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贵州地域文化符号及其演进

一、夜郎及其旁小邑文化

夜郎文化是贵州地域文化中最早也最受关注的文化之一。夜郎文化因夜郎国及其旁小邑诸如且兰、勾町、漏卧、牂牁等古代方国或部落、族群人们的活动而产生。对夜郎及其旁小邑文化的记载，最早当数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它追述了从战国末年到西汉初年夜郎国及其旁小邑的历史梗概。此后，班固的《汉书》、荀悦的《汉记》、常璩的《华阳国志》、范晔的《后汉书》等汉文献的史籍中均不乏记载。汉文献的记载，只大体指示了夜郎文化存在的地理方位及夜郎“耕田，有邑聚”、“椎髻”、“左衽”等模糊的文化形态，对夜郎文化与西南夷文化、中原文化的关系及夜郎国与中央王朝之间封王受印、入朝等史事也有记载。

在汉文献记载中的夜郎史事，主要反映中原文化对夜郎文化因军事征服、外交活动而进行的交流。主要记述的事件有三次：第一次是楚国将军庄蹻率军溯沅水往西南略地至滇国，沿途征服了包括夜郎、且兰等云贵高原上的一些古代方国或部族，并与这些地域的族群融合，成了当地的统治者。第二次是汉武帝派唐蒙开通夜郎道，出使夜郎。汉在夜郎一带设置牂牁郡，促成了今四川南部古代楚文化与夜郎文化的交流，遂产生了后人所指称的“大夜郎文化”。第三次是西汉成帝时，夜郎王兴不服从汉王朝的号令而反叛，遭镇压而灭国。但夜郎的灭国，并没有使夜郎文化终结。通过夜郎遗民的流转迁徙和汉王朝在夜郎故地设郡置县，这一由少数民族与汉族交流融合的文化延续下来。直至唐、宋时期，中央政府依然在远至黔北、湘西之地设置夜郎县，故形成了地域界限更加模糊的夜郎文化的余韵。

彝族文献如《彝族源流》、《彝族创世志》、《西南彝志》、《六祖纪略》、《十二宗视史》、《洛举世系》等，均有关于夜郎文化与彝族始祖关系的记载。而彝族文献中专门记述夜郎文化的专著如《夜郎史传》、《夜郎史略》、《益那悲歌》等，可以印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并证明在今黔、滇、川接壤的区域，确实存在可以称之为“夜郎”的文化。

在今贵州省境及其周边省份，存活于民间口传心授或通过生产生活习俗演变而保存下来的集体记忆和习俗，也可以印证夜郎文化的神形源流。汉文献中有竹王兴于遯水的记载和竹崇拜的传承，在布依族、仡佬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民间传说中，也有类似于竹王传说的故事流传。在今贵州省镇宁蒙正苗寨，保留着较完整的对竹王祭祀和崇拜的礼仪习俗。这一支系的苗族自认为他们就是夜郎王的后裔。

夜郎文化之源，当不自夜郎始，而是在夜郎作为国家或部族出现之前即已产生。据汉文献记载，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会盟时就参与其军事政治活动的故牂牁，“秦以前自为国，后臣服夜郎”。至战国后期，南夷中的夜郎国崛起，牂牁国衰落，臣服于夜郎一段时间后灭亡。在西汉初年，牂牁又恢复了国名，同且兰、漏卧、勾町等旁小邑一样，与夜郎国有臣服或若即若离的复杂关系。

两千多年来，对夜郎文化的研究与对夜郎古国的研究并行，扑朔迷离，争论不休，至今也未形成共识，这均缘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未能区分好古代的文化区域（文化圈或文化板块）与中国历史行政区划变化以及今贵州省与周边省、区、市行政区划确立的关系。今贵州地域与古代夜郎文化区域是不能也不会完全重合的。公元1413年贵州建省时所辖面积比现在约少三分之一。从清康熙年间开始，调整贵州省地域地界与地方行政机构，起起落落持续了数十年，今贵州省17万平方公里的省域面积才基本固定。因此，两千多年前的夜郎文化所涵盖的区域是以贵州西部为主体，包括了云南东北部、四川南部、湖南西部和广西北部的部分地区。而夜郎国灭亡后，汉至唐、宋所设置的夜郎郡、县，夜郎后裔辗转迁徙过程所产生的文化，也与今重庆市同贵州接壤的区域有关系。研究夜郎文化必须有历史的眼光而不能仅局限在当代的行政区划边界。

