、“五法”（口、手、眼、身、步）以及戏曲表演程式方面进行了详细讲解，学生获益匪浅。为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戏曲学校特聘贵阳师范学院张宗和教授专授古诗词和昆曲剧目，聘请书法家陈恒安教授书法课。这一系列的措施，全面提升了艺术教学质量和学生的业务综合素质。

1961—1965年期间，省歌舞团先后排演了《货郎与小姐》、《江姐》等中外著名歌剧，《江姐》创下连续上演百场的历史纪录。

1963—1965年，全国掀起了戏改热潮，贯彻中央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艺术要反映现实生活、要大演工农兵的文艺方针。贵州省1965年7—8月在贵阳举行“贵州省革命现代戏会演”，全省22个剧团、8个剧种参演。演出了反映贵州省工业、农业、水利、气象、民兵等多方面新人新事的剧目43个。省话剧团创演的《建设时期游击队》，讴歌为祖国寻找矿藏、战天斗地排除万难的地质勘探队员的高尚情怀，参加全省现代戏汇演后又被选送参加了西南地区戏剧汇演。这一年，全省专业剧团共演出现代戏大小剧目102个，占总演出场次的85%以上。这一时期，面向工农兵、面向基层，上山下乡下厂下部队演出形成热潮，所有专业剧团都必须下乡下厂演出，送戏到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以及部队营房。各剧团排演了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的各种节目。演员们组成各种小分队、演出队，带着乐器行头，背着背包，跋山涉水，把演出送到最基层，受到广大基层群众的热烈欢迎。

1964年5月，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根据省委指示，按照先建中专、逐步向大专过渡的构想，将贵州大学艺术系和省戏曲学校合并为综合性中等艺术学校。8月，省人民委员会批准贵州省艺术学校正式成立并开始招生。学校教学设艺术普及班和京剧班，下分设音乐、美术、舞蹈、戏剧、京剧表演、京剧音乐、基训等教学组。到1965年底，艺校已形成大专、中专两个层次，3年大专，4年、6年中专3种学制；艺术普及和专业两种培养目标和117名专任教师，5个班167名在校生的规模。

1961年初始，《贵州日报》对1958年到1960年三年间的报纸工作进行系统检查，吸取盲目冒进的教训，报道了一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以社论和文章的方式连续发表了24个农、林、牧、副、渔等方面的先进单位、先进事迹，突出报道了凯里舟南、舟溪开展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的情况，在全社会引起良好反响 ^[16] 。

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则集中重点，报道恢复发展生产的新情况和新成果，突出宣传这一时期出现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和先进典型。为提高广播在全省的覆盖率，加大发射功率，1964年在扎佐建成一座150千瓦中波发射台。使贵阳市和周围各县的300多万人口能较好地收听广播，全省各县也能通过中短波收转电台的广播节目。农村有线广播建设也有了较快发展，全省所有县都建立了广播站，301个公社和600多个大队建立了广播站和放大站，挂喇叭8万多只，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

1964年11月，省政府转发《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改制的报告》，将各专、州电影管理站改为电影公司，各县设立电影管理站。1965年全省电影放映单位发展到551个，实现县县有电影院，放映场次达156620场，全省人均看电影4.93场。电影管理、发行、维修、培训等构成了完整的电影放映体系。

文物考古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到1965年，已公布了45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省文化局先后拨出专款，对镇远青龙洞、遵义会议会址、遵义杨粲墓、大方奢香墓、安龙十八先生墓和修文阳明洞等进行了维修。这年冬天，在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的指导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贵州省博物馆联合发掘了黔西县观音洞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址。经过3次发掘，共出土石制品3000多件，各种哺乳动物化石23种。该遗址文化堆积较厚，文化遗存丰富，石器加工方法别具一格，有明显的地方文化特征，被考古学界命名为“观音洞文化”。

到了1965年，贵州省文联已先后建立了美协、作协、剧协和音协4个贵阳分会筹备委员会，组织了专业创作队伍。各协会为培养、团结、提高和鼓励业余创作，培养新生力量，定期召开青年作者、少数民族作者座谈会、培训班，举办各类美展、音乐演唱会等等，发现培养了一批优秀青年人才，推动了贵州文艺创作。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优秀文艺作品，如反映部队生活、讴歌部队新人的短篇小说集《咽喉地带》，以浓郁的乡土情调反映贵州各族人民新生活的短篇小说集《吃新集》、《山里的声音》、《彝山春好》、《苗岭集》等。美术界创作出了许多反映新社会新生活新面貌和革命题材的优秀画作，如版画《入市喜盈盈》、《三更时分》、《荒原苏醒》、《大破天险窗子洞》、《布依寨装上了电灯》、《林海》，水彩画《林厢道》，山水画《巴拉河的春天》等。尤其是反映贵州解放后十年发展新面貌的国画长卷《光辉十年画贵州》在社会上获得极大好评并获得全国美展一等奖。其他如国画如《侗族大歌》及其姊妹篇《侗族民歌》等，受到群众广泛欢迎。

