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夜郎文化中的彝族文化

“夜郎”的“夜”是彝语的“水”字，“夜郎”是彝语名（水）＋动、形容词的构词的一种基本形式，如：yi²¹na²¹，读若“夜郎”、“以那”、“迤那”、“日诺”、“云南”、“益那”等；yi²¹go¹³，读若“以角（郭）”、以水弯曲的流势所取地名，在纳雍县新房乡境内；yi²¹k‘u³³，读若“雨（以）科”、以水的流势所取地名，在威宁县境内；yi²¹be¹³ʨ‘u³³，读若“雨（以）白秋”、意为出水口，取为地名，在威宁县中水镇境内；yi²¹ʨ‘ie³³k‘a³³，读若“以启卡”，以水的流势所取地名，在今威宁观风海一带；yi²¹ʥi³³，读若“益吉”，以水的环境取地名，在赫章县雉街乡境内；yi²¹do²¹lo²¹、读若“益夺洛”意为“水淹坝”，亦作地名，如赫章县雉街乡境内和威宁县新发乡境内均有类似地名；yi²¹dzo²¹、读若“益卓”、意为水流的中部；yi²¹kea⁵⁵、读若“益叩”，即“取水”之意；yi²¹ndo³³、读若“益朵”、即“饮水”之意。这些地名与名动组词即是彝语构词的一种基本形式，“夜郎”为“益（以、迤、日、云）那（郎、南、诺）”符合这种彝语构词的基本形式。

“夜郎”一词，在彝语东部方言的读音为“yi²¹na²¹”，记作“以那”等。原始义为“水深”，或“水往深处流”，还包括喀斯特地貌上形成的“落水洞”、“天生桥”的地理环境等，如在威宁板底村一带的“以那堵口”等。在沟壑和水流的两岸，当北者称“帕”、当南者称“那”，如威宁县龙场镇境内的“扒那块”（当地彝语记音应作“帕那抠”），其地貌即表现为一条沟壑将两条山梁分开；江河水的北岸称之“益帕”，而南岸即称之“益那”。从地名学的角度上看，“夜郎”一词是出自彝语的。

与“夜郎”谐音的有关彝语地名，在黔、滇、川等省彝区都随处可见，如贵州省织金县的以那架乡的以那架，这一地名还因系水西土司安坤的抗吴三桂基地而出名，贵州省威宁县迤那镇的“迤那”，贵州省赫章县珠市乡的以那村等；云南省大理州祥云县的古云南驿的“云南”，这一地名从汉代形成后，先后升格为县、郡、王、行省、省名等，系由彝语“益那勾纪”的“益那”发展而来；在四川省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有“日诺土语区”，日诺土语区的“日诺”，也源于彝语地名，“日诺”与“夜郎”、“以那”、“云南”等都是“夜郎”的谐音。

“夜郎”是由人名演化为地名、部名乃至古国名的。“夜郎”是人名，根据彝文文献的记录，出自彝族武僰支系的僰雅蒙一支的父子连名谱，其取名亦同水的崇拜有关 ^[1] 。“夜郎”又是酋长名，由酋长名演化为地域名、部落名，甚至古王国的名称，这是有可比性的。云贵高原上分布的“以什数”的彝族君长政权名大部分来自酋长名，正是这种传统的延续，如蜀汉以来至清初的今贵州威宁、赫章一带称“乌撒”、“乌撒部地”，是源于“默遮乌撒”这一人名，《寰宇通志.乌撒军民府.建置沿革》载：“本乌蛮巴的甸地，以蛮祖名乌撒，故号乌撒部。”在贵州省境内的水西阿哲部、慕役部（贵州关岭）、播勒部（贵州安顺市大部地方），云南省境内的乌蒙部（今云南昭通、鲁甸等）、芒布部（云南镇雄、彝良等）、阿芋路部（云南会泽、东川）、罗婺部（云南武定等）、南诏国的彝语别称的“卓（皮）罗纪（阁）”，四川省泸州市境内的扯勒（今古蔺、叙永）等。“夜郎”古国虽然消失，但其传统却很长时期保留在彝族中。

