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宝林

一、谋生走上学戏路

侯宝林

1917年11月29日，侯宝林出生在天津的一户满族人家。4岁时，由于家境贫困，舅舅把他送到了北京地安门外一户姓侯的人家。

侯宝林的养父是警官学校庶务课的课员，后来不幸失业，到载涛的贝勒府当了一名厨师。但没过多久，他再次失业，一家人的生活因此变得拮据起来。为了维持生计，侯宝林只念了3个月的书，就辍学开始帮家里赚钱。他捡过煤核，卖过冰核和报纸，还做了一些小生意，最后却因经验不足折了本，只好到处要饭。

在那段日子里，侯宝林虽然吃尽了苦头，心态却依旧乐观。他常常忙里偷闲，或是听街边盖房的人家唱“夯歌”，或是瞧冥衣铺里的纸人、纸马，或是看进出茶馆的形形色色的人。这些都在他的童年生活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9年，为给侯宝林寻一条生路，养父把他送到了街坊颜泽甫门下学唱京剧，并立下一纸三年半的契约。那时，侯宝林天一亮就起床帮师傅家里干活，然后到天坛西北角喊嗓子，等师傅起床了就开始学戏。其间，他挨过不少打，总是忍饥挨饿，却咬牙坚持了下来。

侯宝林学戏很有天赋，不到3个月就开始在天桥的“平地茶园”登台演出，唱《落马湖》《萧何月下追韩信》等戏，还常常帮着拉胡琴、打锣，从中午一直唱到傍晚。吃过晚饭后，他又跟着师傅和师兄到各娱乐场所卖唱，直至深夜。当时，侯宝林没钱置办唱戏的行头，就学别人的样子用烟卷盒糊帽子，用染红了的面口袋缝戏装，就这样一连唱了近三年。

侯宝林和搭档郭启儒在演出

1932年秋天，颜泽甫准备去太原，侯宝林学徒期未满便被打发回了家。由于师傅平日里把赚的钱都攒了下来，因此侯宝林到最后分文未得，回到家时，只有身上穿的一身裤褂、一件蓝布大褂、一双鞋、一双袜子。即便如此，他对师傅仍心怀感恩之心：“应该感谢我的老师，是他把我带进了艺人圈儿。他教会了我做街头艺人，在学习方面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对我以后改行表演相声有很大好处。”

二、转益多师说相声

过去艺人学艺，大多是师徒相承，拜师学艺是艺人成长中大多要经历的。侯宝林的艺术道路始于戏剧，并曾正式拜师；而他首次登台说相声，却是出于偶然的机会，后来才专门拜师学艺的。

被师傅送回家后，侯宝林依旧关注戏剧。一次，他去鼓楼市场看戏，当时演员正准备唱《捉放曹》，可打大锣的人却不见了，于是，他自告奋勇帮忙打起了大锣，从而被班主相中，留在戏班打锣、唱戏。其间，他新学了几十出戏，京剧行当样样都会，受到大家的称赞。

有一天，侯宝林结束演出之后到别的场子去听相声，见台上就一个演员，于是便帮忙说了一段《杂学》（后称《戏剧杂谈》）。虽然他从没有正式学过相声，却把这个段子圆满地说了下来。

侯宝林和“五档相声”之一的马三立

这次偶然的补台圆满成功，可谓无师自通，也开启了侯宝林的相声艺术生涯。其实，传统戏曲曲艺原本就有许多相通之处，再加上侯宝林十分好学，“无师自通”也就是“转益多师”了。在相声艺术界，侯宝林的“学”，门类繁多，而且惟妙惟肖，这正源于他的“转益多师为我师”。

一年后，侯宝林离开鼓楼市场，开始到西单商场、东安市场、隆福寺、白塔寺等地搭班撂地唱戏、说相声，此时，相声已然成为他演出的重要门类。

1937年，侯宝林拜朱阔泉为师，开始正式登台表演相声。当时，他主要在西单商场的相声场子演出，逐渐有了一些名气。

后来，侯宝林在朱阔泉的介绍下到了沈阳，在“万泉”和“公余”两家茶社演出。为了能多赚些钱，他还经常到北市场的相声场子演出。3个月后，由于当地汉奸特务横行，还打死了一名艺人，侯宝林连行李都没拿就逃回了北平。