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省文联所属的各协会（筹），共发展全国各协会会员53人，分会会员289人，出版中篇小说2部，短篇小说6部，搜集整理《民间文学资料》43集近1300万字，在美术、戏剧、音乐等方面创作出一批思想性艺术性较好的作品 ^[17] 。

随着这一时期贵州经济社会发展，贵州教育事业也逐步进入恢复发展时期。

1963年6月，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讨论试行全日制中小学工作条例（草案）和当前中小学教育工作几个问题的指示〉的安排意见》，指出“我省中小学面临‘两面紧’（一是普及的任务大，一是提高的任务大）的情况是一个在较长时期内存在的问题”，“我们要拿定主意，下定决心，作适当安排，‘小宝塔’必须确保，必须下大力气办好一批中小学，要使这一批中小学在教学质量上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符合国家要求。在确保这个‘小宝塔’的同时，要尽力做好小学教育的普及工作，要使适龄儿童尽可能多地上学”。省里及时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进行贯彻，提出“衡量中学毕业生的质量，应该既看他们的学业成绩，又看他们的思想品德和身体状况；既看他们是否正确对待升学，又看他们是否正确对待劳动就业。升学率的高低，只能反映学校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不能以此作为衡量学校的唯一标准”的指导思想。

根据这个指导思想，省教育厅1963年8月发出了《关于有重点地切实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的意见》，公布全省10所完全中学和92所完全小学作为应切实办好的重点学校。与此同时，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分期分批在部分中小学按《条例》的规定目标、教学要求和教学原则进行教学，在部分学校进行了学制改革试验。经过这些努力，基本上纠正了“大跃进”以来所造成的混乱现象，正常的教学秩序得以恢复，教学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为使更多学生能继续升学，省委批转了省教育厅党组《关于进一步调整教育事业和精简学校教职工的方案》，提出“为适当改变国家对教育事业包得过多的状况，必须进一步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提倡人民举办各种教育事业。在农村和县城，应继续提倡举办各种形式的民办小学。在专州市所在地，还应提倡举办民办中学”。文件还规定，“民办小学可以由生产队、生产大队、街道居民委员会举办，或由学生家长联合举办，也可以允许个人开办”。同时，省教育厅还制定了《关于民办中学的暂行规定》，对举办民办中学的指导思想、领导管理、教育教学、师资、校舍、经费等作了具体规定。

由于政府提倡，政策明确，群众办学积极性很高。当时的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周林、贵阳市委书记伍嘉谟、省政协副主席兼省教育厅厅长田君亮、贵阳市副市长贺培真等都亲自出面动员办民办学校。贵州的民主党派如民盟省委、民革省委、省工商联等和贵阳市的许多社会知名人士都积极出来筹办，很快在贵阳办起10所民办中学，当年即招生1800余人。

另一方面，在推行“两种教育制度”的过程中，新办和恢复了多所半工（农）半读学校和部分农（职）业学校，半工半读教育有了较快发展。到1966年，全省半工（农）半读在高校有两个专业5个班，学生484人；新办和改办的半工（农）半读中等技术学校34所，在校生7000余人；初级技术学校32所，在校生3300人；农村耕读小学5600所，在校生近20万人；农业中学241所，在校生1.2万余人。

到1965年，全省全日制高校发展到5所，在校生7088人；中等专业学校（含中师）55所，在校生1.57万人；普通中学245所，在校生近11万人；小学19232所，在校生258.5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上升到78.3%；幼儿园186所，入院幼儿近2万人。 ^[18]

总体上看，从贵州解放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17年中，贵州的文化教育事业虽然走过一些弯路，经过失误和曲折，但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文化艺术事业建立健全了符合贵州文化艺术发展的体制机制，培养出一大批文化艺术人才和一批知名的作家、艺术家，为贵州地方文化发展和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丰富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

教育事业发展更是成就斐然，建立了从幼教到高教一整套完整系统和遍布城乡的教育网络，民族地区的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为昔日落后贫弱的贵州培养了大量人才。据统计，从1950年到1965年，贵州全省高等学校共培养毕业生15135人，中等专业学校（含中师）培养毕业生33563人。这些毕业生分布在省内外各条战线，为贵州经济社会文化的建设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的很多人成了贵州乃至全国一些领域中的骨干。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