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开辟苗疆为贵州“改土归流”第一要务

雍正根据云贵广西总督鄂乐泰所奏，认定贵州“苗患甚于土司”，把“开辟苗疆”作为贵州“改土归流”的主要任务，用武力征服“生苗”，“剿抚相兼”，“先剿后抚”，在苗疆设“厅”治理，普建卫设屯，增设镇、协、营、汛加强军事控制，消除“化外”，使之成为“衣冠礼义、户口贡赋之区”。治“苗”之策，是“化生苗为熟苗，化熟苗为良善”。“生苗”与“熟苗”之分，是以“归属王化”为标准。纳入府、州、县管辖、“籍其户口”、“输租服役”的为“熟苗”；处于深山、据险为寨、言语不通、未入版籍、不供赋税的为“生苗”。所谓“苗疆”，大扺指的就是处于“化外”的“生苗”聚居区。

一、“开辟苗疆”指将“化外之区”纳入版籍

鉴于贵州强大的土司均已改流，所余小土司势力单薄，而于府、州、卫、司之间散布着大量“生苗”（未归顺朝廷的少数民族），他们既不属府、州、县所管，又不受土司约束，是为“化外之民”。这里所谓的“苗”，并非专指苗族，而是泛指各种未建政权的少数民族。魏源说：“无君长，不相统属谓苗，各长其部，割据一方谓蛮。”贵州“苗疆辟地二三千里，几当贵州全省之半”，遇事地方官从不敢过问，而且成为黔、粤、楚三省接壤之地的梗阻。因此之故，鄂尔泰认为贵州“苗患甚于土司”，治黔以“制苗为先”。“开辟苗疆”为贵州的首要任务，将“化外之地”纳入行政建置，由朝廷派官治理。从广义上讲，“改土归流”的要义在于“制夷”，“化外之地”虽无土司管辖，但乃为寨老、头人管理，亦属“土”的范畴。且这些地方，“一切凶顽，半出寨目”，将其取缔，亦属“改土归流”的内容，可认为是“改土归流”的一种特殊形式。

贵州在清初已设若干府、州、县，但统治力量并未深入穷乡僻壤，往往在府州边缘地界，出现一些既不受官府管辖又不受土司约束的“政治死角”，为“生苗”所聚而成“化外之区”，这就是所谓“苗疆”。贵州最大的“苗疆”在黔东南“黔、楚、粤接壤”的地方，包括镇远府的台拱、清江，黎平府的古州、下江，都匀府的八寨、丹江、都江等地。这一地区，“苗疆四周几三千余里，千有三百余寨，古州踞其中，群砦环其外”。它的位置特别重要，“左有清江（即清水江）可北达楚，右有都江（即都柳江）可南通粤”，但“皆为顽苗盘踞，梗隔三省，遂成化外”。这里居住的主要是苗族，亦有侗族和水族，被称为“苗家腹地”，以“黑苗”为伙，“九股”为悍，在雍正以前基本上是古老的“风俗统治”。苗族组织“鼓社”，侗族结为“峒款”，自营生计，实行“自治”、“自卫”，未受“王化”。因为地域辽阔，势力强大，又为黔、楚、粤三省梗阻，故成为“开辟苗疆”的重点。

另一片是铜仁府的松桃地区，地处川、黔、楚毗连之区，以腊尔山为中心，方圆数百里。这里也是苗族的聚居区，主要是“红苗”，分布极广，人数众多。《明实录》载：“红苗者，环铜仁、石阡、思州、思南四府，东连楚，西接蜀，周围二千余里有余，其数殆得十万。”近铜仁之地，明代已纳入建置，设有乌罗府，有土司管辖，是为“熟苗”之地。而腊尔山区，东至今湖南凤凰、花垣、吉首等地，多是“生苗”聚居，互通声息，一有风吹草动，事连三省，“开辟苗疆”，势在必行。

黔中贵阳府广顺州的长寨地方及定番州边地，生苗“仲苗”（即布依）所居，山深箐密，明以来即常有反叛，尤以长顺为甚。镇宁、永宁、永丰、安顺“生苗侬仲千三百九十八寨，地方千里，直扺粤界”，广西泗城之长坝、罗斛等十六甲、西隆之罗烦、册亨等四甲半均在红水河以北，常与南岸争斗，难以治理，故亦在“开辟苗疆”之列。