夜郎的大致疆域与夜郎灭国后彝族的分布是一致的。夜郎本土的原住民是夷濮。根据《彝族源流》、《西南彝志》、《诺沤苏》、《特确》、《赠确》 ^[2] 等彝文文献记载，早在春秋时期，在金沙江中下游、乌江和北盘江流域，活动着称之“武僰”的庞大族群，夜郎的主体夷濮即其中的分支。夷濮的群体有多个来源，活动在今贵州省的贵阳、毕节、安顺、六盘水、黔西南境内的够阿娄部族先后结合了“武僰”群体中的武濮所部族、“六祖”分支的第六支默氏的两大分支和古侯的两个分支。

关于夷濮中的武濮来源，《彝族源流·武濮源流》载：洪水泛滥后，武濮所一支不敢居住地上，立了铁柱要到天上居住，因“要上天去，濮所立铁柱，铁柱伸到天。万物都献祭，不献祭蚂蚁。濮所攀铁柱，濮所防意外，背上负簸箕，到了半空中，蚂蚁蛀铁柱，铁柱顷刻倒，簸箕如濮所的翅，簸箕顺风飘，斜着飘降，斜着落地上。”幸有够阿娄后裔名叫糯雅毕古的，“同他住一处。我通百样活，你有百样艺，你和我，以工匠为生。”武濮所从西部迁往东部，与够阿娄氏后裔融为一体后，繁衍了朵吾、朵洛、拉吾、拉纪、侯大、拉甫、四阿那、四阿窦、拉洛、债吕、尼吕等号称九十姓的“夷濮”。夷濮来自“六祖”分支的第六支默氏的有两大分支，《西南彝志》载：“在惹额妥朵，舍氏有五子：舍翁娄，成为娄额濮；舍阿朵一支，成为白彝；舍补任，住合莫洪所；舍补过一支，成为堵珠濮；幼子舍乌蒙。”《西南彝志》第十一卷载：“额雅娄恒，是舍五子之母。舍伍姆为君，舍理何为臣，……舍子分五房。舍理何家，一世舍理何……九世阿达阿卓，十世阿卓娄格。一世格阿卡，二世卡阿克……七世阿诺那娄，满了十七代，到阿诺那娄，阿诺那娄之时，那娄有三子，八世那娄阿黎，九世阿黎鲁哲，十世鲁哲阿局。一世阿局鲁额，迁往笃地去，居住在北方各地（原义：北边十一部之一）。那娄杓家，一世那娄杓，二世杓阿俞直，三世直俄则，四世则雅吐，五世吐鲁默，六世鲁默阿琦。在珐吐苦姆，阿琦有五子，是洪洛尼益；阿局有二子，不叫德卧（德卧、境南）濮，叫作博阔（博阔：山北）濮”。“那娄鲁歹家，一世那娄鲁歹，二世鲁歹阿额，三世阿额勿……九世壳娄布直，十世布直阿末。一世末噜泰，二世噜泰阿达，三世阿达阿琦。在古洛益朵，阿琦有八子，不叫卧博卧濮人，叫作博卧濮……。”“舍哺果家，一世舍哺果，二识哺果旨，三世旨阿苦，四世阿苦堵珠，传到第四代，阿苦堵珠之时，在拍维乌直洛，堵珠有九子。堵珠三个大儿子，迁往南部去，在德实耿俄、实默武处，成了种稻濮。”“堵珠三个二儿子，迁往北部去，在额阿糯、密雅恒处，成了种稻濮。”“堵珠阿泰家，来到了中部，五世堵珠阿泰……九世柏俄赤博，十世赤柏阿达。一世阿达阿朵……六世额徐阿迭，七世阿迭阿赤，跟随朴色簸吐，到德歹朴卧去了。妥阿哲之后，成割草盖房濮”。

彝族“六祖”第六支以慕齐齐——齐雅宏——宏雅德——德翁舍传四代后，第五代有舍乌蒙、舍理何（舍翁娄）、舍哺果、舍阿铎、舍哺任五子，其中的舍理何、舍哺果两支繁衍了体额、吾加、葛启、拉娄、拉吐、恒那、毕糯、毕古、帕那、阿笃、葛吕、高亚、吕惹、拉鄂、拉迤、牟哈、牟恩、莫宏娄、傅娄祝、阿愁、阿垢、阿余等数十个姓氏“夷濮”、专从事制陶，放蜂、造仓、盖房、放鸡、种地、打铁、管酒、缴租赋、上租税等职业。