回北平后，侯宝林生了一场大病，等病情稍微有所好转，就又到西单商场继续说相声。其间，他没少受气，可为了讨生活，只能忍气吞声坚持扛下去。

三、开创相声“攒底”先河

1940年6月，侯宝林应邀来到天津，在“燕乐戏院”演出，为他捧哏的是郭启儒。演出的第一天，两人日场以《空城计》、夜场以《改行》打头炮，博得满堂彩：“头天登台，我拿的这两个节目，都是经过修改的，和旧节目不同，我一拿出去，观众一叫‘好’，又赶上电台实况转播，这头一炮就打响了。”除了在燕乐戏院说相声，侯宝林还到“小梨园”演出过一段时间，后来又被调到了“大观园”。

毛主席会见侯宝林（左三）等曲艺界人士

那时，相声演员的地位很低，只能演“末二”（倒数第二个节目），而“攒底”（也叫“大轴”，即压轴戏）的节目一般都是京韵大鼓。不仅如此，两者的酬劳也相差甚远，“末二”每月只挣200元左右，挣来的钱刚够吃饭，连做一件像样的演出服都很吃力，可“攒底”却能挣到600元上下。

侯宝林在“大观园”演出期间，负责“攒底”的京韵大鼓演员林红玉年事已高，每次演出还未过半观众就已经走了不少。无奈之下，在戏园管事的王十二只好叫来侯宝林商量，让他辞掉其他地方的演出，专门在“大观园”负责用相声“攒底”，但薪酬只加100元。侯宝林听后十分不满，据理力争。王十二起初并不买账，甚至开口骂道：“说相声的要比唱京韵大鼓的挣得多？这简直是欺师灭祖！”无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侯宝林是“攒底”的最佳人选，他最后只好答应了侯宝林的要求。

几天后，侯宝林的“攒底”演出轰动了整个天津，其他戏园也纷纷效仿，让相声演员攒起了底。侯宝林通过努力，开相声节目“攒底”的先河，还为相声演员争取到了与其他演员一样的公正待遇，这在相声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因此，张寿臣等老一代相声演员都称赞他说：“侯宝林对相声有功。”

侯宝林在京郊演出受到群众欢迎

后来，除了在戏园“攒底”，侯宝林还受邀到各大电台演出，并演过一段时间的话剧。曾有报纸称赞他是“后起之秀中最能叫座者……嗓音嘹亮，唱功为相声行第一人，学名伶皮黄最为神似，歌曲亦为拿手，学话剧对白必得满场彩声。头脑亦较他人新颖，每有新词句加入逗笑之中。精神力气，亦甚充沛”。当时，大家把侯宝林和张寿臣、常宝堃、戴少甫、马三立并称为天津有名的“五档相声”。

在天津，侯宝林一待就是5年：“天津这5年，是我艺术上逐渐成长的过程。在北平，我只是个普通演员，来到天津，我才有了名气……我这个演员，就是在天津崭露头角的。”

1945年7月，侯宝林回到北平，在“上海游艺社”演出，轰动了整个北平。这次演出是临时帮忙，1个月后，侯宝林准备返回天津，可“上海游艺社”硬把他留了下来。于是，侯宝林从此在北平扎下了根。

在“上海游艺社”演出一段时间后，侯宝林又先后辗转到“昇平游艺社”“世界游艺社”演出，最后在“西单游艺社”落脚。当时，为了能多赚些钱，他一边说相声一边办起了广告社，还卖过药。到年关时，听相声的人逐渐变少，他就开始演反串戏，唱《捉放宿店》《四郎探母》《御碑亭》《审头刺汤》《玉堂春》等。

四、成为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

旧中国的艺人，社会地位极为低下，生活也难以保障。进入新社会，艺人不仅生活有了保障，社会地位也提高了，而且承担了新的使命。从此，侯宝林也结束了20年的卖艺生涯，生活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成为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

《再生集》书影

早在北平和平解放不久，侯宝林就曾在东交民巷的一个大院里给中共中央领导演出。当时，他说了一段《戏剧杂谈》，毛泽东主席听后连连称赞。回到家后，侯宝林激动得彻夜未眠，他深切地感受到：“我们艺人的政治地位改变了，我们和其他人一样，我们翻身当家做了主人。”

