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教依国主”与“神道设教”

在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系统中，以儒家为主流的“王官学”是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文化价值和政治信仰。而作为“国家”，除少数时代外，则基本上都是只有政治信仰而无宗教信仰。几千年的王朝更迭中，虽然时有崇佛轻道或崇道轻佛，但从来都是政统（皇权）与道统（儒家）共同发挥作用于包括宗教在内的社会管理。借用一个西方的学术概念，可以说中国从来都是“政教合一”的——皇权提供管理的硬件，儒家（包括法家）提供管理的软件。但由于儒家（包括法家）没有形而上超越部分的信仰，它提供的只是一个政治架构和道德法则，这就造成中国数千年历史都是由政治信仰来统帅宗教信仰，也就决定了“教依国主”是中国基本的政教关系。这是一个鲜明的“中国特色”。由于本书是描述国家在宗教方面的“治黔方略”，而儒家也有一定的宗教功能，我们仍然把它归入宗教范畴来讲述。

鉴于此，我们发现：儒家既是运动员（儒释道三教并列，是中国宗教的一种），又是裁判员（国家宗教政策的制定者），所以研究中国历代王朝的宗教管理政策，必须要了解儒家（包括法家）的宗教管理思想。“霸（法家）道、王（儒家）道”是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基本统治思想，往往是同时和交替使用。“霸道”法家的宗教观近乎无神论：不敬天，否定有鬼神，否定一切宗教信仰，认为依靠严刑峻法便足可以维护皇权专制制度。但“霸道”不是常态，常态的历史是“王道”儒家主宰，因此我们还是重点说说儒家。儒家创始人孔子“从周”，认为自己是礼乐制度的当然继承者，他的宗教观与他推崇的周公非常相似，也都是“人学”而不是“神学”。孔子“民无信不立”的著名论断，说明他认为信仰问题十分重要，但信仰的对象是国家或国君。孔子一方面敬畏天命，一方面又对超越存在采取回避（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同时又将敬畏天命与敬畏在上掌权的人、敬畏圣人的言论等量齐观（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儒家宗教管理思想发展为“神道设教”便不足为奇。那什么是“神道设教”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孔子向往的“礼乐”制度。“礼”之本义，据许慎《说文解字·示部》：“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意思就是“把敬神的事做给人看”。“把敬神的事做给人看”，已经透露出了“礼乐”制度的宗教管理观念的秘密：其“教”不是“宗教”的“教”，而是“教化”的“教”。重点已从“信仰”转移为“教化”，虽然也有宗教形式，但已经不属宗教学范畴，崇拜也不再是独立的活动，而是与政治、宗法等合为一体的教育行为，同时也就决定了“礼教”的世俗性。《周易》的观卦彖辞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观卦由宗庙的祭祖典礼而讲到政治教化，百姓看到君王在宗庙中举行祭祖的隆重典礼，从而对神道产生敬信。圣人于是根据神道制立教法，使天下百姓服膺，达到有序的统治。

“礼教”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产物。如果说“礼乐制度”是统治阶级利益集团的自我管束的话，那么“神道设教”就是统治阶级利益集团针对被统治者的统治术，是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对这一套，统治者自己是不相信的，专门用来吓唬老百姓。《荀子》最为清晰地表达了这个意思：“圣人明知之（指祭祀），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神道设教”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趋向，是中国历代政权对宗教宽容的根本原因。

“专制”是中国社会从秦汉到近代的两千多年的国家体制和社会特征，这种以专制管理制度为特征的国家体制最害怕的，一是社会具有思想，二是民众形成组织，三是世俗另有偶像。而宗教，恰恰可以同时生发出上述三项。所以，对宗教的管理从来都是国家管理中重要的环节。