彝族“六祖”分支的第四支侯支系里，也有两支融入“夷濮”，其一为《彝族源流·费夺阿武氏》载的侯毕列氏：“幼为侯毕列。毕里列一代，毕斗杜二代，斗杜阿娄时代，侯氏迁往北，渡舍杜大河，侯氏成为濮，就是这样的。”侯毕列是侯氏的九大分支之一。其二系《彝族源流·费夺阿武氏》载的侯氏所传的九德额之一的德额巴氏。

“夷濮”的这种分布状况，还有遗留的地名和古歌上的支持，地名的存在，成为客观的难以抹除的活动历史痕迹，如贵阳一带彝语地名做gu³³nuo¹³（古诺音），ku³³nuo¹³或谐作gui³³nuo¹³（鬼诺音）、gen³³nuo³¹（艮诺音）、gou³³nuo¹³（苟艮诺音）等。“古”还是“鬼”、“艮”、“苟”等，是同一彝义在不同土语区发音的差异现象，意思是一样的，都专指“夷濮”中的够阿娄支系及其职业特征；“诺”，狭义理解为土地、地方，广义理解为活动空间。《尚书》等先秦文献中的“鬼方”应与以贵阳为中心的贵州有联系，当然贵州后来的命名与彝语的“gu³³nuo¹³”是有关系的。以“gu³³”为彝语词前缀命名的地名如“果仲”（黔西）、“瓜仲”（大方、纳雍）、“古珠、古阻嘎”（威宁）等，还比比皆是，这类地名当是“夷濮”的活动留下历史痕迹。彝族古歌中，有一类是专门以《够阿娄》作歌名的，如黔西南一带流传的《戈阿楼》，这些古歌同样记录了“夷濮”群体在古夜郎这片土地上分布活动的历史轨迹。

金沙江中下游、乌江和北盘江流域，也是彝族的发祥地之一，从“夷濮”的上述分布、结合与发展上就可以看出来。早在彝族水西部之祖勿阿纳氏东汉时期进入贵州之前，夜郎国地已分布着大量的彝民族先民。

最迟约公元前8～6世纪时，彝族“六祖”在今云南省的会泽县与东川市一带举行了分支，到公元前5～3世纪时，分布几乎覆盖了当时的夜郎古国全境。仅是“六祖”分支的第六支的德施氏的分布，就有很广的范围，据《彝族源流·德施举米祖》称，“德施举米祖：一是录阻录卧，阿芋陡部（阿芋陡畔部，今云南东川、会泽、巧家等）；二是濮妥珠益，阿外惹部（今贵州盘县、兴义、兴仁、普安等）；三是克茨艾堵，安蒙于部（今贵州关岭、镇宁等）；四是道峨录略，仁邓尼部（今云南寻甸等）；五是漏扎益恒，洛勺尼部（宜良或彝良）；六是博所能彝，额苦尼部（今贵州六枝郎岱）；七是赫海珠舍，芒布尼部（今云南镇雄彝良）；八是慕俄勾，阿哲尼部（今贵州毕节、大方、黔西、金沙、织金、纳雍、贵阳市辖修文、清镇、开阳、贵阳市所在地等）；九是旨度能彝，阿迭尼部（今贵州省的威宁牛棚、中水等）。”

