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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考古彝文刻画符号
彝文是彝族先民独创的一种古老文字，这种形、音、义三个要素兼备的古老文字，不仅因记录有卷帙浩繁的彝族历史文献，如《爨文丛刻》、《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彝族创世志》、《尼苏夺节》、《勒俄特依》、《阿诗玛》而闻名于世，而且至今在彝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着。
在多个原始社会文化遗址中发现的被远古先民使用的称“刻画符号”的陶文，与彝文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54年在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和陶片上，刻有27种文字符号 [1] ，经辨认，有14个符号和现代还使用的彝文相同；半坡类型的刻画陶文，还在陕西宝鸡北首岭、长安五楼、合阳华野、铜川李家沟和临潼姜寨、零口、垣头等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其中以姜寨遗址发现最多，有38种，至少28种与现在的彝文相近或相同 [2] 。1974年在青海乐都柳湾马家窑文化的墓地里，发现在随葬陶壶的腹部或底部有涂画的符号，每件器物画一个，共50种符号 [3] ，有32个符号与现在的彝文相近或相同，距今4000年前后的甘肃广河齐家坪的齐家文化出土器物上的文字，大部分能用今天的彝文去释读。
贵州省博物馆多次在威宁中水考古发掘，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威宁中水就有新石器时代遗物以及战国、秦汉时期的青铜器古物出土。1977年底，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在此地调研时征集到一批古物青铜器。1978年10月至11月开始在此地正式发掘，这次发掘贵州考古队在这里历时36天的考查，他们在张狗儿老包、独立树、梨园工二区3个点，发掘土坑墓36座。1979年11月至12月，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又在此进行第二次发掘，这次发掘共清理墓葬2l座，威宁中水两次发掘出57座古墓葬。《夜郎文化寻踪》 [4] 一书将这些墓葬分为竖穴土坑墓和不规则竖穴土坑墓两类，其中不规则竖穴土坑墓从它的埋葬方式上又可分为单人葬和排葬、乱葬三种形式。将竖穴土坑墓（9座）分为I类，不规则竖穴土坑墓（48座）分为Ⅱ类。Ⅰ类竖穴土坑墓有较为丰富汉民族风格特点随葬品，Ⅱ类不规则竖穴土坑墓有较强的地方民族特点随葬品。其中单人葬31座，排葬、乱葬的17座。尤其是仰身直肢葬的单人，多有较为精美的青铜兵器等随葬物，有种类和数量不多的陶器随葬，这些陶器排列有序，上面有疑似彝文的刻画符号，死者头、耳、手臂多戴有披珠挂饰的民族装饰品。显示出文献记载中的“椎结之民”的特点，出土器物中，牛头形带钩、鲵鱼形带钩、蛇头形剑、无胡铜戈、铜铃等极具特色，铜铃尤其是彝族所特用的布摩神器与安置祖灵用的冥器。
在1978年10月至11月，1979年11月至12月的先后两次在威宁中水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中，贵州省博物馆的专家在梨园（后称银子坛墓地）的战国墓中采集和发掘出陶器、陶片188件，其中发现51件上有刻画符号，除去重复的，共有45个。这51个刻划符号，除8个是刻画在采集的陶器、陶片上外，43个均刻画在从文化层发掘出土的陶器陶片上。年代下限在东汉晚期，上限在战国中期以前，以西汉早期和战国晚期为最多。2004年10月到12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四川大学考古系等单位联合对威宁县中水古文化遗存进行考古发掘，揭露面积近3000平方米，清理出祭坑、墓葬、灰坑、房址、沟等200余处，出土700余件陶器、石器、骨器、玉石器、青铜器等文化遗物，2004年出土的陶器也发现有刻画符号，陶器刻画符号常见于单耳罐、瓶、豆、觚上。刻划的部位则多在器物的口沿内侧和肩、腹器表。