二、“开辟苗疆”以“剿”为主，“先剿后抚”

“开辟苗疆”的主要手段是用兵，以武力强制少数民族纳入统治，正如鄂尔泰所说：“如欲开江路以通黔、粤，非勒兵深入，遍加剿抚不可。”因此，治苗“以练兵为要务”，在苗疆“增营设汛，凡腹内郡县防兵大半移戌新疆”。事实上在整个“开辟苗疆”的过程中，都伴随着血腥镇压。诚加《雍正西南夷改流记》所说：“其治黔边诸夷也，首尾用兵，凡五六载，终于古州，而始于广顺也。”用兵之多，战事之长，规模之大及烧杀掳掠之残忍，在西南远甚于云南、广西，在血雨腥风中完成贵州的“改土归流”。

开辟苗疆，在以剿为主、“剿抚相兼”、“先剿后抚”的方针下进行。之所以立足于“剿”，是因为统治者认定生苗“犷悍难驯”，“不服向化”，“据险以守”，不用重兵进剿不能平其地，因此，开辟苗疆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征剿过程，它始于长寨，终于古州。从雍正四年（1726年）至雍正九年（1731年），在长达六年的时间内，战火不断，而且愈演愈烈。因官军强占其土地，烧毁村庄，杀戮苗众，打破了千年习以为常的生活，势必要引起人民反抗，设厅以后，又因横征暴敛，使矛盾再次激化，从雍正十二年（1734年）起又再动干戈，直到乾隆初年才平息下来。

早在雍正二年（1724年），据称“定番、广顺仲苗作乱，有阿近者，勾结群苗，据于山寨，自称苗王，与其弟阿卧倚险作乱”，贵州巡抚毛文铨会同云贵总督高其倬、提坤“讨平之”，设定广协，分置营汛，对定番、广顺实行军事控制。雍正四年（1726年），广顺州长寨苗阿革、阿纪军，因“不容安设营汛，土石阻路”，聚众造反，威宁总兵石礼哈、贵州提督马会伯等决定进剿长寨，贵州巡抚何世璂认为石礼哈等“贪功生事”，主张抚绥，而大定副将丁士杰则有“三不可剿”之议，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以“三不可不剿”驳斥丁士杰的“三不可剿”，认为非用兵进剿不可，“穷究到底，杀一儆百，使不敢再犯”。雍正皇帝批曰：“仲苗强悍不法，积习久矣，若不少加惩创，恐非恩德可以威化者。”于是鄂尔泰下令分三路进军剿长寨，擒阿革、阿纪军七十余人，收缴弓弩四千三百余张，毒箭三万余支，皮盔皮甲刀标各数百件，并于长寨立参将营分扼险要，移贵阳府同知驻长寨，设长寨“里苗厅”，并立保甲法稽查田土、户口，趁兵威招抚广顺、定番、镇宁诸边“生苗”六百八十余寨及永宁、永丰、安顺“生苗”一千三百九十八寨，开了贵州“开辟苗疆”的序幕。

但贵州“开辟苗疆”的重点在黔东南的“黔、楚、粤”交界处，历时数年，用兵最多。先是雍正五年（1727年），楚、黔、粤三省交界处“谬冲花苗”举事，有湖广总督福敏奏言：“谬冲花苗蠢动，经臣会商黔省协力擒捕。”镇远知府方显上《平苗事宣疏》云：“黔省故多苗，自黎平府以西，都匀府以东，镇远府以南皆生苗，广袤二三千里，户口十余万，不隶版图”，主张“先抚后剿，剿平之后仍归于抚”。云贵总督鄂尔泰则主张“先剿后抚”，奏曰：“花苗一种，介在楚黔，兼连西粤，犷悍难驯，谬冲尤甚。今黎平府张广泗，率领弁员，攻破其他，陆续捕获贼苗共二百三十余名，所有渠魁姚相明等，现在定拟会题。”又言：“黔省边界生苗，不纳粮赋，不受管辖，随其自便，无所不为，由来已久。臣自剿长寨后，生苗目睹长寨苗户安居乐业，各思投诚内附。”得旨：“苗民梗化，由来已久，况属生苗，尤难慑服绥靖。鄂尔泰剿抚兼用，威惠兼施，俾生苗等向化输诚，咸愿纳赋归附版籍。又谬冲逆苗等，素称犷悍难驯，今剿抚已靖，悉皆内向，鄂尔泰办理甚属可嘉。”