在今贵州省威宁、赫章、大方、黔西、水城县等地一带和今云南省昭通市所辖的靖安、鲁甸、大关、盐津等县（区）等这片相连的地方，约当商周之后，被《大定府志》等汉文献称之“卢夷国地”，春秋时期，“卢夷”国曾参加武王伐纣，因而名留史册。“卢夷国”，的“卢”，一是与仇娄阿摩部有关：仇娄阿摩是阿朱提（诸此国）的第27代父子连名君长，仇娄的“娄”，音“lou²¹”，与音“lu³³”相通，故也可译作“仇卢阿摩”还当与仇娄阿摩的“鲁”星崇拜有关。仇娄阿摩部有称为“吐”，即今他称的所谓“白彝”，汉文献上的西爨“白蛮”。因“吐”的方言记音或古语通“曲”、“邛”音，古朱提地（即今云南昭通、贵州威宁周边）分别称“吐靡”、“借靡”，阿朱提由“仇”变“武”，由“武”变“吐”，“吐靡”、“借靡”由此而来，“吐”，通“曲”、“邛”音，“借靡”通“靖”，故为曲州、靖州，所谓“借靡”这一地名，至今尚有遗存，如今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炉山镇的结里，系根据彝语而来，彝语作“借茁”，在彝族《指路经》中，今威宁观风海一带亦称“借茁”。乌蒙部地的“朱提”曾作郡县名，亦源于阿着仇这一彝名，不仅如此，在这一范围，在阿着仇之后，改动的地名，亦是彝语地名，如阿着仇的故土朱提，后又为德歹濮卧（《清史稿》作“朴窝”） ^[3] ，别称窦甸地，乌蒙阻等。

阿着仇发祥于今云南省的昭通市与贵州省的威宁县之间，据其父子连名谱的推断，约到秦汉之际，彝族仇素（苏）支系今云南省的昭通市与贵州省的毕节市西部之间活动已有千年时间，有被评为“2005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贵州省威宁中水镇的鸡公梁子古人类遗址考古发掘的发现可作证。贵州省的威宁草海一带，是历史上彝族迁徙路过的最大中转站，在经历过阿着仇、夜郎、六祖分支的乍、侯、德施等支系的活动之后，魏晋时期乌撒部进入，势力逐渐扩大将贵州省威宁、赫章两县和水城、纳雍、盘县、毕节及云南宣威等县市的一些地方纳入其范围，乌撒部在此传了四十七代。

乌蒙部地一带属于古夜郎的势力范围，先为阿着仇氏分布，接着是六祖中的第六支的勿阿克氏进入，德歹濮卧（朴窝）与别称窦甸地的地名即是其进入与活动留下的痕迹，今昭通一些彝族的祖源还可直接上溯到勿阿克氏。到约西汉时期，六祖第四支系的古侯氏进入，很大部分从今昭通一带迁去四川凉山，留下来的乌蒙部，到清雍正年间，已经历了四十余代人。乌蒙部地一带，到汉魏晋时期，以彝族先民的人口占主要的同时，有了大量的汉族移民进入。这一带地方，与毗连的贵州毕节市一样，彝族的分布从未中断过。