第二，未能区别“夜郎”一词是作为族群名、地名、国名还是文化的名称。“夜郎”一词所具有的四种内涵一旦混淆，作为文化含义的夜郎研究，就容易与其他三者纠结。当然，四者之间既有区别也有割不断的联系。如果把“夜郎”作为古代一种地域文化来研究，它又与夜郎时期的民族构成和民族关系、地理环境和地域界限的变迁、夜郎古国的历史演变密不可分。“夜郎”作为古代西南夷中一个重要的文化板块，它与当时的滇文化、巴蜀文化、僰文化和南越文化板块的边界是相互衔接交错的，其文化特点、面貌也是相互渗透交流的。边际模糊、内容杂糅便势所必然。

第三，未能区别夜郎作为古代族群或民族、人们共同体与近代所指称的民族和当代民族之间的关系。夜郎时期创造了夜郎文化的人们，究竟是属于什么族群？这个族群究竟是由哪些民族的先民构成？古代的夜郎族群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与中原的汉民族以及周边的各族交往，经过两千多年演变和民族间的交流融合，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代居住在贵州的包括汉族在内的18个世居民族，是按照我国有关民族识别的法规结合该民族人们共同的乃至个人的意愿而划定的。创造传承夜郎文化的各少数民族的先民未必就一定是当今某个或某几个民族的先民。在我们今天所认同的夜郎文化中，其实也有已经融入进夜郎族群的汉族古代先民们的创造。

第四，未能区别夜郎的中心区域与边缘区域、夜郎的王都或都邑与夜郎人所居住的邑聚之间的关系。在夜郎国存在的两百多年间，其统治者所居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一个，还是几个？夜郎主体民族居住的中心区域与非主体民族或旁小邑居住的边缘区域是固定的，还是流动的？在夜郎国存在的时期内，其族群内部和外部都发生过战争，且夜郎及其旁小邑之间分合不定。根据文献记载、考古发掘和发现，再结合历史文化学利用田野调查、民族民间文学及民俗事象的佐证、复原，目前学术界所认可的夜郎中心区域的大致范围是贵州西部，并包括滇东北、桂西北的部分地域。而依据汉、彝文献记载，结合考古发掘和发现，夜郎的中心区域则较大可能是在黔西北的赫章、威宁一带，或者是黔西南的南、北盘江之间。把夜郎文化的源、流结合起来考察，人们习惯上所指的夜郎文化圈应该是一个多层级的、不断变化的以今贵州地域为中心的由西向东北浸润的古代文化板块。

在夜郎故地的众多民族中，彝族除以大量文献典籍记载了夜郎部族、支系的源流、谱系、地域、城池、法规、经济、军事、政治、联盟以及生产生活活动之外，还在现实的民族事象中保留了与彝族古籍记载一脉相承的各种礼仪、习俗等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水族也以其古老而奇特的“水书”，保存了大量的水族历史与水族文化的资料。随着水书研究的深入，必然能解读水族文化与夜郎文化之间的诸多关系。贵州其他世居少数民族如仡佬族、布依族、侗族、壮族、苗族、瑶族、土家族等，虽然没有文字典籍记载他们与夜郎文化的渊源关系，但却有史诗、古歌、叙事歌或传说、故事来印证他们与夜郎文化的关系，更有保存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的习俗，反映他们的文化中有夜郎文化的发展、传承和流变。

在与周边的滇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和越文化以及中原的汉文化长期交流融合中，夜郎文化除表现了中华文化特别是与周边文化的特质、特点外，还表现了自身独有文化特点。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由竹王传说、竹崇拜以及生产生活中与竹的密切关系生发出来的竹文化。相传，夜郎王为“竹王”。在夜郎的后裔民族和世居民族中竹文化都首先要受到尊崇。竹文化表现在精神和物质这两个方面。在精神方面，主要体现在贵州当地的民歌、古歌、叙事歌、丧葬歌、神话传说等文学作品中，它们都把竹子作为一种崇拜对象。西南地区很多民族都有这种现象，情况大同小异。在物质方面，当地有很多竹编、竹用具、竹器、竹建筑等。夜郎故地到处都有竹子，竹文化盛行，这种文化表现在生殖崇拜、祖先崇拜等。

