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织锦工艺
“锦”是丝织物中的一类,是指经纬丝无捻或加弱捻,采用先染后织,具有多重组织和精美花纹的丝织物。在中国丝织品的十四个品类中,锦是唯一以“金”做偏旁的织物,民间有寸锦寸金的说法。以经线显花的经锦最早可在辽宁朝阳魏营子西周早期墓葬中看到实例,迄今已有三千年多年的历史。
图一百三十三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汉代/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号墓地8号合葬墓出土/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释名·采帛》曰:“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为尊者得服之。”织锦以其高超的工艺技术标准、精湛的品质与繁多的品种花色而一跃成为丝绸王国中的翘楚。唐代郑谷《锦》诗云:“布素豪家定不看,若无花彩入时难。”人们不仅将“锦”用作高档的服装面料,同时也视其为美好与希冀的象征。从古楼兰东汉墓中出土的“昌乐”锦、“延年益寿”锦、“登高明望四海”锦;蒙古诺因乌拉匈奴墓出土的“新神灵广成寿万年”锦、“游成君守如意”锦、“群鹄颂昌万岁宜子孙”锦等名称上就可以看出,织锦已成为人们追求高品质生活、彰显权贵与品味的象征。(图一百三十三)“锦上添花”、“衣锦还乡”、“前程似锦”、“锦绣河山”等成语赋予其积极向上、完善美满的意境。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一剪梅》中亦有“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等绝美之词。现今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锦屏县,就是因古代产销美丽的苗、侗锦而得名。
中国五千年悠久漫长的丝绸发展史孕育了三大名锦:以纹饰命名的南京“云锦”、以时代命名的苏州“宋锦”、以地域命名的四川“蜀锦”。三大名锦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三国时期,是中华民族和全世界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少数民族同样有属于自己的织锦工艺,品类出众者有苗锦、侗锦、瑶锦、黎锦、壮锦、土家族的“西兰卡普”等。贵州各地民众直至清代时才开始广泛接触养蚕缫丝的工艺,历史上用以纺纱织布的纤维材料一直都以葛、麻、棉、毛等为大宗。《史记·西南夷传》中记载:西南夷能用山葛织成“细斑花罽”,又称为“斑布”。(弘治)《贵州图经新志·黎平府》中记载:“土锦,诸司出,以苎麻为质,彩线挑刺成之,今谓之洞被。洞布,债苎麻为之,细密洁白。”清陆次云《峒溪纤志·卷七》曰:“苗锦,大似苎布,巾帨尤佳,其妇女衣缘领袖,皆缀杂组。藻彩云霞,悉非近致,谓之花綀,土俗珍之。”李宗昉《黔记·卷三》:“洞苗在天柱、锦屏二属。择平坦近水地居之,种棉花为业……女人戴蓝布角巾,穿花边衣裙;所织洞帕颇精。”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本为矜贵丝织品的“锦”,到了偏远的苗疆腹地后却转变成为各种纤维混纺制品,这也成为了贵州少数民族织锦的最大特色。由于麻棉易得,所以主要用来制作经线,耐磨耐刮的特性大大提高了织锦在日常使用中的实用性。而丝线珍贵,毛线易染色、种类亦丰富,所以主要用来捻制为显花的纬线。织锦中除织物本身的提花结构外,其间还夹杂着挑花、刺绣等民族工艺。麻纤维的粗砾厚重、棉纤维的温润平实、毛纤维的温暖充盈、再加上蚕丝的艳丽细滑,各种综合材料的混搭运用赋予了贵州各少数民族织锦特殊的凹凸肌理,传达出独具特色的视觉美感,这与全丝织造的“三大名锦”所呈现出来的精美细腻之感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从《后汉书》中记载秦汉时期用以纳税的大麻“賨布”,到唐宋时以苎麻织就的“阑干细布”,再到明清后各种彩色“斑布”、“峒布”、“土锦”,少数民族织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一个从单色到多色、从平纹到提花、从单一手段到多种工艺、从赋税到贡品的演变发展过程。虽然与“三大名锦”相较而言,贵州少数民族织锦无论在工艺难度还是材料选择上都显得相对拙朴简单,但其浓艳粗犷、浑然天成的原始野趣,也正是恭谨华贵的“三大名锦”所欠缺的。