今云南省镇雄、威信、彝良县等一带，是芒布部与其分支的叟哲阿武和叟哲洛等几部所分布，芒布部的进入与阿哲部进水西是在同一个时期，芒布部从妥芒布起传有五十代父子连名谱。洛安氏各支分布在“故白水江肸酬长官司、怀德长官司（却佐寨）、威信长官司（母响寨）、归化长官司（夷［彝］良寨）、安静长官司（落角寨）地” ^[4] 。今云南省彝良县罗氏等能同洛安氏挂钩。在彝文文献《诺沤》里，记录了支嘎阿鲁对今贵州省的大方、黔西等县的一些山、水、地名进行命名的情况，说明春秋到秦汉时期，原贵州宣慰使司地的今贵阳及其周边的清镇、修文、息丰、开阳、黔西、金沙、织金、大方、纳雍、六枝、水城、毕节（一部分）分布着作为彝族先民的“夷濮”和“卢夷”的群体，东汉以后，“六祖”分支的第六支默部之一的水西阿哲氏进入，阿哲部不久即被封为“罗甸王”，其称水西部，其部名因第24代妥阿哲而得。据《西南彝志》、《彝族源流》载：彝族武、乍、糯、侯、布、默“六祖”分支后，默支系发展19代后，由滇东北向黔西北迁徙，第20～23代时先后在黔西北的今威宁草海和赫章可乐一带活动，第24代妥阿哲（被讹为济火。济火，系妥阿哲的第二世祖）时以今贵州省大方县为中心，并定居下来，妥阿哲因助诸葛亮南征有功，被封为罗甸王，从此以后，世长水西地区，直至清康熙三年为吴三桂所灭。《大定府志》载：“自汉后主建兴三年至康熙三十七年（水西第85世君长安胜祖在清廷平息吴三桂叛乱后任名义上的水西宣慰使，水西至此代乏嗣，水西宣慰使自此不复存在），凡千四百七十四年世长水西，受命于中朝，为蛮长，为罗甸王，为姚州刺使，为顺元宣抚使，为贵州宣慰使，为水西宣慰使，号凡六更，而于其国……”水西部以阿哲君长、“罗氏鬼国”、贵州宣慰使、水西宣慰使等形式维持了1474年之久。阿哲部入主水西后不久就被封王，作为王的规模不是短时间可以形成的，而且还必须有人口基础，这个人口基础就是“夷濮”和“卢夷”群体，历史文化上也应当是同古夜郎是衔接或对接的。赫章可乐曾经是夜郎古国在一个时期的中心，默部水西阿哲氏也将赫章可乐作为四代人的中心也绝非是偶然现象 ^[5] 。可乐先后为彝族阿朱提氏、夜郎国、“六祖”中的乍氏、古侯氏的活动地或中心，最后作活动中心的是默德施的勿阿纳及其三代孙，他们在可乐整整经营了四代人，把与当时的成都、昆明、大理等并列的可乐洛姆定作交通要道上的中转站而载入彝文献《早献祭献酒经》载：“可乐洛姆，是勿阿纳的孙子，名叫‘宗’的四个分支的地盘，亡灵在此进一顿早餐。”在贵州省的今黔西南到六盘水市的盘县一带地方，最早是作为今彝族来源之一的“夷濮”在分布，约公元前五世纪时，彝族六祖第五支的德布（毕）氏传至第七代时，阿德布楚一支分布到了今兴义、盘县、普安、兴仁一带。到东汉时期，勿阿洛——阿外惹部入住了这一带，该部从勿阿洛起到阿祖吉汝，传有四十三代，也仅见阿外惹氏谱系有记载。《彝族谱牒志·勿阿洛阿外惹谱》认为阿外惹部又称普安部，《贵州通志.前事志》引《兴义府志》：“东爨乌蛮，汉昆明之别种，蜀汉罗甸国火济（济火）之后也……火济之后十八世有曰翁者，有子三人，曰阿轮、曰阿纳、曰阿台，生于梁，据有梁之毋掇县地（原注今兴义县），蛮语称其地曰顺帅格。又使其子分据今捧鮓地，蛮语称其地曰霭外则，蛮语称州为格霭外，犹言岭外也。阿轮、阿台，皆服属于爨蛮。……东爨乌蛮有阿台者，毋掇县地，蛮语曰顺帅格、霭外则，所称顺帅格即今黄草坝是也，所称霭外则即今捧鮓地是也。阿台之弟曰阿轮，居漏江县地，蛮语阿外格，即今普安地是也。”《元史·志第十三·地理四》：“普安路，下。治在盘町山阳，巴盘江东。古夜郎地。秦为黔中地，两汉隶牂牁郡，蜀隶兴古郡，隋立牂州。唐置西平州，后改兴古郡为盘州。蒙氏叛唐，其地为南诏东鄙，东爨乌蛮七部落居之。其后爨酋阿宋逐诸蛮据其地，号于失部，世为酋长。元宪宗七年，其酋内附，命为于失万户。”

阿外惹部，又称知于矢部，其地的建置沿革大致为：唐时属西平州、于矢部，宋属自杞国及罗甸国。元代分别属云南省曲靖慰司的普定路、普安路和湖广行省番元宣慰司的泗城州。明代分属于贵州安顺军民府的普安卫、安南卫和广西布政司的泗城州安隆长官司。清代属于贵州行省南笼厅、南笼府，清嘉庆二年（1797年）改南笼府为兴义府，府治安龙。《明史·土司志》说：阿外惹部“隶贵州布政司领罗罗蛮民十二部，号十二营。谓部长曰营长”。也正是因为彝族的不间断分布，之所以在普安铜鼓山的出文物中，有彝式铜铃出现，也不是偶然现象。

