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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歌文化生态的变化
所属图书：《苗族古歌叙事传统研究》 出版日期：2016-12-01文章字数：字

第一节 古歌文化生态的变化

文化生态可以通俗地解释为文化存在和发展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总和。任何文化的生存发展都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生态环境，苗族古歌在民间长期传颂不衰，其文化生态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之相应，古歌叙事传统的生态也随之存在和发展。但是，田野调查发现，现在无论是古歌的“大生态”还是古歌叙事传统生态，都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一、古歌演述生态的变化

苗族古歌的演述具有特定的场景和场景的“元素”，但是现在这些场景和场景的“元素”正在发生重要变化或者说正在消减甚至已经绝迹，对古歌的生存造成了严重威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文化活动正在失色

最迟到20世纪90年代前，苗族传统文化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出现了短时间的复兴，各类活动丰富多彩，基本上保持了新中国建立前后的状态。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生态开始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冲击。例如，苗族古歌的重要流传之地台江县传统文化的氛围在改变，内容也在改变。1993年“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组”调查显示，许多年轻人游方时已不会唱传统的情歌、民歌，有的互相对唱或合唱现代流行歌曲，更多的干脆直接进入角色。在施洞，游方青年不再去传统的、固定的游方场，而是在马路上、马路边或者一起进舞厅，游方场上不再有人游方。1996年敬桥节期间，该调查组成员在台江县方召乡反排寨调查后写道：“原来曾经红红火火的芦笙会没有了，因为外出打工的人太多，没有人吹芦笙也没有人跳芦笙舞了，在家里的年轻人也忙着自己的生意或家务，没有过节的心情，老年人举办芦笙会更没太大意思”。 [1] 台江的这些情况，在苗族古歌流传地区普遍存在，有的地区情况还更加严重，苗族传统文化活动正在走向失色。

2.民间文化艺人数量锐减

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传统文化传承人员数量剧减。资料显示，台江县16万苗族中，能演唱完苗族古歌的不足百人；能够较为系统地通晓传统文化的巫师、理老约300人；就算是在芦笙文化的流行地区，35岁以下的男子也大约有70%不会吹奏芦笙；35岁以下的妇女约有50%不会系统的挑花、刺绣；2002年反排举行鼓社祭活动，竟然未能找到一个通晓祭祖完整礼仪的鼓社头，也找不到完全通晓祭祖念辞的巫师。 [2] 而这些巫师在苗族社区中通常也是苗族古歌歌手。剑河县革东社区20多年前凡逢年过节，都会有许多歌手演唱古歌等，现在已经很少见。例如，笔者的祖父1984年去世时，丧事酒席上有七八对歌手对歌，而现在老人去世等红白喜事，已很难听到歌声。

3.多媒体技术助力古歌传播

虽然古歌传统的文化生态受到冲击，但现代科技的传入又为古歌的传承提供了远程传播、学习的有利条件。现在苗族地区广播电视普及率极高，2006年前后，雷山县广播电视的综合覆盖率为90.2%，VCD机普及率为70%，而且西江、郎德等旅游村寨，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VCD机。苗族地区智能手机、录像机、光盘刻录等设备和技术已较为普遍；你在苗区经常会听到从电脑、光碟机等中传来的苗歌声，还有的用MP3等听着当地歌手演唱的苗歌。还出现了专门为别人拍摄家族活动或拍摄社区活动纪念光盘收取费用以及出售这些活动光盘的专业人员，他们经常走村串寨，拍摄制作光盘。还有的甚至自编、自导、自演、自拍苗语剧制成光盘出售。例如，2005年初，苗族古歌的流传地区雷山、凯里交界的文巧富等三位苗族青年自编、自导、自演了苗语电视剧光碟（VCD）《金钱惹的祸》（又名《星星知老人心》）在雷山、凯里等县市热销。甚至赶场天沿街音像店因播放该片吸引众多群众驻足观看导致交通拥堵。受到成功的鼓舞，他们又拍摄了8部苗语电视剧。虽然“晚饭后收看电视节目，播放VCD/DVD光碟，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吹芦笙、对唱情歌等娱乐项目，成为当地苗族群众最常见的休闲方式之一”，但“苗语电视剧展现的正是苗族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借用的则是现代文明的科技手段，它是国家定义下的‘文化’与苗族的传统社区文化融合贯通的产物。” [3] 这种“整合贯通”自然也就建构了新的苗族古歌文化生态。