如果从工艺角度来划分,贵州少数民族织锦大致可分为机织、编织、挑织三种。机织即是利用多综多蹑的织布机来织锦,织成的图案相对简单且左右对称,一般多用于织锦带。而编织的操作相对更加简单,黔东南麻江县龙山乡河坝村的瑶族妇女惯常使用这种方法,以来织造传统服饰中的腰带。这种方法毋须上织机架,只需将织锦的一端挂在伸出的脚趾上,另一端拴在腰上,光凭一小把手梭便可编织。织出的腰带厚实精美,图案多以几何纹样为主,显示出瑶族同胞高超的手工技艺。(图一百三十四)
挑织一般用来织造较宽的锦面。过去许多民族都有过用“踞织机”,也就是原始腰机来织锦的历史,但由于其费工费时、效率低下,现在已基本被淘汰,只在极个别纺织技艺不发达的偏远地区与民族支系中还有所保留。黔东南台江地区的苗族,黎平、从江、榕江一带的侗族妇女织锦时基本都使用一种“提压式踏板卧织机”。这种织机的结构并不复杂,从四川成都土桥东汉时期的画像石图像上来看,它其实正是在原始踞织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两者都没有固定的卷布轴,使用时用一条布带缚住夹棍的两端系在操作者的腰后,借助身体后倾的力量使经线绷直。这种织机只有一根踏杆,上连杠杆结构的吊臂提拉一片综。织造经面一般呈水平略微倾斜状,因此在一些侗族地区又被称为“陡机”。织机全长约150厘米,宽60厘米,高90厘米。主要由带四只脚的机架、活动坐板、吊臂、卷经轴、卷布轴、分经杆、压纱棍、踏杆、综、筘、挑花刀等部件构成。(图一百三十五)织锦时,操作者坐在织机末端的活动座板上,第一梭织平纹地,利用分经杆形成的自然梭口,通过刀杼,引纬打纬;或者以竹梭引纬后用筘紧纬。第二纬挑花。踩动踏杆,提拉综片形成梭口,根据需要的花纹图样,用挑花刀挑起经纱,使上下层经纱形成梭口,手工引入色线,再用筘和刀杼打纬。第三纬织平纹地,脚踏踏杆提拉地综形成梭口,通过刀杼,引纬打纬。第四纬挑花,用挑花刀挑起经纱形成梭口,手工引入各种色线,用筘和刀杼打纬,如此这般循环操作。施洞地区的苗族引纬时使用的是多个内部挖空,中置纬管的竹制梭子,这样好方便随时更换纬线。(图一百三十六)而黎从榕一带的侗族妇女则惯常使用一种背部剜空装置纬管的木制刀杼,这种刀杼长约40厘米,也有个别考究的为牛角质地,不仅在织造时可以引入纬线,同时还可以与筘一起兼具打纬的功能。(图一百三十七)这与清乾隆《永顺府制·物产志》中:“土人以一手织纬,一手用细牛角挑花,遂成五色”的记载不谋而合。用这种“提压式踏板卧织机”织出来的织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正面织、反面看”。由于采用通经断纬的织造方法,织造的一面全是杂乱无序的各种线头,编织者必须要将图案线条的各种走势、配色的顺序与布局了然于心;否则一根记错,则全盘皆错。有的初学者还必须在下面放上一面镜子,以便随时观察校正,可见其工艺难度要求颇高。(图一百三十八)
图一百三十四 麻山瑶族妇女手工编织的腰带。
图一百三十五 织锦机——提压式踏板卧机。
图一百三十六 施洞一带苗族妇女织锦时使用的梭子。
贵州台江、施洞、革东一带的苗族妇女擅长用挑织的方法来织造围腰。色彩上多以红、黑、紫为基色,间套蓝、白、黄、桃红、深蓝、橙、粉、绿等诸色。构图一般为中心发射的菱形框架内配以龙体图案或者花朵,如楼堞般层层递进,空隙处再点缀上密密麻麻的各种花纹。乍一看似乎左右对称,需细细端详后才会发现其实左右两边花纹色彩不尽相同,真可谓是“花中有花”。(图一百三十九)而凯里市舟溪、麻江县下司和丹寨县南皋一带的苗族妇女织锦时经纬纱都用丝线,白色为经,黑白两色为纬。花纹都以大菱形框为主干,菱框互相连接,内外再填充十字、人字、之字、口字、米字、万字等几何图案。织法为通经通纬,可在织物正面和背面形成对称花纹并将地组织完全覆盖,因此正反两面皆可看,具有一种典雅的风格。