威宁中水发现的刻画符号与古彝文十分相近，刻画符号材料公布以后，引起了我省彝学专家的关注，他们从音、形、义方面，对照彝文文献，认为刻画符号系古彝文。20世纪80年代初，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的王兴友、罗国义老先生首先进行了释读，后来又先后有王正贤、王仕举、罗正仁、王子尧、王子国、王继超、陈英、马昌达、龙正清、黄昌寿、朱文旭、李世荣、王秀平等彝文古籍历史文献研究员、译审、副译审级的彝学专家分别作了释读，“他们对威宁中水出土的陶器刻画符号彝文都进行了全面的观察、对比、研究后，认为41个刻画符号完全可以对照今天的彝文释读出来。他们认为刻画的41个符号彝文是最古老的彝文，现代彝文与之有着发展、继承的关系” [5] 。在丁诗建、王继超、李玉平合编的《明清彝文书法汇辑》 [6] 中，还收录了他们成果《西安半坡刻画符号（陶文）与彝文对照》47个，《贵州威宁中水出土陶文与当今彝文的比较》35个。
所谓“刻画符号”或“陶文”、木刻竹简、牛羊皮书、石刻、纸书等，只不过是彝文在发展使用和传承过程中它的载体的反映而已。
据《彝族源流》12卷载：“有布摩就有字，有布摩就有书，就有文，就有史。”彝族布摩（即传播彝族传统文化，主持祭祀，参政议政，位居统治集团内第三等级的知识分子）出现在哎哺时期，即彝族历史的第一时期，按父子连名谱计算，至今已有500代以上历史。《物始纪略》载：“够家够斯艺，不停地思索，不断地创造，无数的文字，造出留人间。”够斯艺其人亦生活在哎哺时期，《西南彝志》、《彝族源流》、《苏巨黎咪》载：“哎哺举奢哲（即伯博耿），不断地讲述，恒颖阿买妮，不停地记录；僰阿纪优氏，连续地朗读。”哎哺举奢哲、恒颖阿买妮是生活在哎哺时期的大布摩，被后人奉为知识和智慧之神。僰阿纪优氏是他们的第一代崇拜者。彝文系起源于哎哺时期，迄今已有5000年以上历史，这是有关彝文文献传统的记载。据不完全统计，川、滇、黔、桂四省（区）所收集的彝文单字有近50000个之多，仅毕节地区的不完全收集，也有18000余个。这种目前仍有极旺盛生命力的文字，作为一种自成体系的独创文字，有其造字、字体、笔画、偏旁部首、书写各个方面的规律。它的造字规律中的象形、会意、指事、形声四大类型以及通假代用的用字方法已研究总结，学术界已取得共识。但一部分字的规律尚待总结，以期求得共识。彝文字的字体为方块、圆形、曲线体相结合的字体，基本上属于方块字的类型。笔画少则一画，多则十余画。基本笔形有点、横、竖、横弯、竖弯、斜、全圆、半圆、折等类型。彝文的部首，是独体字，取字的显著部位为部首；若是合体字，则以它的偏旁为部首。彝文的笔顺，基本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中到边，先横后竖，先外后内。书写习惯不论横书还是竖书均从左往右写。
彝文的书写工具，相传远古时用刀代笔，将文字刻在陶器、竹片、木板上，相继又用竹笔，以黑色和朱色矿物为墨，将文字书写于兽皮、畜皮；而后改用松尖笔、毛笔书写于帛或麻布上。纸传入彝区后，多用皮纸书写。在整个贵州彝区，彝族先民留下了卷帙浩繁的上万部的彝文古籍。彝文古籍所承载的内容也相当丰富，哲学、历史、文学、数理、天文、地理、军事等，无所不包。以纸张和金石作为主要载体的古籍而言，最具特色的是以金石为载体的彝文古籍，有出自贵州威宁而流落云南昭通的汉代“益那印”、“统管堂琅印”等彝文印；出自赫章县的汉代“乃祖祠（庙）手碓”的铸彝文擂钵；以“新修千岁衢碑”、“明成化钟”、“大渡河建桥碑”为代表的数百块铭文碑刻等，都是充足有力的明证。金石彝文约占原贵州地区彝文古籍数量的五分之一，数量、年代以及所录内容等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金石彝文古籍的传承与传播的结果是与奢香所作的贡献分不开的，在奢香之前，彝文使用与传播总的还是呈封闭和保守状况。在根深蒂固的彝族原始宗教观的有力支配下，形成了一种传统禁忌，就是绝对不允许把彝文放在野外，怕被践踏和污染，认为彝文被践踏和污染，会亵渎文字神、书神、知识神等神灵，如果亵渎了这些神灵，必然会遭他们所谴。这种禁忌习俗，至今仍有存留，如布摩所念（用）的经书禁止女性触摸；一年一度，杀白公鸡以祭文字神、书神、知识神等，谓之“祭书神”。祭祀时，通常用鸡毛蘸鸡血一并贴于书上，这就是彝文的使用封闭和保守传统的一种遗存。在彝文的传播上，封闭和保守的状况一直延续着。