二是洪水传说以及同夜郎族群生存环境密切相关的山水文化。夜郎故地，充满着竹王生于遯水的传说以及各种民间传说中夜郎先民与洪水相伴生的不同版本。云贵高原是夜郎故地，夜郎各族先民均选择依山傍水而居。夜郎发祥于牂牁水边，《史记》等汉文献均有记载。而彝族文献如《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等也记载：“液哪（夜郎——引者注）发祥于水，泰液水为液哪根。”祭山祭水，更是夜郎文化中的普遍习俗。而敬山敬水敬畏自然，则是夜郎族群从古至今传承不变的观念。

三是铜鼓文化的普及。在夜郎及其旁小邑乃至古代文化圈层更广大的区域，都存在古今相传的铜鼓文化。铜鼓既是乐器、神器和重器，也是夜郎民族和西南其他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器物。铜鼓文化从春秋战国时代，一直绵延至今。铜鼓的型制、大小、用途虽然不尽相同，但作为祭祀、祈福、召唤、议事和娱乐、丧葬等方面的功能却都基本具备。铜鼓文化的传播地域遍及我国西南、华南乃至东南亚。

四是“耕田，有邑聚”的稻作文化和干栏式的建筑文化源远流长。夜郎人早期的生产方式中，采集、渔猎、饲养是其赖以维生的方式。但发展到后期，其中心区域已开始使用由外地输入的铁器，混杂使用当地生产的青铜和石木工具从事农业生产。威宁中水考古发现的成批量的仓储遗址及炭化稻谷，足以证明夜郎族群中有稻作民族，而水稻生产也不是完全由东南向西南传播的。在夜郎文化中，无论是竹木、纯木、草木、石木结构的居室，都具有干栏式建筑的特色。

五是“椎髻左衽”、“贯头衣”、“桶裙”等服饰的颜色。服饰的颜色尚青、蓝、白，是平常生产生活中的主色调，而在特殊日子的盛装中，则显示了夜郎服饰文化的多姿多彩，也折射出夜郎文化中独特的审美情趣。苗族服饰多达一百六七十种，而仡佬族曾因其服饰的多彩而被称为“花仡佬”。现今流行于夜郎故地各少数民族的服饰，堪称中国服饰文化的奇葩。

六是独特的葬俗。夜郎族群中所独具的套头葬、洞葬、岩棺葬、悬棺葬等，构成了中国丧葬文化的一道独特景观。更表现出夜郎先民的生死观念、多神崇拜的文化流传。

七是丰富的节日文化。节日是民族精神的结晶、民族文化的载体、活态文化的时间坐标，也是民族心灵的归宿，是祖先传承给我们的一份精神遗产，是文化传承方式与现实生活方式交汇的时间节点。贵州堪称民族节日的海洋，“大节三六九，小节天天有”。贵州各地的少数民族的龙舟节，黔南贵定一带的苗族的杀鱼节等节日中，隐然透露了夜郎人习水善舟的史影。夜郎民族深受稻作文化的影响，他们中的许多支系都沿袭了古瓯骆人食无筷、勺，“食用手搏”的习俗，即用手直接抓吃食物。在现今流行于贵州各地布依族、仡佬族、苗族的节日，如姊妹饭节、吃新节甚至过年，吃糯米饭、吃糍粑等直接用手。至于贵州苗族的主要节日如苗年、吃新节、四月八、芦笙节、端午节、龙船节，布依族的六月六、三月三、四月八、尝新节、赶乾洞、根今等，彝族的火把节、丰收节、祭山节等，侗族的侗年、吃新节，水族的端节、卯节，仡佬族的春节、吃新节、清明节、六月六、中秋节，土家族的过年、四月八、端午、六月六、重阳以及众多的跳场、地戏节、芦笙会、踩歌堂、跑马节、爬坡节等等活动，都反映了夜郎先民文化传承中的特色。

八是器乐与歌舞文化。贵州各少数民族中传承着悠久的歌舞文化，“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是对这种文化现象普及程度的形容。伴着歌舞而产生的是各种乐器，它们是夜郎人生活中特别是节日中不可缺少的物件。古夜郎人的乐器除铜鼓外，还有木鼓、芦笙、姊妹箫、月琴等，其中最典型的自然是芦笙。夜郎人芦笙的制作历史悠久，20世纪70年代赫章汉墓出土的铜摇钱树残片上，即有一种吹芦笙者的形象。此外，云南石寨山滇族墓地还出土了最早的葫芦笙。时至今日，这种乐器仍是夜郎故地上苗、水、侗等民族节日或喜庆日子里载歌载舞时必备的伴奏乐器。布依族的八音坐唱，堪与云南纳西族的东巴古乐媲美，其中所使用的乐器，更反映了夜郎文化的独特性。