黎平知府张广泗因剿抚谬冲花苗有功，升任贵州巡抚，于是晋见云贵总督鄂尔泰，面授机宜，以为“八寨为都将要隘，丹江、清江、石州之咽喉，窟穴其中者为黑苗”，且“其他既为苗疆之肯綮，其苗又属梗化之渠魁，欲靖苗疆，宜从八寨始”，遂于雍正六年（1728年）六月进兵八寨。兵至后八寨之代理，交归诸寨皆降，而杨排、番仰等寨抗命，官兵击之，遂进攻大小丹江，“擒斩无数，迫焚其寨”。八月，讨平八寨苗，又议攻取丹江，十二月官军下大小丹江，拜克、猛长、古羊等寨“生苗”一百四十五寨内附。

雍正七年（1729年）三月，张广泗又出兵进剿清江，清江亦为黑苗，“以上下九股为门户，丹江、八寨为藩篱”。鄂尔泰坐镇贵阳指挥，以丹江、八寨既平，乃令镇远知府方显招抚九股苗，又令副将张禹漠领官兵弹压，抵清江北岸罗坡。三月十八日，公鹅寨苗民联合鸡摆尾、柳利、白索、白汗等二十余寨，渡江攻营，围困柳罗坡官军二十余天，张广泗率军救援，于五月攻下公鹅寨，平定清江。接着又进兵古州，于七月十七日“率兵至岑陇坡，取道黎平，以进古州。群苗结岑梗、梅得二寨及附近山苗万余人拒广泗”，张即“令黎平副将赵文英、游击周豹攻取二寨”，又令黎平知府张铖等“各率土汉兵，护各粮进屯岑陇”，入踞诸葛营，于是“古州上中下三保苗就抚，古州平”。然至十一月，鸡呼党、东库、白汗、白索诸寨复聚众劫营，苗民万余人分四路进攻，鄂尔泰急调大定协官军赴清江，令其“殄尽根除”，“以捣苗巢，火燎其居”，再次讨平清江。

古州虽在雍正七年（1729年）初平，但都柳江沿岸山洞诸苗多未归附，未能开都柳江以通粤，于是鄂尔泰于雍正八年（1730年）进剿古州来牛、定旦诸寨，普调广西庆运协官军溯江而上“剿诸蛮，疏通河道”，又令都云协副将据三脚屯控制都江上游，桂林协副将由荔波至平宁以相声援，分兵两路进攻来牛、定旦诸寨，“尽毁巢穴”，直扺革招，迫使大小二寨，或雄三寨、柳碟、平甲十余寨头人“到营投诚认粮”，开通河道千余里，于是通黔粤河路，安设一营，苗疆开辟，大体告一段落。

然雍正十年（1732年）战事再起。台拱一带为“九股苗”所居，“近丹江者曰上九股，近施秉者曰下九股，寨密人众，土沃性悍”，因清江镇总兵拟在台拱筑城设兵，欧家、墨引、养翁、市界、挑赖诸寨聚议：官兵定居于此，我辈必不便。遂传木刻，封牛誓众，上九股三十余寨，下九股四十二寨，高坡三十余寨，聚集苗民起事，进攻官军大营，围排略驻军，踞千翁一带险阻，以拒官军，战事愈演愈烈，难以控制。贵州巡抚元展成檄大定副将率军驰援，贵州提督霍升亦兼程而至，“汉土官兵二万余人，向下秉达干翁，连营三十里”，始解台拱之围。十二月，增调湖广兵、广西兵三千，由提督哈元生统一指挥提调，以黔、楚、粤三省兵“会剿”九股苗。高坡、番招、阳辽、交旺、乌脚交、乌脚南等寨九股苗会合，筑土城于莲花屯，并力死守，官兵屡攻不克。直至二十八日，六路官兵进攻，破其屯，九股各苗被迫“赴营投诚”，台拱战事始平。从雍正五年至十年，在黔东南苗疆用兵达六年之久。

