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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非闇
一、平凡一生多坎坷
于非闇
1889年4月21日（光绪十五年农历三月二十二日），于非闇出生于北京。他家祖籍山东蓬莱，本为汉族，后来一家随其曾祖父移居北京。于非闇的父亲隶属内务府汉军正白旗，母亲是满族，爱新觉罗氏，于非闇从母为满族。他早年曾经用过“奎照”的名字。
7岁的时候，于非闇开始进私塾读书，接受了传统的启蒙教育。15岁时，于非闇就考中了秀才。不过，由于清季大办新学，于非闇后来又转入新式学堂读书。在北京市立第二小学高等班毕业后，1908年，他又考入了当时知名的满蒙高等学堂。
在满蒙高等学堂读书三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学堂停办，于非闇又转入北京市立师范学校学习。一年后，于非闇毕业，在北京市立第二小学担任教员，同时兼任北京《晨报》“艺圃”版的编辑、记者。就在这时，于非闇开始跟随民间画家王润暄学习绘画。
于非闇在作画
由于受过传统蒙学教育，又曾考中秀才，笔下功夫自然是有一些，再加老师指导、自己勤学，于非闇的画技不断长进。同时，他的文字功夫也日渐成熟，不断有文章见诸报章。这也为他的职业开辟了渠道，因此离开小学教师岗位后，他又先后在市立师范学校、华北大学美术系、京华美术专科学校、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等校任教，并任京、津、沪各报特约撰稿人。
20世纪30年代，于非闇与张大千、黄宾虹、汪慎生等人倡导，在北京古物陈列所（即今故宫博物院）成立了国画研究馆。1936～1943年间，于非闇兼任国画研究馆导师。1936年，于非闇在北平中山公园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日本人侵占北京后，1938年，于非闇曾被日伪抓捕，被迫在日伪教育机构的教育刊物股担任编审。1942年，他任教留守的北平艺专时，因不常到校而解聘。
新中国成立后，于非闇历任中央民族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北京中国画院（今北京画院）画师、副院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副会长，中央美术学院民族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市文联常务理事，还是第一、二、三届北京市人大代表。
1959年7月3日，于非闇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
二、师古更重师造化
于非闇是现代艺术史上的杰出画家，与张大千、齐白石等人齐名，其工笔花鸟出类拔萃，但作品不多，影响大小有别。同时，他的书法、治印，均达到了相当高的造诣，可谓诗书画印全知全能。
于非闇早年学画，主要学的是写意花鸟和山水。这一时期，他在绘画上多使用写意或工写结合的手法，色彩淡雅，笔墨轻逸洒脱，隐约透出青年时代的稚嫩与不羁。如1932年所作《水仙》，淡雅清秀，造型简洁，线条随意潇洒，反映了早期小写意的特点。花鸟之外，山水在于非闇早期绘画中也占有一定比例，如1927年创作的《秋景山水》镜心，1932年创作的《仿黄公望山水卷》等，是他为数不多的山水画作。这些山水画皆承宋元而来，用笔恣纵不拘，较其花鸟更为酣畅纵逸。那时，他还与张大千合作画了不少作品。
于非闇画作《水仙》
1935年，于非闇46岁，开始所谓“中年变法”，从此专研工笔花鸟。于非闇研究工笔花鸟画，从学清代陈洪绶入手，后学宋元花鸟画，并着意研究宋徽宗赵佶手法。在古物陈列所工作期间，他接触、临摹过不少古画。同时，他还经常出入古董店，借古画临摹；还到沈阳故宫，临摹黄筌《写生珍禽图》和赵佶《瑞鹤图》。广泛的接触，开阔了眼界，汲取了技法，提高了画艺。
新中国成立后，为与时代气息结合，于非闇走出师古的范畴，开始注重写生，表现“蓬勃生气”。他曾说：“花鸟画要画得朝气蓬勃，使人看后如亲临其境，如欣赏鲜花和活泼的虫鸟一样，消除掉一天的疲荣，更感生活幸福。”为此，他在自己颇感逼仄的住宅莳花养鸟，以便观察。所以这一时期，作品丰富，虽笔直工整，但又生气淋漓，达到艺术巅峰。
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于非闇在病中作了一幅《喜鹊柳树》，题跋所写，可谓对自己一生绘画艺术的总结：“从五代两宋到陈老莲是我学习传统第一阶段，专学赵佶是第二阶段，自后就我栽花养鸟积累的一些认识从事写生，兼汲取民间画法，但文人画之经营位置亦未尝忽视。如此用功直到今天，深深体会到生活是创作的泉源，浓妆艳抹、淡妆素服以及一切表现技巧均以此出也。”
总之，于非闇的画线条严谨、劲挺有力，设色典雅、清丽、匀净，画面具有装饰性，形象刻画细致精微，生动传神，使人如身临大自然，赏心悦目。代表作有《玉兰黄鹂图》《红杏山鹧图》《和平鸽图》《果实来禽图》等。画作结集出版有《于非闇工笔花鸟画选》《于非闇艺术作品欣赏》（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6）、《于非闇画集》（广西美术出版社，2007）等。此外，于非闇还著有《我怎样画工笔花鸟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57）、《中国画颜色的研究》等绘画艺术专著。