元明时期，随着土司制在彝区的实行，长期以来的封闭逐渐被打破，彝汉文化的交流也随之活跃起来。特别是彝族杰出女政治家奢香夫人当政袭任贵州宣慰使后，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巩固，加强同朝廷中央与周边的联系，开通了纵横贵州，连接湖南、四川、云南的东西、南北的两条道路，立龙场九驿于水西境内。交通条件的改善，为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便利。奢香夫人对彝族文字的使用与传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把彝族文字从神秘中解放出来，打破了传统禁忌的坚冰，使彝文成规模地出现在金石等载体上，使用范围逐渐扩大开来，彝文从传统的传经记史的功用扩大到记账、契约、记录歌谣、书信往来等日常生活中。这就是奢香夫人对彝族古籍文化所作贡献的具体体现。奢香夫人对彝族古籍文化所作贡献及其影响不单在当时的贵州宣慰司地盘，还延伸和辐射到周边的彝区，如乌撒地区（今贵州威宁、赫章一带）、四川的永宁宣抚司地区（今古蔺、叙永一带）、云南的乌蒙（今昭通市）、
明代以前，发现的彝文石刻很少，仅以碑刻《妥阿哲纪功碑》和《彝文摩崖栏龙桥碑记》为代表。《妥阿哲纪功碑》被认为是“蜀汉建兴丙午年（公元226）佚名撰文” [7] 。叙述妥阿哲到麻洛妥体巡视，“在楚熬白上与孔明结盟。宣誓说：‘若与皇帝背道而驰者，当无善果。’大军出征，分为三路，各自进军。助帝长者征运兵粮络绎不绝。帝师胜利而归来，将彝族君长的功勋记入汉文史册。到了建兴丙午年封彝君以国爵，治理幕胯的疆土”。该碑在今贵州省大方县奢香博物馆。碑面高48厘米，宽59厘米；面刻高40厘米，宽55厘米，有彝文14行，174字。
到明代的奢香夫人之后，彝文碑刻才大量出现，从明嘉靖到清乾隆年间，是彝文碑刻发展的鼎盛时期，从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和赫章县民宗局所采拓翻译出版的3辑《彝文金石图录》上看，这个时期的作品在二分之一以上。一些彝文书法家的真迹也得以保留。如明嘉靖年间阿载默和希阿则留下了《新修千岁衢碑记》，明万历二十年，遮麦留下了堪为范本的《水西大渡河建桥碑记》、《明成化钟》等为代表的数千计的碑刻铭文。
[1] 《西安半坡》第197页，图141，图版167～171，文物出版社，1963年。
[2] 王志俊：《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画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3]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反映的主要问题》，《考古》1970年第6期。
[4] 参见唐文元、刘卫国等著《夜郎文化寻踪》，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01月第1版。
[5] 王鸿儒《彝文献与夜郎文化研究》载，《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02期。
[6] 丁诗建、王继超、李玉平编《明清彝文书法汇辑》。贵州教育出版社1998年11版。
[7] 罗正仁、王世忠等翻译《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1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