九是独特工艺文化。古夜郎人发现美并在生活中使用美、创造美，这在出土文物中的精巧饰物、饰品中可见一斑。这种独特工艺文化传承发展下来，便有了今贵州各族多姿多彩的民族民间工艺。如苗族的刺绣、银饰，布依族的雕刻、竹编、蜡染，水族的竹编、马尾绣、木雕、银器制作，仡佬族的竹编等，都具有十分鲜明的地域民族特色。这些手工工艺不仅历史悠久，且在各民族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没有夜郎这一共同的文化源流，这些现象即无法解释。

夜郎文化的源与流所蕴含的全部价值，既体现在它存在的两千多年前的客观史事，也体现在科学地认识和利用它持久不衰的魅力和人们对它历久弥新的关注。夜郎所创造的文化，是古代西南民族文化的奇葩。它在夜郎灭国后仍对当时和以后居住在其故地上的人们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一般人心目中，夜郎文化并非特指两千多年前存在的夜郎国的文化，而泛指夜郎时期及尔后居住在夜郎故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也是他们与周边文化相互碰撞融合而成的独具特色的地域民族文化。它是当代贵州及其周边历史上先后与夜郎国和夜郎郡县设置有关系的地方文化的不可或缺的基因、源流。它渗透于今日贵州乃至周边一些地方各民族的生产生活和思想观念的方方面面。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和世所公认的文化符号，它是历史，也是现实，更影响着未来。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一个与滇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和南越相齐名并相互影响的夜郎文化。在历史与现实中，夜郎文化圈的存在也就毋庸置疑。在夜郎文化圈这一喀斯特王国的特殊自然地理环境中，相对保存完好的夜郎文化的绰约风姿随处可见。古夜郎人的住房、发型、服饰、婚俗、葬式、饮食、节日、风俗等等，在这些地区的民族风情中均不乏其踪影遗迹。古夜郎人开天辟地，改变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的渴求与苦斗，他们自信自立的拼搏精神，他们希望走出封闭，渴望与先进文化交流的强烈意识，经受了历史的冲刷与选择，闪射在夜郎故土及其相关地域之上。

二、典籍与史迹中的文化信息

（一）“南中”大姓与今贵州文化

贵州是古人类的摇篮之一，但我们却不能把众多已经发现的古人类确认为后来居住在贵州高原上的人们的祖先。政治经济区位的边缘化，山川阻隔造成的封闭落后，造成以中原为核心、以汉族为主题古代典籍对今贵州地域的记载既少且模糊。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了夜郎及其旁小邑的文化。此后，班固的《汉书》、荀悦的《汉记》、常璩《华阳国志》、范晔的《后汉书》等史籍也对夜郎及其周边的史事有所记载，但大体未超越《史记》的记述，且互有牴牾。汉、晋时期，此前的“南夷”被称为“南中”，设立有牂牁、益州、越巂、永昌四郡，其所辖范围与所谓“大夜郎”的范围相近，包括今四川大渡河以南，云南、贵州大部分和重庆一部，广西北部的边缘地带，其文化形态亦是多民族、多形态的五方杂处。今贵州地域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虽未断绝，但因交通不便、信息不畅，中原王朝对之亦鞭长莫及。魏晋时期，今贵州与蜀汉政权相近，文化上受其影响较多。自公元2世纪后，南中各地乘全国政权动荡，各大姓势力逐渐坐大。如牂牁大姓中的龙、傅、尹、董和谢氏，他们广占田地，拥有众多类似农奴的“部曲”，在经济上、军事上拥有实力，不少大姓还充任地方官吏，左右当地政局，影响包括今贵州地域在内的南中地区数百年。搜罗史志记载，今贵州中部、南部及遵义、织金一带，为谢、王、范、赵各大姓所控制，今安顺为牂牁首府，为龙氏所统治。傅氏则控制着今水城、六枝一线；尹氏则控制今独山；董氏则控制着今黔、滇、桂交界一带；张、毕、郭诸大姓则拥有汉阳县属的今威宁、赫章一带。