“神道设教”的第一面是国家严格以政治信仰控制宗教信仰，而其他宗教如佛、道教都只是看重它“阴翊王道”的功能，把它们当作统治的工具。国家宗教最大的祭祀“祭天”，其功能也仅仅是表明皇帝的权利象征。中国历代朝廷还公布有《礼仪》，规定了祭祀的等级与所祭的神祇，榜上有名的都是国家“赐额”、“封号”的，如“孔圣”、“关圣”，是国家认可的、可以接受享祀的正统神祇，这与封建国家现实政治的道德性、纲常体系往往是相匹配的。“神道设教”的另一面是对国家不认可的“社会宗教”有一套打击管理的规范和方法。官方将这种社会宗教称为“淫祀”。《礼记·曲礼》谓：“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清人孙希旦注释：“非所祭而祭之，谓非所当祭之鬼而祭之也；淫，过也，或其神不在祀典。”可知，所谓的淫祀包含了越份之祭与未列入祀典之祭两种。在国家“封神榜”外，必须从严管制，甚而以武力加禁。“淫祀”管理成为了历朝历代的基本宗教政策，西汉平帝时有“班教化、禁淫祀、放郑声”；东汉第五伦为“禁绝淫祀，人皆安之”；东汉末曹操“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魏文帝诏“自今其敢设非礼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着于令”；明帝诏“郡国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晋武帝诏“不在祀典，除之”；北魏明帝“诏除淫祀，焚诸杂神”；北周武帝“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南朝宋武帝“禁淫祀，除诸房庙”。随着皇权的日益巩固，禁绝“淫祀”至明、清达到高峰。即若民国，照搬了西方国家的制度框架，可实底里或隐或现依稀可见“神道设教”的阴魂。

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面世，是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宗教管理的基本内容。由于它们与儒教相互融合，确立了此后长达两千年儒释道共掌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格局。但它们从来都是不独立的，是依附式存在的，或者说是必须符合“王道”的。伊斯兰教与天主教、基督教的传入，使得中国宗教管理的决策更加复杂，但伊斯兰教与天主教、基督教的发展过程，也说明宗教在中国环境中只能依附式存在，这些宗教也因此修改了自己的一些教义和策略；而“道统”作为历代王朝国家宗教政策的指导思想，“以不变应万变”、“万变不离其宗”，它是从来不会变的。王船山总结了“道统”与“政统”的关系：“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统绝，儒者犹保其道以孤行而无所待，以人存道，而道可不亡。”中国皇权专制之所以数千年独步天下，甚至“政统”已断，皇权专制还能依靠“道统”不间断传承，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社会文化，包括宗教没有独立立场。

牟钟鉴先生在《中国历代民族宗教政策》一书的序中说道：“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宗教在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特性的重要内容。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民族问题经常通过宗教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中华民族具有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构，执掌中央政权的统治者如何处理内地和边疆的民族宗教问题，关乎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领土的完整，是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了解以上观念，才有助于了解历代王朝的宗教政策，才有助于明白为什么时有佛教皇帝、道教皇帝甚至其他教的皇帝，但中国从来没有成为过宗教国家。

最后，附带说明一下本书体例和写法。由于贵州是中国的一个部分，其绝大部分时间内是按照中央政权的政策在治理，所以，描述各个朝代的宗教政策，也就是统治者“治黔方略”的常规情况；但贵州有贵州的地方性和特殊性，因此，我们在一般性的描述外，重点在于将贵州的特殊问题做一些专章描述。期望读者在了解历史演进的大脉络外，更了解统治者治理贵州特殊问题和地方问题的政策思路。又由于贵州向无宗教专史（仅佛教有《黔南会灯录》、《明季滇黔佛教考》、《贵州佛教史》，天主教法文版《贵州教会史》，惜未译出），当今编撰的《贵州宗教志》又较粗疏，故本书只好跨界简记贵州宗教的发生与传播。这种对宗教历史的描述在文中占有了较多篇幅，读者或以为不合“治黔方略”内容要求，实也是因为没有完整贵州宗教史不得已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