尤其是近两年来，凯里、台江、剑河等地网友还建立了多个QQ群、微信群等，苗歌传播空间得到更广的扩展。

二、古歌传承生态的变化

1.传承队伍断层严重

我们知道古歌的传承渠道具有多样性，但是近20余年来，传承出现了断层，而且越来越严重。10年前已经75岁高龄的台江县施洞镇岑孝村歌师张定祥谈及自己的经历和传承乏人的忧虑时说：

张定祥老人学古歌是家族性传承类型，到他至少已是第三代，虽然他的媳妇跟着学，但后继者仍然寥寥无几，所以自己才发出“古歌怎样传，实在让人急”之担忧。2013年6月，笔者对剑河县革东苗族传统社区15个村寨约7000人的调查发现，当时在世的、群众公认会唱苗族古歌的歌手只有21人，且年龄都在五六十岁以上。

2.传承生态弱化

古歌传承似如学习，需要相应的学习氛围和学习方式。如今古歌传承的许多生态已经受到破坏或者说发生了变化。旧时传承、教授古歌通常是在农闲时节，因交通不便或走亲访友住宿客家主客、客客对唱，或老幼围坐自家火塘进行传授。如今交通已较为方便，走客一般不再留宿亲友家，虽然三天走客之期基本不变，但常常每天往返。2005年2月13日，笔者参加剑河县岑松镇巫沟村招龙活动，晚饭后即回家，第二天早上再去，第三天亦如此，已无对歌氛围。以下是剑河县革东镇大稿午村歌手吴福你的采访实录，反映了古歌传承生态受到破坏的相关情况：

通过以上对话，可以把吴福你对古歌传承生态破坏和学习方式不当情况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不杀鸭子敬神灵不虔诚；二是请客吃酒学汉人吃酒席完后各走各；三是学歌缺乏耐心，精力不集中；四是演唱歌手少无歌伴相对。

3.苗语人逐渐减少

苗族古歌是以苗语为“语言基础”展开叙事的口头传统，苗语是古歌最基本、最重要、最核心的叙事生态，没有苗语，苗族古歌叙事传统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是一句空话。

苗语在苗族群众中的使用情况虽然尚未达到濒危程度，但“失语者”还是越来越多。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黔东方言苗文创制时期，虽然没有完整的执苗语者的调查资料，但专家们曾指出，“这个方言的人数约有九十万。” [5] 可以理解为当时的苗族全部能使用苗语交际。据专家推算，上世纪90年代中期，使用黔东方言的苗族约有220万人， [6] 仍有75%以上的苗族不能用汉语交际， [7] 目前虽然没有数据的统计或推算，但据笔者估计，不能说苗语或不以苗语作为主要交际语言的苗族人数至少占黔东方言苗族的35%左右。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在苗族人口占全县人口95%左右的台江县城，苗语仍然是当地的主要交际工具，汉族居民也基本上听得懂苗语，但现在城中第二代苗族人基本上不能说苗语。大量在广东、福建等地生长的90后、00后苗族青年，有的虽然能说能听苗语，但基本听不懂苗歌，唱不了一般苗歌，深邃的古歌更不用说。2015年春节，笔者在剑河县大稿午村还遇到一个父母均能说苗语的六七岁孩子，因为生长在广东，一句苗话也不会说。作为社会交际和文化的核心载体，苗语在苗族社会中的地位正在降低，这种现象对苗族古歌的传承生态威胁日益加重。