1949年底，侯宝林配合《婚姻法》的宣传创作了相声《婚姻与迷信》。不久，他又配合取缔“反动会道门”编写了《一贯道》，其中“买佛龛”的故事还发展成了单独小段，受到大家的好评。

在旧社会，相声艺人为博人一笑，常常拿自己、搭档以至双方亲属“开涮”，甚至表演格调低下的“荤相声”。这显然与新的时代精神不合拍。1950年1月，为了改进相声，净化相声的内容和语言，侯宝林和孙玉奎、罗荣寿等人成立了“北京相声改进小组”。老舍专门为改进小组编创了20多段相声，并撰文发表在《北京相声改进小组特刊》上，赞扬了侯宝林等人改革相声的举措。在老舍的带动下，许多业余作者也争相为改进小组创作新段子，《夜行记》《打百分》等脍炙人口的段子，都是业余作者写出来的。

带着大家写的新段子，改进小组在“长安戏院”和“吉祥戏院”举办了四场相声大会，每场都座无虚席。从此，新相声打开了局面，很多晚会都纷纷邀请改进小组说新段子。后来，侯宝林又建立了“新华游艺社”，把京城的相声艺人都团结在一起，并培养了一批年轻演员。

1951年末，相声改进小组和另一个曲艺团合并，成立了“北京市曲艺工作团”，侯宝林担任团长。1955年春，侯宝林加入中央广播文工团说唱团，后来一直在这里工作，还担任过团长。

侯宝林的表演总是惟妙惟肖

作为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侯宝林时刻不忘为工农兵服务。1951年3月，侯宝林参加赴朝慰问团的“曲艺服务大队”，赴朝鲜慰问志愿军。那段日子里，他白天和大家一起找地方暂住，夜里则开始行军演出，每到一处都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1954年，侯宝林赴西藏进行慰问演出。1964年，侯宝林随团到京郊密云县河南寨村劳动锻炼。在乡下，他从不以名角自居，抢着干农活，还拿钱给穷苦人家的孩子看病，闲下来的时候，就给大家说上一段相声，深受村民的爱戴。

在中央广播文工团说唱团，侯宝林的演出任务十分繁重，平均一年就要演出240场左右。为了让更多的观众听到相声，他乐此不疲，从不畏难。1962年，侯宝林随说唱团去外地演出。启程之前，医院突然打来电话，告诉他8岁的小女儿不幸夭折。当时，大家都劝侯宝林延后出发，可他却毅然登上火车，将失去爱女的悲痛埋在心底，为观众送去了精彩的相声表演。

五、把欢笑带给观众，留在人间

“文革”开始后，侯宝林被剥夺演出权利，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热爱侯宝林的观众看不到他的演出，就自发地编了许多笑话，其中一则是这样说的：一次，造反派批斗侯宝林，让他跪着，可他却趴下了。造反派问：“你为什么趴下？”侯宝林说：“斗跪下不彻底，斗趴下了才彻底！”造反派听了哈哈大笑：“你起来吧，别趴着啦。”在那段日子里，大家就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不希望侯宝林受批斗的强烈愿望的。

电影《游园惊梦》演员合影（于世猷、赵连甲、刘宝瑞、侯宝林、马季、郭全宝、张英）

“文革”后期，侯宝林离开“五七干校”，到大庆油田、登莱海角，以及珍宝岛和兴凯湖体验生活，还去医院观察了针刺麻醉的临床手术。当时还不能演出，于是他就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都编写成了相声段子，以备日后演出。后来，他将这些作品结集出版，取名为《再生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78）。

1976年，侯宝林重回阔别10年的舞台，艺术生命得到复苏。当年，他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演出，不顾-30℃的低温，硬是把舞台从600人的小礼堂搬到了室外进行露天演出，场面十分动人。

1979年，侯宝林拍摄了纪录片《笑》。同年，他赴云南慰问演出，不料喉管破裂，声带出血。回北京后，侯宝林退出相声舞台，在家中静养。

1982年4月，侯宝林病后复出，随中国广播艺术说唱团到香港演出。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我们怎么用英文来解释相声？”侯宝林答道：“有声的漫画。”记者又追问：“那怎么解释漫画呢？”侯宝林不假思索地答道：“无声的相声。”话音刚落，台下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侯宝林和搭档在创作相声段子

也就在这一年，《侯宝林自传》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书中，侯宝林回顾了自己几十年的演艺生涯，并总结了自己相声表演、创作和研究的历程。