对川、黔、楚边界红苗用兵，在康熙年间已经开始，在腊尔山“生苗”地区设正大营。雍正八年（1730年），因吏目张文炳、把总张作志在苗区收粮，为落塘、稿平等处苗民所杀，朝廷派兵镇压，遂将铜仁府正大营同知改驻松桃，移铜仁协驻其地。同年，湖广陵镇总兵等奉旨开辟腊尔山“六里苗地”，设永绥厅驻六里，又设永绥协驻其地。雍正十年（1732年），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奏：“黔楚交界之生苗，久居化外，今铜仁所属坡东、坡西向化归诚者一百五十一寨，均宜设协安营，移兵驻扎。”以兵威控制腊尔山地区。

三、苗疆设厅建卫立营及善后措施

开辟苗疆之目的，就是将“化外”的“生苗”地区纳入版籍，设官治理。在这些新辟苗疆设厅，由府同知或通判分驻，并加“理苗”二字，专管苗疆事务，并负有“绥理地方、缉捕奸顽”之责，与县同级，实为府的派出机构。雍正四年（1726年）平长寨苗，设长寨厅，由贵阳府同知分驻。雍正七年（1729年），鄂尔泰请“苗疆设厅”，在都匀府设八寨厅（今丹寨），由府同知分驻；设丹江厅（今雷山），由通判分驻；设都江厅（今三都），由通判分驻。在镇远府，设台拱厅（今台江），由府同知分驻；设清江厅（今剑河），由通判分驻。在黎平府，设古州厅，由府同知分驻；设下江厅（今从江），由通判分驻。同年，又于安顺府设归化厅（今紫云），由通判分驻。雍正九年（1731年）设郎岱厅，由安顺府同知分驻。雍正八年（1730年），平松桃红苗后，将铜仁府正大营同知移驻松桃，改为松桃厅，嘉庆二年（1797年）升为松桃直隶厅，以铜仁府属平头、鸟罗二土司地益之。同年，以遵义府通判驻仁怀，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升为仁怀直隶厅。雍正十一年（1733年），设大定府水城厅。

在苗疆设厅的同时，设镇、协、营、汛以加强防范，弹压苗疆。雍正五年（1727年）设长寨厅时，增设长寨一营，拨军八百七十名驻守。新开南笼府，于黄草坝设安笼镇总兵官，“不惟黔夷可以控制，即粤侬亦不敢起畔”。雍正七年（1729年）设“苗疆六厅”之际，鄂尔泰奏《黔省新辟苗疆立营设官事宜》，以“古州为都、黎适中要隘”，设立古州镇总兵，除本标三营安兵三千名外，又设都匀协、清江协、上江协及黎平营、荔波营、丹江营，严密控制苗疆。乾隆四年（1739年）设镇远镇总兵，辖本标三营、清江协、松桃协、铜仁协及台拱营、丹江营、思南营、荳里营、黄平营、天柱营、古阡营。古州镇控扼都匀、黎平二府，镇远镇控扼镇远、铜仁、思南等府。新设苗疆各厅均在军事控制之中，安笼镇后改安义镇的设置，不仅控制由粤拨属贵州之地及兴义府属的各州县，还辖及安顺府的永宁州和郎岱厅。而黔西北则设宁镇总兵，控制大定府各州县。加此布置，改变了过去“营汛在腹内，苗夷在腹外”的状况，将贵州东、南、西、北四境都置于军事控制之中，窥视动静，以为弹压。

乾隆二年（1737年），贵州总督张广泗奏：“遵旨筹划苗疆，业将叛苗绝户田产，安设屯军。统计绝田，可设屯堡百余外，安屯军万余户。古州设左右两卫，左卫辖二十二堡，右卫辖十八堡，共安屯军二千四百余户。八寨厅设八寨卫，领十一堡，安屯军八百一十户。台拱厅设两卫，台拱卫领十二堡，黄施卫领十堡，共安屯军一千七百八十六户。丹江厅设丹江卫，领十二堡，安屯军八百三十余户。凯里县还地设凯里卫，领十三堡，安屯军一千三十六户。清江厅设左右二卫，清江左卫领十一堡，清江右卫领十一堡，共安屯军一千九百五十户。松桃厅设石岘卫，领十九堡，安屯军九百五十户。苗疆共设十卫，一百三十九堡，屯军九千七百余户。”