《我怎样画工笔花鸟画》书影
在书法上，于非闇主要以古为师，基本上是纯师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体”，并达到了相当造诣，是近代“瘦金体”书法首屈一指的大家。其作品运笔能寓劲健于柔媚之中，轻重滑涩，均耐人寻味。而且“瘦金体”书法不仅能够锻炼笔力，且其瘦硬的风格与工笔画可谓相得益彰。在《木笔山鹧图》中，于非闇用酣畅挺拔的“瘦金体”题写了白居易诗《题灵隐寺红辛夷花戏酬光上人》：“紫彩笔含尖火焰，红胭脂染小莲花。芳情香思知多少，恼得山僧悔出家。”颇见意趣，充盈古意。此外，于非闇偶作小篆，也均劲利圆润。
于非闇画作《木笔山鹧图》
于非闇亦擅治印。他治印并不局守一家一派，而是广泛资借。有专家指出，他“所作时饶汉铸印意趣，即古玺、圆朱文，亦深得其奥”。1927年，他曾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治印余谈》等文，其中有云：“是以为合明清以来诸谱录，如秦汉印谱，特不过为治印之标，而本端赖乎为学以养之，其直接关于治印者曰小学、曰书法、曰金石碑版。通小学，谙书法，学之本以立，游心于碑版，以极其变。而画之理与法，亦关于治印焉。能如是，取秦汉诸玺印，博观而约取之，则所为印，均为吾之印，非摹甲仿乙之印也。夫而后文何诸说，弃之可也；浙徽诸派，不观可也。”探源追本，可谓知言，足以津渡后学。印学专家寿石工的《杂忆当代印人》，有一首专咏于非闇者，诗云：“石涛画格瘦金书，金石渊源信不虚。别署无心疑益甫，多能天纵不关渠。”可谓称许备至。
三、莳花养鸟皆成文
于非闇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以及父祖的文化熏陶，喜好诗文书画。他曾经说自己“喜治小学，即《说文》一书已见十余种”，即此可见其旧学功底。后经历庚子之乱，到辛亥革命后，家里房屋变卖，家藏文玩也用来换了柴米油盐。不过，从小养成的雅好赏玩的习惯却并没有改变，因而莳花、豢鸽、养鱼均为所爱，鉴赏古器亦其擅长。这些，不仅有裨于其绘画创作，也刊之报章、行之出版，不仅在一定时期换得了稻粱，也为于非闇赢得了随笔作家、民俗学家一类的称誉。
《都门艺兰记》书影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北京《晨报》等报社做记者和副刊编辑时，于非闇用“闲人”的笔名撰写随笔刊诸报端，曾经获得过读者的激赏。这些篇什，后来结集为《都门钓鱼记》《都门艺兰记》《都门豢鸽记》《都门蟋蟀记》以及《非闇漫墨》等。
《都门豢鸽记》书影
于非闇的几种“记”，统称“都门四记”，都是写关于闲情逸致的篇什，在缕述具体操作之外，更涉及都门当时的习俗风情，故而颇为人称道，齐白石、周作人、王世襄等，均给予应和赞赏。
齐白石与于非闇有师生之谊，他在《画语题记·杂抄兰石》中说：“门人于照扇上画独虾：‘衰老耻知煤米价，儿时乐事可重夸。钓鱼怜你曾编记，何若先生旧钓虾。’余小时，尝以棉花为饵钓大虾，虾足钳其饵，钓丝起，虾随钓丝出水，钳犹不解，忘其登彼岸矣。”这里所说的“钓鱼怜你曾编记”，即指于非闇所著《都门钓鱼记》。
于非闇钟情养鸽，著有专书也就不在意外。为了世界和平宣传作画，他养过各种各样的鸽子。对鸽子的姿态等，他有过多年的仔细观察。有一次，朋友们求他作大幅的翔鸽图，一时颇让他为难，平日放鸽，只能仰观，还从未俯视过鸽子如何飞翔。于是，他登上城楼，俯视鸽群的起落飞翔，然后才动笔作画。这充分体现了于非闇求真求精的艺术精神，而在这种精神指导下的艺术创作，自然超过前人、出类拔萃。
于非闇画作《牡丹双鸽》
在“四记”中，《都门豢鸽记》一向最为人所注意，不仅国内出版，还被译成了英文在国外出版。同为大“玩家”的王世襄评价《都门豢鸽记》说：“遍查我国古今图籍，有关观赏鸽专著，只有明张万钟《鸽经》及近人于非厂《都门豢鸽记》两种。三百年来，前后辉映，为子部增色不少。前者详于品种，略于养育。后者述及品种、豢养、训练、用具等等，可谓无所不赅。盖因于氏对此文禽，情有独钟。事必躬亲，甘为鸽奴，故所记咸得自经历感受，弥足珍贵。”（《鸽话二十则》）
关于于非闇这些文字作品的价值和笔致，随笔大家周作人曾这样评论：“于君在北京是以字画和印出名的，但是在我的意见上最推重的乃是闲人的文章，因为这个我还比较知道一点，对于书画实在是个外行。闲人的那些市井小品真是自有他的一功，松脆隽永，没有人能及，说句俏皮话，颇有他家奕正之风，可以与《帝京景物略》的有些描写竞爽吧。”这里的“奕正”，即明代掌故大家于奕正，他与刘侗合著的《帝京景物略》是有关北京的风景名胜、习俗风情的名著。
于非闇自己谈到这些风物随笔，曾说：“吾幸居北京久，吾又幸为北京之细民，吾眼孔愧小，不能见北京之荦荦大者，仅于极小至微，鄙弃不顾中，掇而出之，觉其中有妙趣，有至味。”其实，对于一时一地来说，黄钟大吕的宏大叙事固然必不可少，细微之处的体察和描摹也不可或缺，这样的社会历史才是真实全面的。于非闇所言虽然谦虚出之，或许也未必不存这样的期许。