古代的民族分布，与今天的差别特大，今贵州的贞丰、晴隆、安龙、望谟一带，则是播勒（普里）分支的阿纣莫德部 ^[6] （阿佩所在部），即唐时的罗殿国活动范围，其中心今贞丰东南之罗王亭 ^[7] 。今贵州安顺市的西秀区、普定、平坝、镇宁等县一带，为播勒部（普里）的活动范围；彝族“六祖”第五支系始祖米（慕）克克传7代阿德毕（布），即以“德毕（布）”为支系名，传到第10代分濮迂、陇邓、克博（且巴）三支，克博（且巴）传8代’即米（慕）克克的第18代孙时生次子海邓阿仁，为播勒部祖，播勒部自海邓阿仁下传共计有38代父子连名谱（参见《彝族源流》第19卷337页）。播勒的命名，在其父子连名谱里没有叫做播勒的，但据《彝族源流·举侯源流·陇邓氏》载：九支古侯之一的侯雅羿部传十八代到大额卓时，“大额卓时代，娄娄勾，播勒仗人多，杀牛聚议，列如群鸭兵，到孤大额卓，祭母的场所，大额卓孤立无援，侯兵尽被俘，青藤当绳捆，青竹箭来射。桥搭在祸患上，断侯家翅膀。天为之震惊，这支侯灭绝，就是这样的。”说明在播勒部进入今贵州安顺一带之前，有六祖第四支系（统）在此活动，是播勒占其地，灭其部族，并以其原地作为部名。播勒所在的大革洛这一邑名也与侯部大额卓有关。播勒大革洛，据《安顺府志·普里本末》载：“柏墨之长子居普里者，累传至于唐世内附，唐为之置普宁州。今安顺府南七十里羊武大寨，有土司故城，即其地也。”播勒大革当在安顺洛羊武一带。播勒部的活动范围，以今贵州安顺市的西秀区一带为中心，周边含普定、平坝、镇宁等县一带，《方舆览胜·普定路》也说：“蛮名普栗部（即播勒）又谓之罗殿国，领镇宁、永宁、习安三州。”贞丰、安龙一带属播勒分支的阿纣莫德部，紫云一带又属阿纣莫德部分支的举依杜颇部，播勒及其两个分支，在彝文文献中都当作播勒部看待，故在叙述举依杜颇部时，《彝族谱牒志》和《彝家宗谱》都说：“数到这一代，样样都完备，播勒得天时，实情是这般。”《元史》是把普里和罗殿国联系在一起的。《新五代史》：“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外，地产羊马。其人椎髻、跣足、披氈，其首领披虎皮。天成二年，尝一至，其首领号昆明大鬼主，罗殿王、普露静王九部落，各遣使者来，使者号若土，附牂牁以来。”播勒及其各部的分布，《彝族婚歌·陆外·溯舅源》说：“上为安慕役，中为毕（布）播勒，下为阿外惹。”关岭县一带分布的则是安慕役部，属于六祖中的德施系统。

《唐书》和《贵州通志》都记载：“文宗开成元年（836年），昆明卢鹿部暴蛮诸部鬼主阿佩内附。”《唐书》、《通典》载：“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封阿佩为罗甸王，又封其别帅为滇王，后改普宁王。”《安顺府志·普里本末》载：“柏墨之长子居普里者，累传至于唐世内附，唐为之置普宁州。今安顺府南七十里羊武大寨，有土司故城，即其地也。天宝中（741～756年），南诏叛唐，……于是罗殿、普里诸部皆属南诏，文宗开成元年（836年），昆明鬼主阿佩内附，即罗殿部也。”“武宗会昌中（841～846年），封阿佩为罗殿王，罗殿王之治在今贞丰东南之罗王亭。又封其别帅为滇王，后改为普宁郡王，即普里部也。其地有池居山巅，而源广流狭，有似倒流，故亦名滇。寻以其名同于建宁之滇、故仍即郡为称也。”这就明显地看到罗殿、普里各是一个部，受封罗殿王的阿佩，是罗殿部首领，《水西安氏本末》和《普里本末》都说：罗甸（殿）王治在贞丰罗王亭。普里部是罗甸（殿）部的别帅，受封的滇王。受封滇王的是播勒本部君长，而阿佩则是播勒（普里）分支的阿纣莫德一支后裔的阿佩，阿佩即阿纣莫德的第五世孙。阿纣莫德部，即唐时的罗殿国，其中心今贞丰东南之罗王亭，其势力范围在今贵州的贞丰、安龙一带，罗殿国消失的时间与元代有关。罗殿国的别帅为滇王，是播勒普里系的君长，在汉文献作普里，播勒普里系上起柏墨，下至阿窝，没于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安顺府志·普里本末》载：“土知府遣其弟阿昌及八十一砦长阿窝入朝。十七年，沐英遣顾成平破普定阿黑螺师等十余砦，明年，成以土府权重，多交引夷族为奸，奏罢之，析其地为三州六长官司，而普里之传绝矣。自柏墨以来，普里之酋可稽者：惟矣资、容苴、适姑、适尔、安锁、者额、及若冷、希古、阿牙、阿昌、阿窝而已。”播勒大宗的普里（播勒）部的消失是在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迄今已有633年。