1990年，为帮助亚运会集资，73岁高龄的侯宝林赴各地进行了巡回演出。之后，他将自己1万元的收入全部捐给了组委会。

巡演结束后，侯宝林得了胃癌，做了胃全切手术，从此久卧病榻。其间，他通过《北京晚报》致信观众：“观众是我的恩人、衣食父母，是我的老师，我总觉得再说几十年相声也报答不了养我、爱我、帮我的观众。现在我难以了却这个心愿了，我衷心希望我所酷爱、视为生命的相声艺术发扬光大，希望有更多的侯宝林献给人民更多的欢乐。我一生都是把欢笑带给观众，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永别观众，我也会微笑而去。”

1993年2月4日，侯宝林在北京去世，享年76岁。两天后，有关部门在北京举行了“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从艺65周年研讨会”。会上，大家总结了侯宝林对相声表演事业作出的贡献，对他在65年艺术生涯中取得的成就和高尚的艺德表达了敬佩之情。

2008年5月，有关单位在北京举行了“纪念侯宝林大师90周年诞辰艺术研讨暨新书出版座谈会”，纪念和缅怀了这位深受人民爱戴的艺术家。

六、谁好学谁，总不知足

侯宝林是当之无愧的相声艺术大师，在表演、创作乃至研究几个方面，均取得了杰出成就，成为中国曲艺事业的一座高峰。

几十年来，侯宝林始终抱着“学到知羞处，方知艺不高”的谦虚态度，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他对相声表演艺术的钻研有两大特点：谁好学谁，总不知足。

侯宝林在专心研究相声理论

《卖布头》之类的老段子，侯宝林从小就说，效果已经相当不错，可他总觉得“不够尺寸”。别的演员在表演，他总是边听边琢磨，见好就学，不断提高自己。

相声表演讲究“说、学、逗、唱”，侯宝林的这四点都十分全面。他的唱功突出，尤其是京剧，马连良、周信芳、梅兰芳……学谁像谁，连这些京剧大师自己也点头称赞。侯宝林不但会唱京剧，也能学各种鼓曲，甚至可以把其中的不同流派模仿得惟妙惟肖。此外，他还能唱太平歌词、河南坠子等。有人曾这样评价：“侯宝林对国剧中生旦净丑，南昆、北弋、东柳、西梆，及各地杂曲，无所不工、无所不肖。”

相声原本是京津一带的地方艺术，以往相声学唱，从来没有人学过南方戏。1952年，侯宝林应上海“北方曲艺团”之约，赴上海演出了近半年的时间。一开始，来听相声的大多都是北方观众，于是侯宝林灵机一动，把多年前曾经学过的越剧唱腔运用到相声表演之中，成功吸引了大批南方观众。

曲艺理论家薛宝琨也曾称侯宝林的相声“寓庄于谐、意高味浓，密切交流、默契共鸣，惟妙惟肖、神形兼备，本色自然、夸而不诬，留有余地、恰到好处，俗中见雅、雅俗共赏”。而观众则称侯宝林为“东方平民喜神”。

此外，侯宝林还参加了一些电影的拍摄，在其中扮演相声演员等角色。1951年秋，应上海大光明电影制片厂邀请，侯宝林参加了电影《方珍珠》的拍摄，扮演相声演员“白二立”一角。1954年，他又参与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喜剧片《游园惊梦》的拍摄。

七、兼收并蓄，编创作品

侯宝林几乎没有接受过正式的学校教育，但谁都不能否认他出色的文化素养，他自己编写相声作品就是突出体现。

侯宝林的文化知识，几乎都是自学得来的。他从小就十分好学，尽可能利用一切场合识字学文化。墙上贴着的戏报、电线杆上的“招租启事”以及其他各种广告，都曾是侯宝林的“识字课本”。字认得多了一些之后，他又开始看小报。后来，他渐渐地能阅读各类书籍，并从中汲取艺术营养、搜集创作材料。

早先时候，为了识字，侯宝林逢人便请教：“师哥，请教个字……噢，怎么讲啊……搁在这句话里的意思是……”即便成名之后，他也保持着这股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认真劲头。同行劝他：看个大概就行了，何必较真；成了名，就得端着点儿，否则叫人瞧不起。可侯宝林却说：“认字少了才求师呢！我呀，可不想当那个看告示的！”——相声《看告示》，说的正是一个人假装识字闹出的笑话。