从1945年以来，在平坝、清镇、安顺、兴义、威宁、赫章、黔西发掘了一大批汉、魏六朝的墓葬，出土了一大批器物，证明当时各大姓承载的文化与巴、蜀文化相近。而黔西北地区因与川南的楚道相通，既可往北襟连中原，又可往南入滇，与滇文化的联系更多些。1981年在安顺八番所发现的六朝星象图壁画墓，该星象图“左有明，右有北斗及银河，中部则汇聚中小十四颗星的星群”，“就像山西禾陆枣园东汉墓的天象图，洛阳北魏元义墓的星象图景一样” ^[1] 。天文知识在贵州的传播，说明牂牁大姓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1958年、1959年先后在清镇出土的漆器，其中保存较好的4件有铭文，记载了制作时间、地点、工匠及管理人员姓氏，系国内汉代同类漆器中铭文记载最完备的，足见当时的分工之严密，管理之有序，生产工艺堪比中原地区。1965年底至1966年初，在平坝马场发掘34座古墓，其中六朝墓16座，出土随葬品700多件，均系日常生活用品，有青花瓷和铜器、金银饰物、玛瑙、琥珀、玻璃佩饰，形式多样，折射出牂牁大姓审美情趣及其奢侈的生活、当时工匠的工艺水平。这些出土文物充分证明了“南中”大姓势力的发展，反映了当时贵州高原多元文化与周边及中原文化的联系。

三国时期记载较多，且影响今贵州地域文化并留下了许多故事和遗迹遗址者，是诸葛亮南征。诸葛亮采纳了马谡的建议：以武力为后盾，“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 ^[2] 。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七擒七纵孟获，使其心悦诚服。在今黔中的安顺一带，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如黄果树瀑布景区的晒甲山、关索岭、关脚峡等。而另一路由李恢统率的南征军，追奔黔北，直至南盘江边，与诸葛亮的主力遥相呼应，也采用了攻心之战术，对今贵州地区的少数民族采取了剿抚相济的政策。诸葛亮南征，传播了蜀汉地区的先进文化。诸葛亮封济济火为罗甸国王，增设郡县，健全行政统治，重视对南中大姓及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关系的改善和利用。同时还迁徙一部分南中富豪到成都，将一部分南中青壮年补充为兵士，使南中社会进一步稳定。诸葛亮还选拔了一批有才能之人治理南中。他在贵州境内倡导“务农殖谷，闭关息民”，让百姓发展生产，休养生息，促进了先进技术的推广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使今贵州地域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实现了与汉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如《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南中地区，“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盟诅要之。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地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夷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许致生口直。”诸葛亮所绘之图谱，是借包括今贵州在内的古代南中地区各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通过艺术形式，对少数民族进行封建君臣伦理的教化，并反映蜀汉文化与南中文化之间交流融合的情形，对南中文化的开发具有积极的影响。这种恩威并用的民族政策，其文化的影响力持久不衰。在诸葛亮死后的千余年间，为其立庙祭祀者，远远超越了蜀汉政权影响的地域。仅贵州自建省以来，就有武侯祠十六座；与诸葛亮名字相关联的传说遗迹如诸葛洞、诸葛寨、诸葛营、诸葛山、诸葛峡等遍及今贵州之榕江、施秉、黎平、六枝、福泉、关岭、毕节、务川、贵阳和清镇等地。诸葛亮的名字，既是民族友好交流的见证，同时也成了智慧忠良的象征。 ^[3]

（二）魏晋时期贵州民族文化的融合

魏晋时期，贵州高原各民族由于外部的强制和内部的争斗以及对先进生产生活方式的向往，出现了频繁迁徙、融合。与今贵州各民族的分布相对照，可以追溯其古代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脉络：西汉末年以后，居住今贵州高原的百濮族系渐渐衰落，有些支系与其他民族融合，有些支系则在今黔中、黔北居住下来，成为今仡佬族的先民；由岭南、岭北迁入贵州高原的俚人，为百越族系，成为今布依族、侗族、水族等族的先民。而生活在五溪地区的“五溪蛮”，属苗瑶族系，多居住在今黔东南、黔东，有的支系迁徙至黔中以西，有的成为苗族、瑶族和土家族的先民，有的融合进汉族或其他民族之中。而在黔西北一带，在蜀汉灭亡后，爨氏兴起，势力曾扩展至今贵州境内的牂牁、平夷、夜郎诸郡。在南北朝时期，其势力影响遍及南中地区，这部分先民成为彝族的祖先。这种民族的大迁徙、大融合，为中华文化多元共生的格局奠定了不断巩固的基础。