安顺市古代所辖地分布另一重要的彝族部是安蒙余部，安蒙余部是勿阿克系统中重要的一部，从勿阿克到阿鲁阿额，有30代父子连名谱，“安蒙余顶天，管大地的君，一域的主宰，实在是这样。”安蒙余部，汉文献记作“慕役”，《彝族婚歌·陆外·溯舅源》说：“上为安慕役，中为毕（布）播勒，下为阿外惹。”这就大致确定了安蒙余（慕役）的地理位置，是处于布播勒和阿外惹两部之邻近。《炎缴纪闻》载：“罗罗本卢鹿，而讹为今称。有二种，居水西十二营宁谷马场漕溪者为黑罗罗，亦曰乌蛮；居慕役者为白罗罗，亦曰白蛮。风俗略同，”对安蒙余（慕役）部的分布与历史，过去未曾研究，从彝汉文献的记载上看，安蒙余（慕役）部的活动与势力范围包括了今贵州的关岭、镇宁等县一带。

彝族“六祖”分支后，第四支系慕雅卧 ^[8] 以慕雅卧—卧雅苦—苦立娄—立娄哺—哺恒武—恒武恒（恒武恒生三子，长子恒斗娄，迁往云南大理一带去了，次子恒足足，传7代时，至益立举俄，大规模迁徙，先到了今四川凉山。三子名恒雅妥）—恒雅妥—妥娄雅—娄雅府—府那窘—那窘任—任弥立—弥立耐—（生耐卧哺、耐卧莫）耐卧莫—卧莫卧夷—卧夷侯—侯德额（余），侯德额（余）生德额（余）陀尼、德额（余）巴、德额（余）仁、德额（余）辉、德额（余）罗、德额（余）辞、德额（余）珐、德额（余）格、德额（余）卓九子，称之九“德额（余）”，其中，以德额（余）罗和德额（余）辉为著名，德额（余）罗传下乌蒙部，德额（余）辉传下扯勒（且兰）部。扯勒（一作且兰）部从其君长德额（余）辉开始，势力范围达今四川古蔺、叙永等一带地方及今贵州毕节市西北部、赤水、仁怀等县的一些地方。侯支系恒雅妥的一支叫侯阿夺的，传九代时到阿垢阿助，活动在今贵州省的遵义一带，为水西部所灭，《彝族源流·费夺阿武氏》载：“慕俄勾家，额则陀尼，杀牛议事，倾兵如鸦群，攻米洪阻姆（在今贵州遵义一带），杀阿垢阿助，侯民众东逃。侯一家被灭，寨空无一人，侯家的残余，为东部四姓侯，就是这样的。”