在打下良好的文化基础和储备丰富的创作素材之后，在老舍、罗常培、吴晓铃等人的支持、帮助下，侯宝林开始自己编创相声，推出了一系列新相声：宣传婚姻法的《婚姻与迷信》，揭露敌人内幕的《一贯道》，反映抗美援朝的《俘虏营》《狗腿子李承晚》，批评不良风气的《百分迷》《妙手成患》，歌颂劳动模范的《种子迷》，等等。这些新相声的诞生，为相声艺术开辟广阔前途。

《相声溯源》书影

侯宝林善于从各方面取材，寻找灵感，丰富创作。明代笑话书《笑赞》《博笑珠玑》和《谑浪》，阿里斯托芬、莫里哀、卓别林、莎士比亚、高尔基、契诃夫、马克·吐温等国外作家的喜剧和讽刺文学作品，都是他搜集材料、寻找灵感的宝库。他曾说：“相声演员应兼收并蓄中外各种知识，才能丰富我们的相声艺术。”

在创作故事性的相声段子时，侯宝林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煞费苦心。他深入生活，仔细观察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将他们写入相声当中。他说：“是人民群众的活动丰富了我的写作和表演，也可以说，我的相声是人民创作的文学——民间文学。”

有人曾把侯宝林表演和创作的相声分为三类：“第一类，直刺时弊，寓教于讽。如《夜行记》《服务态度》《歪批三国》《妙手成患》《阴阳五行》《相面》《离婚前奏曲》等，这些作品意含讽刺，用以匡正。第二类，斥旧颂今。如《买佛龛》《改行》《关公战秦琼》《卖包子》等，这些作品寓教于无形。第三类，反映民族文化。如《猜谜》《戏剧杂谈》《卖布头》《醉酒》《戏迷》《北京话》《戏剧与方言》《串调》等，这些作品以深邃的见地、精湛的语言与技艺，于不言之中使人认识民族，认识自己。”

八、相声研究，独树一帜

在长期艺术实践的基础上，侯宝林开始上升到学术层面，对相声艺术进行总结概括。

早在1953年，侯宝林就开始从事对相声的学术研究工作，他认为：“相声缺乏理论指导是致命的弱点，是今后发展的巨大障碍。”当年，他先后发表了《谈相声的结构》《谈相声的语言》《谈相声的表演》三篇论文。后来，这三篇文章收入《相声论丛》一书，成为人们了解相声知识的读物。

1957年，侯宝林受邀到无锡师范学院讲课。在课堂上，他根据自己之前的研究，为学生们讲授了相声的结构、语言和表演等知识。后来，请侯宝林讲课的学校越来越多，他先后到厦门大学、中央戏剧学院等高校讲课，并受聘成为北京大学和辽宁大学的客座教授，让更多学生领略了相声艺术的独特风采。

20世纪80年代退出相声舞台后，侯宝林几乎将全部经历都集中在了相声的学术研究上。1980年，他与汪景寿合写了《曲艺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他又与薛宝琨、汪景寿、李万鹏合著了《相声溯源》（人民文学出版社）。

《相声溯源》出版后，在文艺界引起了不小轰动。此前，相声界普遍认为张三禄是相声的第一代演员，其艺术活动主要集中在清咸丰、同治年间，后来又培养了朱绍文（艺名“穷不怕”）等第二代相声演员。侯宝林从清朝初年的“子弟书”中找到蛛丝马迹，继而顺藤摸瓜，将相声艺术回溯到了明末清初。后来，侯宝林又找到一幅名叫《眼药酸》的画。《眼药酸》是宋代杂剧，这幅画是这一杂剧的宣传画，描绘卖眼药的商人向眼疾患者兜售眼药酸的情景。其中眼疾患者肩上扛的东西，侯宝林认为正是早期相声演员惯用的道具“叩瓜”。于是，根据这一线索，侯宝林又将相声追溯到了宋代。直至今天，这本书仍被认为是探讨相声源流最全面、最权威的著作，对相声艺术史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侯宝林曾说：“我爱‘笑的艺术’简直到了‘迷症’的程度，为了‘笑’我愿奋斗一生。”这句话正是他一生的传神写照。如今，侯宝林的相声依然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成为屹立在相声舞台上的不朽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