隋唐五代时期，我国中原地区的封建制度已经发展到鼎盛阶段，而今贵州地域在魏、晋以来形成的诸汉、夷各族大姓的统治下，都接受了中央政权的影响，实行封建领主制或向封建领主制转化。在行政体制上与中央政权进一步密切了联系。唐朝建立以后，对今贵州归附的各族各大姓，分别采取不同的行政规制，初步形成了经制州、羁縻州和藩属三个圈层的行政建制体系。对靠近内地，实行地主制经济的乌江以北地区，设立经制州，实行同内地一样的“编户齐民”、“计斗升科”，由中央派流官治理；对处于封建领主制的乌江以南地区，只要是向朝廷正式纳款归附的地区，则设立若干羁縻州，仍委任当地土酋担任州县长吏，“世袭其职，世守其土，世长其民”，沿袭原有统治习俗；对于今贵州西部及其他边远原乌蛮及其他少数民族统治地区，在中唐以后陆续被封为藩国，与中央王朝仅保持臣属纳贡的关系。这种经制州、羁縻州和藩国并存的行政体制，是两汉以来“郡国并存”体制的发展，符合隋、唐时期贵州高原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也是贵州高原各族文化长期交融进步的结果。

（三）中原文化对贵州高原的影响

唐代统治者重视儒家思想对边地官民的教化，使儒家思想在今贵州各少数民族中间有了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以流官为代表的汉族儒家文化承载者不断进入贵州，加之汉族移民迁入，以贬官谪戍者流放充军到今贵州，自觉不自觉地都充当了汉族为核心的儒家文化的传播者。据《贵州通史》记载：“唐代在今贵州设有10余个正州，50余县，儒家文化便通过政令得以在贵州地区推行。另外，在李渊时，还下诏要各州县设学校，推行教育……儒家文化又通过设学校在今贵州一些地区传播。” ^[4]

据新旧《唐书》、《通鉴》记载，朝中大员或因与皇帝意见相左而失宠，或因朋党斗争而释权，或因宦官专权而遭迫害，被放逐到今贵州黔北、黔东北甚至黔中以西的蛮夷之地。他们有的官至宰相或贵至皇亲国戚，下至刺史、县令或内宫宦官。如曾任宰相，因改革币制失败而“长流夷州”的第五琦，在贵州贬所达三年；又如曾任御史中丞、右庶子的韦伦，因受宦官李辅国的迫害，被贬为思州多田尉，任职亦三年。大诗人李白，因受李璘事件的牵连，被朝廷“长流夜郎”，在夜郎后写下的诗作，流传至今的达28首之多。如《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写道：“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又如《书怀示息秀才》中写道：“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半道雪屯蒙，旷如鸟出笼”等。虽然就李白长流夜郎是否到达过今贵州地域至今仍然存在争论，但李白或其他诗人唱和的诗中，提及“夜郎”者不在少数，丰富了贵州文化的内涵。而在唐代曾为夜郎县的桐梓县，因李白长留至此，至今不仅保留着“夜郎坝”的地名，而且还留下了诸多遗址遗迹如太白象、太白故宅、太白听莺处、太白观月台、太白书院、谪仙百碑台、谪仙楼、太白桥。反映了当地人民对李白的崇敬与怀念。

这批贬官谪戍者有史籍记载的多达三四十人。他们文化素养较高，不乏贤良之士，虽遭沦落，但到了贵州贬所后，通过办学、交友和写作，必然对中原文化的传播起作用。故在他们多数人居留之地的黔北、黔东北一些地区，由于他们的影响，“士俗大变，渐染华风”。