阿着仇的活动轨迹，发祥于古曲州、靖州地，且在此活动千余年，或为卢夷，其故地又作朱提，后经巴凡兀姑，称巴凡兀姑的今贵州威宁一带实为其活动范围，经垮都旺都，由存讷之东而到今云南宣威的存鄢或鄢一带，经沾益而后结束于古今之曲靖。从曲州、靖州、朱提、巴凡兀姑及曲靖都是阿着仇留下的地名，或是与其有关的地名。因地名随人走，阿着仇（“阿朱提”、“阿卓稠”）部到今占溢、曲靖后，把曲与靖带到新住地，而合称为曲靖罢了。阿着仇（“阿朱提”、“阿卓稠”）最晚约秦末汉初迁到了南方，阿着仇的迁徙，从今云南省的昭通、贵州省的威宁中水，经今威宁草海停留、又从威宁金钟的夸都一带停留，然后渡可渡河（北盘江上游），经云南宣威的杨柳，过今云南宣威市所在地（直诺谷姆）炎方、到占溢、最后到了曲靖。占溢，彝语古名作“占扎甸凯”；曲靖，彝语古名作“靡阿着甸果”。不仅彝语东部方言有其名，彝语的东南部方言（撒尼语）亦作“尼咪阿着地”。曲州、靖州与曲靖的命名，都与阿着仇的“吐”即尚白直接有关，且就是其命名的来源。曲州、靖州与曲靖的联系，《旧唐书·志第二十一·地理四》曲州、靖州与曲靖是被连作一片来看待的。今曲靖市所辖的各县，更是彝族武僰和六祖各支的迁徙的中转地，如会泽县一带，与六祖的分支有关，而在曲靖与陆良之间，不仅有乍、糯、侯三支的频繁路过，多同慕谷地方还被武僰、六祖中的武、德布、德施支系长期占有，如今这一带的地名大莫古、小莫古应是多同慕谷的延续。

西南夷的直接传承人是今彝族和彝语支的各个兄弟民族与藏缅语族民族，即西南夷的族系部族有：滇、夜郎、靡莫、劳浸、僰、嶲（叟），昆明、邛都、徙、筰都、冉马、白马、摩沙等，他们是今天西南地区属于藏缅语族的彝、白、纳西、拉祜、哈尼、傈僳、基诺、羌、普米、景颇、阿昌、独龙、怒等民族的先民；这个问题，在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早有定论，夜郎和以什数的靡莫之属滇、邛都、巂、昆明、徙、筰等西南夷君长治下的住民，“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司马迁的“西南夷”界定是清楚的，他将“西南夷”的所属、分布、文化、生活习俗进行了分类。“西南夷”是特指，而非泛指，即并非将“西南濮”、“西南越”和“西南夷”笼统地泛称为“西南夷”。西南夷君长中，只有夜郎和滇最具方国资格，“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西南夷”的一贯的传统是“皆同姓相扶”，这一传统一直为彝族所承袭。在《后汉书》中，“西南夷”成了“蛮夷西南夷”，魏晋至隋唐时期所称的“蛮”，如“乌蛮”、“白蛮”等。彝族在“西南夷”的继承人群体所占的比例也不会少于三分之二。“西南夷”在中华大家庭里，在祖国西南这片土地上，为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开发与巩固是作出了贡献的，远如夜郎、滇国这些方国，直到后来的南诏国等，这是不可否认的。蜀汉以来的历代封建中央王朝对“西南夷”地方政权进行武力打击，或施行“以夷制夷”的手段进行分化而各个击破。与此同时，为配合历代封建中央王朝的方略，历代封建文人极力弱化、淡化“西南夷（蛮）”及其继承者的历史与影响，使之史实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不清，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特指的“西南夷”的西北有一条藏彝走廊，若以这种界定的方式推论，在“西南夷”的东北有一条汉夷走廊，在“西南夷”的东南和南部有一条越夷走廊，汉夷关系走廊促进了汉夷文化的最早交融与汉夷民族的最早亲密接触，从路线上，很长的历史时期是沿诸葛亮南征的三条道路行进的，同样，越夷走廊也促进了越夷文化的交融；促进了夷和壮、布依、水、傣、仡佬等越系民族的最早亲密接触。南方丝绸之路应当是藏彝走廊、汉夷走廊和越夷走廊的一定时期的历史通道，而处于正中的汉夷走廊的历史通道中的某一个点，即诸葛亮南征的三条道路的中间一条的某一个点，贵州的赫章县可乐一带正有可能是“西南夷”中最大之一的夜郎在一个即使是不很长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