4.苗文推行助推古歌传承

上世纪50年代国家创造了拉丁字母苗文方案并开办了培训班，约有1600多人接受了苗文培训教育， [8] 随着“反右”等政治运动的开展，苗文工作基本停滞。80年代初重新开始苗文的试验推行，1995年贵州省开展黔东苗文教学的学校班（点）累计1652个，学生56545人，农村掌握黔东苗文的有44385人，占使用黔东方言200余万人的6%左右。 [9] 苗文试验推行与各类苗语口头传统的搜集、整理、出版相得益彰，公开出版了《苗族古歌》《苗族诗词选》《张秀眉歌》等的文艺、历史等内容的各类读物39000册，还内部编印了《苗族古歌古词》《苗族大歌》《开天辟地》《运金运银》《焚巾曲》等苗文书籍10余种。据笔者调查，上世纪80年代末，原属台江县的剑河县革东镇大稿午村在本村苗文实验学校的教育下，目前30岁左右的青年基本上都懂苗文，有的还用苗文记录了许多古歌、情歌等。 [10] 台江县农民王安江1982年通过旁听学会了苗文以后，搜集整理苗族民间史诗《开天辟地》《跋山涉水》《仰阿莎》等11部，92万字，其中《仰阿莎》等已被载入《贵州民间文学资料集》正式出版。 [11] 相关权威部门指出：“苗文产生后，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便得到了更好的继承和传播，目前有许多县（市）仍在有计划地用苗文搜集和整理各种文化古籍资料……这些举措对继承苗族的传统文化，对于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有重要价值。” [12]

由于大量苗文古歌版本的出版印刷，许多懂苗文的学者、农村中青年纷纷利用苗文书籍进行古歌学习、传承，营造了良好的古歌传承生态。当然，不可忽视的是近年来苗文推行和苗汉双语教学有所减弱，懂得苗文的学生越来越少，这一新的文化生态面临危机。

[1] 卢勋、管彦波等：《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台江县苗族卷》，第180页，民族出版社，1999年。

[2] 吴一文等：《苗人的灵魂——台江苗族文化空间》，第78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3] 杨正文、肖坤冰：《贵州雷山县苗语电视剧调查》，《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

[4] 吴一文等：《苗人的灵魂——台江苗族文化空间》，第12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5] 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二工作队：《苗语方言的划分和创立苗文的问题》，《苗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汇刊》，第21页，贵州省民族语言指导委员会编印，1957年。

[6] 国家民委语言室、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贵州省民委民族语文办公室联合调查工作组：《黔东苗文试验推行工作调查报告》，《贵州省苗族布依族侗族文字试验推行总结资料汇编》，第50页，贵州省民委民族语文办公室编印，1985年。

[7] 贵州省民委民族语文办公室：《黔东苗文试行工作总结报告》，《贵州省苗族布依族侗族文字试验推行总结资料汇编》，第192页，贵州省民委民族语文办公室编印，1985年。

[8] 国家民委语言室、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贵州省民委民族语文办公室联合调查工作组：《黔东苗文试验推行工作调查报告》，《贵州省苗族布依族侗族文字试验推行总结资料汇编》，第56～57页，贵州省民委民族语文办公室编印，1985年。

[9] 国家民委语言室、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贵州省民委民族语文办公室联合调查工作组：《关于贵州省苗文、布依文、侗文试验推行工作调查总结情况的汇报》，《贵州省苗族布依族侗族文字试验推行总结资料汇编》，第45页，贵州省民委民族语文办公室编印，1985年。

[10] 国家民委语言室、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贵州省民委民族语文办公室联合调查工作组：《黔东苗文试验推行工作调查报告》，《贵州省苗族布依族侗族文字试验推行总结资料汇编》，第64页，贵州省民委民族语文办公室编印，1985年。

[11] 石茂明：《台江县苗文试行与苗文教育传播研究报告》，《民族研究》1999年第6期。

[12] 贵州省民委民族语文办公室：《黔东苗文试行工作总结报告》，《贵州省苗族布依族侗族文字试验推行总结资料汇编》，第201页，贵州省民委民族语文办公室编印，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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