由于丝线纤细,穿挑起来十分不易,因此即使技艺纯熟者一天也只能织4~5厘米,织成的图案平均每平方厘米经纱达到60根,纬纱90根。织就一幅背扇需要两三个月,所以堪称苗锦中最精美华贵者是也。(图一百四十)生活在赫章、织金、威宁、毕节、大方、纳雍等地的“大花苗”支系在服饰上深受彝族文化影响,因此男女皆有戴披风的习惯。与彝族“察尔瓦”和“小花苗”披风不同的是,他们的披风不是用纯羊毛擀制的毛毡,也不是以布条拼缀和挑花装饰而成的棉麻制品,而是一种以白色麻布为底,以红、黑色毛线为主调织成的厚重织锦。披风四周以三角形为主的几何图案代表着远古家乡的田园、森林与山丘,中间交叉的菱形象征着箭镞,寓意着刀枪不入。各种图案在位置、走向上有严格规定。(图一百四十一)这种对比强烈、简洁鲜明的披风使得披上它后的“大花苗”妇女们看上去十分粗犷豪迈,如女王般威风凛凛。
图一百三十七 榕江县龙额村侗族妇女织锦。
图一百三十八 “正面织,反面看”,对作者的耐心及记忆力都是极大的挑战。
图一百三十九 苗族织锦围腰/民国早期/施洞/张红宇私人藏品
生活在都柳江沿境黎平、榕江、从江一带的侗族同胞同样精于织锦,妇女们历来享有“两手腕腕会织面,十指纤纤会挑花”的美誉。《贵州通志·土民志》中记侗族“所织洞帕颇精”。明永乐初年,浙江上虞人顾亮于五开卫(今黎平县)作《侗锦歌》一首:“郎锦鱼鳞文,侬锦鸭头翠;侬锦作郎茵,郎锦载侬被;茵被自两端,终身不相离。”清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时任贵州玉屏知县的张澍所著《续黔书》,其卷六中有《洞锦》一文:“锦之以花名者,芙蓉也,蒲桃也,牡丹也……天马也,辟邪也,狮团也……方胜也,阇婆也,皆所谓总五色而极思,籍罗纨以发想者矣。黎平之曹滴司出侗锦,以五色绒为之,亦有花木禽兽各样精者甲他郡,滦之水不败,渍之油不污。是夜郎苗妇之手,可与尧时海人争妙也。”文中翔实记录的纹饰之多,着实出人意料,因为有些诸如“辟邪”、“麒麟”、“方胜”等皆是典型的汉文化产物,为何会出现在偏远苗疆的民族服饰之中?清代徐家干在《苗疆见闻录》中也有这样的记载:“苗妇多事纺织,其最密曰斜纹布,又有曰洞锦者,出于永从‘狪’者为最佳,以五色绒为之,土人呼为诸葛锦。曰洞被则以苎布用彩线挑刺而成之。”相传侗锦为诸葛武侯南征时所教,这种说法在许多同时期的文献记载中都可以相互印证,如田雯在《黔书》、檀萃在《黔囊》中“武侯锦”条中记载的内容皆是如此。武侯是否真的到过侗乡仍然有待商榷,但侗族地区经过明清两代持续不断的“移民实边”、“改土归流”等几番政治经济活动后,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大幅提高,在与汉文化长期的交流融合中受到影响,从而又将这种影响直观地反应在服饰纹样与织造中,也就不足为奇了。(图一百四十二、一百四十三)
图一百四十 精美的舟溪苗族丝质织锦。
图一百四十一 “威宁式”苗族服饰,包括方形被褡、织锦对襟衣与百褶裙。
相比较中原地区各种结构复杂的提花机而言,贵州各少数民族使用的织锦工具与程序都十分简洁,纤维原料的选择方面也没有如“三大名锦”般高档奢华。但就是凭借这些简单得甚至有些原始的纺织工具,心灵手巧的妇女同胞们不断推陈出新,创造出让人惊叹的精湛工艺与丰富品类,历来为文人墨客所高度颂咏。乾隆年间邑人张应铭作诗曰:“苎幅参文秀,花枝织朵云;蛮乡椎髻女,亦有巧手人。”同一时期余上泗作《蛮洞竹枝词一百首》:“永是深山陋质流,腰支难问绮罗谋。机中却有攒花锦,南北官人到处求。”乾隆末年洪北江作《织锦谣》:“阿娘理红丝,阿妹理彩线。竹阁止一间,织丝看两面。眼波时向郎边瞥,十指纤纤化工出。春禽怪底齐上楼,织得一提花欲活。”雍正时期的梁玉绳在《黔苗词》中记有:“几端苗锦胜吴缣,携入城中索价廉。”说的是贵州的苗锦竟然胜过了苏杭的绢帛!如此种种,充分说明了贵州织锦花色之丰富、工艺之精湛、文化底蕴之深厚。正如侗族民艺专家张柏如曾言:“侗族最秀丽的织锦在通道(湖南侗族自治县地名),最华丽的绣锦在贵州。” [1]
图一百四十二 以棉麻等多种材质混纺的侗锦。
图一百四十三 以棉麻等多种材质混纺的侗锦。
[1] 汪为义、田顺新、田大年:湖湘织锦,第56页,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