开辟苗疆，“先剿后抚”，雍正十二年（1734年）上谕：“新定苗疆，全赖抚绥”。在开辟苗疆过程中，“苗民被剿四散”，首先要招民复业，“归寨苗民，每人请月给粮三斗，盐六两，无力耕种者，给以籽种，以示抚恤。其未归寨者，以一月为限，如逾限不回，将该苗田土分赏兵丁”。归附的苗寨，皆输纳粮赋，但因耕种失期，当年正赋豁免，又令清查田亩，各具契纸，开明四至，官给印信，永远管业。雍正十三年（1735年），朝廷遣吏部侍郎如耀鲁等往贵州谕古州等处苗人等曰：“今苗疆诸事就绪，凡尔苗众皆为服教向化之良民矣！不但朕民胞物与一视同仁之怀，于焉大慰，即尔苗众，开当知去危苦而就安全，离汤火而登袵席，岂非尔古州等处从来从有之美俗乎！如果自兹以往，戕贼之念不萌，顽梗之心不作，安居乐业，守法奉公，朴者优于耕凿，秀者沐浴于诗书，尔等苗众，与土著之民一同上进，且使尔子孙服畴食德，永受国家教养之福，岂不善欤！”

对苗疆的治理，主要推行保甲之法，强调“弭盗之法，莫良于保甲”。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吏部遵旨议复：“保甲之法，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长，十里立一保正，其村落畸零及熟苗、熟僮，亦一体编排。”按规定，苗民一律“各照祖姓造报户口清册，编立保甲”，但因苗姓相同者多，有的不知本姓，故由官府代为立姓。又“立民间劝惩之法，以示鼓励。有据实首告者，按名数奖赏，陷匿者，加以杖责”。规定“苗民出入，止许佩数寸小刀，所有一切军器，悉令缴出”。严禁汉人借贸易之名进入苗寨，“巧为沟通，严禁苗民使用药箭”。

苗疆平定后，张广泗提出“课诲新附苗人子弟，实为振励苗疆要务”，于雍正八年（1730年）十一月条奏《请设两游新疆义学》：“上下两游新疆，绵延二三千里，生苗犷悍，声教不通，宜设义学以渐化导，于是立古州义学二，大小丹江、八寨、清江、旧施秉、安顺之摆页、镇宁之威远汛各义学一，永丰、册亨、罗斛亦各设义学一，令永丰教官觐率，数年之后，每学取进一二名。”又说：“只就此新附苗人子弟中酌取一二名，以风苗众，庶陶以文教，消其悍顽，于苗疆治理，不无禆补。”乾隆五年（1740年）二月，礼部准贵州学政邹一柱所奏“设立社学”一折：“贵阳府属之长寨，定番州属之大塘，大定府属之水城，都匀府属之都江，独山州属之三脚屯，自粤改隶黔省之荔波县，清平县属之凯里，铜仁府属之松桃，永从县属之丙妹，开泰县属之朗洞，镇远府属之台拱，又镇远县属之攻水，天柱县属之柳霁，准各设社学一所。”于是，在新开苗疆推广社学、义学，并开“苗科”以取“苗童”。

在开辟苗疆的过程中，利用清水江和都柳江运兵运粮，几次加以疏通整治，清水江上可通达黄平、重安江，下可通达湖广，“黔楚商船，千帆箕张，云翔上下”，都柳江航运贯通，南通两粤，粤盐以古州为总埠，丙妹、永从、三脚屯为分埠，从此消除楚、黔、粤三省梗阻，以利交通。

基于“苗患甚于土司”的论断，清王朝的“治黔方略”立足于治理“苗患”，督抚各官莫不施行“剿抚相兼”、“先剿后抚”的方针，急则用兵进剿，缓则施以“抚绥”，皆以鄂尔泰、张广泗为其楷模。自武力开辟苗疆以来，进剿不断，反叛不止，起义层出不穷，终于汇聚成规模巨大的咸同各族人民大起义，在贵州历史上，民族起义最多的是清代，这是民族压迫的必然结果。长期的战争，使贵州各族人民饱受战祸之苦，人民惨遭杀戮，田地荒废，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给贵州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延缓了社会经济发展。派往贵州的官员以贵州为畏途，战战兢兢，以不“生乱”为万幸，朝至而夕思返，不作长远打算，谋划多不离“剿”与“抚”，能为民造福的官吏不多，致使贵州长期贫穷、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