佛教在东汉时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较大发展。其传入贵州的时间，有文献可考者是唐代。据《太平广记》卷一一二引《纪闻》载：牛腾被“谪为牂牁建安丞，至牂牁，素秉诚信，笃敬佛道，虽已婚宦，如戒僧焉。口不妄谈，目不妄视，言无伪，行无颇，以是夷僚渐渍其化，遂大布释教于牂牁中。常摄郡长吏，置道场数处。”唐代在今贵州地域所建的佛教寺庙，见于方志记载的有桐梓的金锭山寺、玄凤寺，正安的蟠龙寺、大成寺，仁怀的永安寺、景福寺，万山的弥勒寺，岑巩的鳌山寺等。而修建四川乐山大佛的海通法师，也是播州人。足见唐代贵州地域佛教文化的兴盛。

到了宋代，贵州文化已经被外界了解。“俗椎髻、左衽，或编发，随畜迁徙亡常，喜险阻，善战斗。部族共一姓，虽各有君长，而风俗略同” ^[5] 。当时记载贵州的典籍很多，主要有《宋史》、《宋会要辑稿》、《太平寰宇记》、祝穆的《方舆胜览》、王象之的《舆地胜记》、欧阳忞的《舆地广记》、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朱辅的《溪蛮丛笑》和李曾伯的《可斋杂稿》和《可斋续稿后卷》等。其中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说道：“罗殿等处乃成聚落，亦有文书公文，称守罗殿国王。”又说：“都大照会罗殿国文字。”《宋史·西南诸夷传》：至道元年，西南牂牁诸蛮来贡方物，太宗令作本国歌舞。在葫芦笙的伴奏下来使“数十辈连袂宛转而舞，以足顿地为节。询其曲，则名曰水曲”。宋在今贵州地区设立抚水州、抚水县、京水县等羁縻州县。除此之外，还出现了有关贵州的地方志书，可考的有《思州图经》、《遵义军图经》和《黔州图经》等。

元代是我国民族大融合的一个时期。元在贵州实行羁縻制度，据《元史·地理六》记载，元代在贵州共设有以下官署：八番顺元蛮夷官，于小龙番设静蛮军、卧龙番设南宁州、大龙番设应天府、程番设武盛军、洪番设永盛军、方番设河中府、异石番设太平军、卢番设静海军、罗甸国设遏蛮军。据《元一统志》载，思州分布有仡佬、木、瑶等数种少数民族，治病则信巫屏医，专事祭鬼。客至则击鼓以迎，“余皆信医药，晓道理，无异中土也”。

北宋时，一些流官把中原的先进文化带到了贵州地区。杨氏统治的遵义地区就是接受内地文化较多的地区。据《遵义府志》：“（杨）选始嗜读书，岁致四方贤士以十百计。（杨）轼留意艺文，由是蛮荒子弟多读书，攻文字，土俗大变。至（杨）粲乃建学养士。” ^[6] 立于南宋淳祐七年（1247）的《杨粲墓志铭》，碑文缺佚不可全读，但仍可看出有“讲诸侯五月而葬之礼，棺椁制度，涣然鼎新生” ^[7] 等语。以后播州士人有8人高中进士，这是前代所未见的。《杨氏家传论》对杨氏传播中原文化作了充分叙述：“播州本秦夜郎、且兰西南隅故地，彝僚错居，时出为中国患。杨端借唐之威灵，帅师深入，遂据其土。五传至昭，允子中绝，而贵迁以同姓来为之后。又三传至文广，威砻德怀，而群蛮稽首听命，益有光于前人。又三传至选，留意礼文，尊贤下士，荒服子弟，皆知向学，民风为之一变。又二传到粲，封疆始大，建学造士，立家训十条以造子孙；其子孙亦绳绳善继，尊尚伊洛之学，言行相顾，一如邹鲁之儒。昔之争斗夺攘之祸，亦几乎熄矣。何其盛欤！呜呼！杨氏以一姓相传，据有土地人民，侈然如古之邦君。由唐历五季，更宋涉元，几六百年，穹官峻爵，圭组照映，亦岂偶然之故哉！盖蒙诗书之泽，涵濡惟深，颇知忠荩报君之道，或天有以相之欤？”这些论述，充分证明了中原文化对贵州文化的深刻影响，而贵州土司文化又是在不断吸纳周边文化和中原文化中发展的。

从这些典籍和文书中可以看出：贵州文化的嬗变经历了一个非常长的时期。从秦“时常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在贵州设置官守始，到元“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贵州文化演变经历了1500多年历史。在这演变过程中，各种文化交融进化。不断融合，最后形成了多元的贵州文化。亦反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